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祖珍
发布时间：2021-03-08 浏览量：1092 来源：庾新顺 朱永来
韦祖珍，又名韦仕。他16岁投身农民运动，17岁参加百色起义，以后相继参加了红七军的千里北上和中央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并经受了抗日烽火和解放战争硝烟的严峻考验，先后担任过旅政委、师政委、军政委和广州军区政委、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等重要领导职务。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自己曾深情地说：“党把我从一个农民培养为一个党的干部，使我从政治上和思想上得到了一个大的飞跃。”
撑船之仕
1912年8月，韦祖珍出生在三面环山、一面环水的广西东兰县隘洞乡板仆屯的一户壮族贫苦农民家庭。他的出生，给家庭带来了欢乐，也带来了忧愁。要知道，多一张嘴就多了一份负担啊！家境贫寒，成年累月脸朝黄土背朝天的父母亲给他取名“仕”，希冀他将来步入仕途，光宗耀祖，改变家庭处境。
韦仕一家，人丁可谓兴旺。既有父母亲，还有兄、嫂、姐、侄，加上韦仕，共有八口之多。年复一年，父亲和一家人一起租种地主的田地，默默地辛勤耕耘、播种、收获。老实厚道的父亲终年辛劳，到头来还得欠下数目不小的阎王债。勤劳善良的母亲，一年四季，忙了家务忙农活，自然未老先衰。
常言道：宰相肚里能撑船。韦仕不是宰相，只是一个壮族的农家苦孩子，他肚里不能撑船，却装着大苦海，而且家里真有一条旧木船，并且他自七岁开始就在红水河畔和父亲一起撑船渡客，风里来雨里去，从不间歇。此外，他还要学会放牛、打柴火、养猪、种菜，虽说是小小年纪，可尝尽了人间的辛酸苦辣，忍受了多少人间的不平和屈辱。
1926年，韦仕14岁。此时，国共合作正开展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红水河两岸的农民在韦拔群等组织领导下，建立农民协会和农军，农民运动闹得非常红火。晚上，韦仕常在村里的大榕树下听长辈们说韦拔群闹革命的故事，从而知道：韦拔群有许多的穷朋友，专门和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作斗争，为穷苦百姓撑腰。于是，韦仕在心中充满了对韦拔群的仰慕和敬佩。
在韦拔群的领导下，红水河两岸红起来了，东兰、凤山等县掀起了轰轰烈烈反对地主恶霸、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的斗争。可是，1927年，蒋介石等国民党右派叛变了革命，在全国实行白色恐怖。但在东兰、凤山地区，农民协会和农民赤卫队仍在坚持斗争。1928年春，东兰县的贫苦农民，在秘密恢复农民协会的基础上，悄悄地集合和串连起来，在山沟里，在密林中，人们都议论着中国共产党的土地革命。隘洞乡也恢复了农民协会，韦仕和他哥哥也跑到农会说：“我们要参加农民协会，也要参加农民赤卫队。”韦仕实现了自己的心愿，参加了农民赤卫队。
在韦拔群组织召开东兰、凤山两县农民武装大会之时，韦仕和农民赤卫队员一起扛着钢枪、鸟枪、大刀参加了大会。会上，韦仕看见了有斧头镰刀的红旗，看见了红色的标语，还看见了韦拔群在会上讲话。韦拔群气宇轩昂，声音洪亮，把整个会场都沸腾了。会上，“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土官皇帝”的口号响彻会场内外。这一天，韦仕的心情始终未能平静，他暗暗下定决心要跟韦拔群干一辈子革命。以后，韦仕和农民赤卫队直接参加了攻打地主民团的斗争。
在斗争中成长
1929年秋，左右江两岸的壮乡瑶寨到处红旗猎猎，锣鼓喧天，广大的穷苦农民从被奴役的地狱里解救出来，成了土地的主人。东兰赤卫队在和地主豪绅的斗争中屡建奇功，而韦仕则以他的机智和胆量总是冲锋在前。
1929年12月11日，邓小平、张云逸、韦拔群等经过周密的准备，成功地举行了威震南疆的百色起义，建立了中国红军第七军和右江苏维埃政府。韦仕参加的赤卫队被编入红七军第三纵队，他成为一名光荣的红军战士。从此，韦仕改名为韦祖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这座大熔炉里经受锻炼和考验，在斗争中逐渐成长起来。
1930年春，韦祖珍随同第三纵队转入黔桂边开展游击战争，扩大红军的影响，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接着，他又参加了红七军从右江到江西的“小长征”。行军，他争当尖兵；作战，他表现勇敢。在兴国与中央红军会合后，红七军成为中央红军的一部分，在毛泽东、朱德的指挥下，韦祖珍参加了第三次反“围剿”作战。
战争是残酷的，生活亦十分艰苦。在这残酷、艰苦的岁月中，韦祖珍思念着千里之外的父母亲，更想到自己作为一名红军战士，要为中国广大的劳苦大众的翻身解放而努力奋斗。
在攻赣州、打南丰、围宜黄的战斗中，韦祖珍是军突击组的尖兵，他总是像一把尖刀直刺敌人的纵深。而在他的血肉之躯，臂部、腿部、臀部都留下了一块又一块的伤疤。这些伤疤，记录了他光荣的战斗历史，也同时记录了他成长的历史。由于他作战勇敢，1931年11月被吸收为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1932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的职务也迅速从战士、班长、排长升到了连政治指导员。
1933年，在宜黄战斗中，韦祖珍带领两个班掩护主力突围，完成任务后被敌人包围，失去了与主力的联系。当时环境极其险恶、严峻，疲劳、饥饿威胁着每个战士，死神也随时会降临到每个人的身上。韦祖珍坚定着“一定要返回部队”的信念，在敌占区避实就虚，昼伏夜出，与敌巧妙周旋。一星期后，硬是将战士们带回了连队，受到了上级领导的表扬。
韦祖珍作战勇敢，机智过人，1933年夏先后被调到红三军团保卫局、国家保卫局受训，之后任局侦察科员和红一军团教导营特派员。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韦祖珍又奉调到红一军团保卫部任科长。
1939年，韦祖珍奉命进入延安马列学院学习，1942年又被选送到中央党校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三年的党校生活，使他成为军事上和政治上成熟的指挥员。他被选为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候补代表，参加了“七大”这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七大”结束后，韦祖珍奉命率部随文年生、雷经天、陶铸等南下开辟敌后游击根据地。1945年11月，韦祖珍调任第二十八旅政委，奉命到冀、察、热、辽开辟和巩固革命根据地，依靠群众站稳脚跟，同时培养和锻炼部队能征善战、敢打善拼的战斗作风。随后，他奉命担任第二十四师（后改为第一三五师）政委，率部投入伟大的战略决战的辽沈战役，与主力部队一道参加了辽西会战及东进新立屯、沈阳以西地区的战斗。他首先率部歼灭外围之敌一个营；接着摧毁敌北大营，攻下敌主阵地东大梁，与兄弟部队一道歼灭了锦州之敌，俘敌3000余人；继而参加围歼辽西之敌廖耀湘兵团，一路连战连捷，战果辉煌，受到上级首长的一再表扬。
杀开民权门
在北京军事博物馆里，曾展出一面“杀开民权门”的锦旗，锦旗上弹痕累累，它记录着第一三五师的英雄们在伟大的平津战役的解放天津战斗中浴血奋战的勋业。
1949年初，天津雪花漫天飞舞，原野白雪皑皑。天津外围，我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的两个兵团将守敌已围得水泄不通。我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心里十分清楚：“我们，将要宣布天津城里十多万敌人的死亡”，“向敌人心窝开刀”。
战斗打响后，我攻城部队迅速扫清了敌军的外围据点，第一三五师在韦祖珍等指挥下，向天津民权门突击。民权门在地堡群的背后，是开在一丈四尺高的用石头筑起的城墙上的一道牢固的城门。地堡群的前面是一片30来米的开阔地，开阔地上布满了地雷、鹿砦、铁丝网和电网。守敌依仗着易守难攻的地形，骄横一时。正如敌守城司令陈长捷所说：“增修隐蔽错综的低碉，工事的设计运用和部署兵力，掌握得十分机密。”
按照东北野战军第八纵队首长的部署，第一三五师政委韦祖珍亲自在白茫茫的大地上观察地形，分析敌情，并亲临前线组织指挥。在打开民权门的前夕，韦祖珍在团长陪同下乘坐绿色小吉普车到了第四○三团一营第一连。连队俱乐部的墙上挂满了一连从建立以来在历次战斗中所获得的数十面奖旗；战士们则坐在地上，心情非常激动地等待师首长赋予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当韦祖珍政委走进俱乐部时，战士们刷地站了起来，高喊着“将革命进行到底！”韦祖珍以异常激动而严肃的神情面对着这100多名战士，下达了命令：在我们面前摆着一个极其艰巨和光荣的任务——迅速解放天津，我们师要从民权门打进去，在市中心的金汤桥和兄弟部队会合，但我们必须要有一把尖刀作开路先锋，师党委决定把打开民权门的尖刀任务交给你们。并随即将一面三尺多长两尺多宽的题着“杀开民权门”五个大字的锦旗授给了连长。连长带领全连战士举手宣誓：我们向党向毛主席保证，向师党委保证，保证把红旗插上民权门。
风沙呼啸了一夜，次日凌晨，风息云散，白茫茫的大地上阳光普照，可以清晰地看到天津市内的楼房。隐伏在交通沟里的指战员，焦急地等待着总攻的命令。
在师指挥部里的煤油灯下，韦祖珍听了各团团长和炮兵指挥所的报告后和师长交换了意见，立即向前线总指挥部报告：“我师一切准备妥当，只待总攻命令。”
此时此刻，能征善战的韦祖珍神情严峻，面对这一伟大的战略决战战役充满着必胜的信念。总攻开始后，他在师指挥所里，用望远镜仔细观察、掌握战斗进展情况，他望见战士们顺利地炸开了护城河的地堡，接着在被炸开的道路上抬着两座浮桥向护城河前进，又在敌炮火封锁下把浮桥架好；他还望见敌炮火将两座浮桥炸断后，战士们跳进了冰冷刺骨的河水中，用自己的肩膀扛起浮桥，让突击队冲过向民权门杀去。韦祖珍不由得从内心里进发出：“好样的，红军的革命精神又发扬了。”
指战员簇拥着“杀开民权门”的锦旗，呐喊着向民权门冲击。锦旗，在硝烟弥漫的民权门上空哗啦啦地飘扬。韦祖珍本能地看了一下手表，距离发出总攻信号的时间才三分钟。时间，就是胜利啊。杀开了民权门后，第一三五师的指战员涌入天津城内奋力搏杀，与敌展开了激烈的巷战、街垒战，并抢占了金钢桥和金汤桥，完成了与第三十八军会师两桥的任务。难怪乎敌守城司令陈长捷哀叹道：“民权门的主阵地，经解放军的一阵猛攻之下就被突破，刘军（即敌刘云翰第八十五军）再无力堵击，听任解放军直插到金汤桥，就形成和小西门西头方向的呼应夹击，截断市区交通，瓦解整个阵线体系。”
战后，韦祖珍受到了四野首长的通令表彰。
腰斩桂系第七军
1949年4月，我百万雄师飞越长江天堑，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南挺进。韦祖珍奉命率领第一三五师随大军挥戈南下，直指南疆。长沙和平解放后，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白崇禧调集五个兵团11个军26个师约20万兵力，部署于衡阳、宝庆地区，摆开与我决战的架势，妄图依托山区，负隅顽抗。
9月下旬，韦祖珍接到军部命令：第一三五师必须在10月1日到达战役展开位置，并向衡宝中间地区前进。月末，韦祖珍又接到军部的作战命令：第一三五师先以一个独立支队经杏子铺插至杨柳井断敌退路，尔后向小岭口攻击前进，在夺取革命战争胜利的关键时刻，韦祖珍置个人生死于不顾，率领部队从江西萍乡，转战醴陵、株洲、湘潭、湘乡。他作为将军，有车代步，有马供骑，但他极少享用，他想的是便利指挥，融洽官兵关系，圆满完成作战任务。在行军路上，战士们常常看见他头戴大草帽，手柱木棍，背着干粮袋，和战士们跋山涉水。部队宿营后，韦祖珍常和参谋、干事、警卫员一起围在木盆上烫脚、挑血泡、修补草鞋，有说有笑。在一次宿营地上，警卫员李春山在旁鼓着圆圆的小嘴，和韦政委闹起了“摩擦”。小李说：“政委，我对你有意见，你没日没夜地和我们一样行军走路，累坏了身体谁来指挥我们？”韦祖珍听罢笑了起来：“你这小鬼，就这条意见？我接受。不过，革命就要成功了，再不走走，以后的机会可没有了，怎样？还是让我走走吧！”韦祖珍这一席话，可把大家逗乐了，连鼓着嘴的小李也憋不住笑了起来，宿营地顿时一片欢声笑语。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韦祖珍从广播里听到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和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喜讯，他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紧紧地和师长拥抱在一起，眼睛里噙满了喜悦的泪水。随即，他将这一特大喜讯转告部队，并指示要坚决打好这一仗，向党中央、毛主席报喜，向新中国献礼！这支英勇善战的部队立即上下沸腾起来，纷纷向师党委表示要在这次战役中奋勇杀敌，再立新功！
狭路相逢勇者胜。韦祖珍率部像一把不卷刃的钢刀，突然猛烈砍向敌军后背。在水东江，歼灭了正在睡梦中的敌人，并向纵深的衡宝公路突进，四天时间部队前进了300余里，插到了灵宫殿，这时第一三五师已成为孤军深入敌后的一支部队。第一三五师孤军深入敌后，当即引起了野总、兵团、军的极大关注。野总决定：第一三五师立即归野总直接指挥。
韦祖珍率领的第一三五师，经过几天的强行军，经受住了疲劳、饥饿的考验。而更严酷的现实是：空中，敌机在盘旋、轰炸；地面，敌四个师四面向其突袭、包围，第一三五师处于极度艰难困苦的局面。在师指挥所里，韦祖珍面庞黝黑，双眼熬得通红，他笔直地站着，一动也不动，活像一个铁打的金刚。当师长命令各团主要领导侦察地形、选择阵地、区分任务之后，韦祖珍说：“野总命令我师立即占领有利地形，进行环形防御，最大限度地吸引和牵制敌人，以便我各路主力部队围歼敌人，这是上级对我们师全体指战员最大的信任，也是最光荣的战斗任务。我们一定要打好这一仗，狠狠打击敌人，死死地拖住敌人，决不能让敌人从我们的眼皮底下跑掉。”韦祖珍铿锵有力的宣传鼓动工作，把师指挥所的战斗气氛提到了一个高度，各团指挥员摩拳擦掌，决心与敌人决一死战。
随后，韦祖珍率师直、山炮营赶到木瓜冲，全师上下构成了环形防御体系。经过几天夜以继日的突围、冲杀，韦祖珍全身上下被湘南的红壤泥浆染成了红泥人。战士们看看政委，再看看自己都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韦祖珍则风趣地说：“这是祖国为他的儿女们涂上大地的伪装。”当师直进抵官家咀地区时，大家一松劲，几乎全都进入了梦乡。韦祖珍看着这些经过几天奔袭疲劳的战士，他喃喃地说：“为了中国永久的安宁，休息一下吧！战争是艰苦的，也是残酷的，还要付出鲜血的代价。”他走东串西，了解情况，处理问题，慰问伤病员。
在韦祖珍和师长正确、灵活的指挥下，第一三五师全师上下虽然历经几天的反复搏杀，指战员们个个仍像小老虎似地扑向敌群。在第一三五师的地段上，枪炮声响成一片，军号声此起彼伏。夜间，曳光弹、炮弹爆炸的闪光、手榴弹爆炸的火花，交相辉映，情景极为壮观。第四○五团二营直打到敌第七军军部，该营一连迅速将敌军部警卫营防守的土地堂包围，采用爆破消灭该敌，俘敌参谋长。
此次战斗，可是著名的衡宝战役中的最大规模的作战和大捷，前后仅七天时间，韦祖珍和师长率领的第一三五师在兄弟部队的密切配合和积极援助下，于祁阳以北的五峰山区的黄土铺一带，一举将国民党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的起家部队、桂系主力第七军和第四十八军四个师共4．7万余人歼灭干净。白崇禧闻讯，大惊失色，慌忙率部逃往老巢广西，所部官兵从此闻风丧胆，惶惶不可终日。时任敌第七军副军长的凌云上后来回忆说：“第七军军部及军直属部队到黄土铺附近准备设营时，即被解放军猛烈攻击，军部先头之五一五团稍加抵抗，其余不战而乱，极短时间即全部缴械，李本一（第七军军长）只身逃脱。”“新挂系参加衡宝战役的四个师、一个军直属队约4万余人，战斗七天全部被歼。”
战后，韦祖珍将一面“腰斩七军”的锦旗奖给了第四○五团二营第一连。第一三五师亦受到了野总和第十二兵团的通令嘉奖，并奖给师“祁北战役歼敌模范”锦旗一面。韦祖珍因在战役中表现突出，受到了四野的通令表彰。
衡宝战役后，韦祖珍又奉命率部参加广西战役，围歼逃到广西的国民党白崇禧集团。仅在钦州及其北面的小董圩第二次围歼战中，韦祖珍率部与兄弟部队就一举歼灭了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公署直属队及第十、十一兵团共4万余人。随后，又率部向中越边境的宁明、龙州、上思等地挺进，歼灭大量残敌，于1949年12月11日将五星红旗插上了镇南关，广西全境获得解放。
英雄本色
韦祖珍一步一个脚印，从士兵到将军，始终保持着一个共产党员的本色。他常说：“我是一个红军战士。”他是这样想的、说的，更是这样做的。他战时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平时吃苦在前，享乐在后；与战士们同甘苦，共命运。
在硝烟弥漫的东北战场上，物资紧缺，公家配发的香烟不够抽，韦祖珍常常断“炊”，实在难熬。警卫员小李见自己的首长惟一的嗜好得不到满足，心里极为难受。一次，小李到管理科领烟时多领了半条“大前门”，韦祖珍发现后，非常生气：“你不是明摆着让我去违犯制度吗？”尔后，他又心平气和地对小李说：“小李子，刚才我脾气不好，向你发态度。但是，我不能带头破这个例呀！走，咱们把烟送回去。”他说罢，便领着小李到管理科，当着科长的面退了烟，并作了自我批评。
建国初期，韦祖珍先后担任第五十三军副政委、第二十一兵团政治部主任、空四军副政委和政委，1955年又被授予少将军衔。他身居要职，从不居功自傲，一身正气，为官清廉，严格地要求自己。1959年6月，他到空五军任政委，独自在简朴的招待所一住就是半年多。按规定，他是军政委，应配备秘书和专车，但他考虑到部队的困难，外出搭便车，参加会议、到部队了解情况自己作记录，自己起草文件，扎扎实实地开展工作。他保持着革命战争年代冲锋陷阵的精神，跑遍了浙、赣、闽几省所属的每个部队场站和高炮、雷达阵地，甚至还踏上了前沿小岛，深入到单独执勤的观察通讯站实地了解情况，场、站领导请他吃飞行灶，他都婉言谢绝，总是到连队食堂或是到机关食堂和下属指战员一起吃饭。韦祖珍就是这样和所属的指战员心连心，体贴、谅解、支持他们，得到了干部、战士的信任，和他们有着深厚的感情。1959年，他在深入部队中，发现一起错把一位解放前入伍参加过地下党的大学生打成“右派”并受到党内警告处分的冤案，该冤案使他心里很不平静，他立即召开党委会提请复查，查清后很快给这位干部平了反，并提拔为秘书科长。
韦祖珍长期在部队工作，对家人也同样有着深沉的爱，但他爱孩子是用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教育他们，经常告诫孩子要严格要求自己，注意影响，不要特殊。他从不让家人使用公家的汽车，更不许占公家的便宜。孩子上幼儿园，他步行接送，有病则雇三轮车上医院。孩子上中学后，他亲自带他们在宿舍旁空地上开荒、种瓜、种菜，锻炼他们的体力和意志，从小培养他们养成爱劳动的习惯。大儿子建南考上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后，1964年寒假期满返校时，正赶上大风雪天，火车是凌晨发车，老伴提议是否可以破例派车送一下，韦祖珍听后摇头说：“这正是锻炼孩子的机会。”他自己披上大衣，顶着风雪把孩子送到了火车站。
1971年，韦祖珍调任广州军区政委兼广西军区第二政委、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他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在他到职的前夕，周恩来总理亲自指示他：“要尽快地熟悉情况，建设好家乡。”他牢记周总理的谆谆教导，在花甲之年身负中央赋予的重任，不顾个人疾病缠身，为改变家乡面貌，作人生旅途的最后冲刺。他在广西一年多的时间里，除了桂林、梧州以外，他跑遍了六个地区，其中百色、河池、钦州三个地区的每个县都跑遍了。通过调查访问，他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为更好地建设广西而呕心沥血。他说：“为了实现周总理的指示，再苦再累也值得。”
1972年，韦祖珍遭受诬陷，但他仍继续挑选南宁地区的七个县31个基层单位考察，一如既往地拼命工作。1973年2月，他被“专案”组秘密监禁，身陷囹圄仍不把个人安危放在心上。“四人帮”垮台后，1978年10月，党中央解除了包括他在内的对老干部的监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中共中央有关部门反复核查后，对“文化大革命”期间强加给韦祖珍的罪名予以推翻，为他平反恢复了名誉。
韦祖珍在暮年，仍然壮心不已，他坚持锻炼身体，保持身心健康，他在南宁人民公园拄着拐杖，沿着台阶拾级而上。
1982年10月11日，韦祖珍将军溘然长逝。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为他献了花圈。深沉的悼词对他予以高度评价：“韦祖珍同志是我军的好干部。他从小参加革命，忠于党，忠于人民。”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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