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西
发布时间：2021-03-08 浏览量：1119 来源：庾新顺 朱永来
吴西，学名吴有良。他是壮乡的骄子，一生戎马倥偬，参加了龙州起义，先在红八军作战，后转入红七军，参加了中央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他在抗战中大显神威，在解放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人民解放军的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天生的叛逆者
1903年10月3日，吴西出生于广西扶绥县渠黎乡三哈村的一个壮族贫苦农民家庭。他上有父、母亲和一个姐姐，下有一个妹妹、三个弟弟，全家八口人。父亲吴绍明，读过两年书，是位诚实、勤恳的农民，具有壮族人刚直不阿的倔脾气；母亲是文盲，但慈善、正直、勤劳，是村人尊敬的好心妇女。
由于家中人多地少，而且土地贫瘠，父、母亲虽然勤耕苦种，收成仍然不好，日子过得很苦，平常都是喝水清得能照见人影的稀粥，几天能吃上一顿干饭就很不错了，至于吃肉、粽子、玉米粑粑等，那可是美味佳肴，只有逢年过节才有可能。童年的吴西总是盼望着过年过节，能美美地吃上一顿。在盼望过年过节的同时，童年的吴西又耳濡目染了壮乡革命志士的前仆后继和孕育的革命志气。他常听人说起1851年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爆发的太平天国农民运动，以及1852年在扶绥县渠卢村爆发的壮族英雄吴凌云率众起义建立延陵国的故事。
1910年，吴西在苦水中泡到七岁。由于父亲尝够了缺少文化受人欺负的黄连苦，尽管家里贫寒，仍狠下决心送吴西上学读书，希望吴西成人长志，不再受人欺负，最好能给吴家光宗耀祖。于是，父亲将吴西领到村里私塾见了老师，拜了孔夫子的牌位。
可是，老师却是个知识有限的“半桶水”，只教学生大念死背《三字经》，并且不作半点解释。吴西和村里的20多个小伙伴一个个学得厌烦极了。于是，胆子不小、腿脚轻快的吴西不时看准时机，悄悄逃离私塾跑到村外摘野花、捣鸟窝、游泳，和小伙伴们打石头仗，捉迷藏，一玩就是大半天，痛快淋漓。可是，一回到教室便掺兮兮了。老师叫他背诵《三字经》，他自然丢三拉四，老师立马板起面孔，喝令他到孔子牌位前跪下，并用结实的戒尺劈头盖脸一顿狠打，痛得吴西两眼直冒金星，头上直起疙瘩，又青又肿。回到家，父亲听说他贪玩逃学，气得火冒三丈，当即抄起鞭、棍，又要猛揍。吴西一看情势不妙，便装着肚子痛，钻进分了家的祖母的被窝里躲藏起来，孝顺的父亲自然无可奈何。
在村里私塾读了两年，私塾换了个没考上秀才的人当老师，虽然他抽鸦片烟，不是秀才又摆秀才架子，一样教死书，但他肚里的墨水比前任“半桶水”老师多了几瓢。吴西和伙伴们自然也多背了一些死书。
1915年，吴西12岁，已是五年私塾寒窗。这年，私塾又换了个新老师，名叫黄天益，是那隆村的穷秀才，他既比较有学识，也思想进步，还没有秀才的架子，并且既教书认真又讲学习方法，循循善诱学生。吴西很喜欢，不仅勤学苦读，成绩较好，能熟读背诵几十篇古文，为以后升学打下了较好的基础；而且为以后走上社会、处事做人启了蒙，为追求光明和真理引了路。
黄天益老师对吴西影响很深。他不仅教吴西好好学习，而且反对地主恶霸，反对包办婚姻，反对封建迷信，宣传新文化运动，反对封建主义，宣传政治主张，拥护孙中山，反对袁世凯，抨击封建制度；而且讲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讲历史上的英雄豪杰，讲岳飞精忠报国，张良、韩信的谋略，三国将领们的智勇，也讲奸臣秦桧的可恶可恨。这些给吴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学到了不少人生的道理。在黄老师的启发下，吴西曾带头打烂了土地庙的土地公塑像，并和几个同学跑到邻村把泥菩萨砸碎了。在那众人迷信的年代，这可是石破天惊之举，自然受到众人的反对，有人还大骂他们“发癫”，但因为黄老师是那隆秀才，人们无可奈何，骂归骂，菩萨却被吴西一伙打倒了，砸碎了。
吴西在私塾读书，断断续续，不紧不慢，读了九年，一直读到16岁。虽然漫长，但他后来回忆起来说道：“所幸的是黄天益老师给我灌输了革命的人生观，要为救国救民、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军阀、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贡献自己的一生。使我回忆起来，觉得这九年时间没有荒废。”并且赋诗为证：
记得细时苦，稀粥加菜瓜。
九年寒窗读，庙里打菩萨。
1919年，吴西16岁，进入县城惟一的高小——吉阳高小上学。在三哈村，吴西是第一个上县城读书的人，自然在村里引起一片“啧啧”赞许声，也把父亲吴绍明高兴得合不拢嘴。
是年，五四运动爆发，并迅速波及广西边远的城乡，扶绥县城也举行了宣传新文化、打倒孔家店的集会和游行。刚上高小的吴西，血气方刚，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毅然参加了学生集会和游行，并且带头宣传新文化运动，反对尊孔读经。校长郭西波获悉，非常恼怒，他把吴西叫去，阴沉着脸粗声训斥道：“吴有良，你最近表现很不好呵！才念几年书，就不知天高地厚，居然煽动同学反对教员教孔孟之道。你要是不想在这间学校读书，趁早滚蛋！你要是再闹，我就开除你！”面对顽固势力的开刀，吴西好几个晚上睡不着觉，他思绪着，如果被开除回家，单是父母的责骂就受不了，何况还有社会舆论的压力，自己作为一个乡下农民子弟，这个读书的机会可是来之不易。于是，他决心“像山涧水一样，遇到礁石，冲它不倒，也要百折不回，绕过去，穿过石隙，涌过去”。
1921年，吴西从吉阳高小毕业，他渴望升学，鉴于家境贫寒，决心报考公费的师范学校——在南宁的广西省立第三师范，简称南宁三师。可是，南宁三师招生少，每年仅招生七八十人，而考生多达一两千人，最多时一年达到四五千人。
然而，吴西主意既定，便凭着志气和勤学，进行紧张的备考。在黄天益老师的积极鼓励和全力帮助下，吴西带上粮食住在学校复习功课，继而跋涉100多里路，经苏圩、吴圩到达首府南宁，终于如愿以偿。黄老师得悉，十分高兴。吴西全家更是高兴，全村人对他也另眼相待，简直像中举人一样光荣得不得了。
1923年，吴西穿着一身土布衣服，到南宁三师就读，虽然寒伧，但心情很愉快，学习的兴趣很浓。在三师，他学到了许多的新知识，特别是物理、化学、生物等课程对他很新鲜，他像海绵一样汲取着新知识，受益匪浅；而且，他第一次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新思想。然而，由于军阀混战，南宁社会秩序混乱，吴西两次被迫辍学回家务农。从1924年到1926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吴西先后两次被选为学生会负责人之一，并组织了救国宣传队，宣传新思想、新文化。他还和三师学生李克清、郭先达组织学生开展抵制日货运动，亲自上街宣传，到各商店查禁日货并加以销毁，得到了市民的热烈支持。
北伐初期，广西李宗仁的第七军出兵湖南、江西。吴西等人参加了广西学生军，但由于黄绍竑企图控制学生军，学生军最终被迫解散。北伐胜利以后，黄绍竑极端仇视共产党人，并指使其爪牙黄华表利用《民国日报》进行反共宣传。吴西和南宁三师的进步师生对其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吴西负责编辑学生会刊物《火把》，他不仅亲自编辑、撰稿，还亲自刻蜡板、油印。《火把》观点鲜明，传播马列主义，批判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反动思潮，宣传反帝反封建。该刊物受到师生的欢迎，成为南宁市各校进步师生之友。
1927年4月，正当吴西准备加入共青团之际，桂系军阀步蒋介石的后尘，在广西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5月4日，吴西在南宁不幸被国民党反动军警逮捕入狱。在狱中，吴西写了遗书放在布鞋底划开的夹层里，准备像共产党人那样慷慨就义。他在遗书中写道：“我为革命牺牲是光荣的，死后尸体运回去埋葬就是了。”由于民众的反恐怖斗争影响不断扩大，国民党桂系军阀害怕众怒难犯，便没有对吴西等青年学生乱加杀害。但吴西等青年学生仍经受了反动派的严刑逼供，战胜了恶劣的牢狱生活。1928年1月刑满后释放，返家务农。不久，吴西经三师一位姓韦的同学介绍，到左县县立高小任教，并于1929年上学期代理校长，他继续宣传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思想，鼓励民众起来斗争。
参加龙州起义
1929年6月，广西的局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蒋介石对桂系李宗仁、白崇禧进行打击和瓦解，蒋桂之争爆发。国民党左派将领俞作柏、李明瑞利用蒋桂矛盾，倒桂成功，率领桂军两个师回桂主政，俞作柏任广西省主席，李明瑞任广西编遣特派员。他们主动请求中共方面派干部到桂工作，共同抵制蒋介石和桂系军阀势力。7月，中共中央派遣邓小平等一批干部来到南宁，与俞作柏、李明瑞建立起亲密的上层统战关系，推动俞、李政权实施一系列的革命政策和措施，使广西出现了有利于工农革命运动的新局面。此时，吴西便辞去了左县县立高小的工作，毅然来到南宁，找到莫文骅、郭先达等同学，请求参加革命，要求分配工作。8月初，经共产党员黄德普介绍，吴西进入广西警备第五大队参加兵运工作，开始了他漫长的戎马生涯。
随着邓小平领导的南宁兵运斗争的扩大，组织上决定派吴西赴龙州参与组建第五大队独立营。10月，经黄德普、苏松甲介绍，吴西在龙州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担任第五大队独立营政治指导员，带领部队开始剿匪，开展农民运动，积极准备龙州起义。同时，吴西还兼任了《群众报》的编辑工作，公开揭露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罪行，宣传中共中央的政治主张。11月下旬，第五大队副大队长蒙志仁乘俞作豫率领大队部和第一营东进崇善之机，串联第二、四两营叛变，投降新桂系军阀，占据龙州城。由独立营改编而成的第六营和部分机关工作人员，因力量悬殊，抵挡不住叛军的冲击，被迫退出龙州城，暂时驻扎在龙州的下冻、芦圩一带。俞作豫和李明瑞赶到后，立即组织第一、五、六营和左江工农赤卫大队进行平叛斗争，毙敌团参谋长以下100余人，蒙志仁率残部逃往南宁，第五大队重占龙州城，为龙州起义扫除了主要的障碍。在此次平叛斗争中，吴西随黄德普率领的第六营在下冻、芦圩一带农村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到龙州县城袭扰叛军，经受了战火的考验。
龙州平叛后，中共左江军委遵照邓小平和红七军前委的决定，加紧整编部队，发展工农运动。俞作豫、李明瑞决定将其所率部队整编为一个旅两个团，以便进一步扩充、改造部队。李明瑞任总指挥，俞作豫任旅长。整编后的部队进行了整顿改造，部队面貌和素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此期间，吴西等人把原来的《群众报》改编为《工农日报》，并增办了刊物《左江红旗》，大造革命舆论。
1930年2月1日，在邓小平、俞作豫等组织领导下，龙州起义举行，成立了中国红军第八军和左江革命委员会。吴西担任红八军第二纵队第一营政治协理员，奉命率部驻守龙州中山公园，继续改造部队，保护龙州各界群众，开展收回龙州海关、驱逐法国驻龙州领事及传教士的斗争。2月下旬，吴西奉命率部赴龙州下冻剿匪反霸，开展打土豪、除恶霸及剿匪斗争，进一步扩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调动左江人民的革命热情和积极性，帮助地方苏维埃政权开展土地革命的试点，发动群众驱逐外国侵略势力，并利用《工农日报》宣传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主张。
龙州起义和红八军的建立，给龙州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然而，新生的革命政权却遭到了反动派的残酷摧残。国民党桂系军阀无时不在阴谋扼杀新生的革命政权和震撼南疆的红八军。他们和龙州的反动势力勾结，采取打进来拉出去的阴谋手段，从内部和外部进行破坏，斗争十分曲折复杂。被红八军收编的土匪头子、大恶霸地主黄飞虎，趁机密谋叛变。3月20日，新桂系军阀梁朝玑师突然围攻龙州城。红八军军部率领直属部队、第二纵队、左江工农赤卫大队仓促应战，打退敌军数次疯狂进攻，毙伤敌300余人，但严敏等人英勇牺牲。由于红八军分兵抗敌，龙州城内空虚，面临的困难巨大，反革命分子乘机从四面八方压了过来。吴西参加了龙州血战以后，奉命随军部相继撤退到凭祥、宁明、明江、扶南、邕宁和钦州小董、大寺等地。第二纵队余部被刘定西等反动旧军官胁迫，接受国民党广东南路黄明堂部收编。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俞作豫、何世昌决定共产党员和政治工作人员暂时离开部队，分批到香港去找党组织。由此，红八军失去了左江根据地，大批革命志士被捕杀，轰轰烈烈的龙州起义陷于失败。
龙州起义失败后，吴西作为政工人员奉命离队转移。他化装成华侨经广西北海、海南海口乘船，历经千辛万苦，逃脱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魔爪，安全抵达香港。在香港，吴西很快找到了党组织。同年夏，他在香港参加了中共广东省委举办的秘密训练班，开始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为他以后顺利开展革命工作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历尽艰辛
1930年9月初，吴西奉中共广东省委指示，随同中共中央南方局代表邓岗前往右江平马镇，传达中央李立三的“左”倾路线。他们化装成牛贩，谎称到百色去贩牛。途中经过苏圩、吴圩和家乡渠黎圩，一路上隐姓埋名，躲过了国民党的暗探，机智地通过了土匪冯飞龙的地盘，安全到达红七军军部所在地右江平马镇。
来到红七军后，邓岗向红七军前委传达了中央的“左”倾冒险主义决议，决定实行“与敌人硬拼，攻打大城市”的策略，改变红七军原定北上，到湘桂边境去游击作战，再到江西去与中央红军会合的计划。邓小平、张云逸等同志服从中央的决议，于是红七军决定攻打由桂系重兵把守的柳州、桂林和广州等城市。吴西被派到红七军军部特务连任党代表，和连长李天佑一起做特务连的整顿工作，完成保护红七军司、政、后机关的任务。不久，吴西参加了红七军的河池整编，并随军部率领的第十九、二十师北上，韦拔群留下红七军第二十一师番号和几十名老弱病残者留在右江坚持革命斗争。
吴西随红七军北征，转战桂、黔、湘、粤、赣边境地区，历经了四把、长安、武岗、全州、梅花村和乐昌河血战。在广西贺县桂岭时，红七军实施缩编，吴西仍任红七军军部直属特务连党代表。
1931年2月初，红七军冒雨向乐昌和韶关之间的溪口前进，准备渡过乐昌河。2月5日，部队开始渡河，张云逸率领红五十八团及军部直属队作掩护。此时粤军陈济棠部从貂关直扑乐昌河，占领河岸，并以炮火封锁河面。吴西和李天佑率领特务连担任警戒，和敌人展开了英勇血战。激战中，敌人的一发炮弹落在特务连中间爆炸，吴西不幸被弹片击中右腿膝盖。他咬紧牙关想顶住，但怎么也站不起来了，于是被转移到了乐昌县的坪石。
吴西负伤后，军长张云逸送给他一匹战马。这真是雪中送炭，吴西十分感激。这样，吴西骑着战马随部队突破敌人的封锁线，转移到了湘粤边界。以后，他带伤坚持步行，随部队转战到湘赣交界的桂东地区。部队要穿过罗霄山脉南段到湘赣根据地，为了部队急行军和吴西本人的安全考虑，组织上决定他暂时留在湘南桂东老百姓家里养伤。吴西本想跟部队一起走，但又觉得自己老躺在担架上增添部队的麻烦于心不安，只得服从组织的决定，当晚就住到了老百姓家里。
在桂东，吴西受到了老百姓的悉心照顾。房东是一对参加过湘南暴动的老贫农夫妇，老大爷上山为他采草药，老大娘在家中照料他。但房东的家在路边不安全，国民党的“挨户团”经常沿路搜查红军伤员，于是，他又被转移到山沟里的一个老太太家中养伤。老太太见是红军伤员，便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照顾他，每天给他煮干饭吃，而自己却吃白薯和南瓜汤。在老太太的精心照料下，吴西的伤很快痊愈。他千恩万谢老大爷和老太太，决心去找部队，他化装成叫化子，佯称是国民党第四军张发奎部掉队的伤兵，躲过了敌人的封锁与盘查，到达韶关。经进步工人介绍，他进入粤汉铁路筑路队做工，后来又进入大庾岭富国煤矿公司当挖煤工。这个煤矿有地下党组织的党支部，地下党支部知道他是从红七军来的，又有文化，便让他写通知，秘密在煤洞里搞刻印。因为他们经常散发传单，宣传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革命主张，煤矿工人俱乐部遭到了反动民团的查封。一天，反动民团包围了煤矿，进行大搜查，通讯站有两名同志被捕，吴西正好不在场，得以幸免于难。为隐蔽栖身，吴西又不得不到乳源县瑶山去烧木炭。
1931年3月，经地方党组织的批准，在当地共产党员的掩护下，吴西化装成工人，顺着粤汉铁路走了整整两天，到了广东仁化县城，顺利找到了红三军团第三师政治部。当得知他是红七军负伤干部后，红三军团政委滕代远便让他留在红三军团政治部，担任组织干事。
然而，当吴西在乳源瑶山烧炭之时，国民党桂系反动势力勾结扶绥的土豪劣绅，对吴西的家乡——三哈村的父老乡亲正进行疯狂的摧残与镇压。因为吴西参加了红七军，被反动势力污蔑为“共匪”，将其父亲抓进监牢。老人在监牢中受尽了折磨，家人省吃俭用，变卖田产耕牛，直到1932年春节后，才七辛八苦、东借西凑够360块银元，将坐了三个多月监牢的父亲吴绍明赎回。
1932年夏，红三军团通过湘赣根据地，渡过赣江，到了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地带。由于工作需要，吴西由政治部组织干事调任俱乐部主任，负责宣传鼓动工作。1933年冬，他被调到杨尚昆任主任的总政治部敌军工作训练班学习。他先学习敌军工作的任务，后又学习做敌军工作的有关具体政策规定，以及如何搞兵运工作，如何对待俘虏等等，最后学习做敌军工作的有关技术。在敌军工作训练班三个月的学习结束后，吴西被派到红三军团第六师任敌军工作科科长。在参加中央红军的第四、五次反“围剿”作战中，吴西反复教育红军战土要掌握我党我军瓦解敌军的意义、方针、政策。为了瓦解敌军，他和敌工科干事始终跟着尖刀部队前进，活跃在战斗的最前线。在阵前对敌喊话，在战斗间隙印发传单和写标语、布告、画板画，宣传我军优待俘虏的政策，对俘虏进行思想改造，策动敌军起义，为中央红军重创国民党“围剿”军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长征岁月
1934年9月，由于王明的“左”倾错误指导和李德的瞎指挥，造成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利，中央红军准备实施“战略大转移”，部队集中休息治病，并准备草鞋和干粮袋。每人打草鞋两双，做衣服两套，并补充了一些子弹。10月，开始长征。吴西在先遣队，带领一个连走在前卫部队之前，先是到雩都集会，尔后南渡赣江。在长征这种特定的环境下，吴西这个敌工科科长既要带着宣传队做部队的宣传鼓动工作，还要负责做瓦解敌军和改造俘虏的工作。
渡过赣江进入广东后，吴西率领的尖刀连于夜晚遭遇粤军一个连，吴西当即率部英勇出击，敌人措手不及，吴西率部激战一夜，将敌全部歼灭。
然而，中央红军主力突破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后，国民党蒋介石发觉了红军的意图，慌忙调集数十万大军对我中央红军主力8万多人实施围追堵截，企图消灭我中央红军主力于湘江以东地区。吴西奉命随红六师第十六团到灌阳县城东北配合红五师阻击敌人，掩护中央纵队与主力红军渡过湘江。经四天四夜的激战，打退了从桂林经全州到灌阳追击红军的桂军两个师，然后从界首渡口顺利渡过湘江。
渡过湘江后，我中央红军经广西资源县老山界到达龙胜等苗、侗少数民族居住地区。吴西带领宣传队宣传我党我军主张，很受当地群众的欢迎，当地群众还安排了一批重伤病员就地治疗。出了广西，红军进入贵州境内。以后，吴西随部队参加了强渡乌江战斗，击溃贵州军阀王家烈部两个团，于1935年1月占领遵义。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了扩大会议，纠正了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结束了“左”倾路线在中共中央的统治，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新的领导。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缩编为16个团。吴西被派到新编的红十三团当干事。随后，他随部队一起参加了四渡赤水、攻占娄山关等一系列恶战，继而佯攻贵阳，威逼昆明，西进金沙江。一路上，吴西不仅积极参战，而且大力开展宣传工作，表现非常出色。
1935年5月，红军渡过金沙江，一举将尾追的几十万敌军甩掉，彻底粉碎了国民党蒋介石围歼我中央红军于川、滇、黔的狂妄计划。接着，红军飞夺泸定桥，强渡大渡河。6月初，在汉源击溃川军两个团后，经天全、宝兴，到达大雪山——夹金山山下。在夹金山下的藏族村子里，吴西积极进行思想动员，鼓励红军战士下定决心，克服一切艰难险阻，越过大雪山，并向战士交待行军路线，帮助部队准备过雪山的物资器材。在翻越夹金山的艰难历程中，吴西既做宣传工作，又做收容队工作。他带领由政工人员、卫生人员组成的收容队，负责收容掉队的伤病员。这样他们留在山顶上的时间就比别人长，送一批同志到山顶，又回头到山腰接其他掉队的同志，从山顶到山腰，往返几十里路，下山还得跑几十里路。宿营时，收容队把毯子往地上一铺，倒头便睡。经过艰苦奋战，中央红军终于翻过了大雪山，进入藏民区。
在藏民区，山上的藏族土司不了解我党的民族政策，叫他们的兵丁不时向红军打冷枪，红军的尖兵常常被打死。藏族人都躲在密林中，加上当地人烟稀少，很难找到当地人做工作。红军缺衣少粮，没东西吃，没盐吃，没有急救药品，指战员饥饿疲乏，浑身无力，大家只好到野地里找野菜，没油没盐，难以下咽也只得硬塞进肚里充饥，而野菜吃多了，就拉肚子、浮肿，甚至中毒、昏厥，饥饿和劳累夺走了不少指战员的生命。吴西带的干粮不够吃一个星期，五天就吃完了，他走在山路上，看见路旁有一小撮青稞，便抓了放进兜里，宿营时煮着吃下后方才醒悟，那是前面的同志拉下的不消化之物，他饥不择食吃了。后来，经宣传队反复做工作，和藏民改善了关系，情况有了好转。
6月1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抵达懋功的达维，与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会合。会师后，红军主力达到了十多万人。中共中央决定将红军编为左路军和右路军，通过草地北上，创建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由于张国焘搞分裂，左路军没有过草地，而是从阿坝南下，并企图危害中央。右路军决定北上，红三军团政治部派吴西随后卫团在后面打掩护。右路军很快就进入了荒无人烟的大草地。
草地是方圆几百里的沼泽地，经过千百年的水沤，形成了既烂又深的稀泥层，如果踩的不是能承受一个人重量的地方，人陷了下去，就永远也起不来了。部队在过草地前做了较充分的准备工作，进行了思想动员，还要求事先每人必须准备十天左右的干粮，带上一根根子，走路当拐杖，宿营时用来支帐篷，必要时还能当柴烧。吴西和政治部的其他同志极力发动大家筹粮，找青稞、糌粑、豆子等等。按规定每人要捡够十斤青稞，但吴西仅捡得五六斤，不够吃，只好勒紧裤带熬下去。一路上，宣传队既要筹粮，又要做政治工作。在茫茫的草地上，他们每天只能吃一小菜缸青课填充饥肠，一个个拄着拐棍，小心翼翼地往前迈进。一路上互相呼唤，互相搀扶照应。不少同志在这荒凉可怕的沼泽中失去了生命，葬身泥沼之中。走了六七天，终于走过了这可怕的泥潭地带，但陷死饿死的红军指战员却为数不少。吴西顽强地坚持着，终于通过了这片死亡之地。
疲惫的红军右路军，穿过草地，又翻越了岷山大雪峰，几天后到达天险腊子口。杨成武团奉命歼灭守敌，经顽强作战，歼敌两个营，一举突破了天险，夺取了这个对红军生死攸关的要隘。到达甘肃回族居住区哈达铺后，为了避免与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的骑兵发生冲突，红军便从武山和漳县之间穿插过去，与敌人的骑兵周旋。走了十多天，已接近陕北根据地。此时，吴西参加了一次重要的干部大会。在会上，毛泽东总结了军事问题，批判了王明的“左”倾错误路线和张国焘反对红军北上、搞分裂、另立中央的错误。毛泽东还重申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求大家尊重地方，尊重陕北的同志，建立新的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
会后，部队急速向陕北挺进，每天走七八十里路。这一带有石山，也有土岭，还要与突然袭击的敌骑兵打仗，因而缴到了不少马匹。但是，在这一段急行军中，吴西却不幸得了伤寒病，有两三天发着高烧，鼻孔每天出血。为了避免掉队当俘虏，他骑着毛驴跟着部队行军，由卫生员紧紧跟随。后来，又换上了担架，被抬着走，终于到达了陕北根据地。由于病重，吴西错过了打吴起镇的战斗。
长征，对吴西来说，是一场严峻的考验和磨炼，使他更加坚定了革命到底的信心。
在陕北根据地
到达陕北以后，吴西被担架队抬到红二十五军的永平医院。他发着高烧，每天鼻孔出血长达半小时以上。医院的设备不好，缺少西药，主要用中草药。吴西住院后，大夫、护士对他非常热情，照顾得无微不至。经服用中药，精心治疗和护理，吴西的病慢慢地好转，高烧降了下去，鼻血也止住了，一个月后就基本痊愈了。
吴西病愈后，医生并不让他出院，因为要对他进行观察和巩固疗效。吴西无奈，但又闲不住便自告奋勇地当了护士们的文化教员，教她们识字、讲国语，很受尊敬。后来，组织上使任命他为永平医院的俱乐部主任，他创作了不少的革命歌曲，很受大家的欢迎。不久，他又被任命为院党总支书记。
1936年夏，黄克城将吴西调到刘志丹率领的红二十八军，担任军政治部宣传科长。不久，又改任敌工科长。当时，中国面临着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民族矛盾已上升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敌工工作已是统一战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根据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精神，敌工科要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抗日基本力量，建立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吴西有任敌工科长的经验，于是率部大刀阔斧地大干起来。不仅积极开展争取、团结回民的工作，而且大力瓦解敌军，还和根据地的回民大做生意，打破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封锁，解决了红军的物资困难。此外，吴西还冒着生命危险，打入当地的“哥老会”，并争取到了其成员资格。经过深入细致的工作，吴西争取了七八十名“哥老会”成员加入了红军队伍。
1936年秋，我党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达成了共同抗日的协议。12月12日，发生了举世瞩目的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释放蒋介石以后，东北军内部出现混乱，东北军军长王以哲要求红军派干部帮助他们做部队的政治工作，稳定军心。红二十八军军长和政治部主任派吴西和一名青年干事随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副官到了平凉、固原。在东北军，吴西的统战工作效果显著，稳定了人心，受到东北军官兵的普遍欢迎。在东北军工作十几天后，吴西又回到了红二十八军。
部队南下到平凉一带打游击之时，当地的土匪表示愿意接受改编，但他们仍然独立活动，叫独立大队。为了彻底改造这支土匪，组织上派吴西及其助手李梦吼深入匪窝之中，挫败了土匪企图叛变的阴谋，争取了100多人参加了红军。经过吴西的不懈努力，红军终于消除了匪患，平凉一带得以安宁。
不久，红军在三原进行整编，改称国民革命第八路军，吴西奉命到第一二○师政治部，代理敌工部长，宣传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切抗日的进步力量，受到了各界群众的热烈欢迎。
冀中抗日
1937年7月，日本侵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后侵占平、津，继而沿平汉路、津浦线占领保定、石家庄、德州等地，河北的国民党军队闻风南逃。
在民族危难面前，中共地下党组织纷纷起来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政权。原东北军第五十三军六九一团团长、共产党员吕正操，按照党组织的指示，甩掉国民党军队的番号，切断与五十三军的联系，将其所属部队改编为人民自卫军。此后，吕正操率部开赴高阳，消灭了伪冀东保安队汉奸殷松山部，缴枪1000多枝，部队迅速发展到四个团5000余人。红军团长孟庆山，奉中共中央的指示回到河北，发动群众，组织河北游击抗日武装，开展抗日游击战争，队伍迅猛发展到几万人，孟庆山担任游击军司令。同时，各地的游击武装力量亦如雨后春笋般地蓬勃发展起来。到1938年冬，已有44个县为我党所掌握，并建立了县区抗日政权，冀中已成为一块较好的抗日根据地，是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自1938年10月武汉陷落以后，日寇回师华北，进行所谓的“治安肃正”。从1938年11月起，日寇对冀中连续进行了五次围攻。这时，国民党反动派也由消极抗战转为积极反共，指使地方军阀向八路军收复失地。冀中是新开辟的抗日根据地，面临着反日寇围攻和反国民党军摩擦的严重局面。在这关键时刻，中共中央决定派八路军第一二○师开赴冀中，巩固冀中抗日根据地。是年12月，吴西在第一二○师三五八旅政治部担任宣传科长。此时，师长贺龙将吴西调到师部，让其等待分配工作。第一二○师奉中共中央命令由晋西北开赴冀中，吴西即随师部行军向冀中转移。1939年1月，第一二○师穿过同蒲、平汉路敌人封锁线，进入冀中平原。接着，穿过安平、饶阳县城及肃宁至河间的公路，到达高阳与河间的接合部惠伯口，与冀中军区领导机关会合。两军会合后，寻机歼敌，不久在肃宁曹家庄初战获胜。在紧张的战斗间隙，第一二○师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将吴西叫去谈话，分配吴西到冀中二分区任政委兼任八支队政委，以加强党的领导，加强政治工作，加速冀中部队的正规化、八路军化，向铁的军队迈进。次日，吴西去见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受到吕司令员的热情欢迎，于是吴西走马上任，奔赴冀中二分区。
第二军分区，位于冀中西南部。主要管辖蠡县、博野、安平、深泽、无极、定南、安国、新乐等县，有村庄1566个，人口约120万。当时，各县、区政权都已建立起来，地方党的工作在原来的基础上开展得很活跃，很有成绩。冀中二分区司政机关住在定南县沙河南的邢邑镇。吴西到任后，很快熟悉了二分区的情况，和分区司令员于权伸、政治部主任刘哲华共同努力，广泛接触老乡，了解民情、当地风俗习惯及地方工作情况，对于搞好军地、军民关系，加强部队建设，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后来，冀中根据地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引起了英、美、法等资本主义国家的注意，他们派团到冀中参观。二分区政治部对参观团进行了热情接待，这对建立国际统一战线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吴西在二分区非常重视部队的组织建设，并对所属部队进行整顿，将其培养成为一支指挥得力、战斗力较强的部队。部队成功地收缴了多股土匪、伪军的武装，多次打退了日军的疯狂进攻，缴获了不少日军的武器装备。后来，吴西从多方面了解到部队还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存在军阀作风，有的还比较严重；二是广大农民参军后，散漫习气、乡土观念比较严重。加上部队初建，政工干部缺乏经验，因此部队的政治工作急需加强，党在连队的建设和领导、政治委员制度都亟待加强。
1939年是冀中抗日根据地进一步发展和巩固的一年。吴西在与于司令员、刘主任的关系十分融洽的基础上，一面逐步深入了解各方面的情况，一面抓部队党政工作的建设，先健全分区机关的领导，然后抓基层政治工作。他担任分区党务委员会书记，研究和指导党的建设，健全党的领导，巩固党的组织，发展新党员，对党员进行党的基本知识和组织纪律教育，并直接处理营以上干部党员的发展、处分和恢复党的关系等工作。委员会还规定：每月开会一次，研究情况，布置工作。
在政治工作方面，吴西领导逐步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制定了部队政治工作计划，贯彻冀中政工会议精神，并开办短期培训班，每次都亲自去讲课，内容一般是支委会的任务，怎样当好支部书记，以及如何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等问题。与此同时，他还抓连队政治指导员的培训和调整。一是从组织上整顿政治指导员队伍；二是从思想上整顿，进行普遍轮。在培训干部的同时，吴西还训指示部队，在营、连两级建立青年队、救亡室、民运组及伙食委员会，还有识字扫盲班等群众性组织，并充分发挥其作用。通过这些措施，大大融洽了军民关系和官兵关系，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
在政治教育中，吴西强调大力宣传和贯彻八路军的建军宗旨，强调八路军是人民的子弟兵，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发扬八路军的优良传统。他反对极端民主，要求官兵平等，反对军阀作风。通过几个月强有力的整顿教育，部队面貌有了改观，军阀作风、散漫习气、损害军民关系和官兵关系等坏习气和不良作风得到了初步的克服和纠正，部队的纪律大大加强，思想政治素质得到大大提高，战斗力大大增强，为二分区部队朝着正规化、八路军化方向迈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根据八路军总部的整训命令和晋察冀军区的指示，冀中军区于1939年3月召开了第一次政工会议，吴西和刘哲华主任参加了会议。会后，在于司令员的大力支持下，吴西和刘主任及其他领导同志对所属部队按要求进行整编，并将二分区宣传队扩编成创造剧社。剧社成立后，不仅在活跃部队生活，开展群众性抗战文艺活动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而且在工作实践中培养了不少军政干部和艺术人才。
1939年夏，中共冀中地委决定派部队支持开辟边缘区工作。此时，二分区南边是一分区，东边是八分区，北边是九分区，惟独西部紧靠平汉铁路的藁无地区是敌占区的边缘区。由于石家庄、正定皆为日军占领，所以这里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日军占领藁城、无极、晋县、深泽等县城，并以公路相连，封锁我部队进入。国民党第二路军杂牌武装占据了部分地区，也阻止我部队进去活动。地委决定开辟这块根据地后，吴西和于权伸司令员研究决定由分区第二十三大队执行这一任务，并由于司令员亲自带领部队进入该地区。经过前后方的不懈努力，各村抗日政权和抗日组织相继建立起来，地方干部由于有部队配合，也可以公开活动，初步打开了这个地区的局面。
1939年冬至1940年春，正值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之际，国民党第十集团军司令石友三率部向我冀南地区部队发动进攻，二分区奉冀中军区命令，派遣一个团参加由冀中军区五个团组成的南进支队，反击石友三顽军的进攻。1940年2月，南进支队奉命南下，石友三部见势不妙，仓皇向南退缩。南进支队为消除后患，实行大踏步的追击。二分区机关、部队在地委的统一领导下，在军民中开展拥朱（拥护朱德担任河北省政府主席）、拒庞（拒绝庞炳勋担任河北省政府主席）的宣传教育活动，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阴谋，使广大军民认清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面目，为尔后开展民主宪政运动打下了较为坚实的思想基础。
1940年春，安国县的东赵、西寇两村民兵游击小组，在对敌斗争中创造了一种歼敌的好方法——地雷战。分区武委会主任戴作民和青救会主任刘国璋立即开办专题爆破训练班，培养造雷和爆破的骨干。吴西和于司令员十分重视群众的这一创造，要求部队在作战中积极采用爆破方法，警戒、伏击、阻击、围困、退却时，巧布地雷阵，作为战术上的一项有效的补充，并且给各部队增编了工兵分队。此后，各地爆破能手大量涌现，爆破方式和战术运用多种多样，与战斗行动结合得更为巧妙，迅速发展成为群众性的地雷战，从而集少成多，大量杀伤敌人，限制敌人活动，对以劣势装备打击强敌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是年，冀中抗日根据地普遍开展了新民主主义宪政运动，根据分区地委、专署和军分区的统一部署，各县区建立起“三三制”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充分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各项抗日工作的开展。
1940年夏秋，为了打破口军进攻我西北的计划，粉碎敌人对我抗日根据地分割封锁的“囚笼政策”，创造显著成绩以挽救时局，我八路军总部发动了向敌交通线实施总破击的“百团大战”。二分区遵照冀中军区的统一部署，组织第十七、二十二两个主力团投入战斗，并组织大量群众投入破击，在两个月的交通破袭战中，三次爆破新乐铁路大桥，五次破坏沧石路，并炸毁军用列车一列，破坏交通线多段，拆毁铁路多处，割断和收缴了大量电话线，致使敌人经常不能通车，通信联络中断，造成极大困难。
9月，吴西参加了冀中军区召开的政治工作会议，会上布置了向铁的党军化前进的全面整军任务。会后，吴西在定南县邢邑镇组织召开了军分区第一次政治工作会议，研究决定二分区的全面整军计划、步骤和具体要求。
1940年冬，受八路军“百团大战”沉重打击的日伪军实施疯狂报复，平汉铁路沿线各县和路西各县城之敌，集中6000多人的兵力，分八路大举进犯我北岳地区，进行大规模奔袭和“扫荡”。二分区机关指挥所属部队，积极开展反“扫荡”斗争，与敌进行大小战斗数十次，有力地配合了北岳区军民的反“扫荡”斗争。
1941年，是抗日根据地军民对敌斗争形势极其严峻的一年。敌人在“欲确保华北必先确保冀中”的口号下，对冀中抗日根据地实行“蚕食”政策，在进行分区“扫荡”的同时，又实施“治安强化运动”和“新交通政策”，实行其军事、政治、经济三位一体的总体战。是年上半年，第二分区机关大部分时间都靠近第二十二团活动。这期间，吴西几次带领机关到该团了解情况，帮助工作，提高了该团的战斗力。在反“扫荡”的日子里，吴西和机关、部队员活机动地避敌锋芒，不仅没有受到大的损失，而且取得了赵八庄伏击战、兵曹村伏击战、盘石村强攻、三打郑章、东阜才和马阜才村落防御战等战斗的胜利，仅东阜才和马阜才村落防御战一仗，就毙敌192名，伤敌37名，将日军松尾大队基本歼灭，从而沉重地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
1942年，斗争更加残酷。在华北敌酋冈村宁次的亲自指挥下，调集了5万多日军的优势兵力，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空前规模而残酷的大“扫荡”和“铁壁合围”。吴西等率领二分区的军民浴血奋战，与敌周旋，相机打击敌人，先后进行了无极城东之小吕、王村伏击战，刘家佐、北乔寨村阻击战，赵户村地道战，北白庄村地道战，里贵子村落战，宋庄村落战，北町村地道战，马阜才会战等重要战斗，给疯狂的日伪军以重创，仅宋庄村落战，二分区以阵亡32人、伤41人的代价，就击毙日军600余人、伤日军300余人，毙伤伪军200余人，大大振奋了抗日军民的斗志。
延安党校的学员支书
1943年2月，晋察冀军区政治部通知吴西去延安党校学习。接到通知，吴西非常高兴。因为他知道：延安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是抗日的后方，毛泽东主席亲自担任党校的校长。吴西立即将消息告诉了军分区司令员和其他领导同志，不几天将工作交待完毕，即和妻子刘仁一起去到晋察冀军区政治部驻地唐县张各庄。军区领导指示，由他和帅荣一起带领部队团营干部和地方县级以上干部共600多人去延安。接受任务后，吴西等人做了十多天的准备工作，于3月上旬一道向延安进发。走了两天，上级通知：600多人目标太大，途中易被敌人发现，应分两批走。于是，由帅荣带领300多人先走。一星期后，吴西带着另外300多人沿着同一条路跟进。一路上穿过雁北游击区和同蒲铁路封锁线，夜行晓宿，女同志走不动就抓着马尾巴跟着走，马放屁也不在乎。接着，翻过几座大山和终年积雪、野狼乱窜、荒凉恐怖的吕梁山主峰楼牙山，于5月下旬顺利到达延安。
到达延安的当天，原冀中军区政治部主任孙志远和原第三五八旅七一大团政委廖汉生以及党校二部主任张鼎丞等领导同志先后热情地接待了吴西，并指定吴西到党校二部第八支部任支部书记。他的妻子刘仁本来也应该到二部学习，但因怀孕将生孩子，被送到小边为招待所住下，孩子生下来后，被分配到三部学习。第八支部在延河边正西山头上，一律住窑洞，晚上照明都是煤油灯。吃的是小米，每个星期三、星期六能吃到馒头。
这次学习是整风学习，读毛主席和中共中央陆续发下的文件，主要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段，采取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运用团结一批评一团结的方法，达到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目的，造成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个人心情舒畅又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然而，此时国民党日趋反动，几次发动反共高潮，并停止了对八路军的供给，在陕甘宁边区布置重兵严密封锁，给陕甘宁边区的机关、部队、人民造成了极大困难，粮食不够吃，做衣服没有布匹。对此，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向边区全体军民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号召。党校二部积极贯彻执行，规定学员量力而行自找荒地种小米和南瓜交公，自种西红柿归自己当水果吃。经过努力，第八支部种的小米和南瓜完成了任务，西红柿也获得了丰收。同时，中共中央还号召大家自纺毛线、棉线。尽管吴西当支部书记，工作较繁忙，但为了以身作则，他提出了“生产工作两不误”的口号，亲自找来一架纺车，加班加点完成了自己的纺线任务。他以高昂的革命毅力投入到党校理论学习的同时积极地参加了延安的大生产运动。
1945年4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大礼堂召开。3月，吴西就接到通知，他和帅荣作为冀中军区的代表出席大会，并通知他和帅荣同时搬到一部去住。开会之前，大家对大会代表资格问题进行了审议。在中共七大上，吴西受到了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长达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取得了完全胜利。消息迅速传到了延安的每一个角落。吴西高兴得热泪盈眶，晚上他和同学们走到山上大放烟火，狂欢高歌，几乎彻夜未眠，兴奋地谈论着未来。
错后育人
抗战胜利后，边区周围的形势紧张起来。毛主席在延安干部会议上明确地指出，蒋介石要与中国人民开始抢夺抗日战争胜利的果实，中央决定延安的干部分批奔赴前线。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飞离延安，到重庆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吴西到机场参加了欢送仪式。9月，吴西被分配回冀中工作。
吴西告别了延安，前往张家口向晋察冀军区报到。从延安到张家口路途遥远，山路崎岖，吴西作为领导干部分到了一匹马，并借款购了一匹便宜的母马，与妻子刘仁和两岁半的儿子及一名警卫员、两名马夫一起随行军队伍同行。经过20多天的行军，抵达张家口。吴西报到后，被分到冀中去工作。他带着妻子、小孩、警卫员和马夫启程赴任，走了一个星期，克服了许多困难与风险，安全到达了目的地。但由于长途奔波，加上缺医少药，他到冀中不久，两岁半的儿子就病死了。中年丧子，吴西夫妇十分悲恸。但他们想到，在革命队伍里，为了革命事业而牺牲了亲人的何止千千万万，自己失去了一个活泼可爱的男孩又算得了什么？只有忍住悲恸，积极投身工作，争取早日解放全中国，为子孙后代造福！
到冀中后，吴西担任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兼组织部长。1946年春的一天，冀中军区收到晋察冀军区的一份急电，内容要求“政治部吴西告×××速到张家口另行分配工作”。译电员却将“告”误译为“和”字。结果孙毅司令员让吴西交待了工作，到张家口去报到。到张家口后，问题弄清楚了，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王宗槐叫他仍回冀中工作。正当吴西准备返回冀中军区时，却遇见了正在筹办晋察冀军政干部学校的朱良才。朱良才正愁缺人，于是将错就错把吴西留在了张家口。从此，吴西开始了军校的新生活，到前线指挥打仗的机会基本没有了。
1946年7月，以“中美军官学校”为基础成立了晋察冀军政干部学校，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任校长兼政委，朱良才任副校长兼副政委，吴西任政治部副主任。8月中旬，该校正式成立，主要培训师、团、营三级干部，每期三至六个月毕业，下设三个大队，每个大队500人左右，以抗大教材为主，在政治上结合形势教育，在军事上针对国民党反动军队的特点，进行运动战和夜战训练，提高其指挥作战能力。
1948年5月，在中国革命大发展的形势下，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个解放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7月，朱德总司令命令成立华北军政大学，叶剑英任校长兼政委，肖克为副校长，朱良才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吴西任政治部副主任。华北军政大学以晋察冀军区军政干部学校为基础，招收学员7000多人，干部达半数以上，学校对他们以政治教育为主，宣传我党的方针、政策。
同年秋，根据叶剑英的指示，吴西带领张振声、宋志、洪流、朱辉等30多名有教学经验的老干部，到山西省去组建第十八兵团随营学校。由徐向前司令员任名誉校长，张行忠任校长，吴西任政委。他们从石家庄乘火车直达山西阳泉市，下火车后骑马到榆次县，在太原城东南的一个村庄里找到了第十八兵团司令部。1949年元旦，第十八兵团随营学校在太谷县的桃园堡正式成立，任务是为兵团培养干部，以满足前方的需要。开学时，学员编为两个大队和一个直属营干队，有学员近800人，教学内容分为政治和军事两方面，政治教育主要是进行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思想教育、时事教育和城市政策等教育，军事方面主要是进行十大军事原则、夜战、山地战、运动战等战略战术教育。根据学校干部、学员的思想状况和存在的不良作风，吴西进行了整纪教育，并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让大家对照讨论，提高自己。尽管他工作很忙，但他尽量挤出时间给学员上课，他给直属管干队讲了“战时政治工作”。为解决随营学校的物资困难，吴西亲自到太原请求上级拨给一批军需物资。1949年6月，根据兵团司令部的指示，随营学校接收了华北大学、华北革大的300多名学生入伍，吴西亲自对这批学员进行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思想教育。
1949年8月中旬，随营学校奉命进军西南。12月5日，第十八兵团和第七军奉命向陇南进军，兵分三路，追击国民党残军胡宗南部。为了不让敌人有喘息之机，先头部队以每天急行军100多里的速度连续追击，进军极为迅速。第十八兵团后勤部、卫生部、随营学校及家属、支前民工和伤病员等共四五千人，在宝鸡组成后续梯队，并成立后续梯队指挥部，由随营学校校长张行忠任总指挥，吴西任政委，从宝鸡出发，沿川陕公路入川。
作为后续梯队的政委，吴西深感责任重大。他到各单位了解到，后续梯队行军既有有利因素，又有很多困难。于是，后续梯队指挥部发出了“向大西南进军”，“消灭国民党残余势力”，“解放大西南，解放全中国”的号召，提出了“四好”——“打好、走好、合好、接好”的条件及“入川立功标准”，并进行了深入的动员，以保证后续梯队圆满完成入川任务。为了保证胜利进军，后续梯队的领导有时走路，跟队伍走在一起，有时乘吉普车在队伍前后来回照顾，抓紧空隙时间深入了解情况，做好思想工作。
后续梯队出发时，巍巍千里秦岭已开始降雪，气候变寒，风霜雨雪，给部队行军带来了许多困难，加之盘山公路弯弯曲曲，下雨后汽车打滑，大大影响了行军的速度。除了大自然的困难之外，还有敌人造成的困难。后续梯队沿着惟一的入川通道——川陕公路进军。但是，凤县以前的公路，全部遭到胡宗南部队撤退前的严重破坏，一路上路基被挖，桥梁被炸。但是，一切困难都不能阻挡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工兵分队日夜奋战，铺路架桥，全力保障兵团指挥机关、后续梯队顺利通过。在将军途中和宿营地，吴西要求宣传队抓紧时间，在路口和街头巷尾进行鼓动及向群众宣传我党我军的政策，他和战士们一起尽可能露宿或搭草棚住，也不进老乡家里。
在进军途中，后续梯队指挥部的几个领导长期挤在一辆小小的吉普车里，不能动弹，不能伸曲，全身麻木，腿脚酸肿。为了换换环境，吴西徒步和部队一起行军，但是走的时间长了，却引起左膝伤口红肿发炎，疼痛难忍，他再也不能下车走路了，只得又挤在小小的吉普车上。过了秦岭、巴山，通过朝天驿，进驻广元县城后，吴西不但伤口发炎，而且全身发起高烧，被送到了驻广元县的野战医院。医生检查，他膝盖肉里有弹片，必须马上开刀。手术之后，这块在吴西膝盖上埋藏了19年、只有花生米大小的弹片给取了出来。吴西被迫躺在了病床上，他心急如焚，度日如年，天天向医生要求出院，可是都被礼貌地拒绝了，就是年轻活泼的小护士，也一本正经地对他说：“在这里就得听医生的，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安心养伤。”吴西无奈，只得遵命。不过，在医生、护土的精心治疗和护理下，吴西的伤口愈合很快，不久经批准终于出院了。
但是，吴西出院以后，伤口尚未痊愈，他只得拄着拐杖行走。为了他的安全，广元县的兵团驻军给他派了一个班，配了一挺机枪，佩带了步枪、卡宾枪及足够的子弹、手榴弹，乘坐一辆大卡车，护送他奔赴前线。当他乘车从广元经天下雄关剑门关赶到设在新都的兵团随营学校时，成都已经解放三个星期了。
在新都，吴西又接受了新的任务。
1949年12月，第十八兵团随营学校1000多名干部战士，紧随贺龙指挥的野战军，在势如破竹的凯歌声中，抵达距成都仅18公里的新都县城。校部就设在城北200米处的宝光寺内。吴西刚到随营学校，随营学校的政治部主任张卓之也从兵团前线指挥部受领任务回来了。他给随营学校带回的任务是：改造、教育3万多名旧军官和国民党成都陆军总校的学员。
原来，随着我军大举南下，收编任务越来越重。为了有效地吸收、消化旧军队的官兵，第十八兵团部决定，对大批国民党军队的士兵，愿意留下的编入我人民解放军，愿意回家的允许回家；对国民党军队校官以上的军官和国民党党政人员，交西南军区；对国民党校官以下的军官，编入兵团随营学校进行教育改造。这包括国民党成都陆军总校的1万多名成员，和我第六十军、第六十一军、第六十二军与第十八兵团送来的1000多名尉官以上的国民党军官，另外还有国民党川西军队的5000多人等等，总数达3万余人。而随营学校包括通讯员在内，总共仅1000多人，要教育改造3万多名旧军官和伪军校学员，任务极为艰巨，当然也非常光荣。对此，吴西冷静沉着，与校部领导反复研究，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
其—，动员全体工作人员做好一切应变的准备，将1000多名工作人员整编为八个大队，做好执行任务的准备，并将连排干部学员全部分配工作，将大部分营干部学员作为中层干部骨干使用。
其二，经上级批准，安排了起义的国民党中将副军长杨晒轩为副校长，在国民党军校负责训练工作的校官李永忠为副教育长。
其三，由吴西亲自作了当前形势与任务的报告，并说明了教学方针与组织纪律，指出了其光明前途。
其四，在认清形势的基础上，对全体旧军官和伪军校学员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让他们学习社会发展史，学习中国革命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史，对他们进行组织纪律教育。继而开展忆旧诉苦与发扬民主的活动，在比较自觉的基础上进行说老实话的活动。在说老实话活动中，吴西提出了“知过必改，乃是完人”，对大多数人起到了催化作用。在摆事实中，许多人认清了国民党军队的性质，并把自己从不正当渠道得来的金条、银元、手饰以及埋藏的武器弹药交了出来。吴西等根据我党的政策和我军不搜俘虏腰包的纪律，除武器弹药外，属于个人的物品一律发还。为此，许多人感动得流下了热泪，从内心中喊出了“共产党万岁”、“解放军万岁”的口号，连上层军官也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后来，吴西又慢慢做杨晒轩的工作，使他从心底服了共产党，诚心诚意跟党走，并且他还经常现身说法，以强有力的事实开导他的旧部，起了不可轻视的教育作用。
在工作实践中，吴西和随营学校的其他领导深深地体会到了政策的威力，问题的关键在于执行党的政策是否坚定！与此同时，他们宽严相济对极端顽固的分子也绝不手软，坚决予以镇压。由于赏罚分明，因而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经过一段时间的教学工作后，随营学校对这3万多人分别作了妥善的安置。有的分配了工作，年老体弱者发给路费并派干部护送回原籍安置，而起义的军官愿意回家的准许回家并发给复员证和复员费。如校长张行忠带领一批人参加了修灌茂公路，一批人参加了修成渝铁路，不仅发挥出了他们的工兵技术作用，而且涌现出了大量的好人好事；还有一批学员以后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而李永忠是军事科学专家，被调到军事学院当了教授。整个工作结束时，西南军区政治部张光华处长带队到核检查工作，王新亭副政委听了张光华报告的事实，高度赞扬随营学校对党的政策贯彻得好，方法对头，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效，很了不起。
1952年10月，吴西奉命离开了随营学校，调任川北军区政治部主任。
海军少将
1949年9月，毛泽东主席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中明确地指出：“我们的国防将获得巩固，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者再来侵略我们的国土。在英勇的经过了考验的人民解放军的基础上，我们的人民武装力量必须保存和发展起来。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
1952年秋，中央军委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和我国即将进入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实际情况，决定从陆军整编中抽出部分队伍，加强海军建设。11月8日，西南军区转军委、总参电令：撤销川北军区，成立成都军区；“原川北军区机关上调军委海军组建潜艇学校。11月13日上调干部291人，战士228人，共519人，政治部主任吴西率领由南充出发，于11月23日抵达青岛。”
吴西接到命令心情无比激动，他既高兴又惭愧。高兴的是加强海军建设可是一项重大的战略决策，实在及时，而军委、总参将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他，可见对他何等信任，他感到非常荣幸和自豪。惭愧的是他自入伍以来，一直在陆军部队工作，没有接触过海军，潜艇又是海军比较先进的兵种，不可等闲视之，而且自己的年龄已届半百，不适宜海上生活。于是他思虑再三后，给北京拍去电报，请求派一位年轻的同志去，另行安排他的工作。然而，北京回电，不同意他的请求。于是，吴西服从命令，立即交待完工作，告别川北，从南充乘汽车到重庆，然后换乘轮船到武汉，再乘火车先到北京向海军司令员肖劲光报到后，即赶赴青岛。
青岛可是全国著名的风景优美的海滨城市。吴西到青岛后，观看了地形、市容和海港情况，决定司政机关住岳鹤兵营，后勤部门往西镇，家属住刀口路20号。海军调去傅继泽任校长，李克明任副校长，吴西任政委，并成立了学校筹备委员会，成员是校长、副校长和吴西等人。当时，政治工作抓配备干部，提出名单，报上级审批；还要组织川北去的干部学文化；到部队去挑选学员，条件仅次于飞行员的标准。后勤方面主要是看地点，搞设计，尽快建好潜艇学校。学校还派出一批干部到旅顺去学习游艇知识和技术。
经过上下一年多时间的努力筹建，潜艇学校校舍即将建成，干部即将配齐，学员也陆续到校。可是。准备开学前，吴西却被调走了。他坚决服从命令，于1954年2月调到了新的工作岗位——到东海舰队担任政治部副主任。1954年春节前，他便赶上海就职。一到东海舰队，就受到了司令员陶勇、政委袁也烈的热情接待，然后，他前往各基地和舰船去了解情况。在当时强调向苏联学习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东海舰队内部发生分歧，常常争论不休。有的人不讲政治工作，甚至有人提出取消政治委员制度。第六支队召开党代会，东海舰队派吴西参加。代表们争论最激烈的问题就是要不要取消政治委员制度，在海军中要不要政治工作，并要求吴西在会上公开表态。吴西在会上发言时公开表明自己的看法——“政治委员制度要坚持，不能取消，思想政治工作要加强，不能削弱。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这是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必须保持和发扬。”他的发言，过去可以说很平常，并没有什么惊人之举，而在纷纷议论取消政治委员制度的情况下，却引起了轩然大波，有人同意，有人坚决反对。最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海军领导机关明确表态，不能照搬外国，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坚持政治委员制度，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1955年，中央决定授予军衔。东海舰队组织了一个队20多人，到北京参加授衔典礼。在这一生难忘的日子里，吴西获得了海军少将军衔，并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各一枚。授衔之后，他又到怀仁堂后院参加了盛大的宴会。
1957年夏，吴西从军事学院学习四五个月后，奉命返回青岛，担任海军政治学校校长。可是，1958年，吴西到校不久，该校就被撤销了。正当他等待分配工作之时，中央军委海军干部部派人找他谈话，要他到海军政治部任检察长。还没正式下达命令，吴西就已闻风而动，直奔北京，出现在海军大院之中。他一到职，就参加了保卫部、检察院、法院联合召开的三长会议。当时，保卫部长、检察院院长、法院院长三人合成小组，由吴西任组长。任务是纯洁海军内部，依照法纪处理各类案件，跟坏人坏事作斗争等。当时，海军内部不管是反革命案件还是重大责任事故，都由三人小组处理。而检察长工作最要紧的一条，是调查、核实材料。
在当检察长一年多的时间里，吴西处理了许多案件。由于他注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不光听汇报，也不单凭书面材料，对案件定性准确，上下都很满意。事后反复复查，凡经他处理的案件，没有一件被认为是处理不当而应该更正的。
1959年下半年，吴西又奉调到海军后勤部任副政委。为了抓紧熟悉海军的后勤工作，他常常工作到深夜，但心情很愉快。在这期间，我国国民经济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严重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处于严重困难的境地，国家和人民都经受着巨大的考验。海军大院里虽有服务社，但没有物资来源，照样供应不了东西。为了保障部队的战斗力，吴西等后勤部领导同志号召大家到外面去采摘树叶做食品，做成什么“代用肉”、“代用鸡”、“代用馒头”等五花八门的东西；利用房前屋后的空地种蔬菜、粮食、油料；用水泥修建水池，放上尿水肥料，培养小球藻；并组织狩猎队到内蒙古草原去打黄羊，用以给指战员解决饥饿和补充营养。
海军后勤部门在解决生活困难问题的同时，还努力进行海军后勤建设。在秦皇岛建立了疗养院和第四○八医院。海军后勤部党委根据吴西在冀中工作过的有利条件，决定派吴西到河北省涿县扩建仓库，得到省委的大力支持，吴西很快就落实了仓库的扩建事宜，分别在预定地点扩建了两个海军仓库群，储备海军物资，大大缓解了海军物资储备的困难。以后，吴西还经常到仓库去检查工作，帮助仓库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建立和落实规章制度。
1961年，吴西得了淋巴结核，曾经住院治疗一个时期，出院后继续服药治疗，并一直坚持工作。组织上考虑到他身体不好，1964年决定让他离职休养。正在全力以赴抓工作的吴西接到组织通知，如同平地一声惊雷，他心里很不平静，夜不能寐，他太想工作了。然而，大势所趋，只得服从组织的决定。当年10月，吴西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心爱的工作岗位。
老骥伏枥
1964年10月，奉命离职休养的吴西和何辉、靳虎两位老同志一起搬离了海军大院，住到了北京市西单的一所海军宿舍。组织上考虑到吴西的身体状况，分配给吴西的住房是一座民国初年建造的四合院，中间有个大院子。吴西和爱人将周围的环境整饰一新。在新的环境中，吴西给自己安排了有节奏的生活：早上五点钟起床，进行大约两个小时锻炼，跑步，打太极拳；早饭后开始学习，主要是读书看报；中午午睡两小时；下午练书法，有时打桌球；晚上则看电视或参加文娱活动。他的饮食很简单，基本吃素，从来不吃零食。他在客厅的正面墙壁上，挂着特请书法家李骆公书写的两个条幅，一条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一条是“生命不息战斗不止”，以此作为座右铭。
翌年，又有一些老干部离休了，海军成立了离休干部休养所，上级指定吴西担任支部书记，吴西非常高兴。在这个岗位上，他主要抓了三项工作：一是坚持学习制度，及时传达中央文件和上级指示精神，在个人阅读的基础上，组织集体讨论，深刻领会文件精神；二是教育老干部的子女，使他们好好学习，努力工作，接好革命班；三是健全组织生活，定期召开党小组会或支部大会，经常交流思想，加强组织纪律观念。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干休所的同志搞好了团结，思想都比较稳定。这一年，吴西还有一项社会活动，就是到学校去做革命传统报告，教育后一代。他先后到过什锦坊小学、女八中、二龙路中学、眼镜钟表厂、海军农场等学校、企业做过革命传统报告，教育后一代。许多小朋友还到他的家里去听他讲革命故事。
1966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动乱。在长达十年的“文革”中，吴西遭受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诬陷和迫害，说他是邓小平的人，是苏振华一条线上的，是叛徒，把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强加给他，企图置他于死地，并撤掉了他的支部书记职务，但他敢于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旗帜鲜明地维护红七军和人民军队的光荣历史，表现出了共产主义忠诚战士的铮铮铁骨和凛然正气。
1969年9月，林彪下达第一号命令，以战备疏散的名义，将大多数老干部赶出北京城。当年10月，吴西一家被迫搬到了河北保定市。在保定，他自己种地，基本实现自给自足，生活过得比较安定。在保定干休所，吴西又被选为干休所支部书记。这个工作可是费力不讨好，容易得罪人，许多人都不敢干，不愿干。吴西却不怕得罪人，敢于批评不正之风。他告诫离休干部不要介入社会上的派性斗争，把内部关系处理好，从而避免了不少不必要的麻烦。但是，吴西在保定不仅患了小肠疝气，而且有两个冬天闹肺炎，保定的医疗条件差，他不得不回到北京治疗。1975年，邓小平重返中央工作，决定将北京疏散出去的军以上干部转回北京。到1976年，经吴西一再申请，他的关系正式转回北京。
回到北京后，吴西经常去看望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并向他表示想出来做些工作。胡耀邦要吴西好好写革命回忆录。于是，吴西和刘天野、覃尚文、欧阳学等先后整理出了龙州起义和红八军的历史材料，又写了大革命时期、红军时期、抗日战争时期的革命回忆录。1982年春节后，他又和总后勤部的成学渝等开始撰写冀中抗日斗争史，收集了方方面面的综合资料，共写了140多万字的革命回忆录，并编写出版了《冀中抗日烽火》一书。
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实现了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吴西也焕发出了青春，他不仅积极撰写革命回忆录，而且开始练习书法和写诗作词。1982年，他被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84年，他参加了中国书法函授学校的函授学习。除临摹字帖之外，他还向名家请教，拜书法家陈叔亮、张西帆、李铎等为师，坚持每天抽一定时间练习，经过几年的练习，他逐步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他那刚直的性格在书法艺术作品中得到了体现。他的书法作品在驻京老干部第二届、第五届书法展览上被展出，在1987年8月举行的海军首届老干部书法绘画展览会上，他还获得了唐三彩、石雕等奖品。吴西还经常用诗歌来焕发革命热情，他的诗《相勉》、《吟冀中》、《君我幸留志尚高》被收入了《将帅诗词选》。
此外，吴西还积极参加体育锻炼。他不仅晨跑，打太极拳，而且还打台球、钓鱼、跳舞。1988年4月21日，吴西以86岁高龄参加《中国老年》杂志社举办的北京首届老年迪斯科健身舞大奖赛，荣获特等奖。
由于吴西注意锻炼，保持身心健康，1985年他被评为中央党政军机关的健康老人，跻身于40位80岁以上高龄的健康老人之列。他决心活到老，学习到老，做到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本站内图片、文章未经允许不得转载、复制。
如涉及作品内容、版权和其它问题，请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删除内容！
教学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