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覃超容

发布时间:2021-03-17 浏览量:980 来源:杜士勇
    覃超容,在梧州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广西地委交通员,是一位从童养媳成长为共产主义者的年轻战士。革命烈士。

    覃超容于1909年5月出生于广西桂平县(今桂平市)大湟江口镇昌辉街的工人家庭。父亲覃绍章是一位屠宰工人,母亲梁守珍。弟妹4人,覃超容为大姐。因家庭生活困难,1922年覃超容13岁时被卖给江口附近必群村一户豆腐老板的儿子王达才当童养媳,实际上是当婢女。她担负着挑水、煮饭、洗衣、推磨等繁重劳动。还得上山放牛、打柴。手脚稍一迟缓,就要挨巴掌、棍子或皮鞭,挨骂挨饿是经常事。非人的生活,迫使她曾多次跑回娘家以示反抗。1925年,王达才染急病身亡,王家诬说是覃超容“克”死他们的儿子,说覃超容生是王家人,死是王家鬼。王家暗中活动,以100元东毫身价,把她转卖给上官塘(今上珠村)蔡家。王家与蔡家密谋选定“黄道吉日”后,便托人到覃超容父母家假说其婆婆病危,叫覃超容回去看望。覃超容信以为真,马上起程。走到半路就被王家派人拦路抢上黑轿,想就此转卖给蔡家。有人发现后,急报覃超容父亲知道,其父报请江口工会的负责人黄醒先、崔秀鸿等赶去抢救,才脱离虎口。王、蔡两家人慑于工会力量,暂不敢纠缠。其父教她读书识字。江口镇工会见覃超容口才好就安排她搞宣传工作。

    1925年1O月,广西妇女联合会(翌年秋改称梧州妇女联合会)在梧州成立。妇联会在市内、近郊和邻近县城、乡镇积极宣传和发动妇女开展解放运动。同年冬,妇联会派出由黄若珊、李立群、李霭云等组成的一支宣传队到桂平县大湟江口活动。她们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妇女解放的革命道理。在会上,覃超容以现身说法的方式进行宣传,她怀着仇与恨、血与泪,愤怒揭露封建家庭虐待童养媳的恶行,控诉封建婚姻给妇女造成的灾难,宣传男女社会地位平等、婚姻自由和“妇女必须参加革命才能获得解放”等革命道理。覃超容还夜以继日地到处宣传,数千妇女纷纷觉悟起来,江口镇就有100多人报名参加妇联会。之后,在广西妇联的指导下成立了江口镇妇女联合会,卢洁明、李剑池、凌玉汉为负责人,覃超容负责宣传工作。她和其他人员曾到石咀、马皮、木乐、大宣、南木等地搞宣传活动,使妇女解放的革命道理深入人心。

    1926年春,在时任江口屠宰工会委员长的父亲覃绍章的支持和中华轮船总工会桂省第二分会委员长、中共党员胡奕卿的帮助下,覃超容搭船到达梧州,加入广西妇女联合会。妇联会同情她的悲惨遭遇,送她到妇联会办的梧州妇女半工半读学校边读书边工作。覃超容从此走上了新的生活。

    覃超容到梧州后,中共梧州地委和共青团组织决定通过覃超容这个典型事件搞一次大规模的妇女解放宣传活动,以妇联会的名义在《梧州民国日报》发出《快邮代电》,公开揭露覃超容家公家婆虐待童养媳、强迫改嫁一事,呼吁社会各界给予声援。在短时间内,梧州各报社、工会、农会、学联会纷纷响应,梧州大街小巷群议鼎沸。覃超容的家婆得知情况后,却变本加厉,纠合大湟江口族长到梧州要人。覃超容坚定地对来人说:“你们害我,骗我,够了!我决不回去。”妇联会的委员们义正词严地说:“援救苦难姐妹是我们义不容辞的工作,覃超容的婚姻大事应由她自己决定。”那恶家婆想要挟妇联会,说:“如果不交出覃超容,就控告妇联会窝藏私逃人员。”还向妇联会要赎身钱100元东毫。妇联会予以驳斥:“要算账吗,好办!覃超容不是去你家做媳妇的,是去做长工的,每年工钱最低也要三担谷子,请你们先支付这4年的谷子再说。”并严厉警告:“你们若知好歹就立刻回桂平去,否则我们去法院评理!”那帮人只好灰溜溜地走了。10多天后,妇联会收到覃超容家公寄来的声明两家脱离婚姻关系的信。国民党广西省党部妇女部在1926年11月份工作报告中称“函复省政府关于覃超容案已转梧州妇女联合会办理。”“函复梧州妇女联合会覃超容案,知其到该县署呈诉。”覃超容终于获得了自由!

    覃超容在工读学校做工、读书,过上了新生活,心情特别舒畅。她心灵手巧,在短时间内不但学会织毛巾,连织布最难的工序——上机头也学会了。她读书勤奋,不懂就问,加上妇联会人员经常辅导、教育,其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不到半年就读完平民课本的上中下三册,达到了小学毕业水平。覃超容提前结业,留在妇女工读学校工作。工读学校第二学期,覃超容当上了师傅,负责全校的技术工作。她发动学员搞竞赛,交流经验,评比产品优劣。使次品布匹和袜子减少,产品销路逐渐打开,工读学校由亏本转为盈利。

    覃超容白天做工,晚上到妇联会学习。她爱读妇联会出版的半月刊《妇女之光》和其他报纸杂志。有些理论性的文章读不大懂,就请别人讲解。她还学会写条子、记账本和文书等工作。于是妇联会把印信和日常财务都交给她管理。她工作积极,思想进步快,不久就加入共青团组织,由一个半文盲的童养媳成长一个懂文化、会技术、能做管理工作的新女性。

    覃超容把妇联会当成自己的家,吃住都在妇联会,一心一意搞好妇联会工作。大小事情她都尽自己的能力去做,房子脏了就抢着清扫,有人来开会就主动烧开水送茶水,采购物品,东奔西跑,毫无怨言。妇联会组织有演出队,她和其他会员演员一样白天工作,晚上或排戏或演出。没时间做道具,覃超容就主动承担这一任务。有一次赶制道具到深夜,她见大家太疲劳了,就劝大家先回去休息。她自己却偷偷地留下来继续工作,第二天一早大家起来时,见桌子已摆满了做好的道具,她自己却疲惫不堪地伏在桌子上睡着了。

    覃超容还担负妇联会的宣传工作,时常利用各种机会进行宣传,启发和提高妇女的觉悟。1926年3月8日召开梧州妇女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大会,会上,她作为来宾做演说:“我们妇女要求解放,要争取妇女地位,就必须在本身获得独立自由。”当时有很多妇女受到家庭虐待,或当妾待,或当婢女、当童养媳。与会妇女听了她的演说后得到启发和鼓舞。通过广泛宣传,不少妇女鼓起勇气要走解放自己的道路,有的提出离婚以反抗封建婚姻。覃超容还到柳州及沿柳江各地进行宣传和发动工作,取得显著成绩。梧州不少劳动妇女、女学生、女教师、家庭妇女纷纷要求加入妇联会。经过一年多的工作,妇联会会员由建立时的118名增至1000多名。

    1927年1月,梧州地方右派势力的魔爪先后伸向梧州妇联会,先后有4名任妇联执委的小学校长被撤换,一批妇女运动的骨干也被迫出走。在妇联会生死存亡的关头,由较为隐蔽的覃超容挺身而出,主持妇联会的工作。此时,地方右派势力借口妇联会多数执委已离职他往,指使受他们影响的妇联会会员提出改选妇联会领导机构,企图夺权。覃超容和留下的执委决定将计就计,趁机整顿队伍。她们连夜活动,分别召开女工组、家庭妇女组、教工组和学生组的会员会议,揭发地方右派的阴谋,把那几个专门捣乱的人清除出妇联会。地方右派势力见其阴谋败露,气急败坏,即用高压手段迫使女子高等小学校长收回借给妇联会办公的校舍。覃超容决定把妇联会会址迁到妇女工读学校内,继续工作。地方右派势力还不甘心,又迫使城厢高小校长收回借给妇女工读学校的房间。覃超容和会员们退出房间搬到走廊继续工作和生产。此时,妇联合处于非常困难时期,覃超容除主持妇联会工作外,晚上还到工读学校和姐妹们一起加班织布,将出卖产品的钱作为妇联会的活动经费。她对人说:“革命烈火是扑不灭的,妇联会是压不垮的,只要有一口气,我就要奋斗到底!”

    同年1月,中共广东区委派廖梦樵到梧州任中共梧州地委书记,恢复梧州地委机关。当时梧州当局规定租屋“非眷莫问”,廖梦樵因没有“伴侣”不能租房子而大伤脑筋。覃超容和妇联会执委、中共党员冯秀娥到洞天酒店二楼会见廖梦樵。冯秀娥表示自己可以协助。但考虑到冯秀娥已在梧州结婚,不合适,需另找一个。覃超容马上说:“不用找了,我就合适。”她与廖梦樵假扮为夫妻,顺利地租到了房子,梧州地委机关有了办公地方。在廖梦樵的帮助培养下,覃超容思想进步更快,不久即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除继续搞妇联会工作外,还担任党的秘密交通员。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17日,梧州当局派出大批军警大规模破坏革命组织,镇压革命活动,逮捕学生,屠杀工人。妇联会和妇女工读学校被迫解散。从此,覃超容成了梧州地委的专职交通员。她冒着随时被捕被杀的危险,每天拿着一只竹篮,里面放着她亲手做的布鞋等物品,沿着码头和大街小巷叫卖,千方百计从各方面收集情报,将地委的指示、信函转给分散在各地的同志,迎接上级新派来梧州工作的同志。她有时一天跑十几个地方,常常顾不上吃饭和休息。有一次深夜送信不慎摔伤了脚,同志们劝她休息,她仍然坚持忍痛奔走,多次冒着生命危险掩护同志转移。由于梧州地委各方面的防范工作做得较好,在四一七事件中损失较少,保存了主要力量。1927年5月,在梧州地委的基础上建立中共广西地委,继续领导广西人民的革命斗争,覃超容也成为广西地委的秘密交通员。

    1927年9月7日凌晨,国民党梧州当局又派出大批军警逮捕了廖梦樵和覃超容等100余人,广西地委机关等遭到严重坏。敌人得知覃超容是交通员,便对她进行威逼利诱,说:“只要你说了,你就立了大功。我们让你做梧州女界领袖。你年轻,大有前途啊!”覃超容没有理睬。敌人又说:“如果你坦白交待,我们可以帮你保密,你日后吃穿住用不用愁,自由自在。”覃超容不为所动。敌人觉得软的一套不行,便改用硬的一套。他们用火烧铁、柴火头烫她的手、面额,烧头发。她紧咬嘴唇,紧锁眉头,不吭一声。敌人捆绑、吊打,昏了用冷水冲醒再打,翻来覆去,把她折磨得死去活来,她依然守口如瓶,敌人没有从她身上获得一点机密。在牢中的一个多月,覃超容忍着疼痛的身子主动照顾那些体弱有病的难友,为她们补衣服、赶苍蝇、捉虱子、教识字、教唱歌,宣传革命道理。她意识到敌人迟早会下毒手,因而在狱中写了两首就义诗:一是:“人生谁无死,光荣是革命。将来解放时,永受人尊敬。”二是:“叹我生不辰,幸复自由身。在狱重受苦,勉君杀敌人。”

    1927年10月19日(农历九月二十四日),覃超容与韩略(黄士韬)等男女19名同志被押赴刑场枪决,“沿途高呼共产党万岁等口号”(1927年10月29日上海《时事新报》)。仅仅18岁的共产主义战士覃超容牺牲了,解放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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