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拔奇
发布时间：2021-03-10 浏览量：1721 来源：中共梧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邓拨奇，中国共产党在广西的早期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他在广西工作了5年之久，基本正确执行了党的路线，完成了党所交给的任务。他对革命忠心耿耿，光明磊落，勇于改正工作中的错误，为广西的革命事业作出了贡献；但同时也有失误，他是“左”倾错误的贯彻者，也是“左”倾错误的受害者。革命烈士。
邓拔奇，又名伯奇、滕伯、邓岗、白希，1903年6月4日生于广西省怀集县（今属广东省）甘洒乡高富村一个殷实之家。邓拔奇的父亲邓若星是清末秀才，为人刚直，不慕官场；母亲伍氏勤劳俭朴，为人宽厚。邓拔奇是长子，有弟妹3人。父辈为了振兴家业，把希望寄托于儿辈身上，竭尽全力送儿子读书。邓拔奇自幼读私塾，好学诗画，作文常常得到教师贴堂。他为人富于正义感，同情贫苦百姓，村里贫苦人家的儿童无机会上学读书，他在课余时间教他们认字，把自己所学的诗念给他们听，还会偷拿家里的米接济穷小朋友。
中学时代，邓拔奇开始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是一个追随时代潮流的爱国青年。怀集县立中学的校长是开明绅士，思想激进，支持进步教师与学生建立的“讲学会”，鼓励《新青年》等革命书刊在校内流传。在这样的环境里，邓拔奇受到新思想、新文化的熏陶，满怀热情地参加了五四运动。1919年10月1日，邓拔奇参与发起成立中华民国学生爱国总会怀集分会，上山下乡演讲，声对北洋军阀政府媚日卖国罪行，号召抵制日货，宣传新文化、新思想，反对封建旧礼教。
1922年春，邓拔奇进入上海浦东中学补习英语。在沪期间，他积极参加两广留沪同学会组织的进步活动。当年秋季考入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创办的厦门大学，攻读法律专业。邓拔奇与雷经天等学生运动领袖组织学生开展革命活动，研读马克思主义理论书刊，思想进步很快。
1924年7月，邓拔奇辍学奔赴广州参加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宣传队，并联络在穗的怀集进步青年，成立怀集留穗同学会，出版《怀集青年》，宣传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号召青年投身革命。1924年秋，邓拔奇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冬，由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6年1月，中共广东区委派邓拔奇到梧州参与组织各界进步青年报考留俄孙文大学（即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工作，被推选为广西留俄孙文大学同学会梧州临时办事处5位干事之一。1926年1月29日，邓拔奇带领被录取的广西留俄学生40余人由梧州赴广州，参加广州国民政府开设的留俄预备班补习俄语。学习期间，他与廖梦樵一起创办留俄孙文大学广西同学会会刊《疾呼》，先后出版数十期，发表了大量革命文章。邓拔奇在留俄广西学生会建立中共组织，介绍胡炳琼等一批学生加入党团组织。在启程出国前夕，中共广东区委决定留邓拔奇在共青团广东区委工作，他服从党的决定，放弃难得的留俄学习机会。
1927年1月，邓拔奇受中共广东区委委派，与廖梦樵一起潜赴中共党组织遭受破坏的梧州，恢复中共梧州地委，任地委委员。1927年5月，在梧州组建中共广西地委，廖梦樵任书记，邓拔奇任地委委员兼团广西地委书记。广西地委机关设在梧州市博爱路（今和平路）一座西式小洋楼的二楼，这座楼的对面是教会办的幼儿园，一楼是中医馆，人来人往，便于掩护秘密机关的工作和对外联络。但是，时间长了毕竟露出蛛丝马迹，梧州警察局经常派人盘查。一天早晨，警兵又来了，时刻警惕着的邓拔奇察觉动静，从窗口往下观望，见几名警兵在门口交头接耳，鬼鬼祟祟，并且荷枪实弹，情况十分危急。邓拔奇处变不惊，对着镜子穿西装，结领带，梳头擦皮鞋，戴眼镜拿文明棍，昂首阔步下楼梯，走出大门时故意用文明棍指着警兵斥责：“走了要犯，小心脑袋！”警兵误认他是侦察人员，糊里糊涂放走了目标人物。
邓拔奇脱险后继续坚持工作，奔走于梧州、桂林、柳州、南宁、玉林、平南与桂平之间，为整顿恢复广西地委领导下的党组织系统做了大量工作。他深入乡村，指导、发动了桂平、平南、武宣等县农民的武装暴动，沉重打击了新桂系军阀的“清党”屠杀政策，使广西农村的革命斗争重新活跃起来，广大农民又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人奋斗的光辉形象。
1927年秋，邓拔奇和廖梦樵贯彻中共中央八七紧急会议精神和南方局指示，召开广西地委委员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在梧州、苍梧、桂平、平南等地举行中秋起义，袭取梧州，响应南昌起义大军南下广东，不料在起义前夕的9月7日晨，国民党梧州军警破坏了中共广西地委和梧州总工会等机关，中共广西地委书记廖梦樵等和革命群众100多人被捕，秋收起义计划无法实现。邓拔奇临危不惧，机智地转移到桂平、平南农村工作。为了尽快联络和恢复各地的党组织，邓拔奇冒险来往桂、梧、容等地，一次，他化装商人来到熟悉的梧州，频繁活动了三天之后，第四天坐船往三角嘴寻找老关系户，不慎引起了巡查的便衣特务注意。特务对他跟踪至下榻的旅馆，邓拔奇趁特务在一楼向旅馆伙计盘查的时候，脱下衣服挂在洗澡房门头，放开水龙头关上门，让人觉得他在里面洗澡，然后另换衣服从后门走出脱身。
1927年10月底，邓拔奇在桂平县的白、兰两村重建广西地委机关，担任书记重任。邓拔奇根据中共中央有关方面的指示，把广西党的工作重点放在浔州四属农村（含桂平、平南、贵县、武宣4县），指导建立了桂平、平南、贵县、武宣、容县5个县委和梧州市委，健全和发展了党的基层组织。11月26日，中共广东省委指示广西地委迅速发动暴动，策应广州起义，邓拔奇立即召开地委会议，制定广西冬暴计划。会后，广西地委发布33条《我们的口号》，号召广大农民群众积极进行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斗争，举行武装暴动，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兵政权。当时，邓拔奇比较清醒地认识到，广西革命的客观条件虽然已经成熟，但党所领导的基本力量还相当薄弱，进攻城市只能遭致失败，因此，他将工作重点放在农村，指派委员深入各县乡作指导，尽力吸收农民骨干入党，充实党的各级领导机构。在33条口号中，体现了党在土地革命战争前期对实行土地革命和建立苏维埃政权斗争方面的方针政策，也反映了群众对国民党镇压革命的愤恨心情及对解决土地问题、政权问题的强烈愿望。如：发动农民加入农会、打杀土豪劣绅，反抗团局压迫、“清乡”，焚毁封建契约，实行不交租、不纳粮、不还债，反夺佃起耕，举行暴动、夺取乡村政权等等。
1927年12月11日，广州起义爆发，宁培瑛等于冬至前夕在平南领导劳五区农军举行暴动。翌年1月中旬，劳五暴动失败，宁培瑛等壮烈牺牲。广西地委的冬暴计划没能实现。
1928年1月24日，中共广西地委奉中共中央命令改为特委，邓拔奇担任特委书记。邓拔奇根据新桂系军阀大举“清乡”，残酷“围剿”党领导的工农游击队和农军武装的严峻形势，总结了冬暴斗争的经验教训，制定特委的《目前工作计划》，确定特委斗争总政策是“用党的力量去发动群众的暴动，在暴动中训练同志，并吸收同志，发展党的组织，健全党的组织，去发动广西群众暴动，动摇反动的政策”。邓拔奇在计划中强调要从开展小的日常斗争入手，反对党内某些人只是“准备做大暴动去打县城、占圩市”的错误。在邓拔奇领导下，广西的党组织发展较快，仅在1928年3月就发展党员25O多人。平南、桂平、贵县部分农村建立了农民自救团和农民赤卫队，共计数百人枪。但是，由于敌强我弱，加上特委常委昌景霖被捕叛变，特委机关遭受严重破坏，不少党员、群众被捕杀害，特委常委仅剩下邓拔奇一个人，情况十分危急。危难之际，邓拔奇没有临阵退缩，仍然努力工作，尽力挽救广西的党组织。1928年5月，邓拔奇与朱锡昂、雷经天等取得联系，接上玉林五属和南宁、同正、宾阳、田南、怀集等地党组织关系。1928年6月1日，邓拔奇在贵县圩心街广东巷主持召开特委扩大会议，中共中央委员、广东省委代表恽代英到会指示并作政治报告，邓拔奇代表特委作了工作报告。会议传达广东省委的指示信，通过了政治任务、党务问题和军事问题三个决议案以及《农民赤卫队组织大纲草案》、《村劳农会章程草案》、《巡视员工作提纲》等文件。大会作出了举行夏收暴动的决定。会议改选了特委领导机构，选举委员15人，由恽代英指定朱锡昂任书记、邓拔奇等7人为常委。这次会议全面总结了1927年四一二以来广西党的工作，健全和加强了全省党的领导机构，决定了广西党的斗争任务，对广西革命运动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会后，特委机关迁至梧州。
1928年8月，邓拔奇携广西特委7月30日报告赴上海，向中共中央报告广西党的工作，请求中共中央派员到广西作指导，建议中央批准成立广西省委，由中央直接管广西党的工作，同时写了广西党的建设计划和预算报告，要求党中央解决经费问题。邓拔奇在向中央呈交的信件里，从广西的实际出发，估计了在梧州建立临时省委机关的困难性，认为领导机关和交通联络站、印刷厂要坚持小而精的原则。9月中旬，邓拔奇带着中共中央9月3日的指示信返抵梧州，中共中央决定改组广西特委为广西临时省委，直属中央管辖，并指示广东省委调其常委王强亚赴广西任临委书记。
1928年9月22日至26日，广西特委召开常委会议传达、讨论中共中央指示及中共六大精神。邓拔奇是广西临时省委委员之一，由于王强亚一直未到职，广西临时省委实际上由朱锡昂和邓拔奇主持。这期间，广西各地党组织努力开展土地革命宣传工作，领导农民进行抗租抗捐税斗争，党的组织建设有所好转。
11月间，邓拔奇在梧州街上为叛徒昌景霖发觉，梧州国民党当局下令军警全体出动侦缉邓拔奇。11月29日，梧州军警第二次破坏临委机关，邓拔奇、朱锡昂等虽然机智脱险，但已无法在梧州公开露面，只得紧急分头转移。邓拔奇巡视怀集、贺县、钟山、桂林、柳州、贵县转玉林，与朱锡昂在玉林县新桥榕木根村重建临委机关。在这段艰难的日子里，为了避免警方和叛徒的注意，邓拔奇带着各种不同的衣服，按照不同情况需要随时更换，确保安全。1929年2月，邓拔奇留学苏联，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勤奋研读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打下了深厚的理论基础。邓拔奇留俄期间与广西女学生莫佩琼（兰英）相爱，后来结成终身伴侣。1929年12月11日，邓小平、张云逸领导的百色起义胜利举行，宣告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在左、右江地区开展工农武装割据。为了加强对广西革命斗争的领导，党中央电令邓拔奇回国速返香港参加广东省委工作。邓拔奇抵港后，在香港油麻地上海街由梁钟琛经营的南洋鞋店建立了广东省委指导广西工作的联系机关，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做了大量工作。
右江苏区传达贯彻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指示。9月30日。邓拔奇等经过20余天艰苦跋涉赶至红七军军部驻地恩隆县平马镇（今田东县城）。10月2日，在红七军前委扩大会议上，邓拔奇作了关于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11日决议案以及9月3日《南方局给七军前委右江特委并转右江全体同志信》的传达报告，传达中共中央关于调集红七军攻打柳州、桂林、广州3大城市，配合全国主力红军实现南中国革命首先胜利的指示。在会上，虽然有些人对党中央的命令有不同看法，但经过讨论，红七军前委扩大会议还是接受了中央命令。11月8日，红七军主力在河池整编；9日，从河池出征北上，至12月中旬，历经数十次艰苦战斗，七军损失了三分之一，严重挫折使七军指战员对攻打大城市的指示产生怀疑。1931年1月2日，红七军前委会议决定放弃攻打桂林的计划，邓拔奇同意这一正确决议，并亲赴上海向党中央报告广西情况，邓拔奇对自己在右江和红七军贯彻“立三路线”而造成的损失，表示“要负很大的责任”，表现出共产党人勇于自我批评，愿意修正错误的高贵品质。
1931年3月，邓拔奇任两广省委委员兼秘书长，5月6日，两广省委鉴于“右江工作极需加紧，决定邓拔奇即去巡视”，并指导广西特委工作。6月15日，邓拔奇给中共右江特委与二十一师党委写信，承担自己在右江和红七军推行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责任，希望右江党组织“用自我批评的精神揭发一切的错误”和“实行工作上的转变”，以求“集中全力去组织恢复东、凤两县政权的运动，巩固这一革命根据地以开展全右江的工作。”当时，两广省委负责人指责邓拔奇在领导广西党的工作中犯“立三路线和富农路线的错误”，但邓拔奇不顾个人得失，仍忠心耿耿地在广西工作，同时，他也写信给中央，表明自己的观点和工作态度，大胆指出两广省委在认识形势、制定策略和建党工作中，严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继续“左”倾盲动的错误。邓拔奇在广西工作五年之久，以坚定的无产阶级党性，勇于探索的勇气和英勇献身的精神，在非常艰难曲折的斗争环境中，为革命事业作出了贡献。
1932年春节前后，邓拔奇赴香港汇报广西工作之后，两广省委决定调他到广东东江苏区参加大南山的武装斗争。邓拔奇先后任中共东江特委组织部干事和秘书。邓拔奇认真制定组织工作计划，纠正过去东江党忽视组织工作的倾向，提出组织建设的中心工作是在反对“左”右倾错误的斗争中，整顿与改善领导机关的工作，要加强对中心地区党的基层组织的领导，积极培养工农干部，设法建立党校，建立各级党的组织工作系统与日常工作制度。他带病工作，举办干训班，参加东江特委《东江红旗》、《我们的生活》等机关刊物的编辑工作，并亲自撰写文章，论述共产党员必须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牺牲，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路线，批驳歪曲、攻击工农运动的流言蜚语。
1932年秋，广东军阀陈济棠调集两个师向东江苏区发动“围剿”，分兵两路烧杀抢掠，东江特委机关一天被迫转移数处。10月9日晚，东江特委转移到田墘村，准备10月10日召开扩大会议。不料，次日早晨7时30分，田墘村被敌人包围，特委机关目标暴露，警卫部队仓促抵抗，掩护特委突围转移，邓拔奇在突围中壮烈牺牲，年仅2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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