张云逸传略：主政八桂
发布时间：2020-10-19 浏览量：1343 来源：
在全国革命战争即将取得最后胜利的前夜，解放大军进军两广。中共中央于1949年9月8日决定成立中央华南分局，叶剑英任第一书记，张云逸任第二书记。同月22日，中央批准成立中共广西省委，张云逸任书记。这时，他在北京出席中华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10月1日出席中国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同日，他和叶剑英为首的华南分局发布《告广东人民书》，号召各界人民紧急动员起来，积极支前，迎接解放大军南下解放广东和全中国。10月9日，他作为华南人民解放军的首席代表，在北京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被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19日又被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任命为中革军委委员。11月4日至12月111日，在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周密部署下，第四野战军十二、十三兵团、第十五兵团四十三军和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共40万大军从中、西、南三路发起广西战役。中共广西地下党领导各地游击队和各界人民积极配合南下大军作战。11月22日解放广西省会桂林市，25日攻占柳州和梧州。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决议，任命张云逸为广西省人民政府主席。4日南下大军解放南宁，11日三十九军一一五师一部占领中越边境镇南关(今友谊关)，标志着广西战役结束，全歼白崇禧集团l72000人，广西全境宣告获得解放。在此期间，张云逸还被任命为广西军区司令兼政委，中共中央中南局委员、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务。从此，张云逸主政八桂，以全部心血来领导广西的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开展清匪反霸、土地改革、发展生产、巩固人民政权的伟大斗争。
12月初，张云逸带领一批干部经广州西溯梧州、南宁。1950年2月8日，在南宁正式宣布成立广西省人民政府。张云逸20年前在广西领导工农武装起义，成立红七军任军长，以后转战到中央苏区编人中央红军；20年后重返广西，当务之急就是组建各级人民政权。为了解决建设新广西的干部问题，张云逸坚持五湖四海、任人为贤的干部政策，一方面积极向华东局、中南局求援，调几批领导干部来广西工作；另一方面自力更生，从广西地下党和游击队中选拔大批干部担任地区和县、区级领导工作。张云逸在省委和政府工作会议上多次强调要求南下干部、部队干部要主动与本地干部搞好团结，全心全意为广西各族人民服务。为了培养大批知识青年干部，张云逸决定在桂林创办中南军政大学广西分校和广西革命干部大学，并亲任两校校长，经过短期培训，为地方和部队培养输送了万余名青年干部。
刚解放的广西社会混乱，百业凋敝，土匪猖獗。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张云逸命令解放军在占领桂林、柳州、梧州、南宁等城市之后，立即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肃清国民党的残余势力，镇压反革命的破坏活动，全面接管了国民党的省、市县的各级政权、军警、金融、报馆、邮电等重要部门，迅速建立和稳定了新广西的社会秩序。
在经济上，张云逸领导广西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发动各族人民群众，有组织有计划地没收了官僚资本工矿企业，坚决打击不法奸商的投机倒把活动，同时又积极组织恢复生产，逐步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国营经济，有重点地扶持恢复私营企业，千方百计地促进广西国民经济的发展。解放初期，广西主要城镇金融市场混乱，物价波动，严重干扰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广西省人民政府采取果断措施，打击金融投机商，强制金银和外币管理，统一货币，迅速稳定了物价。在1950年2月，张云逸主持召开了全省第一次财经会议，制定了整顿收入、开辟财源、厉行节约、缩减开支，力争收支平衡的方针政策。到同年10月，全省财经状况就逐渐好转。与此同时，张云逸还领导全省农民积极恢复和发展生产，互助渡荒。3月24日，他主持召开广西第一次高干会议，并作了《以全力发动群众剿匪反霸结合生产节约救灾双减为创造土改条件而斗争》，对广西的工作斗争作了全面部署。彻底清剿土匪暴乱，是巩固广西新生人民政权的最重要任务。1950年初，以恭城土匪暴乱为信号，广西各地的国民党残敌勾结地主恶霸连续发生数十起较大规模的土匪暴动，向人民政权发动疯狂反扑。对此，张云逸早有清醒认识，在省委和军区会议上多次明确强调：“清剿匪特，巩固治安，发动群众，作为全省部队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2月10日起，指挥军区所属部队在各地党政机关和广大民兵的配合下，坚决镇压匪乱。但由于匪暴来势凶猛突然，股匪多、规模大，加上我军思想准备不足，兵力使用分散，未能在军事上、政治上给匪特以沉重打击。3月下旬，匪患蔓延，形势更为严重，张云逸在3月24日的广西第一次高干会议上，明确提出重点剿匪，发动群众和主力部队地方化的方针，迅速统一了全省领导干部的思想认识。经过3个月重点进剿，全省剿匪斗争初见成效，歼匪9万多人。7月至9月，部队进入夏休整顿，研究战术，帮助地方党和政府发动群众，开展土改运动。张云逸领导广西省委和军区干部开展整风学习、总结剿匪经验，纠正工作失误。9月16日，广西军区制定《四个月剿匪计划》，18日，广西省委又发出《冬季剿匪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部队必须明确认识目前全省仍处于以剿匪为主的军事时期，一切工作必须围绕剿匪这一中心进行，坚决贯彻重点剿匪的方针，求得迅速消灭重点区股匪，发动群众，准备土改的目的。经过全省军民两个多月的英勇奋斗和重点清剿，到12月25日全省共歼匪9万余人。11月，张云逸遵照毛泽东和中央的来电指示，和叶剑英、陶铸一起在南宁召开了广西省委第三次高干会议。张云逸代表省委作了《为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在半年内肃清全省股匪的任务而斗争》的报告。会议再次强调剿匪为全省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提出党政军民财五管齐下全力剿匪的方针。会前，他和陈漫远、李天佑、莫文骅电报毛主席，作了《对广西剿匪工作的初步检讨》，表示通过深入整风纠正错误，保证按计划半年完成剿匪任务。会后，省委发出《为完成1950年4月底肃清全省股匪及发动群众的指示》。为完成毛主席的指示，中南军区从湖南调二十一兵团来广西，大大加强了广西剿匪兵力，并从各级机关抽调11000多位干部，配合解放军进行剿匪工作。到1951年5月，胜利完成了消灭广西全省股匪的任务。5月16日，毛泽东致电广西省委，嘉勉取得剿匪斗争的胜利。从1949年12月到1951年底，广西共清匪47．6万名，使新生的人民政权得到根本巩固。
广西人民经过1年多的艰苦奋斗，在军事、政治、经济、文教卫生等方面发生了深刻而又重大的变化，为全省土地改革运动的开展准备了条件。张云逸领导广西省委于1950年9月24日发出《关于积极进行土地改革具体准备工作的指示》，按照中央和中南局的指示，结合广西的实际，规定广西分批进行土改的步骤和方法。12月起，先在17个县进行土改试点，取得经验，再向全省铺开。在省委的正确领导下，于1952年基本完成了广西的土改任务，从根本上摧毁了几千年来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社会基础，彻底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极大地提高了广大农民翻身作主人的政治觉悟和生产积极性，解放了农村社会生产力，巩固了农村人民政权，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在广西的根本好转创造了条件。与此同时，张云逸还领导广西省委、政府和军区部署了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斗争，使广西社会发生巨大变化，为有计划地进行广西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开展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基础。
张云逸戎马生涯数十年，积劳成疾，健康状况日趋恶化。中央和毛泽东、刘少奇十分关心他的病情，毛泽东亲自致函表示慰问，1951年1月27日中央批准张云逸休养治病。随后由陶铸、陈漫远先后代理省委书记。1952年11月，他和夫人韩碧同志由中央安排赴苏联治病。1953年夏天，病情稍好即回北京，留在中央工作。由于他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为人民建树了卓越功勋，1955年9月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军衔。他先后担任中央的兵。”
他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的根本路军委人民武装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的工作，是党的七届至十届中央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和国防委员会委员。他年愈花甲、体弱多病，但晚节弥坚，始终保持一个老共产党员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德，对党忠心耿耿，把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1953年夏天，他从苏联回到北京，中央征求他的工作意见，他即对挂着中共广西省委第一书记和省主席而不能亲履工作岗位而表示不安。他从1954年担任全国人大常委起，在坚持治病的同时，认真阅读文件，深入搞些调查研究，极端负责地向中央献计献策。1962年起，他又担任中央监委副书记，不顾年愈古稀每年都要深入基层视察工作，写出调查报告，供中央及有关部门参考。
张云逸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无产阶级革命军事家，功勋卓著，但他忠厚宽仁，朴实如民。数十年来，他从不向别人谈论自己的光荣历史，致使跟随他工作多年的同志都弄不清楚在革命斗争的关键时刻和漫长革命征途中曾作出的重大贡献。他身居高位，始终保持普通劳动者的本色，每到外地视察工作，都是轻车简从，脚踏实地地履行自己的工作职责。他对以权谋私、腐化堕落的丑恶行径深恶痛绝，不允许搞半点特权。他身患多种疾病，日常生活非常俭朴，以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都要致函嘱他加强营养。他使用的公文包，是抗战时期的战利品，已很陈旧，秘书建议换个新的，挨了他的批评。他在北京南池子的住房，年久失修，管理部门多次提出维修，他婉言谢绝。直到1972年军委管理处的同志看到房子有倒塌的危险，他才同意维修。他经常教育身边工作同志要发扬我党我军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不要有特权思想，不要搞特殊化。他对秘书和司机说：汽车是组织分配给他的工作用车，所有家属都不能私用。因此他们全家老小都自觉地遵守这个规定，他的夫人韩碧是个老红军，有事外出，也都乘坐公共汽车。他的二孙小强中学毕业被分配到军垦农场工作，他坚决支持：“我们家里有个农民，很好。”后来小强想参军，求他帮忙。他给孙子回信说：“你就是兵，是不穿军装的兵。”
他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的根本路线．．平易近人、待人热忱，时刻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注意倾听群众的呼声。新中国建立初期，他一来到广西主持工作，就想方设法寻找烈士遗孤，李明瑞、韦拔群、陈洪涛、魏柏冈等许多红七军烈士的亲属后代，他都亲自给予安排生活和分配工作、上学读书。他十分重视群众的来访来信，指示有关部门给予办理，事后还要检查落实情况。他对同志宽厚仁慈，诚恳相待，有不同意见，总是推心置腹，以协商的方式来统一认识，反对以权势压人。他知人善任，不搞小圈子，没有亲疏之分，热情鼓励年青同志努力奋斗，奋发上进。他对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错误忧心如焚，对广西几位被错划右倾分子的同志，理直气壮地为他们辩护，并向中央有关部门领导人说：这些同志是好人，不可能反党反毛主席，体现他从政治上保护这些同志的革命品质。他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中的浮夸风现象表示忧虑，多次告诫广西省委和军区的领导同志头脑要清醒，要吸取历史上“左”倾错误尤其是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对革命和建设事业造成严重损失的教训，“亩产13万斤稻谷?世界上哪有这样的事!”“搞浮夸，吹牛皮，害人又害己，最终是要吃大亏的呀!”
张云逸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党性原则。“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更为忧虑，人在病中休养，但心系祖国大业，敏锐地意识到这将是一场不可避免的动乱。他竭尽全力维护党的利益，保护党的干部。他对批斗邓小平、陈毅等老同志表示不理解，对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施加的压力表示愤慨，给予坚决顶回去。他不怕受牵连，敢于出面去寻找和看望被批斗和关押的老战友们，给他们以精神安慰。1969年下半年，他曾尖锐地指出：“黄永胜到了北京就变了，与林彪搞到一起了。”他反对林彪对毛泽东搞的那套个人崇拜，因而被指责落后了20年。张云逸在“文革”中坚持独立思考，历尽磨难，绝不随波逐流，不愧是一代共产党人的光辉楷模。
1974年11月19日，张云逸在北京病故。11月25日，中共中央为他举行的追悼会上，邓小平同志致悼词，代表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深切地纪念这位为人民事业奋斗终身的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原载《开国大将张云逸》，广西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编，2004年6月内部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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