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新友
发布时间：2021-03-08 浏览量：1362 来源：八桂将军风云录
黄新友，原名邓新友。他一生戎马，先后担任过红七军排长、干事，红三军团司令部作战参谋，陕甘支队作战参谋，红军前敌总指挥部作战股长，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教育科长，豫北干部学校校长，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六八八团参谋长，八路军二纵队一旅第一团团长，第一二九师新一旅副旅长，太行军区第四、三军分区司令员，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九纵队副司令员，解放军总参谋部军事交通部副部长，河南省军区副司令员等职务；相继参加了红七军的“小长征”，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至第五次反“围剿”作战，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和东征与西征，百团大战，袭击长治机场等等，身经百战，屡建战功。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并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各一枚。
不幸中有幸
1912年，黄新友出生于广西凌云县泗城镇的一个壮族贫苦家庭。父亲是一个穷裁缝，母亲是一位家庭妇女，有兄妹各一人。黄新友七岁时，父亲病逝，裁缝铺倒闭，母亲因难以养活年幼的两子一女，拉家扯口流落到了百色县。不久，母亲携长子改嫁，将次子黄新友及女儿送与他人领养。大革命初期，母亲撒手西去，黄新友之兄参加了北伐军第七军，出发前匆匆与弟黄新友和妹妹见了一面，兄弟俩抱头大哭了一场，从此便杳无音信。
收养黄新友兄妹的人家住在百色县城关。养父姓黄，原籍广东，在百色县城以打杂帮工为业。养母除操持家务外，兼做绣鞋卖鞋的小生意。
1920年，在养父母的关心下，九岁的黄新友进入县城小学读书。他十分珍惜学习机会，入学后勤奋好学，学业优良，三年学习期满，便越级直接考入高小。可是，就在这时，养父猝死，家道随之衰落，黄新友被迫辍学。后来，在养母的鼎力支持下，他又勉强读了一年私塾。
1927年，黄新友15岁，由于家庭实在贫困，他被迫走上社会，小小年纪，先做缉私督察局的差役，接着在右江拿破仑号火轮船上帮厨和仁祥号贸易货栈当学徒。前后历时三年多，累死累活，得到的却是伤心的回忆。盛夏，他汗流满面和大人一样劳作；寒冬，他衣不遮体为老板奔忙，可一个月下来挣的工钱连件新衣服都买不了，还时常遭受老板的无理责骂和毒打。他恨老板，恨掌柜，恨透了所有欺压穷人的有钱人。他不止一次地对养母发誓：“等我长大了，我一定要跟这些坏蛋们算总帐！”
1929年冬，邓小平、张云逸等人在百色掀起武装起义的革命风暴。12月11日，中国红军第七军和右江苏维埃政府宣告诞生。受苦受难的右江两岸的农民笑逐颜开，码头工人、内河船工和店员，和农民们一起手举彩旗，敲锣打鼓，汇聚街头庆贺胜利。在欢庆的人流中，活跃着黄新友勇敢而刚毅的身影。早在9月间，他就义无反顾地参加了店员工会。伴随着起义的枪声，他加入了工人武装纠察队，打土豪、斗老板、开仓分粮，站在斗争的最前列。他的突出表现和对革命的激情，受到了上级领导的赞赏。红七军成立后，他第一批被选送到军政训练所受训。
1930年2月1日，继百色起义之后，左江地区的龙州也发动了起义，成立了由俞作豫任军长、邓小平兼政治委员的中国红军第八军。但起义部队很快遭到桂系军阀及法帝国主义的联合镇压。红八军不幸失败后，敌纠集重兵由左江向右江进犯，首先向根据地的前沿隆安城发起攻击。由于敌众找寡，红七军经过激战后主动转移。这时，黄新友由红七军军政训练所毕业，被分配到第一纵队特务连任班长。2月底，他随军由恩隆县亭泗出发，战怀远，进贵州，夺榕江，回师百色，经受了初步的锻炼和考验。1930年夏，粤、桂军阀混战又起，蒋介石令滇军径取百色，欲抄桂军后方。因滇军进犯百色后尾随红七军不舍，双方在果化发生激战，互有较大伤亡。战后，红七军将部队集中在平马一带休整。黄新友则两次被抽调到军教导队受训。
经过在革命队伍中的锻炼和熏陶，黄新友懂得了许多革命的道理，政治觉悟不断提高。5月，教导队教员袁任远及同学冯治安突然找他，问道：“新友，你愿不愿意跟共产党闹革命？”黄新友听后先是一愣，继而说道：“愿意呀！”“干革命是要流血牺牲的，你怕不怕死？”袁任远有意考他。“哪个怕死，我才不怕呢！”黄新友说着瞪圆了眼睛。袁任远和冯治安全心地笑了笑，然后袁任远严肃地对黄新友说：“现在正式通知你，经组织考察，决定吸收你参加共产党。”说完，他俩把黄新友带到野外的一块空地上，让他和另外四名战友并排站在写有“CCP”字母的红布下宣誓。黄新友庄严地举起右手，心情极为激动，他用近乎颤抖的声音向党念出发自肺腑的誓言。
经受磨炼
1930年8月，由于“立三路线”的错误指导，中共中央要求红七军攻打柳州、桂林，在广东小北江建立革命根据地，阻止两广军阀向北增援，最后夺取广州，以策应全国红军首先夺取武汉，“争取一省数省的胜利”。9月，部队即将离开根据地北上，黄新友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如果随军出发，多病的养母将无人侍奉；如果不走，又何以为穷苦人打天下！常言道：忠孝不能两全。他咬咬牙，请假回家看望了母亲，并扑通跪在养母面前说：“娘，我这就走了，您要多保重啊！等消灭了敌人，我一定回来孝敬您老人家。”黄新友强忍住痛苦踏上了征途。10月上旬，部队到达河池，他被分配到红十九师五十五团二营五连任副排长。
以后，红七军接连在四把、长安两地遭敌拦截，虽轮番强攻亦未能通过这两道封锁线。针对这一严峻形势，以邓小平为首的前敌委员会果断作出决定：放弃攻打柳州、桂林的计划，转向湘、桂边发展，相机开赴江西苏区，与朱德、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会合。此后，黄新友随军转战桂、湘、粤三省边界，历经武岗、全州、江华、星子、梅花村等战斗考验，并在作战中勇敢顽强，身先士卒，于星子战斗后升任排长。
1931年2月，红七军到达粤北边界之乐昌河西岸，军首长命令部队全力抢渡，突破粤军防线，向江西苏区进军。战斗中，黄新友被任命为尖兵排长，率先渡到河东，占领滩头阵地，掩护大部队抢渡。当邓小平政委率红五十五团及红五十八团一部先行渡河后，大批粤军从韶关向乐昌河蜂拥扑来，将我渡河部队拦腰截断。在此紧急关头，黄新友带领全排冒着枪林弹雨，奋力抗击敌人。经过一番厮杀，我过河部队在邓小平、李明瑞指挥下突出了敌人的重围。尚未过河的红五十八团大部亦在张云逸军长率领下主动转移。2月底，邓小平、李明瑞率领红五十五团抵达江西崇义县。4月，红五十五团在江西永新与红五十八团会合，尔后协同湘赣红军参加了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反“围剿”。这期间，黄新友多次变动工作，曾历任红五十五团二营差遣（管理员）、军政治部宣传员和军直属队组织干事等职。他无条件地服从组织的决定，干一行，学一行，爱一行，在第三次反“围剿”最紧张的日子里，他一连几天几夜不睡觉，较好地完成了上级布置的工作任务。
9月，黄新友被选送到刘伯承任校长的红军步兵学校第一期第一队学习。他性格内向，沉默寡言。上课时，他倾心听讲，从不提问；讨论时，同学们高谈阔论，他却一言不发；可是一到考试，他的成绩各科优秀，无论老师提问战术技术或参谋业务知识，他都能对答如流，令人刮目相看。1932年2月，他由步兵学校毕业，对他了解颇深的校教育长邓萍点名带他到红三军团司令部工作。此时正值我红三军团攻打赣州之际，黄新友到达后，被留在参谋长邓萍身边，开始任见习参谋，不久改任作战参谋。
革命战争继续磨炼和塑造着黄新友，继第二次、第三次反“围剿”斗争后，他又先后参加了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历经池江、乐安、宜黄、南丰、金溪、草台岗、广昌、高虎垴等多次战役战斗。使他难忘的是，在这期间他曾得到邓萍的亲切关怀和教育，如在战斗中，邓参谋长循循善诱，教他如何了解指挥员的意图，怎样在地图上正确体现指挥决心及遇到紧急情况应该怎样处置等等，加上他虚心好学，不懂就问，他的参谋业务大有长进，不仅能够独立地绘制战斗要图、起草作战命令和战斗详报等，而且能提出自己的作战设想供领导参考。邓参谋长还经常利用夜间或战斗空隙，教他学习革命道理，如“立三路线”为什么对革命有害、为什么要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及共产党员必须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等等。为此，他对邓萍有着发自肺腑的深深敬意。
1934年10月，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指导，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中央红军被迫撤离根据地长征。这时，红三军团司令部作战科实际只有黄新友一人坚持日常工作，在频繁的行军作战中，他除了履行参谋职责，还经常受命带一个连随先头部队侦察敌情，安排宿营地。由于过度劳累，他的眼窝深陷，憔悴异常，但他从来不叫苦。为了应付恶劣的斗争环境，他学会了边走路边睡觉的休息方法，从而保持着充沛的精力。
1935年1月，中央红军占领贵州遵义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了扩大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会后，中央红军挥师北上，计划北渡长江，进至四川西北部创建新的根据地，因在土城地区遭到川军重兵堵截，便主动放弃原定计划，掉头东进，决定改在川滇黔边实行机动作战。在第二次占领遵义的战斗中，邓萍不幸壮烈牺牲。这一噩耗使黄新友悲痛欲绝，当他含泪和战友们将参谋长掩埋以后，无限的哀思使得他数日几乎饭水不进，他越是怀念参谋长，越是激起他对敌人的满腔仇恨，他暗暗发誓：一定踏着参谋长的足迹前进，用无私的献身精神同敌人搏斗，将革命进行到底，以告慰参谋长的在天英灵。同年4月上旬，中央红军送抵贵阳以南之长寨、紫云，距广西边界近在咫尺，于是一些百色籍的同志流露出归乡心情，黄新友何尝不思念孤苦伶仃的养母！但他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红军干部，岂能只顾个人私利，不顾革命大局，亦不可袖手旁观，等闲视之，他劝同志们说：“跟红军走吧，回家只有死路一条，等革命成功了，咱们再一块儿回去做工、种田。”漫漫长征路坎坷曲折，险情迭出，黄新友以坚强的毅力，跟随部队巧渡金沙江、飞夺沪定桥、跨越雪山草地，征服了重重艰难险阻。途中，他虽身背沉重的作战资料，但只要一望见伤病员，他的心就震颤，总要跑过去扶一把或替他们背背枪，帮助走一程。过雪山时，司令部有个司号员把米袋丢了，他还是个十五六岁的孩子，黄新友像个大哥哥那样，擦去他的眼泪，并把自己的炒面匀出一份给他。
6月，中央红军抵达懋功地区，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7月，两支红军进行整编，组成左、右路军北上，肖劲光被任命为红三军团参谋长，李天佑任军团司令部作战科长。但当两路红军跨过荒无人烟的草地后，张国焘闹分裂，拒不执行中央北上方针，擅自命令左路军南下四川。10月，红一、三军团组成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委的陕甘支队，继续北上。这时，黄新友担任陕甘支队作战参谋，有幸在毛泽东、彭德怀等领导同志的身边工作。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于11月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下辖红一、十五军团。根据工作需要，黄新友奉调到中央军委一科任科员，科长为伍修权。在此前后，他曾参加突破天险腊子口、直罗镇、东征等战役战斗，做出了一个参谋人员的应有贡献。1936年5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为扩大和巩固西北抗日根据地，同时也为了策应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决定以红一方面军主力组成西方野战军，在前敌总指挥部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率领下，向陕西、甘肃、宁夏三省边界的广大地区进攻。黄新友此时被任命为前敌总指挥部作战股长，具体负责作战业务。西征期间，他常随彭德怀活动，认真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彭司令员勘察地形，他提前作好安排；首长询问各部队的战斗位置，他立即作出准确回答；当首长下达作战命令时，他总是一字不漏地向下传达。彭司令员不善言谈，但每逢这时，总要向他投以满意的目光。经过两个多月的战斗，我西方野战军连克定边、环县、豫旺、盐池、同心等城镇，开辟了纵横200公里的新区，给宁夏军阀马鸿宾、马鸿逵以重大打击，亦为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西安事变后，中共中央为了培训抗日人才，从各部队抽调干部到延安受训，黄新友得知后即向前敌总指挥部提出申请，后经政治部副主任杨尚昆批准，他于1937年1月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二队学习，并担任学习组长。在半年多紧张而有意义的学习生活中，他先后聆听了毛泽东、刘伯承等领导人的讲话，比较系统地学习了中国革命的理论及《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毛泽东同志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等文章，从而加深了对抗日战争的性质、任务及广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的认识和理解。通过对王明、张国焘等所犯错误的批判，黄新友亦从中懂得了马列主义必须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若违背这一点，就必然要犯错误，招致革命的挫折或失败。自此开始，黄新友怀着对马列主义的强烈渴求，无论斗争环境多么艰苦复杂，手边总不离毛泽东的著作，不断从中汲取智慧和营养，牢牢掌握改造主、客观世界的主动权。
惩日反顽建奇功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侵略军向我华北地区大举进犯。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经过主动与国民党政府谈判，于8月25日将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八路军主力第—一五师、一二○师和一二九师陆续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开始了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
此时，黄新友从抗大毕业，经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谈话，将其分配到第一二九师三八六旅第七七一团任参谋长。10月，三八六旅由师长刘伯承率领向娘子关以南挺进，先后在长生口、东石门、马山口、七亘村等地给进逼太原之日军以沉重打击。
七亘村战斗后，黄新友改任第一二九师教育科长，跟随部队在晋冀豫边广大地区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开创抗日根据地。然而就在这时，灾难悄然向他袭来。事情的经过是：原红三军团司令部司号长、时任师教导团参谋长的田长江因犯错误，上级拟让他接替田的职务，他考虑许久，觉得自己的理论底子薄，想再负责一段教育工作以得到锻炼，便提出请领导另选他人。后来开会批判田长江，不善言词的他亦没有发言。有关部门领导却据此认为他有意庇护田，并有和田一块开小差嫌疑，遂决定对他处以开除党籍并关押一个月的处分，送交八路军总部执行。关押期间，他多次向八路军总部申诉，经政治部主任傅钟调查核实，初步认定田的错误与黄新友无关，即将他释放另行分配工作。同时，傅主任还关照说，他的党籍需待复查后才能决定恢复与否。对这次误解，黄新友非常痛苦，但为了革命大局，他没有停留在个人恩怨上，而是加倍努力地为党工作，他坚信党决不会冤枉一个好人，自己的问题终究是会弄清楚的。在半年多接受复查的日子里，他先后担任过第一二九师政治部巡视员、总部直属教导队队长、第—一五师三四四旅作战股长等职。每次调换工作，他都毫无怨言地接受，并尽职尽责地干好。1938年秋，八路军总部经过认真复查，认定对黄新友的处理是错误的，决定恢复他的党籍，予以彻底平反。第三四四旅政委黄克诚向他宣布了这一决定，后来第一二九师首长亦代表部门领导人向他道了歉。上级领导实事求是的民主作风，更加激励起黄新友的奋斗精神。
1938年11月，黄新友出任豫北干部学校校长，担负起培训抗日干部之重任。一个多月后，即1939年1月，他又奉调到第三四四旅六八八团任参谋长。此后，他积极协助团长韦杰、政委何柱成工作，先后参与指挥平汉路东的香城固、彭城、古山等战斗，给予日伪军以沉重打击。是年夏，根据八路军总部训令，第六八八团参加新式整军，黄新友认真履行参谋长职责，严格管理教育部队，为提高六八八团的军政素质和战斗力付出了艰苦的努力。
为了适应抗日战争的新形势，统一太（行山）南、豫北的作战指挥，1940年2月，八路军总部决定成立八路军第二纵队，任命左权兼司令员，黄克诚任政委，下辖新编第一、第二旅、二纵队成立后，黄新友被调任新一旅第一团团长。4月，黄克诚政委受命率新二旅开赴冀鲁豫边区活动，新一旅改归第一二九师建制。不久，新一旅奉调林县任村以南地区，担负守卫豫北门户任务。自此，黄新友独当一面工作，率部驰骋于太南、豫北广大地区，频频杀敌立功，在革命征途中写下了极为精彩的一笔。
是年8月，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统率晋察冀、晋冀鲁豫和晋绥边区部队共105个团，在2500公里的漫长战线上，向以正太路为重点的华北交通线上大小敌伪据点同时出击，展开了著名的“百团大战”。根据作战部署，黄新友率领的新一旅第一团担负破击丰乐至安阳段铁路任务。因从出发地到破击地点约有20公里，且每次都要经过水冶至观山段封锁线，任务极为艰险复杂。为此，黄新友经认真分析敌情和周密的推算，把部队通过封锁线的时间定在夜幕垂下之后。每次出发前均严密组织，为部队划定行军路线，制定应急措施，要求指战员通过封锁线时隐蔽、快速、高度警惕；执行破击任务时快打、速撤、听指挥。8月20日，他率部顺利超过封锁线，进袭丰乐车站，毙敌十余名，将车站设备及铁路破坏一部，炸毁了漳河铁桥。9月19日，该团又一次越过封锁线，破坏安阳车站附近铁路100多米，另向安阳敌机场发炮十余发。敌老羞成怒，于当日在一团归途中设伏重兵，欲一举聚而歼之。因黄新友率部改变回归路线，敌人的阴谋遭到破产。在部队企图已经暴露的情况下，为了保证下阶段破击任务的完成，黄新友决定狠狠教训一下封锁线上的日、伪军。9月下旬，在第三次完成破击任务返回的途中，他指挥部队分割穿插，对敌实施反伏击，歼灭日、伪军各一个中队，生俘日军六名，受到了旅首长的表扬。
百团大战后，日军实施报复性的大“扫荡”，对我抗日根据地实行残酷的杀光、烧光、抢光政策，造成我军钱粮难筹，生活极度困难。为了使部队渡过难关，黄新友亲自带领小分队冒着刺骨的寒风，沿着崎岖的羊肠小道，往返100多里到深山背粮。他的手冻裂了，肩膀磨肿了，脚上打起了血泡，但无论再苦再累他都一声不吭，一样和战士们吃野菜，啃玉米面窝窝头，从不搞特殊。一次，通信员从安阳地区的果镇上为他买回两个白面烧饼，他不仅不吃，还骂通信员是“败家子”，硬是把烧饼送给了伤病员。不久，日军“扫荡”结束，部队的生活逐步好转，黄新友被抽调到中共北方局党校学习。这次学习历时三个月，他主要学习了联共（布）党史，加深了对苏联革命、特别是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了解，再次武装了思想。1941年5月，他以优异的成绩给业后，被任命为第一二九师新一旅副旅长。此时，正值日军对我冀鲁豫边区实行五路大“扫荡”刚刚被粉碎，他受命率一个团开赴潞城、襄垣地区，协助地方党组织开展反封锁、反蚕食斗争。他率部到达后，与地方党组织紧密配合，深入发动群众，广泛开展生产自救及武装自卫等活动，使这一地区的抗日工作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
日军在多次对我实施毁灭性大“扫荡”而未能消灭八路军主力的情况下，转而把作战目标对准八路军总部及第一二九师领导机关，企图造成我军群龙无首，然后再逐个地加以歼灭。为达此目的，驻华北日军于1942年2月至5月，先后两次对我晋冀豫边抗日根据地的太行、太岳区和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发动拉网式大“扫荡”。5月，严阵以待的黄新友奉命率领一个团转入潞城、平顺地区，伏击由长治外出之日军，后因敌情变化，他率部跳出“扫荡”圈，与太行第四分区第三十二团会合。5月底，他指挥这两个团乘敌后方空虚，奔袭长治飞机场，烧毁敌机三架。尔后，经壶关转向黎城追击敌人，歼灭日伪军一部。数日后，部队在平顺县阳高遇到孤立无援的师直属队，黄新友下令部队加强警戒，严密保护师直属队的安全。此次反“扫荡”作战中，黄新友实行灵活机动的指挥，免使部队和师直属队遭受损失，并伺机严惩敌人，受到师首长刘伯承和邓小平的高度称赞。战后，他受命协助谢富治指挥新一旅和五旅两个旅，驻守林县任村以南，监视顽军行动。因顽军暂无妄动迹象，他奉调襄垣地区开辟工作，不久又接到赶赴黎城参加整风运动的通知。
1943年春，八路军总部为加强地方及军分区的工作，决定将部分野战旅分散。3月间，黄新友出任太行军区第四军分区司令员，受领的任务是率该分区部队守卫太行山南大门，枕戈待旦，随时反击顽军进攻。但形势很快发生逆转，4月20日，日军向太南、豫北地区大举进犯，在日伪军的压力下，国民党第二十四集团军司令庞炳勋及新五军军长孙殿英率部投敌，组成伪二十四集团军，配合日军向我抗日根据地进攻。7月14日，该集团军下属的新五军、七军、四十军和太行保安队各一部，侵占我林县城及其周围地区，企图以该地区为跳板，进一步蚕食我抗日根据地。国民党军队的投降卖国行径激起我抗日军民的极大愤慨，为保卫太行根据地，严惩汉奸庞、孙伪部，太行军区遵照中共晋冀豫区党委指示，调集所辖各军分区部队，由太行军区司令员李达统一指挥，于8月中旬发起林南战役。
根据战役部署，我参战部队约13个团分为东、西两个作战集团，西集团指挥员为黄新友、何柱成，黄负主要责任；东集团指挥员为徐深吉、皮定钧，徐负主要责任。8月17日夜，黄新友、何柱成率西集团猛烈穿插分割，直捣林县城及其外围据点，经反复冲杀，于次日中午攻克林县城，全歼守城伪军。在西集团行动的同时，东集团一面准备阻击安阳出援之敌，一面向驻南北陵阳、夏城、桑园、姚村、何界等据点之伪军发起进攻，于18日将这些伪据点全部攻克。接着，东、西两集团实施第二阶段作战。20日，黄新友、何柱成率领西集团南下，先后占领合涧、原康、临淇等地，歼灭伪第八纵队等部。东集团亦先后占领了李家厂、东姚集等据点。经过连续九天作战，我东、西集团共歼日伪军7000余人，攻克据点80余处，予庞、孙伪部以歼灭性打击，保卫了太行根据地，开辟了林县以南、辉县以北的广大新区。
林南战役结束后，太行军区决定组建第八军分区，负责开辟以陵川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黄新友明知此项任务极为艰巨，但他知难而进，经主动请求，他被任命为该分区司令员。1943年9月，当他和分区副政委宋立春率两个主力团到达陵川后，发现这里的情形比预料的还要坏。由于日伪军的反复“扫荡”，该地区惨遭洗劫蹂躏，村里难见炊烟，路上难遇行人，死者枕藉，病者呼号，其凄惨萧条之状目不忍睹。为了尽快开辟这一地区，黄新友率部实行了三项有力措施。一是号召部队厉行节约，尽力救济饥民，医治战争创伤，和群众一道渡过难关；二是边宣传发动群众，边寻机打掉敌人的一些小据点，以求得立足之地；三是抽调部队干部充实地方，推动各县抗日武装及政权的建立。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八分区辖区内的各项工作均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势头，较快地完成了开辟工作任务。
1944年底，太行军区根据毛泽东关于“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的指示，命令第七、第八军分区部队及冀鲁豫边区党校警卫团，向盘踞道清路南北之日伪军发动强大攻势，实施道清战役作战，指定黄新友和七分区司令员张廷发为战役指挥员，黄负主要责任。在黄新友、张廷发的具体部署指挥下，此次战役分三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是打击道清路南之日伪，开辟道清路南新区。战役于1945年1月发起前，为迷惑和牵制敌人，提高攻击的突然性，黄新友、张廷发下令地方武装和民兵组成数支小分队，进行正面活动，游击于敌之交通干线和主要城镇、据点之间，将敌人打得晕头转向之后，即令主力自修武以西跨过道清线，远程奔袭小东、宁郭镇，将盘踞这里的伪兴亚巡抚军、伪保安大队和顽军张敬忠部之特务大队全部歼灭。尔后兵分数路，围点打援，将道清路以南、平汉路以西、沁阳以东地区之日伪军悉数横扫无遗。
战役的第二阶段，是消灭伪庞炳勋部独立第十四旅，解放道清路北敌占区。战前，黄新友、张廷发重演麻痹敌人的战术，将我主力调至根据地纵深地带，同时秘密调来三分区第七六九团，当一切准备就绪后，即率三个主力团直扑伪十四旅旅部驻地五里源，激战数小时将其攻克。次日，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以摧枯拉朽之势，转战于修武、获嘉、辉县三县之间，将道清路北的大片土地收复。
战役的第三阶段，是乘胜沿道清线进攻，继续扩大战果。自3月9日开始，黄新友、张廷发指挥所部先后攻克石荆、岳庄、小虹桥、大司马、花园头、西帐村、黄庄、王村、葛庄等敌伪据点50余处，并将沿途各村镇伪政权一扫而光。至4月中旬，道清战役胜利结束，此役共歼灭日伪军2500余人，收复国土2000多平方公里，解放人民75万，成功地将日伪军压入点线，开辟了道清路南北之解放区。对此次战役的运动战经验，中央军委给予了充分肯定。
道清战役后，黄新友率领八分区部队经过短暂的休整，便接到了太行军区要求参加安阳战役的命令。安阳乃豫北重镇，跨越平汉线，与汤阴、鹤壁等毗邻，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安阳城驻有日军第一混成旅团一部，而外围地区之伪军，大部系伪第一路军，下辖三个旅并三个游击总队，共4800余人。根据太行军区司令员李达和政委李雪峰的部署，参战部队九个团编为三个作战支队，第七分区之第一团、四十三团和八分区之第二团、军区特务营及林县、安汤两个独立营为第一支队，统由黄新友、张廷发指挥，黄负主要责任。其他两个作战支队则分别由第三、四、五分区部队组成。
6月29日，安阳战役打响，黄新友、张廷发率第一支队越过安阳河，以快速动作直扑曲沟集，经过一夜激战，于次日晨全歼守敌伪第三旅，生擒伪旅长杜二保。接着，乘胜推进，经盖村抵达北流寺，与第三支队联手，将安阳来援日军第七十四大队士官教导队100余人及伪军60余人包围歼灭。7月1日，第一支队奉命进击九龙山、东善应，协同第二、三支队横扫水冶镇南北各据点之敌。目的达到后，第二、三支队由近万名民兵自卫队配合，对观丰铁路实施大破击，第一支队则受命攻打鹤壁镇。7月4日夜，第一支队主力抵达鹤壁外围，黄新友、张廷发下令第一、二团担任主攻，第四十三团陈兵鹤壁东南打援。次日拂晓，第一支队全歼守敌伪新五军暂编第九师二十六团，将鹤壁收复。此次战役是我军在晋冀鲁豫地区发动的一次较大战役，共歼灭伪第一路军之第二、三旅大部、伪林县游击第三总队及独立第二团、伪暂九师第二十六团及日军士官教导队，生俘日、伪军800余人，攻克据点30余处，打破了敌人对我抗日根据地的封锁，为全面大反攻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在侵华日军行将灭亡的前夕，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布了对日、伪军全面反攻的指示。1945年8月11日，太行军区下达了对日、伪反攻的命令。第八军分区紧急动员，在黄新友率领下加入了声势浩大的反攻行列。8月17日晨，该分区主力第二团攻克博爱县城，率先拉开大反攻帷幕，受到中共中央表扬及太行军区的传令嘉奖。接着，黄新友率部与第七分区主力协同作战，短短十多天，接连攻克获嘉、武陟、温县等县城，解放了大片国土。各县伪军及杂牌部队迫于我军威力，犹如丧家之犬，纷纷涌入豫西北煤城焦作，妄图凭借日军的强固工事负隅顽抗。为彻底扫清黄河以北之敌，太行军区于8月下旬下达了收复焦作的命令，组成了以黄新友任总指挥、张廷发任副总指挥的“解放焦作指挥部”。
9月初，黄、张率第八分区主力和第七分区一团抵近焦作外围。在短暂的战斗准备阶段，黄新友冒着冷枪冷弹，多次亲临前沿观察地形，寻求最佳攻击方案。8日零点，总攻开始，指挥部下令数十名特等射手将敌探照灯逐一打灭，尔后组织火力向敌猛烈扫射，掩护担负正面攻击的八分区第二团。第二团乘机剪断电网，跨过护城壕，架梯翻越城墙，以猛虎下山之势，向城内纵深发展。与此同时，七分区第一团亦突破东城，进入市区。在一片震耳欲聋的喊杀声中，守城敌人迅速土崩瓦解，焦作城于当日光复。此战我军共歼灭守敌伪华北兴亚巡抚军、伪挺进队及杂牌部队大部，生俘巡抚军司令李仙洲以下720余人。至此，我豫北广大解放区联成一片。
不息奋斗
1945年11月，黄新友升任太行军区副司令员兼第四军分区司令员。
根据中共太行区党委1946年工作指示，黄新友率领第四分区部队在辖区博爱、沁阳、温县等县，协助地方党组织贯彻执行减租减息、增资增佃政策，组织群众重建被日寇毁坏的家园；开展拥政爱民和联防反霸保边区等活动，积极为地方培训干部，加强各级民主政权建设；同时带领部队秣马厉兵、垦荒屯田，使部队的战斗力不断得到充实和提高。然而，正当黄新友满怀信心地为巩固和发展解放区做出新贡献之时，国民党蒋介石竟一意孤行，破坏抗战胜利的大好形势，调集国民党军队向我各解放区大举进攻，挑起了全面内战。不久，第四分区辖地博爱、沁阳、温县先后沦入敌手，解放区的人民再次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根据当时的局势，中共中央于1946年7月发出了《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指示。9月16日，中央军委又发布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针。我军据此在各个战场上实行内线作战，给敌以重大杀伤，并在局部地区取得了战争的主动权。战争的初步胜利鼓舞着黄新友，1947年1月，他奉调太行军区工作，担任副司令员。
长期恶劣的斗争环境，毫无喘息地为部队和地方工作而奔忙，使得黄新友积劳成疾，身患心脏病、胃病、精神病等多种疾病。当他接到赴太行军区工作的调令后，竟一病不起。但置身于病榻上的他并没有片刻安宁，他利用难得的机会，阅读了大量毛泽东著作和上级的有关文件，还时时关心着前线战况，莱芜战役、陕北三战三捷、豫北攻势战役、孟良崮战役，每则胜利消息都给他以极大振奋。特别是当他得知刘、邓大军挺进中原，揭开我军战略反攻序幕的消息后，他再也躺不住了，病未痊愈便主动请缨，要求赴前线作战。
1947年8月15日，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九纵队在豫北清丰成立，司令员秦基伟、政委黄镇、参谋长何正文，黄新友被任命为副司令员，辅佐司令员主抓军事指挥工作。8月21日，九纵遵照兵团首长陈赓的命令，挥师南下，向豫西挺进。当部队渡过黄河，分两路向伏牛山开进途中，黄新友胃病复发，阵痛不已。政委黄镇看他脸色不好，关切地劝他不要操劳过度。他感激地连连答应，可一到驻地，照样奔波忙碌，或召集各师、团领导了解战况、敌情，或通宵达旦地参加纵队会议研究作战方案，完全将病痛置之度外。至10月4日，九纵沿途斩关夺隘，先后解放赵堡、鸣皋、嵩县、伊川、田湖等城镇，歼敌第十五师、整三师、第二○六师等6000余人，顺利进入伏牛山腹地。经短暂休整后，又沿伏牛山向东发展，乘平汉路西地区敌之兵力空虚，毅然发起伏牛山东麓战役。我军兵分数路，连克宝丰、鲁山、南召、叶县、方城五座县城，歼灭地方反动武装5000余人。接着乘胜前进，展开对平汉路的破击战，歼灭敌第五兵团之整三师及地方武装各一部共3000余人，破坏铁路60公里。同时还取得了临汝、繁城、临颖等县作战的胜利。这一连串光辉战绩，无不渗透着黄新友的心血和汗水。
1948年2月，正当九纵奉命挺进陇海线，配合解放洛阳之际，黄新友的精神病突然发作，整日恍恍惚惚，无法再随部队行动。纵队领导为此痛心不已，经慎重研究，决定由政委黄镇亲自护送这位人民功臣赴中原军区治疗。但由于当时我解放区医疗条件差，诊治约一年时间亦未痊愈。1949年2月，北平和平解放后，中央军委秘书长杨尚昆十分关心他的病情，不久便将他转送到北平协和医院疗养。
全国解放后，为着社会主义革命和部队建设，黄新友保持战争年代的无私献身精神，呕心沥血，奋斗不止。有人曾经说过：“不热爱自己母亲的人，不可能做到真心实意地爱他人、爱事业。”黄新友爱母亲，他的疾患刚一好转，便把风烛残年的养母从广西接到北京奉养，直至送终。黄新友更爱事业，1954年，他疾病刚痊愈就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军事交通部副部长。为取得工作的主动权，他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为开拓我军的交通事业做了大量工作。
1958年2月，黄新友奉调担任河南省军区副司令员，他的足迹遍及河南各地，为部队和民兵建设付出了艰苦的努力。他虽然是个有职有权的高级干部，但他从不搞特殊，最讨厌以权谋私。他的大儿子入伍到四川当兵，当时成都军区副司令员韦杰是他患难与共的老战友，而他却始终未向儿子提及，直到儿子复员后他才当面挑明。
1981年，黄新友被定为副兵团级职务。1983年，他奉命离职休养，但思想并未“离休”，仍坚持学习时事政治，关心党和国家的大事。他痛心“文化大革命”给人民带来的灾难，由衷地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各项路线、方针和政策。1985年10月15日，黄新友因病医治无效，在河南郑州逝世，终年73岁。同年11月14日，遵照他的遗嘱，河南省军区政治部及其亲属，将他的骨灰由郑州运回家乡百色，撒下了右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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