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寿林
发布时间：2021-03-10 浏览量：1333 来源：中共梧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谭寿林，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在广西建立的第一个地委——梧州地委书记、全国总工会秘书长等职。1931年5月30日，在南京雨花台被敌人杀害。革命烈士。
品学兼优投身革命事业
谭寿林，号祝封，曾用名覃树立、曼殊、勉予。1896年4月29日出生于广西贵县（今贵港市）三塘乡谭岭村一个农民家庭。自幼聪颖好学，勤劳俭朴。7岁进私塾念书，学习认真、刻苦，掌握知识面广，学有所成。教师出对头，他很快就能对出下联，而且对得工整。课余时间常帮教师挑水、烧茶、扫地，深得教师的喜爱。
谭寿林从少年时代起，就具有强烈的正义感。有一次，他看见桥圩公局（当时的乡政权机关）门口有副对联：“公是公非行正道，局中局外结同心”，他冷笑一声，随即用毛笔在上下联第三字右边分别点了一点，变成了：“公是公，非行正道；局中局，外结同心。”原属美化反动政权的对联，就成了揭露反动政权，鼓舞人民团结起来进行斗争的对联。
1917年，谭寿林考上贵县中学。在中学的4年里，有7个学期学习成绩为全班第一，1个学期为第二。他的作文尤其突出，如在五四运动期间写下的《国耻当雪论》、《外侮日逼论》等，字里行间充满忧国忧民的思想和反帝爱国的革命精神。他在一篇题为《丈夫当以功济四海论》的作文中写道：“今日之中国，正当多事之秋也。外有强邻之逼，内有剧寇之萌，使无人支柱其间，吾恐难保无陆沉之祸也”。又说：“出而拨乱反治于其间”。“天下有事，丈夫当以功济四海”。在另一篇《谈让》的作文中，他写道：“当让则让，不当让则不让，现在帝国主义欺侮我们，侵略我们，则绝不应让！”浩然正气，读之令人振奋。由于他成绩优异，深得教师的好评和同学的敬佩。
1919年，在贵县中学接到北京学生关于五四运动的通电后，谭寿林积极响应，立即组织成立贵县学生联合会，谭寿林被选为会长和出席广西全省学生联合代表会议的代表。在省学联的代表大会上，谭寿林起草的宣言，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从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侵略中国和反动军阀的卖国罪行；高度赞扬了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提出中国要得救一定要工人阶级领导，农民做主力军，宣言最后呼吁：“谋我国土，是我仇雠；国仇未报，惟有断头；绝无屈膝，仰彼苛求”。大会选用了谭寿林起草的宣言作为大会宣言，会后在报上全文发表。
大会结束后，谭寿林回到贵县，发动县城中小学生举行示威游行，分组在各大街小巷演说，开展对日经济绝交、抵制日货的斗争。他在自己主办的《晨报》上发表了一首宣传抵制日货的白话儿歌：“亚妈系，你勿忧，儿今抵制有机谋。有钱咪买日人食，无衣咪着东京绸。日货劣，国货要研究，待过几年儿长大，一定挺身报国仇。”当时，许多中小学生和少年儿童热情地唱着这首儿歌，积极投入抵制日货运动。
有一次，贵县商会会长蔡觐文开设的启昌杂货铺，偷运日本火柴500箱抵贵县，学生们发现后，即将其全部收缴回学校。蔡觐文惊慌失措，当晚假意请谭寿林和李镇峰（学联会交际主任）到酒楼宴饮，并拿出100元东毫作诱饵，企图笼络他们，要回火柴。谭寿林等不为利诱所动，坚持原则。这时，蔡觐文便凶相毕露，指责学生查禁他的日货是强盗行为，声言要派商团（商会武装）夺回被查抄的全部日货。谭寿林既不吃软，也不怕硬，毫不让步。蔡又勾结县知事刘天佑，想通过县官出面要回被没收的日货。谭寿林面对县官的淫威，毫无畏惧，义正辞严地对刘天佑说：“这是我们学生的爱国权利，任何人不得侵犯！让日货侵入贵县，就是支持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强迫学生交还日货，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帮凶！要我们交还日货，办不到！”说罢，愤然而去。
为了防止奸商使用暴力抢在日货，县学联会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将这批日货提前处理。他们先组织中小学师生近千人举行示威游行，接着在城厢搬运工人和船民的协助下，将这批日货运到县城郁江南岸，在河边点火焚毁。事后，谭寿林在一张焚烧现场拍摄的照片上大书八个字：“当仁不让，爱国为先。”
1921年9月，谭寿林考入北京大学国文系预科。在中共早期领导人李大钊的直接教育和北京共产党支部成员黄日葵（北大学生，广西桂平人）、陈居玺（北大学生，广西平南人）的影响下，参加了反宗教大同盟、民权运动等社会活动，成为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第二批成员。1922年，他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3年夏，他联系在京、沪学习和工作的同乡，组织广西新期成会，创办《桂光》杂志，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要在刷新地方政治上有所作为。同年7月，谭寿林进入北大国文系。这年暑假，他回到家乡筹学费，并进行革命宣传。先是应贵县中学校长陈勉恕之邀作革命演说，之后，又同陈勉恕一起到县城街上演讲。陈勉恕演讲的题目是《何谓共产党》，谭寿林则作了题为《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成因》的演说。这是共产主义在贵县传播的开始。他们的宣传活动，博得了听众的热烈掌声。
1924年夏，因家庭经济困难，谭寿林便到北京一所女子师范兼课，半工半读。后来，连半工半读也难以维持，他只得放弃学业，一面教书，一面从事革命活动。
1924年秋，谭寿林由黄日葵、陈居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安排他到李大钊领导的中共北京区委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工作，并负责编辑北方分部机关刊物《工人周刊》。他把自己的革命理想、革命热情、革命信念，凝聚在笔端，创作了许多通俗生动的革命歌谣。例如《工人歌》中写道：“工人吃苦真难当，自从进工厂，手劳足又忙，资本家虐待我，残酷似虎狼。工作十二时，工资又微薄，上难供父母，下难养儿郎，千辛万苦为人作嫁，谁不心惨伤！”歌中满腔热情地号召工人：“转眼日当升，革命旗飘扬，工友们团结起来，奋斗求解放……”
肩负重任领导梧州革命
在大革命日益高涨时期，中共中央决定从北方调一批党员干部到南方工作，谭寿林是其中一员。1925年冬，中共广东区委委派他到梧州负责党的领导工作。同年12月，中共梧州地委成立，谭寿林任书记，委员有龙启炎、周济等。当时，谭寿林的公开职务是省立二中国文教员、《梧州民国日报》社长、广西宣传员养成所讲师等。他和同志们利用当时国共合作的有利形势和较好的群众基础，以报纸作为阵地，大力宣传革命思想，传播马克思主义。又通过讲课和各种社会活动，在群众中进行广泛的宣传、组织工作，积极领导工运、农运、商运、妇运等群众运动。他用生动、形象的比喻，引导群众参加革命。有一次，他到苍梧县召开农民骨干会议，会上，他拿来一碗水，放入一些朱砂，一面把水搅得全碗殷红，一面意味深长地对大家说：“我们要象朱砂这样把水染红！”谭寿林正是这样，为了“染红”梧州，“染红”广西，“染红”祖国大地，使之变成“赤旗的世界”，以如火般的热情投入革命斗争。
1926年1月，根据广东区委的统一部署，梧州地委举办纪念列宁逝世两周年活动。谭寿林在“纪念列宁逝世两周年演讲会”上，发表了题为《苏联革命成功的要点》的演说，详细介绍了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宣传列宁关于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思想，号召大家学习列宁的革命精神和“善于运用策略”的工作方法，走十月革命的道路。这次活动在广西颇有影响，他的这篇演说稿在当时的《梧州民国日报》全文刊登。同年2月，中共梧州地委通过国民党梧州市党部，领导梧州各界人民，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援助省港罢工周活动。梧州工联会、妇联会、学联会、对外协会、市党部、县党部、总商会、民船工会、广西宣传员养成所等9个团体单位参加了活动。17日，梧州各界人民召开“破天荒的援助罢工周大会”，到会各届群众1万多人。谭寿林在会上发表了演说，并提出了三项提案：（1）罢工工友应负起国民革命先锋队之使命，强固组织，奋斗到底。（2）全国革命群众应一致拥护复工条件及予以充分之援助，以鼓励国民革命的先锋队，巩固革命阵线。（3）国民政府对于省港罢工工友应善为爱护，以鼓励其革命勇气。提案提出后，大会一致通过。并通电全国。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与此同时，全市还开展了大规模的筹款运动，从物质上给省港大罢工以有力援助。
在以谭寿林为书记的中共梧州地委的领导下，梧州地区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群众运动发展很快。1927年3月梧州参加工会的工人就达1万多人，苍梧县成立了32个乡农民协会，入会会员3326人（户）。青年和妇女运动也搞得有声有色，成立了共青团梧州地委，梧州妇女联合会组织妇女宣传队，继续出版《妇女之光》期刊，并创办了妇女工读学校。
其时，中共梧州地委直接领导梧州、桂林、柳州几个支部。1926年春以后，地委派出党员林培斌、黄启滔、罗少彦、陈洪涛等到南宁、岑溪、容县、玉林、桂平、贵县、武宣、田东、东兰、怀集（当时属广西）等地筹建党的组织。同年8月，中共广东区委为了加强对广西党的领导，又派黄日葵为广东区委特派员到广西指导工作，并成立了由黄日葵、陈勉恕、谭寿林3人组成的中共广西区委筹备组，同时还抽调了一些党团员到广西各地工作。这样，由黄日葵、谭寿林等一批广西最早的共产党员点燃的革命火种，很快就在祖国的南疆大地，熊熊燃烧起来了。
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引起了国民党右派和地方反动势力的惊慌和仇恨。1926年5月中旬，梧州当局无理拘留“青运”负责人李血泪等3人；不久，省立二中校长又无理开除进步学生钟云、刘伯奎等。谭寿林和梧州地委领导革命群众和学生，同当局的迫害行为进行坚决斗争，均取得了胜利。梧州警察局释放了李血泪等3人，警察局长向群众认错道歉，省立二中校长崔赞谟被迫辞职。
同年8月3日，黄绍竑兄弟开设的仁生号勾结梧州驻军，无理逮捕梧州码头起卸工人凌二妹、李棠、吴循等3人，于9月2日横加杀害，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三工人血案”。事发后，谭寿林与地委委员们多次研究对策，领导梧州工人同梧州当局进行坚决斗争。在大校场召开万余人的追悼三工人大会，愤怒控诉梧州右派势力的血腥暴行，会后举行示威游行。游行队伍经过警备司令部时，愤怒的群众冲入司令部内，面斥司令长官，要求惩办凶手，抚恤无辜死难家属。接着，10月25日，梧州25个工会1万多工人又召开大会，向全国发出通电。这次斗争，得到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省港罢工委员会和香港工团等革命团体的全力支持，轰动了整个华南。最后，国民党中央不得不责成广西当局调查处理，给死难工人家属发了抚恤金。这场广西工运史上规模空前的斗争，显示了党领导下工人阶级团结战斗的伟大力量。
1926年10月中旬，梧州警备司令王应榆，以宴请梧州各界的名义，召集全市各团体负责人到警备司令部开会，这实际上是一次“鸿门宴”。席间，王应榆口口声声自称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是革命军人，全力支持国民革命，但却对革命群众运动大肆攻击和污蔑。他气势汹汹地威胁说：“时值北伐，后方治安至为重要。查本市近来工农商学各界时起风潮，屡生事端，严重扰乱社会治安。本司令在此严正宣告，今后如再发生类似事件，卑职有责任采取措施，维护治安。”这显然是制造新的血案的借口，不少人敢怒不敢言，宴会上气氛紧张，充满杀机。而以《梧州民国日报》社长身份赴宴的谭寿林听后，愤然起立，针锋相对予以驳斥：“请问司令先生：工人组织工会，农民组织农会，学生组织学生会，商界组织商会，他们各自建立自己的群众组织，为争取自身的合法权益，开展正当的社会活动，何罪之有？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是中山先生亲自制定的。你王应榆自称中山信徒，究竟有没有一点革命军人的气味？你标榜革命军人，你的所作所为，究竟哪一点象中山先生的信徒？究竟有没有一点革命军人的气味？你究竟把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置于何地？”一席话，说得王应榆哑口无言，会议不欢而散。
1926年12月初，梧州开展大规模废捐运动。当时，梧州当局在全市巧立名目，大搞苛捐杂税，如瓜菜落地税、粪溺捐等，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残酷的剥削，群众怨声四起，说：“自古未闻粪有税，如今唯有屁无捐。”以谭寿林为首的梧州地委从广大群众的利益出发，积极领导各界人民进行抗捐运动，提出“废除苛捐杂税，减轻人民负担”的口号，并支持全市各群众团体召开抗捐群众大会。12月19日，国民党梧州市警备司令部在抗捐群众大会召开前，勾结警察局，突然派出大批军警，分头包围了中共梧州地委机关和由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掌握的国民党市党部及梧州民国日报社、工代会等单位，非法逮捕了谭寿林和工联会委员长钟山（中共梧州地委委员）、轮船二分会委员长胡奕卿（共产党员）、民船工会委员长蔡美利（国民党左派）等人，之后，又逮捕了一批工人和进步学生。
自谭寿林等被捕后，中共党组织立即组织营救，中共广东区委领导人陈延年发动广西留穗同乡会、广西留俄同学会等团体，
要求当局立即释放被捕人员，同时又派人前往武汉，向当时尚保持国共合作关系的国民党中央控诉。1927年3月，国民党中央执委召开常委会扩大会议，由常委吴玉章（共产党员）主持，决定电令广西省政府立即释放谭寿林等5位同志。广西当局被迫于当月将谭寿林等解往广州释放（当局规定三条：一要谭寿林等人马上离梧，二不准群众欢迎他们出狱，三不准他们和群众代表见面）。谭寿林等在抵达广州天字码头时，受到了中共广东区委、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和群众的热烈欢迎。
历尽艰辛勇当工运中坚
由于谭寿林在广西的身份已经暴露，加上在监狱中身体受到严重摧残，中共广东区委决定先让他在广州休养一段时间。1927年1月，广东区委派廖梦樵、邓拔奇等到梧州恢复梧州地委。4月中旬，国民党广东当局开始“清党”大屠杀。1927年5月，中共广西地委成立。谭寿林在广州负责对广西的联络工作。当时的广州市，已是一片白色恐怖。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中，谭寿林不顾个人安危，坚持革命斗争。他和陈勉恕、李省群（共产党员，曾任国民党广西省党部妇女部长）等改名换姓，租借广州东山百子前国民大学的旧房子，秘密设立了中共广西地委驻广州办事处。
谭寿林的家人很为他的安全操心。一天，父亲从贵县到广州找他，要他回家隐蔽。他耐心地说服父亲：“在现今的情况下，回家去不妥当，也避免不得恶势力，要战胜恶魔，唯一的方法还是战斗。”1927年端午节后，祖母病重，来信催他回家。平日，谭寿林是最孝敬祖母的，接信后，心里也很着急。但正在这时，组织上派他出席在武汉召开的全国第四次劳动大会，他毫不犹豫地服从组织安排，开完会才赶回家去。此后不久，中华全国总工会委派他赴香港巡视工作。
1927年12月11日，广州起义爆发。党组织通知谭寿林、陈勉恕回广州参加起义。谭寿林在起义指挥部肃反委员会工作。起义失败后，他从广州市郊绕道佛山、中山经香港到了上海。在广州、香港期间，谭寿林在腥风血雨中为党工作，历尽千辛万苦，几次被敌人逮捕、拘留，均因没有暴露身份，经组织营救而获释。
1928年后，谭寿林在上海化名覃树立，从事工人运动，先后担任了全国海员总工会秘书长、全国总工会秘书长等重要职务。
在十里洋场、花天酒地的上海，他随身只有一个烂藤夹（箱），一条破棉被，一套旧西装，一直过着十分简朴的生活。他深知自己肩负的责任，忘我工作。他曾经说过：“一生最快乐的事，不是肉的纵欲和酒的沉湎，而是战斗的工作。”有一次，他患肋膜炎，既不肯告诉人，也不花钱诊治，直到一个月之后发高烧卧床不起，才找一个同乡医生看了一下，稍愈，又照常工作。病后也不肯花钱调养，仍一如既往将生活费的一半节省下来，交给组织，或帮助困难的党员。他严格地把自己每月的伙食费限制在3元以内。
在上海，谭寿林仍时刻关心广西的革命事业，密切注视广西革命形势的发展。1928年2月初，黄日葵、谭寿林等召集广西赴沪的共产党员，召开了广西同志谈话会，对过去广西党的工作进行回顾，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并对今后党在广西的工作进行讨论，提出意见。2月7日，黄日葵、谭寿林等8位广西籍党员在上海联名给党中央写报告，汇报了广西党的组织和工农革命运动情况，提出今后工作建议，他们的报告受到了党中央和南方局的重视。中共中央南方局根据他们的报告和建议，于1928年上半年先后派了几批党员干部到广西开展工作，并于6月在贵县召开了中共广西特委扩大会议，使受到严重摧残的广西党组织，又得到恢复和发展。
作为全国海员工会和全国总工会的秘书长，他的工作是十分繁忙的，经常冒着生命危险，跑各个秘密工作点联络，听取汇报，布置任务，既要掌握全国工人运动的情况，协助全总领导指挥全国工运，又要到一些基层工会指导工作。他还兼任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的部分编辑业务。
在上海期间，谭寿林在积极从事工人运动的同时，曾根据自己的生活感受和当时的社会现象，写了许多革命文学作品，用曼殊、勉予等笔名在当时的进步报刊上发表。例如《狱中生活》描写了他在梧州的革命活动和被囚禁的经过，尖锐地揭露了反动军阀的罪恶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这本书稿当时没有书店敢承印，以致不能出版。他以谭勉予笔名写的自传体中篇小说《俘虏的生还》（1929年由上海泰东书局印刷发行），描写了广州起义前后两广地区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和一批革命知识分子的遭遇，塑造了阿曼这样一个革命青年的感人形象（实际上是作者本人的化身）。
1928年12月，谭寿林和钱瑛在上海结婚。他俩在革命征途中相遇、相知、相爱，志同道合，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并肩携手，奋斗终身。婚后不到3个月，钱瑛即被组织上派往苏联学习。谭寿林不眷恋于新婚燕尔，积极支持钱瑛出国，特别叮嘱她在国外学习要联系总结国内斗争的实际，注意研究中国问题。他们还商定，谭寿林用约好的格式、办法，把国内的情况定时写信告诉钱瑛。钱瑛要集中精力学习，无要事不回信。在钱瑛出国期间，谭寿林陆续给她写了130多封信，使钱瑛受到极大鼓舞。1929年，党在上海召开全国工会代表会议，谭寿林呕心沥血，日夜奔忙，为会议作了极其周密的组织工作，保证了会议的顺利。
1931年春，钱瑛回国不久，又调去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工作。谭寿林仍然支持钱瑛远行。钱瑛后来回忆说，他俩结婚时间虽有3年多，但为了革命工作，天各一方，在一起“相处仅百余日”。他们珍惜爱情，更看重革命，革命在他们的心目中高于一切。
坚贞不屈南京英勇就义
1931年4月22日，谭寿林因叛徒出卖而被与上海公安总局勾结的英帝国主义巡捕房逮捕，关押在公共租界的老闸捕房拘留所，后引渡至国民党政府的上海市公安总局。在狱中，他受尽酷刑，坚贞不屈。4月27日，国民党上海公安总局侦缉队在审讯他时，利诱未逞，便把他“反上吊”两个多小时，又用烧红的铁条烙他的胸部和腹部，直至昏死过去，才给解下来。1个多小时后，他苏醒过来了，疯狂残暴的敌人又审讯他，但仍然捞不到半句有“价值”的口供。
第二次被提审时，谭寿林碰上了同一日被捕的一位党员。由于敌人的严密监视，他们不能交谈。两位患难战友交换了深情的目光之后，谭寿林便用那受过酷刑的、带着铁镣的脚，艰难地在地面上划了个“不”字——这个“不”字，包含着深刻意义：谭寿林在鼓励同志，要在敌人面前勇敢坚强，宁死不屈，站稳党的立场！这位同志从这个“不”字中得到了巨大的力量，深为患难战友的革命精神所感动。
4月30日上午，敌人改用“坐老虎凳”这种酷刑来摧残谭寿林，仍毫无所获。敌人黔驴技穷，最后竟把谭寿林拉到阴森可怕的土地庙里，妄图借助鬼神来迫使他屈服。敌人威吓他：“在菩萨面前还敢不讲真话吗？”这种愚蠢的做法对于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来说，无疑是不可能有收效的。谭寿林幽默地回答：“我在菩萨面前不讲假话！”在用特殊材料制成的共产党人面前，敌人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了！
1931年5月23日，谭寿林被作为“要犯”从上海移解南京。在南京宪兵司令部的监狱里，敌人怀着最后一线希望，企图使谭寿林屈服，结果仍然落空。最后，绝望了的敌人将他判处死刑。5月30日，谭寿林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年仅35岁。
谭寿林在敌人的监狱中和刑场上，英勇不屈，大义凛然，充分表现了共产党人的钢铁意志和革命气节。正如他在《俘虏的生还》一书中借主人公阿曼的口所说：“残刑酷罚，苦了我的肉体，却不能伤害我的灵魂，枷锁重重，锁牢了我的肉体，却不能约束我的灵魂。我的灵魂是追随着你，追随着我们鲜明的旗帜。”这旗帜，就是革命的旗帜，党的旗帜，共产主义的旗帜。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他的心，他的灵魂，始终是和鲜红的旗帜紧紧地贴在一起的！
人民永远纪念这位优秀的共产党员。
主要资料来源：
（1）《北大英烈》。
（2）《谭寿林文集》。
（3）《广西工人运动史料选编》。
（4）《梧州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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