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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漫远

发布时间:2021-03-08 浏览量:978 来源:八桂将军风云录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不朽的诗句,是一代代志士仁人为真理献身精神的生动写照。为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而不息求索奋斗,奉献毕生的陈漫远,就是一位杰出的代表。

    山城立志

    陈漫远,原名陈万源,1911年12月诞生于广西蒙山县城郊古排村的一户富裕农民家庭。蒙山县史称永安州,1851年12月洪秀全在此封王建制,以后挥师北上,创建太平天国。1918年,陈漫远入小学启蒙,即深受太平天国救国救民悲壮史诗的熏陶。1922年夏,陈漫远以优异成绩考入县立高等小学读书。面对广西各地军阀混战、土豪劣绅横征暴敛、民不聊生的悲惨情景,他苦苦地思索:民众出路何在?

    年轻的陈漫远在进步教师黄成业和韦杰三的引导下积极投身到蒙山县的学生爱国运动。1923年,黄成业、韦杰三在进步校长蔡挺生的支持下,在学校师生中公开传播新思潮、新文化,号召师生团结起来,参加打倒军阀、驱逐列强、拯救中华的革命斗争。同时,他们还集资在县城旧圩亭街合股开办“源生和书店”,发行上海、广州等地出版的《新青年》、《上海文艺丛刊》、《学生杂志》。陈漫远勤学好问,深得师长喜爱。这年秋冬的一天,县署查封书店并拘捕了黄成业。陈漫远闻讯,即参加蔡挺生校长组织的抗议队伍赴县署质问,迫使当局释放黄老师和允许书店继续营业。1924年5月4日,他协助黄、韦老师发动师生举行纪念五四运动游行集会。他日夜奔忙,出版墙报,编演白话剧,非常活跃。

    1925年夏秋,梧州成为广西国民革命运动的中心。中共广东区委派共产党员龙启炎和共青团员周济来到梧州任《民国日报》总编辑和省立二中教师,秘密开展建团建党工作。陈漫远一考入省立二中读书,就积极参加梧州工人、学生运动。是年冬,他加入了共青团领导的梧州新学生社和梧州学生联合会。他认真阅读《新青年》、《共产主义ABC》、《向导》、《中国青年》等革命书刊,积极宣传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1926年1月,他受聘担任广西学联会主办的《广西学生日报》编辑,经常署名“万源”发表时评和诗歌,表明自己为民众寻求光明、献身革命的崇高志向。经过梧州各界援助省港罢工周等一系列斗争的考验,5月,陈漫远由苏炳瑜介绍加入了共青团。同年夏,他又参加了梧州各界五卅运动周年纪念活动和抗议英帝军舰入侵省河的斗争。不久,他被推选为共青团梧州地委学生运动委员会委员,参与领导全市学生运动。是年秋,团地委受中共梧州地委的委托,在塔基街创办“苍梧书社”,经营革命书刊,扩大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陈漫远奉命兼任书社经理,他将书社办得很有起色,很快就成为广大青年学习革命理论和科学知识的重要场所。

    1926年12月19日,梧州发生“一二一九事件”,国民党梧州右派军警当局派兵袭击中共梧州地委等机关,公开拘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陈漫远面对乌云密布的险恶局面,没有丝毫的畏惧,他坚定地向党组织表示了自己革命到底的信念。1927年1月,罗少彦代表组织批准他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不久,他担任梧州店员工会书记员。在反共逆流中,他团结广大工友与国民党右派及反动老板作斗争,并发展工会主席容完成等四位工人入党,创建中共梧州店员工会支部并任书记。1927年4月12日,桂系军阀李宗仁、黄绍竑追随蒋介石在广西发动反革命政变,白色恐怖霎时笼罩全省。4月17日凌晨,梧州反动军警突然包围了苍梧书社,逮捕了陈漫远和工友王锦仓、黎秀松。陈漫远未经审讯即被判处无期徒刑。在苍梧监狱中他遭受残酷的折磨,仍顽强坚持与敌斗争。

    1929年夏,国民党左派军人俞作柏、李明瑞利用蒋桂军阀矛盾,率部倒桂成功,回桂主政。他们在中共广西特委和军委的推动下,实行开放工农运动和释放政治犯等一系列进步措施。陈漫远由此获释出狱。同年8月,陈漫远随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陈素虚到右江地区的恩隆县立师范学校任教师。10月下旬,邓小平、张云逸率领广西警备第四大队和教导总队进驻右江。陈漫远在恩隆县城平马镇见到原党组织领导人罗少彦。罗少彦介绍他参加了第四大队。

    万里雄风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陈漫远参加了著名的百色起义,从右江转战到江西,投入中央苏区的第三、四、五次反“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他在数以百计的战斗中身先士卒,英勇善战,屡建战功,迅速磨炼成为一名文武兼备的红军优秀指挥员。

    1929年12月11日,第四大队的革命官兵和右江十余县的壮、汉、瑶族工农群众,在中共广西前委领导下宣告起义,成立了红七军和右江苏维埃政府,陈漫远被任命为红七军第一纵队的连政治指导员兼党支部书记。他积极发展党员,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核心领导作用和战斗堡垒作用,连队的战斗力迅速提高,在保卫右江苏区的战斗中,屡战屡胜。

    1930年夏,红七军主力集中恩隆、奉议、东兰等县整训扩编,陈漫远升任第一纵队三营政治指导员兼营党委书记。11月初,他率所部到河池县城整编,出席了红七军第一次党代会,担任第十九师五十六团政委。他与团长章健率部参加了红七军转战桂黔湘粤赣边的艰苦斗争,历经罗城四把、融县长安、湘西南武岗等恶战。1931年1月2日,他率部攻克全州城,为红七军的休整和前委召开扩大会议创造了条件。以邓小平为书记的红七军前委会议决定放弃进攻桂林和游击湘桂粤边,创建粤北根据地,相机会合朱毛红军。陈漫远带领部队顶风冒雪,出道县、取江华,艰苦跋涉,于1月中旬进至广西贺县桂岭圩。在此,前委决定全军缩编为五十五和五十八团。陈漫远改任第五十五团二营政委。2月3日,红七军在广东乳源县梅花村与国民党粤军及湘军四个团展开激战,陈漫远率领二营坚守石墩下阵地,击退敌军一个团的数次进攻。红七军血战竟日,终因寡不敌众,原师长李谦和团长章健等500余人壮烈牺牲。邓小平、张云逸、李明瑞率部夺路突围,向湘赣苏区挺进。不料,部队在抢渡乐昌河时,又遭敌军截击。陈漫远率二营紧随邓小平、李明瑞率领的第五十五团第一、三营成功抢渡乐昌河,经仁化向江西崇义地区疾进。到达崇义后,陈漫远率领二营分兵游击,帮助崇义地方党恢复苏维埃政权,扩大赤卫队,深入开展土地革命。3月底,敌重兵“进剿”崇义,第五十五团转移到永新,与张云逸率领的第五十八团会合。5月,陈漫远率部攻克安福县城,为粉碎敌人对湘赣苏区的第二次“围剿”做出了贡献。

    1931年7月,红七军东渡赣江,进入中央苏区,投入第三次反“围剿”作战。红三军团调特务营扩编为红七军第五十六团,李显任团长,陈漫远任团政委。五十六团在第三次反“围剿”中,打出了军威,受到军部和红三军团首长的赞扬。是役后,陈漫远率部进驻于都县黄龙地区,帮助地方政府和赤卫队拔除苏区内的土豪据点,掩护主力部队连克会昌、寻乌、安远三县城,进一步巩固了中央苏区。

    1932年春,陈漫远调任五十五团政委,他与团长卢绍武率部主攻赣州。因敌火力猛烈而受挫。3月,江西军区独立六师编为红七军第二十师,陈漫远升任师政委。随后,他率第五十八、五十九团随红三军团西渡赣江,千里跃进湘南,占江口,取崇义,迅速向湘粤赣边推进。7月2日,红三军团发起南雄、水口战役,陈漫远率部偕同兄弟部队击溃池江之敌四个团。8月,红七军随军团主力北上发起乐安、宜黄战役。这时,陈漫远调任江西军区独立第四师政委。他和师长郭天民率部参加了第四次反“围剿”。1933年春,他又调任粤赣军区政治部主任,协同司令员兼政委何长工带领红二十二师及独立五团坚持地方斗争,配合主力红军作战。1934年1月,他又调任红一军团第二师政治部主任,偕同师长陈光、政委刘亚楼率部投入第五次反“围剿”的艰苦斗争。这时,由于“左”倾错误领导者推行冒险主义的军事路线,加上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教条主义的瞎指挥,中央红军的被动局面日趋严重。此时,陈漫远身负重伤,心情沉重。

    1934年8月,陈漫远调任红一军团政治部敌工部部长。10月,中央红军举行长征,他又调任中央军委第二野战纵队第一梯队政治部主任,协同师长张经武和政委何长工担负保护中央机关的重要任务。部队转战到达扎西,他听了张闻天传达遵义会议的精神之后极为兴奋,完全拥护遵义会议的总结和毛泽东重新回到全党全军的领导岗位。1935年8月,他随中央纵队坚决反对张国焘反党分裂主义错误,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下继续北上,终于胜利到达了陕北革命根据地。

    1935年11月,陈漫远调回红一军团政治部任敌工部长,参加了毛泽东亲自指挥的直罗镇战役。1936年春,党中央为了巩固、发展陕北抗日根据地,实现对日直接作战,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于2月17日发布《东征宣言》,命令抗日红军举行东征。陈漫远随部东渡黄河,挺进晋西,威逼太原,重创国民党阎锡山部。4月,红十五军团在晋西组建第七十三师,陈漫远被任命为该师政委。5月5日,党中央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回师通电,将反蒋抗日策略改变为逼蒋抗日。陈漫远与师长张绍东、参谋长毕土梯率部西渡黄河,回师陕北根据地休整。随即党中央为策应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决定我军主力西征黄河以南、陕甘大道以北地区。5月14日,毛泽东在延川县大相寺召开红一方面军的团以上干部会议,陈漫远聆听了毛泽东关于全国政治形势与红军任务的报告,很受鼓舞。会后,他率部偕兄弟部队连克靖边、定边、盐池、豫旺、同心城,有力地策应了左路红一军团的作战,开辟了纵横400多里的新根据地,为扩大陕甘宁苏区和红二、四方面军北上会师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1936年11月,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之后,陈漫远率部参加了山城堡战役,挫败了国民党军对陕甘宁根据地的进攻,对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起了有力地促进作用。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后,陈漫远等率部随红十五军团由甘肃海原赴西安东南的商县地区与张学良、杨虎城的部队共同防御南京“讨逆军”的进攻。由于中共中央的正确决策及中共代表团卓有成效的努力,促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陈漫远率部撤回庆阳地区,加紧整训。面对全国革命斗争的新形势,他认真钻研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等重要报告,深入领会中国共产党苏区代表会议的精神,对所率部队广泛深入地开展形势教育,进行严格的军事技术训练,迅速地提高了部队的军政素质。

    喋血抗战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挑起全面侵华战争。侵华日军在攻占北平、天津后,侵略气焰极为嚣张,它兵分数路南下,向华北腹地大举进兵。驻守在晋北前线的80万国民党军队,面对日军的攻势,“闻风四十里,枪响一百三”,弃地仓皇而逃。

    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将其指挥的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辖第—一五、一二○、一二九师三个师。第—一五师辖三四三、三四四旅和独立团及三个直属营。陈漫远被任命为第三四四旅参谋长,与旅长徐海东、政委黄克诚一道挑起了这副八路军劲旅的指挥重担。也正是在这个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陈漫远由长期的军队政治工作,转向军事指挥的实践。

    为了稳定华北战局,刚刚整编的八路军抗日健儿,针对日军的疯狂攻势,毅然挥师北上,开赴山西抗日前线。

    8月22日,第—一五师在陕西三原地区誓师出征。

    这时,正值雨季,北方连降暴雨。但是,出征的抗日将士却情绪高涨,大家恨不得立即赶到前线。三四四旅和师司令部编为第二梯队,紧跟在师第一梯队三四三旅之后冒雨前进。

    暴雨滂沱,道路泥泞。陈漫远同战士们一样,全身上下被雨水浇透。来到黄河边的韩城县芝川镇渡口,等候东渡黄河。他伫立在绵绵的秋雨中,望着滔滔不息的黄河水,不禁思绪万千,一年前参加红军东征,强渡黄河打击阎锡山部以打通抗日路线,如今一年刚过,再次来到黄河岸边,已是开赴华北抗日前线,这真是一个历史的大转折啊!再往前面去,就要同日本侵略军交战了。陈漫远心情既激动,又感到肩上的担子不轻。因为,挽救国家民族危亡的重担,已经历史地落在了他及他的战友们肩上!

    陈漫远率部进入山西境内后,受到了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东征时对红军有良好印象的山西人民,如今亲眼看到这支由红军改编的八路军开往前线,感到无比振奋。沿途的大批群众,送慰问品,唱抗日歌,给出征将士以极大的鼓舞。

    当八路军—一五师向晋东北抗日前线挺进时,日军第五师团已侵占阳原、蔚县、广灵,并向浑源、灵丘进攻,企图突破平型关、如越口要隘,击溃国民党第二战区主力。9月20日,日军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步步逼近平型关。

    驻防在此的国民党军第二战区,以六个集团军部署在长城一线,企图凭借山地有利地形,阻击日军进攻。要求八路军先头部队迅速挺进至晋东北协同其坚守长城。

    为积极配合第二战区友军的作战,八路军总部当即命令第一一五师进至平型关以西的大营镇待命,准备迎击进犯平型关之敌。

    平型关地形险要,从山口至灵丘县东河南镇,是一条由东北向西南伸展的狭窄沟道,沟深数十丈不等,沟底通道仅能供一辆汽车

    通行,而两侧高地便于我军隐蔽部署兵力、发扬火力和实施突击,是伏击歼敌的理想战场。

    针对地形特点,—一五师领导确定了作战部署:以三四三旅的两个团担任主攻;三四四旅的两个团,一个团部署在平型关北面断敌退路,另一个团则作为师的预备队。

    师在上寨召开的干部会议刚一结束,陈漫远就策马赶回三四四旅,一面组织部队向上寨地区机动,一面组织旅、团和部分营连指挥员,进行现地勘察,确定具体的作战方案。根据师的作战决心,陈漫远同六八七团的指挥员,选定了在西沟村、蔡家峪、东河南镇以南的高地作为断敌退路的伏击阵地,待战斗打响后,负责关上歼敌的大门,并阻击由灵丘、浑源方向来援之敌。六八八团则由师部直接指挥。

    24日夜,各部队冒雨进入伏击阵地,并于次日拂晓前,完成了战斗准备。经过一夜风雨侵袭的战士们,忍受着饥饿和寒冷,趴在冰凉的阵地上,焦急地等待战斗打响的时刻来临。

    25日拂晓,山沟里传来了汽车的马达声,进犯平型关的日军已隐约可见。日军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4000多人和大批的辎重车辆,沿灵丘至平型关公路向西开进。只见头戴钢盔的日本兵,得意洋洋地坐在汽车上,驮着九二式步兵炮的骡马和骑兵,大摇大摆地沿路而行,如入无人之境。不一会,狭窄的道路上,越来越多的车马已连成一线,马达声和马蹄声充斥山沟。

    早上七时许,日军完全进入了我军包围圈。—一五师首长一令下,山谷间骤然枪声大作,震天的喊杀声响彻山谷。我英勇的八路军指战员,采取截头、拦尾、中间突破等战术,将日军压缩于狭谷之中,继而展开短兵相接的白刃肉搏战。陈漫远按照作战部署,及时指挥所部将敌退路严严封死,并不失时机向沟内攻击前进,歼灭大量日军。战至当日黄昏,战斗胜利结束。

    平型关战斗,我八路军充分发挥近战和山地战的特长及战斗的突然性,充分准备,正确部署,予敌以严重杀伤,一举歼灭日军1000余人,击毁汽车100余辆,缴获了一批辎重和武器。此次战斗,是华北战场上中国军队主动寻歼敌人而第一次取得的大胜仗,打破了日本“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振奋了全国人心,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陈漫远为这次战斗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平型关大捷后,陈漫远率部乘胜推进。10月14日,在平型关东北的小寨村毙敌100余人,击毁敌车数十辆,迫改退回灵丘县城。随后,三四四旅连续收复平型关、团城口、沙河镇及繁峙、浑源县城,极大地鼓舞了晋东北各界人民的抗敌热情。

    此时,毛泽东多次强调我军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的重要性。为了迅速开辟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中共中央于1937年11月7日命令—一五师主力南下创建以吕梁山区为中心的晋西南抗日根据地,同时成立晋察冀军区,聂荣臻任军区司令员兼政委。11月13日,晋察冀军区以在北部、西部、南部、东部的部队和工作团为基础,分别组建第一、二、三、四军分区。第三军分区辖阜平、曲阳、唐县、完县、望都、新乐、定县等七县,位于平汉路保定以西的冀西中部地区,是晋察冀根据地西部的重要屏障。这里环境复杂,斗争极其艰苦残酷。陈漫远、王平分别担任第三军分区司令员和政委。他们到职后,立即积极行动,亲率数百人向平汉路保定至新乐以西地区挺进,大胆实行战略展开,分兵游击,放手发动群众,创建抗日民主政权,动员青壮年参加抗日武装队伍,迅速组建起第四支队,机智灵活地袭击日军,掩护吕正操率领的河北人民自卫军到路西整训。

    不久,日军以2万之众的兵力向边区发起进攻,占领了附近的蔚县、浑源县和定襄三县,形势急剧恶化。晋察冀军区果断命令:

    各分区主力转至平汉线,于1938年2月分九路出击,在平汉、津浦线上展开破击战,钳制日军南下,并乘机扩大抗日根据地。

    陈漫远坚决执行军区的指示,沉着果断地指挥所属部队,迅速出击平汉路,积极向敌发起攻势作战。

    1938年2月9日,第三军分区部队、游击队和自卫队,在他的统一指挥下,袭击了望都、定县、新城三县城和方顺桥、清风店等车站,在晋察冀根据地率先打响了还击日军进犯的战斗,一举歼灭日军370余人,争取伪军100余人反正,缴枪100余枝,破坏铁路50余公里,焚毁新乐等六处车站,使平汉线北段一度陷入中断。在战斗中,第三军分区主力得到发展,第四支队所辖的第十、十一、十二大队都拥有一个团的兵力,并在平汉路西站稳了脚跟,收复了大片国土,建立了县抗日民主政府,完成了战略展开的任务。

    3月4日,为打击向冀西进攻的日军,陈漫远率第三军分区部队,与杨成武司令员指挥的第一军分区部队,密切配合,给日军以重创。3月10日,西进日军从阜平撤退,陈漫远指挥第三军分区部队乘胜追击,沿途追歼日军200余人。

    4月28日至5月5日,陈漫远又指挥部队,发扬连续作战的顽强作风,两次袭击保定城,攻占南关,并袭入于家庄、清风店、定县等车站。

    7月6日,第三军分区部队破坏了石家庄至正定的铁路,袭入平山城,毙伤日军130余人。

    此时,抗日战争已经进入战略相持阶段,陈漫远积极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指导本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他领导第三军分区的抗日军民实行彻底的空舍清野,采取内线与外线、游击战和运动战相结合的方针对付敌军残酷的分割“清剿”,坚持和发展平汉路西的根据地,既配合了国民党军的作战,也配合了冀东人民抗日大起义,对恢复和开辟抗日根据地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也使陈漫远的对敌斗争指挥才干和艺术得到了锤炼和提高。

    1938年秋,华北日军为策应其主力在中南、华南的作战,解除八路军对华北地区的日益严重的威胁,集中三个师团又三个独立混成旅团各一部共5万多人,采取分进合击战术,围攻晋察冀边区,企图摧毁我晋察冀抗日根据地,陈漫远遵照聂荣臻司令员的指示,率领第三军分区主力协同第一军分区、冀中第三纵队、三五九旅等部在曲阳、唐县、完县、阜平、定县一带与敌展开艰苦的游击战,断敌交通,夺敌补给,毙伤敌3000余人。10月20日,陈漫远指挥第四支队在曲阳至阜平交通线上的郑家庄伏击日伪军运粮队,缴获200余辆大车的粮食,是役为粉碎敌对晋察冀边区的大围攻起了重要作用。

    1940年春夏,敌华北方面军又对我晋察冀边区发动大“扫荡”。4月初,敌调集三个“讨伐队”进犯窝北、商家林以东地区,企图围歼我第三军分区主力。陈漫远指挥第四支队及各县武装以机动灵活的战术打击敌军,先后作战20余次,歼敌700余人,攻克敌据点九处,协同兄弟分区粉碎了敌人的“全面扫荡”。此后,陈漫远奉命担任晋察冀军区冀察热辽挺进军政委,与肖克司令员指挥所部主力及冀东、平北、平西军分区的地方武装驰骋长城内外,使冀热辽根据地迅速发展成为拥有560余万人口的广大地区,为日后收复热河、解放东北准备了突击力量。

    1941年,陈漫远奉调回延安担任中央军委二局代理局长。次年春,他奔赴晋绥抗日前线,担任一二○师暨晋西北军区司令部参谋处长,同年秋兼任直属军分区司令员。1943年春任一二○师暨晋绥军区副参谋长兼第一军分区司令员,1945年春任一二○师暨晋绥军区参谋长,协助贺龙、关向应、李井泉、周士第等领导晋西北、绥南、绥西人民进行抗日战争。他在贺龙、关向应、周士第先后返回延安的期间,曾经单独主持司令部的日常工作。他遵照毛泽东关于晋西北“把敌人挤出去”的指示,挑选300余名军队骨干充实地方武工队,并调派39个主力连队和49个游击中队,配合武工队拔除敌据点,捕杀敌特,加强民兵队伍,巩固区乡抗日政权,发展生产,从而打破了敌人对晋绥根据地的重重封锁。

    1943年9月,敌华北方面军第一军一部对晋西北进行大“扫荡”,企图袭击我晋绥军区领导机关。陈漫远率领第一分区主力第五十九团八十五大队歼灭日伪军800余人,对粉碎敌人“扫荡”起了决定性作用。1944年春夏,他协同林枫、周士第指挥部队对敌据点开展围困战,先后拔除头马营等58个据点,解放人口36万,根本扭转了晋绥区的局面。从8月中旬起,陈漫远又率部连续作战,部署一举捣毁静乐、离石至岚县公路沿线敌据点48处,歼日军2000余人,解放人口40余万,进一步扩大了晋绥根据地,壮大了抗日力量。

    1945年初,毛主席和党中央制定加强攻势、猛烈作战、扩大解放区的正确方针,领导全国抗日根据地军民对日伪军展开了战略反攻。担任晋绥军区参谋长的陈漫远坚决贯彻党中央的战略决策,及时制定了1945年晋绥军事斗争计划,部署部队于2月17日对离岚、神五、忻静三路沿线敌军据点展开全面分割围攻的春季攻势,作战两月,歼日伪军2400余人。收复方山、岚县、五寨三县城及据点54处。是年夏,陈漫远当选为党的“七大”代表。为了贯彻党的“七大”路线,他于6月中旬指挥晋绥部队乘胜发起夏季攻势,取得了辉煌战果。在抗日大反攻前后,他又组织晋绥军区主力在冀西、太行军区各一部配合下,分南北两线同时向山西省会太原和绥远省会归绥及同蒲铁路北段、平绥铁路西段敌军所占城镇展开猛烈反攻。激战20余天,解放了陶林、武川、清水河、右玉、平鲁、左云、凉城、神池、文水等县城,迅速地发展了晋绥解放区。9月上旬,他又协助贺龙等将晋绥军区主力整编成立晋绥野战军五个旅。在贺龙司令员率野战军北上配合晋察冀军区主力转战绥远和保卫张家口作战之后,陈漫远奉命留守晋绥军区主持日常工作,部署地方武装继续围歼拒绝投降的日伪军。与此同时,他遵照中央和晋绥分局的指示,精心策划,周密安排,调集大量人力、物力,支援晋绥野战军的北线作战,掩护从延安奔赴东北和其他解放区的数万名干部的安全通过,及时解决他们在行军中的各种困难,有力地支援了东北解放区的创建。

    运筹晋绥

    抗日战争胜利后,陈漫远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放手发动群众,实行自卫战争,保卫抗战胜利果实,准备应付全面内战的战略决策,积极协助贺龙、李井泉等迅速组建吕梁、雁门、绥蒙三个军区,重新建立数万人的地方兵团。同时,他还以旺盛的精力加强参谋情报工作和军工生产,组织地方部队加紧军政大练兵,实行军民联防、清匪反霸,深入开展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运动,坚决反击国民党阎锡山对解放区的骚扰和进攻。

    1946年6月,蒋介石悍然发动全面内战。晋绥军区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于6月16日发起晋北战役。奋战两个月,歼敌8000余人。在此期间,陈漫远调集人力、物力,保障野战军的作战需要。随后,又投入晋绥、晋察冀两大野战军发起的大同、集宁战役的作战。是年底,陈漫远领导晋绥军区部队投入保卫陕甘宁边区的斗争,反击国民党军偷袭延安。

    1947年1月,陈漫远率领第一军分区部队西渡黄河,进攻盘踞府谷县沙梁镇的国民党陕西第八专署保安司令朱五美部,一举歼敌600余人,巩固了晋绥解放区的后方安全,保障了陕甘宁边区与晋察冀、晋冀鲁豫等解放区的畅通。接着,他兼任陕甘宁晋联防军河防司令员,经过周密部署,顺利迎接以刘少奇、朱德为首的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和以叶剑英、杨尚昆为首的中央后方委员会由陕北进入晋绥解放区。在我军转入战略反攻之后,陈漫远和军区政治部主任张子意领导晋绥军民承担起支援陕北、晋察冀、晋冀豫等战场作战的重要任务。由于贺龙、李井泉长期指挥晋绥野战军在前线作战,晋绥军区的领导成员在1948年初进行了调整,中央军委任命陈漫远为司令员,张子意为政委。此时,陈漫远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但他和张子意同心协力,全面领导晋绥解放区的新式整军运动、整党运动和土地改革运动及拥政爱民运动,充分调动全区人民的革命积极性和生产积极性,使晋绥解放区在全国解放战争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1948年毛泽东率中央机关由陕北转赴河北平山县西柏坡途经晋绥边区时,陈漫远亲自安排保卫工作,绝对保证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安全。

    1948年5月,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成立,陈漫远受命担任参谋长,他协助徐向前司令员、周士第副司令员制定了保卫晋中麦收、发动晋中战役的作战方针。尽管敌众我寡,终因徐、周、陈等用兵如神,一举歼灭阎军亲训师、第四十师于平遥地区。7月7日,陈漫远协同徐、周指挥所部主力将阎第七集团军赵承绶部,包括三十三、三十四军共五个师及第十总队,全部包围于东西贾、大小常、西苑、南庄、南席、李青等南北约五公里、东西十公里的狭小地区。连续击退了敌军的多次突围反扑,10日发起进攻,激战到16日,全歼被围之敌,活捉赵承绶,毙副司令原全福。随后又围歼榆次、晋源、忻县等城之敌,战至21日,完成了对太原的战略包围。

    晋中大捷后,阎锡山主力龟缩太原孤城,一部困守大同。7月28日,中央军委电令成立太原前线委员会,任命徐向前为书记、周士第为副书记,陈漫远、胡耀邦、王新亭等为委员,指挥华野第一兵团及炮一旅、西北野战军第七纵队、晋中军区三个独立旅、陕甘宁警备旅攻取太原全歼阎锡山集团。9月下旬,陈漫远为前委拟定了攻打太原的作战方案,正确提出了以“围困、瓦解、攻击、逐步削弱,然后一举攻克太原”的战役指导方针,准备在10月中旬发起攻击,争取三个月完成解放太原的任务。由于敌情变化,我军在10月5日提前发起攻势,激战十余日歼敌两个师又三个团计1.2万余人。随后乘胜攻占了东山等四大战略据点,再歼敌2.2万人,打开了太原城东防御体系的缺口。在争夺太原东山四大要点的战斗中,陈漫远率领参谋人员登上太原东山之巅的三角梁设置前方指挥所,及时准确地向徐向前司令员报告战况进展,调整进攻部署,有力地保证了战役的胜利进行。

    11月中旬,为了配合平津战役,中央军委致电太原前委,暂停攻打太原。在12月1日切断太原与平津空援后,前委指挥部队转入休整练兵,对敌展开广泛而强有力的政治攻势,使敌军心更为涣散,前来投诚者达1万余人。平津战役胜利结束后,太原前委会立即加紧部署总攻。

    1949年3月1日,中央军委命令华北第一兵团改称为第十八兵团,领导成员未变。为加强进攻力量,中央军委调第十九、二十兵团及四野炮一师由冀入晋,协同第十八兵团会攻太原,人民解放军总兵力达20多万人,将孤城太原围得水泄不通。3月17日,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太原前线司令部和党的总前委,司令员兼政委和总前委书记均由徐向前担任,周士第、罗瑞卿为副司令、副政委和副书记,陈漫远为参谋长兼常委。陈漫远依据周密的侦察,向总前委提出了全面、准确的敌情报告,并据此制定了总攻太原的作战计划。找三大兵团经过充分准备,周密部署,于4月20日发起总攻,24日解放太原城,全歼守敌。4月25日,中央军委命令第十八、十九兵团编入第一野战军建制,准备进军大西北。5月,中央军委任命陈漫远为第十八兵团第二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周士第任司令员兼政委,胡耀邦任政治部主任。

    此时,由于第十八兵团是在华北成长起来的部队,又长期在华北作战,部队里乡土观念比较浓厚。太原战役告捷后,部分干部滋长了“解甲归田”的思想。同时,部队连续作战后,来不及休整,就要出征西北,徒步行过千里,确有许多困难。为此,陈漫远和兵团其他首长一道,做了大量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兵团前委还专门作出《关于“向前进”的准备工作决定》。

    与此同时,身为参谋长的陈漫远,还必须争分夺秒地组织司令部高效率地开展工作,安排好行军计划,落实大量与长途行军有关的具体事项。

    5月26日,兵团编为四个梯队,先后从太原出发。先乘车至灵石,然后沿同蒲路两侧前进。于6月上旬,抵达黄河渡口——风陵渡。这已经是陈漫远第三次渡黄河了。

    陈漫远站在渡口旁,眼见着大批的民工、船工和车辆、船只等在渡口忙碌的情景,以及男女老少的各类人们为战士们端开水、送鸡蛋、戴红花,热烈欢送子弟兵出征西北的动人场面,使他备受鼓舞。但是,军情紧迫,容不得他更多地沉缅于这热烈的情景之中,他转身敏捷地跳上等候在河边的渡船,向对岸急驶而去。

    当陈漫远抵达临汾时,接到了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的命令:“敌人胡、马两军有反扑西安模样,你兵团部队兼程奋进。”

    情况紧急,陈漫远立即向各军传达彭总的命令,并与兵团其他首长分头到各军深入动员,催促加快行军速度。兵团首长深入部队动员之后,部队上下群情振奋。

    一路歌声,一路风尘。第十八兵团穿行于青山绿水之中,旗在蓝天飘,马踏野花行,在炎热的6月天里,三个军每日平均行程80多里,先头师连续行军11天,最后两天日行100里以上,像一道道飓风直卷西安城下。6月7日,兵团先头部队第六十一军一八二师进抵西安,从友军手中接过了警备任务。后续部队也于6月11日前后,进抵西安以西之三桥镇地区。

    此时的西北战场,敌人已成强弩之末,在彭德怀、贺龙等指挥下,西北野战军连战皆捷,加之华北野战军向西北进军的浩大声势,敌人闻风丧胆,仓皇逃离西安。盘踞在西北地区的胡宗南、马步芳互相勾结,妄图反扑,扭转战局。于6月10日,以十万之众向西安发起进攻,一部送至咸阳城郊,另一部窜至西安以南大雁塔附近。

    就在这万分火急的关头,周士第、陈漫远等率第十八兵团指挥所乘车赶到了西安。他们顾不得休息,立即部署兵力,准备应战。决定以第六十一军主力坚决阻击敌马部于咸阳以西、渭河以北,确保西安,要求在咸阳阻击战中,控制咸阳桥头堡,保证兵团主力的出击道路。

    6月12日傍晚,马部骑兵向第六十一军一八一师防守的咸阳防御阵地发起进攻。一八一师指战员沉着应战,准确射击,击退了敌骑兵的冲击。次日,咸阳形势更加紧张。清晨,陈漫远和兵团其他首长一起亲自赶到前沿阵地,指挥阻击战。

    陈漫远在前沿阵地上,不时地向防御第一线的指战员们下达着命令:

    “靠近了再打!”

    “别慌张!等敌人进入有效射程再开枪!”

    兵团首长亲临第一线指挥作战,给一八一师指战员们以巨大的鼓舞,面对三面或四面冲击之敌,沉着冷静,待敌进入我预定的射击地域后,步枪、轻重机枪、大中小火炮一齐开火,把敌人打得人仰马翻。入夜以后,陈漫远指挥部队利用夜暗,发起了全线反冲击,彻底打跨了敌人的攻势,从而巩固了西安、咸阳城,干净利索地打赢了第十八兵团进军西北的第一仗。

    为了不使敌人有更多的喘息机会,彭德怀乘势作出新的决策,采取“牵马打胡,先胡后马”的作战方针,集中兵力围歼胡宗南集团。命令第十八兵团沿陇海路及咸阳至凤翔公路,担任正面进攻任务。

    陈漫远迅速调整部署,以六十一军主力保卫西安;兵团直属机关、六十军和六十一军的一个师集结在咸阳附近;六十二军集结于兴平附近,任务是消灭武功、扶风间的胡宗南部四个师。

    7月11日晨,在彭德怀的统一指挥下,第十八、十九兵团和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共同发起扶眉战役,将胡宗南的四个军九个师合围于武功、周至、眉县、宝鸡地区。经两日激战,歼敌4.3万人。胡宗南余部纷纷南越秦岭,逃往汉中。解放军乘胜追击,于14日夺取宝鸡,解放了关中平原。

    扶眉战役后,胡宗南部遭重创后退据秦岭一线,以六个师防守川陕公路正面,以五个师据守川陕公路以东至柞水以北秦岭各峪口。企图凭借天险,依山据守,构成所谓“秦岭防线”,阻我南进。

    8月中旬,为配合第一野战军主力西进兰州,打开向西南进军的大门,经一野领导批准,十八兵团除留六十二军作为第一野战军的总预备队外,主力挥师南下,发起秦岭战役。为此,陈漫远立即着手战役的准备工作,除专门召开会议进行研究外,还组织司令部发出了秦岭战役战术指示,并派遣侦察分队寻找道路,组织部队进行实弹演习等。

    战役从8月29日打响,至9月6日兵团下达停止攻击的命令,前后历经八天时间,共歼敌5000余人,打开了通向西南的大门。是役,参加作战的部队冒阴雨,忍饥冻,克险峰,攻隘口,一路翻山越岭,夜以继日地追歼残敌,接受了巨大的考验。对于第十八兵团这样成长于大平原的部队转入山地作战,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通过实战的锻炼,积累了山地作战的宝贵经验,为继续向大西南进军树立了必胜的信心。

    攻克秦岭,第十八兵团就地转入休整,开始了为期两个月的军政整训,为参加入川作战做准备。然而,陈漫远没有想到,秦岭一战,竟是他军旅生涯中直接组织指挥的最后一次战役。

    艰辛探索

    1949年8月1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广西省委。9月22日,党中央任命张云逸为省委书记,陈漫远、莫文骅、何伟、李楚离等为副书记。陈漫远受命后,立即收拾起简单的行装,从秦岭深山战场日夜兼程南下广西故乡。11月22日,广西省会桂林解放,陈漫远兼任桂林市军管会主任。12月2日,他又就任广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八桂解放,百业待兴,他以极大的精力,调配干部接收城市,建立政权,维持治安,恢复交通,筹集粮饷,保障我军追歼溃散之敌的作战需要。

    1950年2月8日,广西省人民政府正式成立,陈漫远在成立大会上代表省委和省政府宣布肃清匪特和恢复发展生产是全省军民的中心任务。为此,他刻苦学习中央的有关政策精神,努力协助张云逸、陶铸等全面贯彻党中央的正确路线和方针,结合广西实际,及时制定了一系列的具体政策,组织全省党内外干部和各族军民迅速展开了清匪反霸和减租退押工作。与此同时,他还亲自抓了生产救灾、统一财政、平抑物价、没收官僚资本、建立国营工商业等方面的工作。

    2月24日,陈漫远在全省第一次财经工作会议上作了总结报告,他代表省委正确规定了全省财经工作的基本方针是努力恢复发展生产,完成公粮和税收任务,保证供给,繁荣经济,逐步改善人民生活。4月6日,他又主持召开省委财经工作会议并作了总结报告,全面贯彻政务院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要求以最大的力量克服财政困难。随后,他亲自部署各地的生产救灾工作和剿匪肃特,组织广西军区部队和地、县武装发动全面的军事进剿和政治攻势,消灭了大批残匪和地主武装。7月,他布置全省整风工作,要求各级干部通过整风学习,克服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改进工作。

    9月19日,陈漫远代表省委和省政府出席中南军政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全面汇报广西解放九个月的工作。10月,他在广西省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上作了《广西省人民政府十个月工作报告》,进一步强调广西今后的中心任务是肃清土匪和进行重点土改。11月11日,毛主席致电批评广西省委和省军区在剿匪镇反中的问题,要求广西于1951年5月1日前彻底消灭广西股匪。陈漫远和省委、省军区领导同志坚决拥护毛主席的指示,认真总结剿匪经验教训,更加明确地把剿匪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来抓,坚决纠正宽大无边的偏向,发动群众,收缴民枪,集中优势兵力,重点进剿大、小瑶山和桂南山区的股匪,迅速彻底地肃清各地散匪。

    12月9日,陈漫远兼任广西省土地改革委员会主任,代表省委和省政府主持全省的土改运动。1951年2月16日,省委发布《关于深入发动群众开展清匪反霸工作的指示》和《关于充分发动群众进行土改的指示》。此后,陈漫远又多次主持会议,对全省的清匪反霸和土改进行全盘部署、精心指导,强调要坚决执行党的清匪反霸的基本方针和土改阶段路线,要把土改、春耕生产和剿匪反霸、减租退押、抗美援朝紧密地结合起来。经过全省党政军民的艰苦奋斗,在5月1日前胜利完成了毛主席下达的关于坚决消灭广西土匪的任务,并为全面展开土改和迅速恢复发展工农业生产创造了条件。

    6月2日,陈漫远代表省委、省政府邀请出席全省政治协商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的兄弟民族代表举行民族工作会议,提出关于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合理执行贸易政策、发展民族文教卫生建设、培养提拔民族干部、依照兄弟民族意见处理各地匪首的工作方针,很受各族人民的欢迎。9月,中共广西省第一次党代会举行,陈漫远作了《广西基本情况与今冬明春的任务》的报告,明确提出搞好全省土改是今后一切工作的中心任务。10月上旬,他又在广西省第一届第二次各界代表会议上作了《一年来政府工作及今后任务》的报告,号召全省干部群众深入开展农村土改、城市民主改革和增产节约运动,推动全省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经过两年的奋斗,广西的土地改革如期完成。

    1952年8月,陈漫远担任广西省委第二书记兼省政府第一副主席;1953年5月代理省委书记,8月兼任省政府代理主席;1956年1月任省委书记,6月任省委第一书记。在此期间,他还先后担任广西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和第二政委、第一政委及省政协主席。1956年9月,他当选为中共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他在主持广西党政军的领导工作期间,殚精竭虑,勤于调查研究,勇于探索开拓,团结各族干部,团结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组织全省人民,为胜利完成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和准备开展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做了大量的工作。

    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路线。陈漫远在领导全省实现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过程中,特别注意走群众路线,强调要照顾农民群众的实际利益。1954年2月26日,他主持召开广西第三次农业生产合作会议,听取《广西重点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初步总结》和《增产、增收、办好农业生产合作社》等经验报告后,他在会议总结中明确强调在建社前要有充分准备,从始至终要做好深入的思想发动工作。他明确指出办好农业社必须抓住四个中心环节:首先搞好生产,做到增产增收;第二,建立必要的、简易的、严格的财务管理制度和明确的责任制;第三,继续对社员进行社会主义总路线的教育、集体主义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克服狭隘的个人主义和保守思想;第四,要充分照顾社员利益,务求达到全社增产、户户增收。6月21日,他在全省城市工作会议上又明确提出:一切工作均需服从贯彻总路线,抓紧社会主义改造,同时抓好生产和计划,促进城乡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以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厂矿企业工作的中心要抓好计划管理,达到全面均衡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手工业改造应以手工业合作社为中心,发展手工业合作社;在搞好公私合营的基础上,要加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工作。

    陈漫远为党工作,忠心耿耿,胸怀坦荡,勇于自我批评,从不文过饰非。1956年6月,他在中共广西省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批评了工农业增产指标订得过高,过分强调集体经营,只抓粮食而忽视经济作物和副业生产等方面的问题,特别强调要将1956年粮食增产32%的指标降为20%。9月初,他又在全省副业生产会议上检查了过去把“粮食为主”变成了“粮食唯一”的错误倾向,要求下半年在搞好粮食增产的同时,大力发展副业生产,力争90%的农户增加收入。在他亲自主持下,省委于9月11日发出《关于秋季全面发展农副业生产,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工作指示》,进一步明确要做好全面规划和统筹安排,凡是适合于社员个人经营的零星副业,如饲养猪、羊、鸡、鸭、兔及编织、车缝、补锅、打渔等副业都应由社员自己经营。同月28日又召开全省工业会议,决定取消工矿企业一长制,恢复实行党的集体领导与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随后又签发省委和省人委《关于做好农村粮食统购工作的指示》,要求纠正过去统购过头的偏向,切实摸清粮食、油料产量,合理分配任务,认真贯彻“先留后购”,努力解决农民的粮油问题。12月,他又主持发出了《关于开放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问题的指示》。

    上述政策,对广西城乡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对于1956年春广西平乐、荔浦、横县农村发生缺粮饥荒事件,陈漫远不推诿下级,主动承担责任。1957年6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撤销他的领导职务后,他诚恳对待,并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从严要求自己,努力维护党的团结与统一。他以此为鉴,更加刻苦地钻研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经典著作,运用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来分析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新问题,进一步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

    1960年,陈漫远调任北京农业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后,一心一意扑在党的农业高校教育事业上。为了及时熟悉学校情况和办学规律,使自己成为行家里手,他深入各系征询办学意见和听课,走家串户搞调查研究,重视发挥专家和青年知识分子的作用。他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农业大学为发展农业现代化服务的办学方向,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决纠正了一些“左”的倾向。他带领全校师生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努力提高教学质量,为我国农业和科技战线培养了一批高水平的人才。

    1964年,陈漫远调任国家农垦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继而代理部长。他先后深入广东、新疆、黑龙江、云南四个直属垦区和湖北等九个省区属农场进行细致的调查,全面了解全国农垦战线各方面的情况,为农垦部制定规划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同年8月,他主持召开农垦部党组扩大会议,讨论农场改革问题,制定了农场工作改革的五条意见。党中央书记处批示为“农垦五条”,发布全国农垦战线贯彻执行。随后,由他提议经部党组扩大会议讨论,制定了《关于改革国营农场经营管理制度的规定》,报党中央和国务院批准,颁发各农垦区施行,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文化大革命”中,陈漫远反对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遭受了残酷的迫害和打击。在蒙受冤屈的年月里,他仍以坚韧不拔的意志,认真研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经典著作,坚持锻炼身体。1976年2月,党中央恢复了他的工作,任命他为军事科学院顾问;1977年底又调他任解放军后勤学院院长。他衷心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坚决贯彻中央军委的办校方针,倾注全力于学院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他根据我国社全市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潜心学习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和现代军事科学理论,坚持把四项基本原则作为建军之本和育人之本,重视教员队伍的建设,不断加强教员队伍的军政素质,为培养我军后勤领导干部和加速我军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1982年9月,陈漫远当选为中共第十二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从第一线退居第二线。他虽年过古稀,但仍雄风犹存,积极从事军事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活动,连续出版了《从南昌起义到渡江战役》、《萍迹诗踪》、《冬雷》(与作家王云高合著)、《南下》(与蒋健生合著)等著作,撰写了数十万字的回忆录。身患重病之后,他仍挥毫不已,奋力拼搏。1986年11月22日,陈漫远在北京病逝。陈漫远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忠于党和人民,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我国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为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奋斗了60个春秋,贡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不愧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人民解放军优秀的高级军政指挥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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