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松坚
发布时间：2021-03-03 浏览量：1359 来源：广西红色历史文化
黄松坚原名黄明春，曾用名何尚之，字远祥。他是壮族人民的优秀儿子、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他一生犹如青松一般坚强挺拔，为了民族的独立、人民的解放和新中国的富强奋斗了60多个春秋，出生入死，功勋卓著。他常说：“革命一辈子，就靠六个字：坚决、黄松坚原名黄明春，曾用名何尚之，字远祥。他是壮族人民的优秀儿子、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他一生犹如青松一般坚强挺拔，为了民族的独立、人民的解放和新中国的富强奋斗了60多个春秋，出生入死，功勋卓著。他常说：“革命一辈子，就靠六个字：坚决、坚强、坚持。”真正是：言行一致，名副其实。坚强、坚持。”真正是：言行一致，名副其实。
勤学上进
1902年4月9日，黄松坚出生在广西凤山县盘阳区弄凡乡福厚村（今属巴马瑶族自治县西山乡）的一个壮族贫苦农民家庭。一家六口人，仅有两亩多山地，常常旱涝无收，生活自然朝不保夕。父亲黄光礼被迫给土官、地主帮长工、打短工，黄松坚也不得不跟着母亲顶风冒雨去给人放牛、牧羊。后来，由于生活所迫，母亲罗氏每天清晨天未亮就背上小儿做豆腐，因劳累过度，不慎将小儿掉入滚烫的豆腐锅内活活烫死。种种苦难与不平，在黄松坚幼小的心灵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黄光礼夫妇吃尽了没有文化受人欺侮的黄连苦，便想方设法筹资供黄松坚上学。从1913年开始，黄松坚先后在本村私塾、初小、凤山县盘阳高小读书。
1921年，韦拔群在东兰、凤山等县开始领导农民开展革命斗争。黄松坚的堂兄黄明龙是西山区最早追随韦拔群闹革命的青年。因而，黄松坚认识了韦拔群，并且经常受到韦拔群的教育和帮助，更得到黄明龙的关心、爱护和启发，懂得了不少革命的道理。一次，韦拔群鼓励黄松坚说：“你在学校搞搞学生运动吧！你有文化，又有群众基础，一定能干好的。”黄松坚很受鼓舞，便大胆地问道：“学运该做些什么事呢？”韦拔群高兴地伸出三个指头，说：“第一，你要有计划，积极主动地以各种方式联系同学们，影响、教育、团结一批有进步思想的知识青年，特别是那些较贫苦的同学。第二，学运工作是为农运服务的，要注意把学运工作与农运工作联系起来，准备将来开展武装斗争。第三，你要争取考上广西省立五中，做到勤学习，广交友，我自会派人与你联系。”黄松坚回答说：“我记住了。一定好好干！”
从1924年春开始，黄松坚除了在盘阳高小认真学习之外，业余时间还积极投入到学生运动之中。他倡议成立了学生会，并被推选为主席，他组织同学成立了三个宣传队，利用圩、假日等机会，去盘阳、凤凰、赐福等地圩场、乡村向农民宣传革命道理。那时盘阳区团总为非作歹，欺压百姓，黄松坚与两位同学代表盘阳区人民去凤山县告状，迫使县府撤掉了那个家伙的职务。
当年秋，黄松坚以优异成绩考上设在百色的广西省立第五中学。他按照韦拔群的指示，一面勤奋读书，一面开展学运工作，被推选为五中学生会常委。为团结、教育更多的同学，他和陈洪涛等人组织了读书小组，秘密阅读进步书刊，并以读书小组名义，发动东（兰）凤（山）两县在邕（南宁）色（百色）读书的进步学生组成东凤留邕色学会百色分会。陈洪涛任会长，黄松坚任副会长。1925年秋，由于军阀混战和天灾，省立五中被迫停课。黄松坚回到家乡，以农舍做教室，建立了西山第一所小学——福厚小学，并义务任教。他对乡亲们说：“穷人没文化，读不到书，被人看不起，受人欺侮。现在我办学校不收钱，上学不交学费。谁愿读书的就来，我都欢迎。”读书不交钱，以前连听都有听说过，穷苦乡亲自然高兴得不得了，纷纷把自己的孩子送入福厚小学。黄松坚不仅认真地教他们工农识字课本，而且耐心地讲解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教唱革命歌曲，带他们去听韦拔群关于组织农会、建立农军的演讲。黄荣、黄卷益、黄寿文、黄寿义等就是黄松坚的第一批学生，他们不仅学到了文化，而且了解了革命的道理，以后成为农会和农军的骨干，走上了革命道路。他还利用建校过程和任教关系，深入壮汉瑶族农民中开展农运宣传教育工作。
1926年春，新桂系与东兰的土豪劣绅相勾结，制造了震惊省外的“东兰农民惨案”。已回校读书的黄松坚不畏强暴，以东凤留邕色学会百色分会及五中学生会名义，发出声援东兰农民的通电，并带领进步学生上街游行示威，捐款捐物，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支援东兰农民的学生运动，配合南宁的中共组织等促使广西当局较为公正地处理了“东兰农民惨案”。是年9月，五中校长和教导主任贪污公款被揭露，五中学生群情激愤。黄松坚立即组织同学，以学生会名义要求校方立即公布账目，但校方反而诬蔑学生蓄意闹事。黄松坚组织召开五中学生会紧急会议，决定成立罢课委员会，举行全校学生大罢课。为了防止国民党百色军警当局镇压学生运动，黄松坚派出三个代表团，一是去见国民党右江独立旅旅长；二是去找百色警察局局长；三是去百色县府面陈县长，揭露校方贪污堕落行为及迫使全校学生罢课的事实真相，要求严惩校长和教务主任。并以此为理由，用五中学生会、东风留邕色学会百色分会名义联系各校，组织学生在百色游行示威，向全省各县发快邮代电，号召各界人士支持学运，声援东兰农民运动。广西省教育厅急派一督察员到五中，却公然包庇校方，威胁学生。黄松坚带领学生，与督察员辩论评理，摆明人证物证。经过两个多月的激烈斗争，在全省公众舆论的压力和学生的坚决斗争下，省教育厅被迫撤换了五中校长和教务主任。11月间，广西省农民部任命黄松坚为凤山县农运特派员，韦拔群通知黄松坚就职，立即回乡组织农民运动，开展武装斗争。
投身农运
1926年11月，黄松坚离校回乡，他以凤山县农运特派员的合法身份，组织农民协会，建立农军。当时农民对盘阳区团总黄家骥及其兄弟残酷欺压剥削怨愤极大，黄松坚决定组织农军消灭黄家骥等地主恶霸。他将计划报韦拔群批准后，即召集积极分子向富农、小地主借枪，解决枪械。1927年2月1日，黄松坚组织发动了盘阳农民武装起义。他指挥农军分三路伏击，自带一路去盘阳圩，趁黄家骥在圩场凳子上讲话时，立即下达开始行动的暗号，用手在下巴上一摸，旁边的同志即刻拔刀处死了大恶霸黄家骥。然后黄松坚大声地向群众宣布：“打倒地主恶霸，一切权力归农会！”群众个个拍手称快。当天晚上，他组织农会和农军又公审处决了劣绅、高利贷盘剥者黄家源，清算了他的家产。农军一举缴获步枪12枝。盘阳农民斗争的胜利，对右江农民运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1927年3月，黄松坚担任凤山县农运办事处主任。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广西陷入白色恐怖之中，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捕杀、监禁，党组织受到极大破坏。在此险恶的环境下，黄松坚坚决跟随韦拔群，在东兰、凤山一带坚持农村武装斗争。他带领黄荣等几位青年深入到各村屯进行宣传发动工作，他对群众说道：“国民党叛变了革命，是我们穷苦人的死对头。我们要组织起来，参加自卫军，拿起枪杆，和反动派干到底！”在黄松坚等人的发动和组织领导下，西山、盘阳、凤凰一带的农民群众纷纷卖鸡、卖蛋、卖猪、卖牛，筹钱购买枪枝弹药，建立起农民自卫军。同时，他积极发动群众，成立农民协会。他率先在西山福厚街成立了凤山县弄凡乡农民协会，发展会员400余人。他常说：“农会就是农民的家，农民有什么困难就找农会，农会是帮穷人忙的。”在他的发动和带领下，盘阳区各乡的农会也相继建立起来，拥有会员4000余人，并组织了180多人枪的农民自卫军。农民有了自己的组织和武装，行动统一了，胆子大起来了，积极与敌人展开武装斗争。
1927年8月初，国民党百色县武装征粮队22人，常驻百色三都区甲篆圩征粮。三都群众请求黄松坚派农军去消灭他们。黄松坚征得韦拔群的同意，决定在甲篆圩日消灭征粮队。为了支持黄松坚在凤山的革命斗争，韦拔群特地从东兰派手枪队五人前去助战。8月10日早晨，黄松坚特意挑选会拳术、敢打白刃战的弄凡乡青年八人，与其他队员分批化装成卖熟烟及开赌的进入圩场；另派两个步枪班于天亮前绕道在离圩场数里远的山地埋伏，断敌退路。黄松坚则于圩场外小树林中全盘指挥。当时敌人已风闻农军来到的消息，到处设岗查哨，随即退入一间较为坚固的木屋内。黄松坚听了联络员对敌情的报告后，紧定地说：“我们不能退，在敌人吃饭的时候干掉他们！告诉黄明龙，要坚决领着弄凡乡那八个人，准备肉搏，解决战斗！”黄明龙按照黄松坚的安排，趁敌人忙乱吃饭之机，在东兰手枪队的掩护下，率领八名持刀青年踢开木门，冲进屋内。敌人措手不及，在钢刀和拳术打击下，20多个敌人乱成一团，顿时死的死，伤的伤，不到五分钟，就结束了战斗，全歼了敌人。这个智歼武装征粮队的消息，轰动了百色、凤山、东兰数县。东兰、凤山等农会和农军的迅速发展，使敌人极为惊慌。8月中旬，桂军派遣黄明远一个营进攻凤山。为了迎击敌人，韦拔群在东兰县兰木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决定将右江农民自卫军第一路军统一整编为三个自卫团和一个独立大队，韦拔群任总指挥，黄松坚任第三团指挥员。韦拔群亲率东兰农讲所的100多名学员到凤山社更乡迎击敌人，黄松坚奉命率领第三团的农民自卫军投入反击作战，在东兰、凌云等县、区农军的配合下，拔除了黄明远部的所有外围据点，将敌人逼退到凤山城内。
10月下旬，桂军副师长朱为珍亲自坐镇武篆，指挥敌军3000余人，兵分五路向东、中、西山疯狂进攻，扬言在“三个月内消灭东、凤农军”。韦拔群估计敌人会这样集中兵力进攻，西山很可能被攻破，已与黄松坚商定以游击战术为主，尽可能抗击敌人。黄松坚奉命率领农军主力转入西山，在几个重要隘口设置障碍物，配备了部队；在各重要坳口，也留有队伍，力争大量地杀伤敌人；同时，发动群众坚壁清野。待敌人一进入西山，黄松坚立即把部队化整为零，组成精悍的小分队，依靠熟悉的有利地形，展开机动灵活的游击战，不断相机困扰、打击敌人。经过近一年的艰苦斗争，迫使敌人退出了西山腹地。
1928年4月，黄松坚指挥凤山农军攻打坡月圩民团。民团凭借有利地形和武器拼死顽抗，战斗非常激烈。黄松坚不顾个人安危，亲自到前沿阵地指挥，及时调整兵力部署，夺得了战斗的胜利，迫使民团缴械投降，计毙、伤民团50余人，缴枪4余0校和弹药一批。
同年7月初，黄松坚和梁福臻奉命前往湘赣红军部队学习，他俩到梧州时，被军警包围，在突围中梁福臻不幸中弹牺牲，黄松坚脱险。7月下旬，他到达湖南茶陵县，得知红军已转移到江西永新县，他又不顾疲劳赶到永新、安福地区找到红四军，以后奉命随军行动。1929年2月9日，黄松坚从湘赣根据地返回西山，他顾不得过春节和长途跋涉的疲劳。立即到弄京向韦拔群汇报。3月下旬，蒋桂战争爆发，敌人放松了对东凤的“进剿”，黄松坚和韦拔群利用这个大好时机，于4月初在弄京开办了军政干部训练班，韦拔群亲自讲授当前革命形势和今后的任务，黄松坚讲授他在红四军中学到的知识。参加学习的100多名干部，经过两个月左右的学习，军政素质大大提高。
参加百色起义
1929年7月，蒋桂战争结束，广西政局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桂系军阀头目纷纷外逃，国民党左派军人俞作柏、李明瑞主政广西，要求中共派干部到广西工作。中共中央趁此良机，派遣邓小平带领一批共产党员来到广西，开展兵运和统战工作，发展广西的中共党组织。
7月7日，黄松坚经韦拔群和钟鼎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8月中旬，黄松坚代表凤山农会和农军，到南宁参加了广西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他奉韦拔群密令，赶回西山动员群众，充实农军队伍，迅速率队扫除盘阳、赐福一带的反动武装，巩固根据地。接着，黄松坚受党的派遣，回凤山领导建党工作。他首先在盘阳发展农运骨干分子入党，建立了凤山第一个党支部——中共盘阳支部，继而在附近的凤凰、赐福建立起党支部。10月中旬，他根据中共右江特委的指示，在盘阳成立了中共凤山县特别支部，并担任特支书记。
10月，黄松坚受韦拔群的委托，到平马镇向中共右江特委书记、右江农运办事处主任雷经天汇报请示工作。在平马，正遇邓小平在此布置消灭反动的广西警备第三大队、准备右江起义事宜。雷即介绍：“这就是韦拔群同志的代表黄明春同志。”邓亲切地与他握手道辛苦，与雷一起指示他参加这场战斗，与办事处的同志一道分发武器弹药，给参战部队购买药品等。战斗胜利结束后，邓又指示黄松坚带办事处的同志去战场清点缴获的武器装备。完成任务后，邓、雷指示黄松坚回去转告韦拔群，党的中心任务是要成立苏维埃政权，建立红七军，韦拔群要带领右江农军继续肃清右江沿岸各县反动武装，尽快武装工农，扩大部队，并立即着手筹建各级工农民主政府。
黄松坚日夜兼程回到东兰，向韦拔群传达汇报。接着，他返回凤山，动员群众，率领东、凤农军两次攻克凤山县城，推翻了反动政府。12月6日，黄松坚在凤城主持召开群众大会，布置各区乡建立苏维埃，号召青年参加农军，动员群众积极投入肃清反革命的斗争。“会后，黄松坚分批抽调凤山县农民自卫军1400多人编入了红七军。
1929年12月11日，邓小平、张云逸等组织发动了百色起义，建立了红七军和中共右江特委及右江工农民主政府，黄松坚被任命为中共凤山县委书记、县工农民主政府主席。不久，在中共右江代表会议上，黄松坚被选为中共右江特委委员。从此，他肩负重任，为巩固苏维埃政权，为革命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进行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
根据中共右江特委和苏维埃政府的指示，黄松坚把围歼土豪劣绅武装和土地改革作为各级政权工作的中心，领导各族群众展开了打倒土豪劣绅和土地改革运动。当时，凤山境内的土豪劣绅号称有“一彪、五虎、二十四豹、四十八只野狐狸”。黄松坚领导县工农民主政府发动群众检举揭发他们的罪行，将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和反革命分子逮捕法办。同时，在县工农民主政府设立土地委员会和雇农工会，负责带领群众没收土豪劣绅的田地和财产，焚烧债券契约，把没收来的田地、财产按人口平均分配给贫苦农民，并发动干部组织群众搞好生产，使贫苦农民过上了好日子，为巩固凤山的苏维埃政权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促进了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5月，黄松坚学习东兰共耕社的经验，在弄凡乡办起共耕社试点，然后铺开，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的生产、战斗积极性。在黄松坚的组织领导下，凤山县县、区苏维埃政府辖有赤卫军常备营和连，协同红军作战，共同保卫革命胜利果实，到处呈现出“贫苦农民欢天喜地，地主豪绅叫苦连天”的景象。
坚持右江斗争
1930年9月，黄松坚出席了在平马召开的红七军前委扩大会议。邓小平宣布红七军要北上，右江各县要做好与敌人长期艰苦斗争的准备。10月上旬，黄松坚组织召开了县委和苏维埃政府委员联席扩大会议，传达中共红七军前委的指示，并做出了扩大县赤卫军、加强战备等决定。10月下旬，中共右江特委转来红七军前委通知，调黄松坚入红七军第三纵队政治部，以便随红七军主力北上，要他迅速办好移交手续，到东兰武篆随红七军北上，并派韦拔群的胞弟韦菁接任中共凤山县委书记。
韦菁接任后，黄松坚又于11月初组织召开了凤山苏维埃政府和县委扩大会议，推荐廖由斌接任县苏维埃政府主席，他在会上重申了加强赤卫军建设的重要性，提醒大家要做好与敌人进行长期艰苦斗争的思想准备，鼓励大家不要被敌人的嚣张气焰所吓倒，要坚定革命信念，坚持斗争到底，革命一定胜利。
11月8日，黄松坚移交工作后，即往东兰方向追赶部队。在东兰县城附近，遇到了韦拔群和打着“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二十一师”红旗回来的近百人的队伍。韦拔群握着黄松坚的手说：“为了坚持右江地区的武装斗争，前委决定我们与陈洪涛留下，重组战斗部队。”原来，红七军在河池整编时，军部任命韦拔群、陈洪涛、黄松坚分别担任第二十一师师长、政委、副师长，仅留下红二十一师番号、旗帜和近百人的队伍，于右江苏区重新组建第二十一师。黄松坚明白，保卫右江根据地、苏维埃和各族人民群众的历史重担已落在了他们的肩上。
黄松坚与韦拔群、陈洪涛等回到东兰武篆镇魁星楼，决心不辜负党的重托，一定要把部队尽快组建起来，迎击国民党桂系军阀的进攻。经研究决定将各县的赤卫军，整编成立红二十一师第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团和独立团，首先解决师部和第六十一团的干部配备、兵源、武器和供给，由黄松坚兼任第六十一团政委。然后，黄松坚又到凤山、凌云、天峨县组建第六十三团，陈洪涛到右江下游组建第六十二团和果德独立团。红二十一师建制初具规模后，陈洪涛、韦拔群、黄松坚被选为师党委常委。为了检阅部队实力，振奋人心，1931年元月在乙圩举行了庆祝红七军第二十一师成立大会，军民近万人参加。黄松坚主持大会，韦拔群、陈洪涛发表了重要讲话，号召军民团结奋战，坚持斗争，保卫苏区，夺取斗争胜利。
红二十一师成立后。为了粉碎敌人的进犯，师党委决定设置两道防线，第一道防线设在恩隆七里山区一带，第二道防线设于东兰边境。黄松坚率领师部直属机枪连和第六十一团三营在乙圩、那桃等地，担任第一道防线的阻敌任务。
1931年3月，敌军1万多人进犯东凤革命根据地，首先以3500余人的优势兵力进攻乙圩一带，妄图冲破我第一道防线直插东兰武篆，一举消灭红二十一师。面对强大的敌人，黄松坚亲临前线，指挥红军坚决阻击敌人。当敌一个团进犯红二十一师师部乙圩时，黄松坚亲自率领机枪连抢占高地，下令两连红军埋伏于敌人两侧，在赤卫队配合下，依仗有利地形，张开了小“口袋”，打得敌人晕头转向。战斗中机枪连连长负伤，黄松坚不顾个人安危，令警卫员将机枪连长背下阵地，自己作掩护，端起机枪扫射敌人，敌人几次进攻均被打退，只得仓皇溃逃。不久，敌人又派一个团偷渡红水河，并有一个营占据离红二十一师师部不到十里的那环村。面临险清，黄松坚沉着冷静，决定利用敌人怕打近战、夜战的弱点，趁夜偷袭敌人。当晚，他抽调熟悉地形的战士组成六个尖刀班，分三路夜袭那环村后山敌人前卫连。敌人弄不清红军底细，乱作一团，又害怕夜间肉搏，扔下被击毙的数十人，拼命向红水河边夺路逃窜。河边两个营的敌人害怕红军追来，也连夜跟着逃过了红水河。接着，黄松坚指挥红军主力掩护师部和中共右江特委、右江苏维埃政府转移进驻西山。
8月，中共中央特派员陈道生来到西山红二十一师师部驻地，传达中共中央关于纠正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的指示，以及决定将红二十一师改为中国工农红军独立第三师（亦称右江独立师），右江苏维埃政府改为右江革命委员会。改编后的独立师，受中央军委领导，黄松坚仍任副师长、师党委常委。整编后，韦拔群与黄松坚率领部分红军跳出敌军在东兰的包围圈，向外线游击，四处袭击敌人，打乱了敌人妄图将右江红军困死的计划。
11月中旬，国民党桂系调集7000余兵力，对右江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大“围剿”。11月19日，敌一个团进攻西山，实行“搜剿”，到处烧、杀、抢。红军游击队四处出击，消灭分散之小股敌人。12月11日，敌团长向上司报告：“东兰各处匪徒狡黠异常，三五成群，窜匿山峒，聚散无常，所派侦察多被杀死，鲜有回者。恐非短少时日所能肃清。”敌一个正规团及民团在西山折腾了一个多月，不但没有找到红军，反而不断遭到红军的袭击，损失惨重。12月下旬，敌内部发生分裂，第四军张发奎为摆脱桂系控制，以北上抗日为名，令其所属部队撤回南宁誓师北上。桂系无法阻止，只得退出西山，由桂军一个营配合东兰民团在外围设立据点，进行封锁。至此，桂系的第二次“围剿”宣告夭折。
敌人退出西山后，中共中央特派员陈道生提出回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12月24日，中共右江特委、独立师党委在弄岩洞召开会议，决定派韦菁、陈庆锷护送并代表右江党组织向上级汇报请示工作。陈道生在会上指出：右江根据地今后的斗争将会更艰苦、更残酷，必须调整部队，以适应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
1932年1月中旬，黄松坚同陈洪涛、韦拔群等在朝马峒主持召开中共右江特委、独立师党委扩大会议，认真总结了第二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认为在这次反“围剿”斗争中的两种方法，产生了两种不同结果。一种打游击方法，如西山、巴暮，结果是保住了部队和根据地；一种是固守据点，如凤山、东兰河东地区，结果是部队被打散，据点丧失。会议指出：敌人大规模进攻西山虽然暂时停止了，但敌人对西山严密封锁和“搜剿”并没有停止，目前西山形势仍十分严峻，粮食极端困难，部队的弹药无法补充。为了适应严峻的斗争形势，会议决定：缩编在西山的红军部队，取消团营连建制，化整为零，把骨干组成精悍的若干个杀奸团，分散到群众中去，依靠群众杀奸肃特，不失时机地消灭小股敌人。
会后，黄松坚同韦拔群在西山缩编部队，组成十多个杀奸团，保留特务营两个连，由韦拔群亲自指挥，并安排编余的战士转移隐蔽。编入杀奸团的骨干共400多人，编余的战士500余人。枪枝交师部统一收藏于几个岩洞，绘制密图一式三份，分别由韦拔群、陈洪涛、黄松坚保存。今后取枪没有他们三人中的一人同意，谁都不能动，如擅自动用当做叛徒论处。杀奸团成立后，分散到各地活动，依靠群众，开展杀奸肃特，狠狠打击了敌特分子，骚扰了敌人。但由于规模小，未能打破敌人的围困。
2月8日，由于覃冠北伙同覃宝珠胁迫苏托刚成立的杀奸团30多人投敌叛变，形势进一步恶化。黄松坚同韦拔群、陈洪涛在果六峒主持召开师党委紧急会议，采取了严防内部叛变的措施，同时提出了向外发展的构想：第一步向黔桂边发展，在黔桂边建立像西山一样的根据地，与西山相呼应；第二步，恢复右江下游苏区，造成对桂系军阀中心区域的威胁；第三步向滇桂边发展，建立滇黔桂边区根据地，作为右江下游苏区的后盾，把右江根据地扩展到滇黔省边。但这个构思，在会上未能得到充分讨论，尚未形成决议。2月中旬，特委和师常委在弄京召开地方和部队营以上干部联席会议，讨论向外发展问题。3月中旬，形势更为严重，黄松坚同陈洪涛、韦拔群在弄索再次主持召开党委会议，研究向外发展问题。经过充分讨论，一致意见同时向南北方向跳出包围圈，在南北外线建立新的立足点，把敌人的注意力引到西山以外，减轻西山的压力，会议决定：派部分同志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到右江下游、黔桂省边建立新的根据地，牵制敌人，减轻西山压力。党委在分工时，黄松坚自告奋勇提出到右江下游工作，获得同意。
4月初，黄松坚于出发前在西山参加了两次会议。一次是他主持的师党委扩大会议。那天是清明节，他利用这个节日对干部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会议开始，他提议大家肃立向先烈默哀三分钟，接着对干部进行思想教育和纪律教育。另一次会议是陈洪涛主持的党委常委秘密会议，根据陈洪涛的提议，作出了以下决定：建立中共右江下游党委和黔桂省边党委；防止内部出叛徒的措施；确定党委常委核心领导联络方法，指出为防万一，一旦常委出了事，谁活着谁就要敢于承担领导整个右江地区革命斗争的重任，一定要将革命进行到底！4月7日，会议结束。当晚，黄松坚率领十多名同志离开西山前往右江下游迎接新的战斗。经过十多个日日夜夜的艰苦行程，黄松坚一行冲破了敌人的重重封锁线，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于4月20日到达预定的地点——思林、果德两县交界山区的右江河边果芬村，与黄书祥、滕国栋会合。
此时，右江下游各县的形势比在西山时估计的还严重得多，各县城和重要圩镇已被敌人全部占领，土官、恶霸、豪绅活动猖獗，红六十二团能掌握的武装仅有几十人枪，滕国栋、黄书祥、黄绍谦各率有队伍在坚持游击作战，各县赤卫军在山区仅有零星据点，各级苏维埃政府已被破坏殆尽，党组织亦受到很大的破坏。
4月21日，黄松坚在弄那屯召开会议，分析形势，布置工作。决定由他和黄书祥、滕国栋组成中共右江下游临时委员会筹备领导小组，他任组长，总部设在弄塘的“洋楼岩”内。会后，黄松坚在弄那调查十余天，作出了符合右江下游实际的工作方针：即以巩固求发展，首先将下游党组织和红军力量保存下来，紧密依靠群众，在巩固基础上相机出击，相机发展。
经过一段紧张的工作，黄松坚已召集100余人，恢复了部分党组织。为了减轻东凤老区的压力，黄松坚于5月12日同黄书祥、赵世同、梁乃武率领红军100余人，在思林县局良村抗击敌一个连和200多民团的进攻，毙伤敌军数十人，掩护了全村群众安全撤离。这一仗，大大鼓舞了右江下游各县人民。接着，黄松坚又到其他县领导开展游击作战。6月中旬，他在果德召开了党的会议，分析总结了两个多月的工作，通过了工作方针，成立了中共右江下游临时委员会，黄松坚任书记，陆浩仁、滕国栋、黄大权、赵世同等为委员，决定将今后的工作重点放在领导右江下游各县恢复党组织和领导军民积极开展游击作战。以后，黄松坚率部转战恩隆、奉议、思林、果德、向都、隆安、武鸣等县游击，牵制了桂军一个师的兵力，大大减轻了西山的压力。同时，先后派遣60多名党员干部到滇桂边与先期到达的谭统南等会合，开辟滇黔桂边根据地。
1932年8月，桂系军阀第三次大规模进攻西山根据地，黄松坚在右江下游积极开展游击作战，拖住了一部分敌人，终因力量有限，未能遏止敌人对东凤的“围剿”。10月和12月，韦拔群、陈洪涛等领导同志相继被叛徒出卖，壮烈牺牲，中共右江特委、独立师党委和红军独立师遭到严重破坏。在这万分险恶的形势下，黄松坚挺身而出，担负起领导整个右江地区党政军民坚持革命斗争的重任。
1933年1月上旬，黄松坚在“洋楼岩”组织召开临委扩大会议，鼓励大家加强团结，坚持斗争，坚信革命必定胜利！他果断地将中共右江下游临时党委改组为中共右江下游委员会，并担任书记；采取防范事态扩大的措施，努力恢复和发展右江党组织，并保持和中共中央的联系。这时，国民党广西省政府经白崇禧核准再次张榜加常缉拿黄松坚。但黄松坚毫不畏惧，他于1933年2月率领红军100多人，突然袭击思林县城，打开县监狱，营救出了被俘的红军、赤卫队战士和群众，使右江人民知道党和红军还在，大受鼓舞。5月，他领导右江下游党委批准成立了以黄庆金为主席、谭统南为副主席的“中越革命委员会”，并指示他们在中越边境开展游击活动。
6月，黄松坚接中共中央通知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9月下旬，他回到右江，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结合右江革命斗争的实际情况，对右江党的工作重新作了部署。10月，他主持召开了党委扩大会议，在布置工作时强调：揭露“立三路线”在右江的危害，进一步纠正“立三路线”错误；在城镇、乡村广泛组织抗日民族统一阵线，团结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党派团体和无党无派人士，并提出以组织“抗日救国军”名义广泛开展统战工作；加强党的领导，整顿恢复农村党组织，发展党员，扩大党的队伍，领导群众组织“抗日青年同盟会”、“革命青年同盟会”、“共产青年同盟会”等群众组织。
为了贯彻落实中共中央的指示，黄松坚狠抓党建和统战工作，党建以那马县为主，统战以向都县为主。在那马县，黄松坚整顿了原有的党组织，发展了一批新党员，并于11月中旬建立了中共那马县特别支部，下属七个支部和四个党小组，有党员65人。同时指导整个右江地区整顿恢复和建立了30多个中共支部，有党员400多人。革命武装也初步得到恢复，党委直接掌握的武装有100多人枪，加上那马、向都、果德、思林、恩隆、都安等县的武装，共有540多人枪。在广大农村普遍建立了“抗日青年同盟”、“革命青年同盟”、“共产青年同盟”等群众团体187个，有盟员2000余人，团结了一批不愿当亡国奴的党派人士和无党派人士。以组织“抗日救国军”名义，广泛开展统战工作，成功地争取和改造了数股地方势力共600多武装，参加抗日救国军。经黄松坚等人半年多积极艰苦地工作，右江地区的革命力量得以恢复并逐步发展起来。
开辟滇黔桂边新区
1934年7月上旬，黄松坚鉴于右江地区局面已初步打开，革命形势已有好转，于是在三层更主持召开党委全会，就目前形势和任务进行讨论。会前，韦纪等来信请他到滇桂边主持工作；黄举平来信反映西山情况，要求恢复中共东兰县委。会议经过充分讨论，一致认为右江地区党的组织和群众组织已经恢复并在向好的方向发展，滇桂边根据地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东凤老区党组织已恢复了联系。会议据此形势决定：同意黄松坚到滇黔桂边创建根据地，建立中共滇黔桂边区委员会，黄松坚任书记，统一领导左、右江地区及滇黔桂边区党组织和群众的革命斗争；取消中共右江下游委员会，成立中共东兰中心县委和中共思果中心县委，分别领导右江上、下游各县的党组织，由黄举平、陆浩仁分任中共东兰中心县委和思果中心县委书记，两个中心县委都由黄松坚领导；在东兰中心县委成立之前，由陆浩仁派党员去东兰协助黄举平筹建。
7月9日，黄松坚安排好工作后，率领12名干部和两名警卫员离开右江，前往云南省富宁县七村九弄地区开辟新区。7月中旬，黄松坚一行到达九弄的谷桃寨后，改名为何尚之，开始领导创建以七村九弄为中心包括广西五个县、云南三个县、贵州三个县在内的滇黔桂边区革命根据地。当晚，黄松坚听取了韦纪、黄庆金等负责同志的汇报，决定从部队抽调一批骨干力量协助地方发动组织群众，并将部队暂时分散为小部队，分别到各区乡村寨保护群众开展各项革命活动。接着，他在后龙山召开干部会议，布置发动群众，建立健全各级“劳农会”、乡赤卫队等组织，开展统战工作。经过几个月耐心的组织发动工作，红军游击队迅速发展壮大起来。
10月中旬，黄松坚在多立寨主持召开党的会议，正式宣布成立中共滇黔桂边区委员会，黄松坚任书记，黄德胜、韦纪、赵敏等为委员；同时宣布成立边区军事委员会，黄松坚任主席，黄庆金、黄德胜、朱国英任委员。会议决定建立五个红军劳农游击队联队，以东凤老区为第一联队、右江下游为第二联队、滇桂边为第三联队、黔桂边为第四联队、左江为第五联队，每个联队1000人到1500人，
使边区与左右江联成一片，成为广阔的游击区。会议还讨论了武装暴动问题。
10月下旬，黄松坚领导九弄地区军民率先举行武装暴动，镇压了九弄地区最大的土豪韦英豪，缴获长短枪十余枝；镇压了花甲区反动区长汤焕和架街乡长陶炳希，没收了他们的浮财，分给各族农民，揭开了滇桂边区武装斗争的序幕，推动了革命运动的迅猛发展，根据地不断扩大，红军游击队迅速发展到800多人。
11月20日，为了适应革命斗争形势迅猛发展的需要，黄松坚在谷留寨召开了边区劳农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来自根据地内各县区乡劳农会代表和各少数民族代表共150多人，红军游击队代表100多人。黄松坚在大会上作了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大力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和党的民族政策，号召各族人民团结一致，武装起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靠自己解放自己，打倒共同的敌人。大会经过充分讨论酝酿，选举成立了“滇黔桂边区革命委员会”、“滇黔桂边区劳农会”、“滇黔桂边区红军劳农游击队第三联队”领导机构。黄庆金任边区革命委员会主席，朱国英等五人为常委；黄松坚任边区劳农会主席，岑日新等三人为常委；梁振标任红军劳农游击队第三联队司令员，黄松坚任政委。
边区革命政权和群众组织机构建立后，根据地各项建设迅速发展，红军游击队不断壮大，农民武装进一步发展。云南军阀获悉，十分恐慌，于11月底派遣广南警备军一个营的兵力进剿七村九弄中心根据地。黄松坚获悉，指挥红军游击队在恒村一带埋伏，动员群众坚壁清野。敌人进至谷拉后，黄松坚派赤卫队袭扰，诱敌深入，边打边退。敌军以为红军游击队不堪一击，得意忘形，气势汹汹地扑向黄松坚设下的“口袋”，占领了恒村一带上山坡，无目标地日夜放枪壮胆，折腾了十多天，水断粮缺，弄得疲惫不堪。黄松坚乘机指挥红军和赤卫队四面出台，关门打狗。敌知中计，还未来得及反抗，已被歼大半，余敌拼命夺路逃窜。红军和赤卫队乘胜追击十余里。这一仗，一举歼敌200多人，缴枪100多枝。我红军无一伤亡。恒村首战获胜，大大鼓舞了根据地军民战胜敌人、保卫根据地的信心和决心，根据地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12月中旬，中央红军长征到达贵州黎平县，准备向昆明挺进。云南军阀奉其主子蒋介石之命，慌忙调集滇军前去堵截。黄松坚闻讯，决定将红军游击队拉出七村九弄，到皈朝区去制造声势，扩大影响，牵制滇军，策应中央红军北上。同时，派遣黄庆金、韦纪等回右江实施建军计划，积极开展游击作战，配合滇黔桂边区牵制参加围追堵截中央红军的桂系军阀。12月22日，黄庆金等到达天保县被敌人逮捕，壮烈牺牲。黄松坚闻讯极为悲痛，但没有被吓倒，他率领两个步枪连、一个手枪队从九弄地区出发，先到百油街一带广泛开展革命宣传，大造声势，后指挥部队占领皈朝区公所，建立皈朝区苏维埃政府和劳农会、青年会、赤卫队，整编扩充红军游击队，使第三联队迅速扩大到四个大队1200余人。接着，黄松坚在皈朝街召开军民大会，率领军民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红军军威大振。然后，黄松坚率领红军游击队，向富州城挺进。这一行动影响很大，《云南日报》、《云南民国日报》、《南宁民国日报》纷纷报道：“匪共突起”、“遍设劳农会”、“遍贴抄袭共党标语”等等。
演桂军阀获悉，从各自集团的利益出发，联合“围剿”七村九弄中心根据地。桂系企图利用滇军为其防范红军游击队袭击百色，而滇系则想利用桂军为其解难，不惜重金收买桂系。
1935年1月10日，黄松坚率部进抵离富州城仅十余里的板仑乡，消灭了该乡乡公所团警，抓获了该乡乡长，并从敌人的口供中得知，离富州不远的岩凡坳有守敌一个排。黄松坚当即下令参谋长黄德胜率领一个红军大队歼灭该敌。1月12日凌晨，向该守敌发起进攻，经短暂战斗，击毙敌副排长以下十余人，俘敌排长以下20多人，缴获机枪一挺、长短枪30多技、子弹1000多发。1月24日，桂军一个营进抵九弄的弄甲，黄松坚指挥红军游击队300多人，向敌军发起猛烈攻击，歼敌40多人，敌军溃败。当晚，黄松坚率部向弄迈转移，准备伏击滇军。1月30日行至弄迫，不料滇军第十七团一个营赶到，两军相遇，展开激烈的遭遇战。黄松坚指挥红军游击队利用熟悉地形，迅速占领了制高点，并向敌人两侧展开，将敌人压缩在低洼处，毙伤滇军近百人，红军也牺牲14人，伤30多人。战斗到傍晚，敌怕夜战被歼，向百油街方向败退。黄松坚因红军游击队缺乏弹药，下令不予追击，立即后撤，由他和黄德胜、朱国英与警卫员五人掩护，回到弄迟集中，把伤员分散到群众中治疗。
敌军被红军游击队两次击败，进攻的气焰大减。黄松坚利用战斗间隙，率部回者利寨稍事休整，一面派人去广南县与王开洪率领的第三联队独立大队联系，举行武装暴动，配合中心根据地军民开展反“围剿”斗争；一面率部转移到上九弄地区一带游击敌人。2月25日，王开洪领导的苗民武装1000余人在牛滚塘举行暴动，迅速控制了黑支果、里达地区，28日攻打百乐街广富警备军营部，迫使滇军撤出九弄去支援百乐，有力地配合了中心根据地军民的反“围剿”斗争。黄松坚下令李著轩、李修学率红军游击队后备队，在半路截击敌人，击毙敌军近百人，缴获步枪60多枝。滇军撤出后，桂军势孤力单，也被迫撤退到百色县水圩一带，至此滇桂军阀联合“围剿”七村九弄根据地的阴谋宣告破产。5月初，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甩掉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胜利北上，七村九弄中心根据地亦得到恢复。
两度入狱
粉碎滇桂军阀联合“围剿”后，黄松坚召开党委会议，总结这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布置根据地建设及红军游击队军事训练等工作。会后，他到农村调查，建立农村党组织。不久，黄松坚接到上级党组织通知，要他去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临行前，黄松坚召开党委会议，对根据地的工作进行部署，决定由黄德胜负责领导全面工作。
5月中旬，黄松坚离开根据地，6月底到达上海，按指定的联络暗号找到了中共中央联络处，但是汇报工作后却病倒了。两个月后，他病愈出院被捕，被送入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审讯，由于敌人没有得到任何证据，只得将他作为共产党嫌疑犯送进苏州陆军监狱关押。在关押期间。黄松坚遭受严刑逼供，被敌人打断两根肋骨，但他毫不屈服，表现出了共产党人坚贞不屈的革命气节。敌人没有任何依据，只得按其所谓“共党嫌疑犯判两年有期徒刑”的“法律”规定，判了黄松坚两年徒刑，关入大牢。在狱中，黄松坚团结难友，与敌人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多次粉碎了敌人对“政治犯”迫害的阴谋。一次敌人使用“苦肉计”放一特务入狱，想了解狱中情况，被黄松坚发觉。当天放风时，黄松坚联络难友，当晚就将那特务处死。第二天监狱追查，他巧妙地回答：“你们把那人打得九死一生不给治疗，关进狱来，半夜就死掉了。”敌人无可奈何。又一次，监狱当局无故克扣“犯人”伙食，黄松坚利用此机会领导难友开展以要求改善生活和解除手铐脚镣的绝食斗争，迫使敌人无法应付，只得答应难友们的要求。以后，敌人又企图用美女、金钱收买拉拢黄松坚，但他一身正气，不为所动。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实现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局面。1937年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当天，国民党政府大赦“政治犯”，黄松坚与一批难友被无条件释放。出狱后，他带领数十名难友经南京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到达延安参加抗日斗争。当时做政审的中组部负责人鉴于他在对敌斗争中表现出来的坚贞不屈的共产党人浩然正气，表现出来的革命坚定性，赞扬他说：“你像青松那样生机勃勃、坚强挺拔，就改名叫松坚吧。”随后，黄松坚进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担任第十二班党支部书记。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他认真研读马列主义，总结十多年来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进一步提高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领导水平。
1938年2月，黄松坚学习结业，奉命带领一批干部到达武汉交予周恩来分配工作。黄松坚被安排在广东工作。3月，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派他回广西，同陈岸、黄彰组成中共广西省工委，黄松坚任书记兼组织部长，陈岸为委员兼宣传部长，黄彰任委员。4月，黄松坚到右江视察工作，5月中旬回到南宁，第二天因留在南宁的向导行动不慎被特务跟踪，黄松坚于5月20日晚在共和旅社被警察局逮捕入狱。在关押期间，黄松坚始终坚贞不屈，同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坚持我党联合抗日的主张，指责桂系当局破坏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的罪行。后经周恩来和广西地下党组织及八路军办事处的多方营救，于11月初获释。出狱后，党组织调黄松坚到广东工作。
坚持粤北抗战
1938年10月，日军侵犯华南，广东沿海地区及惠州、广州等城市相继沦陷，国民党广东省府机关等撤往韶关，粤北成为广东抗战的后方。黄松坚到广东后被分配在韶关市担任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秘书长兼省委粤北巡视员，指导各县恢复党的组织，并亲自在英东地区建立党的特别支部。
1939年5月，为了加强北江地区党的工作，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中共广东省委决定调黄松坚担任中共北江特委书记。北江特委管辖韶关等近20个市、县和地区，范围辽阔，地势险要，情况复杂，曲江县以北各县为抗战的后方，清远、英德、从化、花县濒临抗日前线，南海、三水、番禺三县南部是沦陷区。在这种情况下，黄松坚根据党中央的抗战方针和省委关于广泛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配合正规部队打击日军、建立强大的抗日民族统一阵线、建立强大的党的基础的决定，到11月，恢复建立了中共曲江中心县委、翁源县委、连阳四属工委、佛冈县委、英德县委等党的领导机关。同时，他加强统战工作。1940年2月，莫雄出任国民党第四战区北江挺进纵队（简称“北挺”）司令，黄松坚根据省委的指示和英雄的要求，派遣一批共产党员打入该部队，秘密建立起中共组织，进行统战工作，推动莫雄部队投入抗日救国斗争。
1940年7月，中共广东省委将北江特委划分为前、后两个特委，黄松坚任前北江特委书记。前北江特委管辖清远、英德、佛冈、翁源、花县、四会、南海、三水、番禺等县及广州部分地区。黄松坚将特委机关设于前线地区的清远县城，指导前北江各县的抗日斗争，并秘密派遣一批党员打入清远县政府各个部门任职，开展统战工作。9月间，“北挺”改组为“北江挺进队干训所”（简称“干训所”），莫雄任主任，第三党人土黄桐华任政治部主任，培训下级军官和各县抗日自卫队骨干。黄松坚利用这个机会，派何俊才打入“干训所”任中共特派员，和在“干训所”内的地下党员，建立起中共支干会，搜集情报，团结上层人士，推动其抗日，待条件成熟时，将其部队改造成我党直接掌握和领导的抗日武装。12月，中共中央将广东省委划分为粤南、粤北两个省委，黄松坚任粤北省委候补委员，参加省委的领导工作。经过慎重考察，他于1941年1月秘密发展黄桐华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黄桐华在粤北统战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1年，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党的活动经费发生很大困难。黄松坚自告奋勇担任前北江特委经济领导小组组长，在清远县城开办了一个综合性火柴厂，下设茂昌隆旅店、粉笔厂、车衣店等，一方面作地下党公开职业的掩护，一方面作交通站，并在韶关开办了“工业合作社”，还以“挺二”名义成立了“昌兴运输公司”，后又和“挺二”司令莫雄合股在清远开设“志通行”。由于方针对头，经济发展很快，为前北江特委、粤北省委解决了活动经费，支援了我党领导的七个武装部队的部分经费共80多万元，上交华南分局40多万元。10月，黄松坚在清远、三水、花县三县边区建立中共边区党委，负责第四战区内党的统战工作。不久，中共粤北省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决定省以下各级党的负责人改为特派员制，黄松坚奉命担任前北江特委特派员。
1942年春，国民党再次掀起反共逆流。为了加强沦陷区党的工作，黄松坚派党员干部王磊到广州市成立中共沦陷区工委，并任特派员，领导建立敌后交通情报站，加强情报工作。不久，“干训所”正式改编为第七战区北江挺进第二纵队（简称“挺二”），莫雄任司令，黄桐华任政治部主任，后任副司令。5月26日，中共南委组织部长郭潜被捕叛变，中共粤北省委遭到破坏，省委书记李大林、组织部长饶卫华先后被捕。国民党特务横行无忌，企图一网打尽北江地区的共产党人，党组织处于万分危险的境地。这时黄松坚在清远，省委秘书长严重立即派人通知黄松坚赶回韶关研究安排省委受破坏后的工作。6月初，黄松坚赶到韶关与严重研究，决定按照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南方局给广东党组织的紧急指示，暂时停止活动，立即安排省委机关撤退，党员分散隐蔽，执行勤学习、勤工作、勤交友的方针。以后，黄松坚回到龙颈安排特委机关干部转移分散到学校读书、做生意或进国民党政府机关、社会团体等，以公开职业作掩护，实行“三勤”。接着，黄松坚分别召来在国统区的各县党的负责人，当面逐个安排转移隐蔽。他本人最后撤离，隐蔽在“挺二”司令部分的一个教堂里，只有我地下党员、“挺二”副司令黄桐华一人知道，并由黄桐华亲自保卫及使用“挺二”政治部、谍报队胸章和各种证件，这样黄松坚不仅很安全，而且畅通无阻来往各地了解情况，保持与上级党组织的联系，继续做“挺二”司令莫雄和其他爱国人士的统战工作。一次，黄松坚获悉国民党顽固派要逮捕爱国人士陈汝棠（解放后曾任广东省副省长），便立即派人保护陈汝棠转移到抗日游击区，使陈感慨称赞“共产党真正是患难与共的朋友”，从此坚定地跟着共产党浴血奋斗。
在统战工作中，黄松坚十分重视作争取青年的工作，尤其是知识青年的工作。那时不少青年聚集粤北，多数是来自广州和珠江三角洲的青年学生。开始我党以“青年抗日先锋队”来组织他们，进行教育，但不久被国民党强令取消，负责人也被捕杀。许多青年倍感国难当头毫无出路，整天四处游逛。国民党顽固派趁机以小恩小惠和许愿等拼命拉拢他们，并企图利用他们破坏我地下党组织。据此形势，黄松坚认为我党必须迅速建立一个群众性的、有号召力的抗日青年组织，以团结、争取青年参加革命，共同抗日。为使这个组织表面不带“红”色，取得国民党顽固派的认可，他亲自斟酌取名为“北江抗日青年同盟”（简称“抗青盟”），还起草了该同盟的组织法大纲。“抗青盟”旗号一打出来，许多原来的抗先队的青年学生都过来了，还新增加了不少青年学生。从1941年开始，“抗青盟”作为我党在青年中的外围组织，使分散在粤北的外地与本地的进步学生和知识青年紧紧团结在各地党组织周围，许多县中学学生大部都是“抗青盟”会员。经过教育、考察和培养，大部分后来都加入了我党、团组织，成为北江开展革命斗争的强大生力军。
根据省委指示，黄松坚特别重视对北江重要地方势力、国民党“挺二”纵队司令莫雄（解放后曾任广东省政协副主席）进行统战工作。他明确提出，通过这项工作，北江党组织才能安全地全力抓紧建党建军工作，独立自主地组织武装，推动北江抗日斗争。他要求打进“挺二”工作的同志，要诚心帮助莫雄改造、提高、发展部队，使之成为抗日武装。他以极大的爱国热情、高超的领导艺术使这一工作极为成功，对北江党组织的发展和抗日武装斗争起了很大的作用。
莫雄是一名国民党元老，但长期受蒋介石的排斥，与国民党有矛盾。十年内战期间至后来曾与我党有联系，并作过一些工作。他愿意抗日，也愿意接近共产党。1940年春，莫奉命在粤北英德自筹钱、粮建立“挺二”纵队，感到困难重重。我党便主动派人与莫联系，表示愿意帮助莫解决筹队困难。莫很高兴地说：“我是个军人，会指挥打仗，但不会搞政治。这政治工作就由你们负责吧。”机不可失，黄松坚决定趁势派出一批党员干部打入“挺二”，报省委同意后他很快派出30多人进入“挺二”担任军、政工作。不久，在“挺二”秘密建立起党的支干会和特别支部，有了组织活动，在“挺二”番号掩护下，北江的党员、干部可以四处宣传、动员群众抗战，联系发展党的组织，建立地方抗日武装。后来，中共粤北省委被破坏时，为保护干部与继续开展“挺二”工作，黄松坚又安排一部分干部党员以各种关系进入“挺二”，前后派进去的党员达60多人，并在“挺二”发展了黄桐华等50多名党员。
对莫雄的统战工作，黄松坚特别注重坚持以诚相待，又团结又斗争的原则。平时常派联系人给莫送进步书刊和报纸，帮助他认清形势，坚定与我党合作的信心，肯定、鼓励他与我党长期合作的一面；同时注意在关键时刻给他指明方向，解决困难，克服动摇和消极情绪。1942年，国民党怀疑黄桐华是共产党员，发来密电要莫抓黄；又怀疑莫的队伍“赤化”了，进行追查，想取消“挺二”。莫又气又急又怕，不知怎么办才好。黄松坚得知后对黄桐华说：要帮助莫站稳立场，要莫去找国民党有权势的老上级解释，周旋抓人之事；要保留“挺二”部队，消除国民党的疑虑，可主动请求把“挺二”缩编成几个训练小队，伺机再扩编发展。黄对莫谈后，莫觉得很在理，他先给第十二集团军司令部发电，说明黄不是共产党，要求撤销抓人之事，接着向上司申诉，阐明“挺二”是国民党在北江的一支大部队，如予取消，北江势必空虚，国民党的统治就有危险，所以还须让“挺二”保持一定势力。迫使国民党不得不同意莫的建议。莫将“挺二”化整为零，完整地保存下来。莫因此更为信任黄桐华。
1945年春，我东江抗日纵队西北支队路经英德西面，国民党下令莫雄派兵“扫荡”。莫颇感为难，不去吧，定要被怀疑为“赤化”；去了，会损伤了共产党的抗日部队。黄松坚获悉，为了保护我党抗日武装和掩护莫雄免遭非难，决定假戏真作，由黄桐华自己要求去“剿共”。莫雄同意后，黄松坚速派人奔赴西北支队通报情况，约好时间、地点，然后黄桐华大张旗鼓地带领500余人的队伍，虚张声势地走到英西，朝天放枪好一阵，西北支队也朝天“反击”一阵，双方“战斗激烈”，“挺二”“剿共得胜”。国民党信以为真，还在报上大肆鼓吹“挺二”“剿共有功”，莫雄也得到“表扬”。
在组织抗日武装斗争方面，黄松坚特别讲究策略，他利用形势变化之机，采取各种适当方式，独立自主地建立、发展革命武装。中共北江特委的革命武装，多是在日军、别动军即将进占北江、莫雄深感兵力不足抵挡之时，黄松坚及时通过黄桐华建议扩大部队，由莫给番号，而人员、武器、粮饷均是我党安排筹划，组成部队协助作战。再就是通过改造手段掌握武装。如“挺二”的第五中队100余人，多是国民党军队的散兵游勇，抗日意识薄弱，军纪很差，但该队有粮饷、枪枝、弹药，士兵多数出身贫苦，不满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当莫要求帮助后，黄松坚即派党员干部去担任该队的主要领导职务，撤换了部分兵痞贪官，并由我党输送了部分农民子弟，通过纯洁队伍，加强教育，第五中队的素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实权也掌握在我党的手中。当时，中共北江特委通过对莫的统战工作，相继掌握了“挺二”的第五中队、第四大队、第九中队和特务第二中队。当日军进犯之后，他们与清远的人民抗日义勇队、始兴的风度大队、曲江的人民游击队等队伍一起，在北江高举起抗日武装斗争旗帜，配合东江纵队“北支”、“西北支”，向日伪军展开了广泛的游击战争，狠狠打击了日伪军和汉奸，开创了北江抗日武装斗争的大好局面。
1945年7月，中共广东区委成立，黄松坚当选为委员，参与领导全省的抗日斗争。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黄松坚根据区党委关于集中主力，动员民兵，向日伪军进行全面反攻的紧急指示，组织召开中共北江特委紧急会议，传达指示，布置北江地区的工作，要求各级党组织紧急行动起来，组织全党和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向日伪军全面出击，切断敌人交通，包围敌占圩镇，收缴敌伪武器和物资，解放了十多个大小圩镇，夺取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驰骋粤赣湘边
1945年8月下旬，黄松坚在英德县大湾镇召开中共北江特委会议，传达落实了中共广东区委的指示，宣布撤销中共北江特委，成立中共粤桂边区特委并任书记，管辖广东省的北江地区和广西的桂东地区。会后，他派特委常委魏南金去广西工作，全权负责管理广西片，接收疏散去广西隐蔽活动的广东籍党员组织关系，依靠他们作骨干，建立新的广西党组织，并设法与中共广西省工委书记钱兴取得联系到广州商谈工作，为今后广西新老党组织的统一创造条件。同年10月，他奉命到广州加强中共广州市临委工作，兼管粤桂边党组织。
1946年1月，中共广州市委正式成立，黄松坚调任中共广州市委书记，他根据国内形势的急剧变化，决定在广州市党组织中继续执行中共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工作方针，以恢复组织，站稳脚跟，开展群众活动为主要任务。为了在广州开展以学生为主体的群众运动，中共广州市委成立了青年工作委员会，随后在中山大学、文理学院等院校建立了中共秘密组织。在黄松坚的领导下，广州的学生运动很快开展起来。1月30日，广州中山大学、文理学院、中华文化学院等院校学生2000多人，为声援“一二一”昆明学生斗争，举行了“反内战，争民主”的示威大游行。
《停战协定》签订后，国民党广东当局拒不承认广东有中共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为使中共领导的广东武装人员北撤谈判得以顺利进行，声援和支持东江人民抗日武装部队，黄松坚领导中共广州党组织再次发动广州青年学生3000多人，于2月19日举行“迎孙”大游行，向孙科提出“实现和平民主”、“立即停止广东内战”、“必须承认中共领导的广东全省抗日武装的存在”等要求，迫使孙科答应将学生的要求转达国民党当局。国民党广东当局迫于压力，不得不承认广东有中共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存在，签署了中共武装人员北撤的协定。
为了进一步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扩大内战、摧残民主的罪行，广州青年学生准备在“五四”青年节举行大规模的纪念活动，进行反内战、反独裁、争取民主和平的全市大罢课和示威游行。国民党广东当局获悉，准备派遣大批军警包围会场，实行大逮捕。黄松坚了解到这一情况后，认真分析全国和广东的形势，经慎重考虑，决定将示威游行改为分散活动，不仅避免了一场难以设想的流血事件，保护了学生运动的骨干力量，而且他和市委其他同志组织了广州十多万各界群众开展声势浩大的反内战争和平、反饥饿求生存、反独裁争民主的群众运动。
全国内战爆发前夕，国民党广东当局准备在广州实行大搜捕、大镇压。为了保存力量，黄松坚决定凡公开活动、政治面目已暴露的中共党员、民盟成员和进步青年骨干一律撤退，转移斗争据点，避免不必要的损失。留下坚持斗争的党员骨干转入地下，严密组织纪律，迎接新的斗争高潮。
1946年7月，中共广州市委撤销，改为特派员制，黄松坚调任粤北特派员，负责领导粤北地区的党组织及留下坚持斗争的武装部队。
8月，黄松坚升任中共广东区委副书记兼农村工作委员会书记。9月，他离开广州到香港中共广东区委所在地工作，10月与钱共、陈枫三人召开会议，统一了广西新老党组织的领导关系。接着，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与中共广东区委的决定，准备发动广东全省范围内的武装斗争。黄松坚分期分批调各特委（地委）、县委干部到香港学习开会讨论，统一认识。
1947年5月，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成立，分局下设农村工作委员会，黄松坚任农委书记，负责华南各地农村的武装斗争，同时着手筹建粤赣湘边区党委和边区纵队。次年4月，中共粤赣湘边区临时委员会、边区军委成立，尹林平任边区临委书记兼军委主席，黄松坚任副书记兼军委副主席。边区临时党委和军委成立后，领导边区50个县人民开展武装斗争，建立人民政权，实行土地改革，建立游击根据地。边区领导的武装力量多次粉碎了国民党广东军阀部队的残酷进攻。
1949年1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区纵队在海丰正式成立，尹林平任司令员兼政委，黄松坚任副司令员，纵队主力有一个直属支队和五个直属团，另辖地方八个支队24个团和四个独立团、七个独立营，总兵力达5万多人。当月，中共粤赣湘边区委员会正式成立，书记尹林平，副书记黄松坚、梁威林，统一领导边区部队和地方党政组织。
以后，黄松坚和尹林平指挥部队主动出击，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在斗争中，我游击根据地不断扩大，到5月已控制了北江河以东至东江南岸的广大农村。这时，敌人集中在老隆一带，东江、韩江的两江根据地未能连成一片。于是，边纵司令部决定：以副司令员黄松坚为主，副政委梁威林、参谋长严尚民为副组成老隆战役指挥部，调动边纵的四个支队共13个团及地方部队和民兵1200多人，对老隆实行包围，采取“围城打援”战法，经两天激战，老隆宣告解放，毙敌连长以下300多人，俘敌保四师少将副师长彭健龙以下400余人，缴获步枪600多枝，机枪、迫击炮等武器和军用物资一批。接着，指挥部队痛击增援老隆的敌第一九六师五八七团，激战五天，歼敌100余人，继而向老隆周围之敌发起进攻。老隆战役历时45天，在黄松坚等人的直接指挥下，解放了老隆、和平、五华、新丰、连平等城镇，共歼敌3000余人，改编敌军1000余人，使东、韩两江根据地联成一片。
8月，黄松坚调任边纵北江指挥部司令员兼政委，指挥北江三个支队追歼残敌；并征求他的意见，准备安排他担任中共华南分局组织部部长，黄松坚说道：“应当让年轻的同志任正职，我任副职，这样对党的事业有利。”并向组织推荐资历比他浅的年轻同志担任部长。9月11日，黄松坚出席了叶剑英在赣州召开的高干会议，会上成立了新的中共华南分局。9月18日，中共华南分局批准成立北江临时人民行政委员会，黄松坚任主任，领导北江军民解放粤北，支援人民解放军南下大军解放广州。10月上旬，粤北全境解放，成立了韶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黄松坚任主任。随后，黄松坚又领导粤北人民接管政权，恢复生产，迎接广东全境解放。
黄松坚在北江一带战斗了十多个春秋，同那里的人民群众建立了深厚的鱼水情谊。后来他回忆道：“在那难忘的艰苦斗争岁月里，我与富有革命传统的北江人民朝夕相处，生死与共，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
鞠躬尽瘁
建国后，黄松坚于1949年12月调任中共华南分局组织部副部长、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和中南局监察委员会委员。在任职期间，他亲自写信给在香港“避难”的莫雄，派人带着他的信和叶剑英的吩咐到香港，请莫雄投身新中国的建设，莫雄感动得热泪盈眶，第二天就从香港回到广州；他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组织路线和干部政策，大胆选拔和使用干部，配备大批优秀党员干部担任各级党委、政府的主要领导；对那些违法乱纪的党员干部，除了不可挽救者之外，他坚决贯彻执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极为慎重地处理，严肃耐心地教育他们吸取教训，鼓励他们努力干好工作。在“反地方主义”中，黄松坚一度被认为有“地方主义情绪”，蒙受了不白之冤。尽管如此，他对党仍是忠心耿耿，任劳任怨地积极工作。
1951年4月，黄松坚被调到广西工作，先后担任广西省人民政府委员、秘书长、民政厅长和全国政协委员、中南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等职务。在他的主持下，有关部门找回了一批失散多年的红军战士，妥善安置了工作，为一批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受“左”的错误路线迫害的红军干部和地方干部平反昭雪。在查处杀害韦拔群的事件中，黄松坚起了很大作用。对于革命老根据地、少数民族地区和灾区人民的生产、建设，黄松坚都十分重视，为其摆脱贫困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在民族自治方面解决了许多问题。1961年以后，黄松坚连任政协广西区委第二、三、四届副主席。十年动乱期间，他坚持党的实事求是原则，尊重历史，不畏威逼，出具大量客观旁证材料，保护了大批老同志、老干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积极向各地党组织反映情况，出具证明为大批老同志、老干部平反昭雪重新为党工作而竭尽全力。黄松坚身患重疾后，他仍以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革命情怀，热情关心和支持改革开放事业，关注老根据地的建设，对老根据地人民怀有深厚的革命感情。
黄松坚十分重视、关心和支持党史工作，亲自撰写了许多革命回忆录。1981年，他担任广西区党委党史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和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副主任，不但指导广西各地加强党史工作，还亲自撰写和提供大量革命斗争史料。这些史料，不仅是党史工作者研究地方党史和革命斗争史的宝贵材料，而且是教育后一代保持和发扬党的光荣传统的珍贵教材。
黄松坚有着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广博胸怀，一贯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他担任领导工作几十年，在干部政策上始终坚持“任人唯贤”，搞“五湖四海”。在同志们眼里，他既是长辈、领导者，又是战友、“家长”。他平时对部下的生活、疾病和工作等，都亲自过问，并尽力解决困难。但在政治上则从严要求，有错误时他及时教育批评，改正了错误，他及时给予鼓励，同样信任使用。他从不摆老资格的“架子”，常常敞开心扉跟下级促膝谈心；对自己的毛病也敢于在同志们面前作自我批评。他无论在哪里工作，与同志们关系都是亲密无间，备受爱戴和尊敬。
慈父严师
黄松坚是革命大家庭中的“家长”，也是子女的慈父和严师。
黄松坚认识到：培养什么样的子女，不仅关系到个人，而且关系到党的事业，尤其是高级干部的子女，更要严格要求。因此，他时刻以自己的言行影响子女，实施言传身教相结合。他常对子女讲革命优良传统，教育子女要艰苦朴素、自力更生，不要以高干子女自居。子女读小学、中学时，回到家里，黄松坚就带他们去种菜、种花、施肥、浇水，从中受到锻炼、启发，养成热爱劳动、热爱生活的良好品质和观念。当子女不愿吃南瓜时，黄松坚说道：“南瓜可是个好东西，过去在老区闹革命时，还难得吃上一顿呢。”子女参加工作后，黄松坚督促他们按月存钱，到成家办事时用，并严肃宣布，要“勤俭办事，自力更生解决”。黄松坚最小的孩子结婚时，找他“泡蘑菇”，想要点钱或新款家具，还说现在时代不同了，要讲究“机”和“腿”，人家当工人的父亲都给家具给钱，您这个当高干的爸爸不可能没有表示吧！黄松坚却笑着说：“‘机’和‘腿’要量力而行嘛，哪有一下子就齐全的呢？你们哥哥姐姐成家办事没向家里伸过手，可不能坏了这个好规矩呀！”
黄松坚对子女上大学，同样严格要求，不搞特殊。他最小的孩子上大学时，想要黄松坚给广西、广东教育部门的老战友说句话，要个名额上大学。黄松坚认真而耐心地说：“想学文化，掌握科学知识是件大好事，但这只能靠自己的努力，不能找‘窍门’。”恢复高考制度后，黄松坚告诉子女，根据自己的特长，选定一门专业兼学其他，好好地去拜师求教，打好基础，参加高考。当听到子女考上大学时，黄松坚非常高兴。黄松坚的子女都是靠自己的努力考上大学或中专的，没有找人说情或走“后门”，毕业后又在各自的岗位上踏踏实实地工作。
1986年11月20日，黄松坚因长期患病医治无效，在广西南宁逝世，终年85岁。
黄松坚的革命业绩和崇高品德，永远是中国人民心目中的一颗顶天立地、生机盎然的“青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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