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达章
发布时间：2021-03-17 浏览量：802 来源：李杰 王王琳 潘兆仲 徐国纲
朱达章（1912～1946年），原名熊绍踪，又名司徒华，广西桂林人，1912年生。其父在北伐时期，曾任上海市公安局长，达章是熊家的独生子，父母视若掌上明珠。他少时读过私塾，后随父母到广州就读。高小毕业后，考入广州智用中学。在教师的影响下，他读了不少文学作品，对我国文学史上著名的人物如屈原、陶渊明、杜甫等十分尊崇。1930年，朱达章中学毕业，回到桂林，1931年秋到广西省立第三中学当国文教师。1932年春，到桂林县立女子小学当教员，1934年下半年，到兴安县中及其附中当教员。为了了解社会、体察民情，1935年春他到了梧州，找到在梧州硫酸厂当工程师的叔父，要求到他们厂作练习生。叔父说：“作练习生，要起早贪黑和工友一起劳作，工资低微，你受不了那般苦。再说咱家也不缺那几个钱。”朱达章回答说：“我作练习生，不是为了钱。是为了和工友一起劳作，共享甘苦，磨练意志。”叔父见他坚持要去，便说：“你去可以，但每天劳作半天，其余时间休息和学习。”达章满口答应。他到厂后，每天和工友一起干活，拿同样的报酬。工钱到手，便送给一同干活的工友。工友们说：“熊少爷真是好人哪！”
此后，朱达章又先后担任过印刷厂的校对、书店的店员、中小学教员、学校文书、广西大学图书馆和广西省立图书馆馆员等职务。在图书馆工作期间，他利用有利条件，博览群书，尤其精心研读了中国文学及社会科学著作，在文学艺术上有了较深的造诣。这期间，他常写一些诗词或其他文学作品，抒发自己的爱国情怀，表达对社会和人生的理解。例如，他在一篇作品中写道：
“我爱倒提着短棍，到朱门之下，悄悄看人忙乱的脚印，要从那上面体味一些欢喜或一些悲哀，来认识每个脚印的身世。
“我爱在雨夜，到静僻的陋巷，等待文人的弦音。……我爱沿着竹林，行走凸凹的小路，到那有街灯的地方。”
当时，《桂林日报》社有一位编辑叫洪雪村，是中共地下党员。他从来稿中，发现朱达章有爱国思想，便以商谈修改稿件为名，约朱达章到编辑部。两人见面后，谈得很投机，建立了友谊。洪雪村常对朱达章讲述救国道理，推荐一些进步书刊给他阅读，使朱达章受到共产主义的启蒙教育。1936年春，洪雪村绍朱达章到桂林书社作编辑。在书社中共地下党员的帮助下，朱达章思想进步很快。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他决定投笔从戎。这年夏天，朱达章参加了驻在桂林的第四集团军，在政训处任中尉服务员。不久，升任上尉宣传部主任。这期间，他以笔作刀枪，经常写诗，揭露社会黑暗，反映民众疾苦，抒发个人忧国忧民的感情。
1937年底，朱达章到达武汉以后，以司徒华为笔名，将他近两年来的诗作结集出版，取名《秦琵》。在诗集的序言中写道：“年来由于生活的推打，人变得笨滞，情绪也几乎干枯了。我的思想好像压在许多古故的大石下面，情绪似蛛网。”反映了他的思想苦闷和压抑，表达了他对新生活的渴求。
不久，朱达章同他的好友洪雪村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要求赴延安学习或工作。此时，正值第二次国共合作刚开始，办事处需要一批党员和积极分子到友军作统战和政治工作。决定派洪雪村到桂系的国民革命军第五路军一七一师政训处任秘书，负责该政训处我党地下工作。由于朱达章的父亲是一七一师师长的老相识，也动员朱达章到该师工作。1938年春，朱达章到一七一师担任了政训处少校组织科长。从此，他配合洪雪村在该师积极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
当时，师政训处组织集训队，训练连和连以下的军官。朱达章以组织科长的身份，给学员讲课。他借此机会，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团结教育下级军官，收到良好效果。同时，他亲自领导师政训处宣传队开展抗日宣传。编写抗日剧目，在全师驻地巡回演出，对激发士兵的抗日热情起了很大作用。
由于朱达章家庭的社会地位较高，部队的一些中层军官都很尊重他。洪雪村根据他的这种有利条件，安排他在部队军官和地方士绅中开展统战工作。有一次曹旅长设家宴请客，要他作陪。朱达章见来宾都是地方名流，便含蓄地谈论当前中华民族灾难，把话题引向抗日救国方面来，激发了一些开明士绅的义愤。他们怒斥不抗日的将领，对曹旅长教育很大。宴罢，他对达章说：“少校处处以国家利益为重，堪称我等师表。”
1939年年春，经洪雪村介绍，中共一七一师地下党组织秘密吸收朱达章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朱达章入党后，精神振奋，更加积极地进行工作。不久，他所在部队进驻安徽。他便经常和师的参谋长以及旅、团长联系，了解日寇和国民党军队的活动趋向，及时通过党的地下工作者，报告驻当地的新四军，以便做出对策。
当时，师政训处主任李某，是国民党的顽固分子。他经常向宣传队员灌输反动思想，并诬蔑新四军不打鬼子，专和友军制造摩擦。朱达章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以组织科长的合法身份，针锋相对地向宣传队员讲述新四军在各个战场打击日寇的事实；揭露有些国军表面打着抗日旗号，背后却和日本人勾勾搭搭，制造和新四军的摩擦。教育他们认清形势，明辨是非，敢当抗日促进派。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效育和朱达章等人的影响下，宣传队的青年们普遍提高了认识，多数人于1939年底参加了新四军。
政训处内，以主任李某为首的国民党顽固分子，和以洪雪村、朱达章为首的进步力量，斗争日益激烈。李某为了取得师长的支持，竟以辞职要挟。洪雪村、朱达章针锋相对，也说有人掣肘，不好工作，提出辞职。师长不便公然偏袒李某，只好装作和事佬，对两方进行挽留。后来党组织因洪雪村目标太大，将他调出一七一师。1939年底，朱达章同其他地下共产党员、宣传队的大部分进步青年，也遵照上级党委的决定，撤离一七一师，进入准南边区根据地。
1940年3月底，朱达章被任命为溆县政府秘书，兼任县府党团书记。在这段工作期间，他遵照上级的指示和县长的布置，在政权建设上实行“三三制”，吸收本县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和中间分子各三分之一的人，参加政权机关。大事主动和他们研究商量，让他们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从而促进了各阶层人民团结，推动了本县工作的开展。在开展减租减息运动中，他负责起草政府命令，规定实行三七分成、二五减租和分半减息等政策，扩大了党的影响，维护了广大贫雇农的利益。此外，他还主动担负夜间保卫工作，握着手枪，到处查哨。听见枪声，立即驰往。他的那种胆大心细、辛劳忘我的革命精神，受到各方面人士的赞扬。
1940年秋，朱达章被调到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政治部任秘书。翌年初，他所在的部队编入新四军第二师，他又调任师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同时负责二师文委会的工作。他利用各种机会，不遗余力地宣讲当时抗日形势和党的任务，鼓舞指战员的斗志，并领导开展各种形势的文化活动，活跃部队生活。他大力组织宣传队编写和演出文娱节目。在行军时，他不仅安排宣传队沿途进行宣传鼓动，并且自己也常常和战士们走在一起，或讲英雄故事，或唱戏曲，或说笑话，使大家忘了疲劳，并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教育。
1943年春，朱达章奉调到淮南津浦路东参加区委工作。是年秋，调苏北灌南华中党校参加整风学习。通过学习，进一步提高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普遍真理的认识。
1944年秋，朱达章参加了中共中央华中局领导组织的一个研究班于，他分工重点研究民兵问题。通过实践和调查研究，他写了一篇有关民兵工作的论文，印发各地，受到重视。
1945年春，朱达章奉调到华中建设大学任教授兼教育系副主任。他按照学校的统一部署，在师生中大力提倡发扬艰苦奋战、勤俭办学的革命精神，节衣缩食，因陋就简，自己动手解决教学中的问题。他们自搭茅屋，或借农舍、庙宇作课堂，以木板或膝盖当课桌，以笔记代课本，克服种种困难，使同学们坚持学习。在教学方法上，他坚持政治思想教育和业务教育并重，使学员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掌握科学文化知识，做到学以致用。
1945年冬，朱达章改任预科部主任兼总支书记。预科部是进入本科部的准备阶段，设置《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史》、《论联合政府》、《论人生观》等课程。在教学中，他常与老师们一起研究，力求做到理论联系实际，有的放矢，解决理论和学员思想上存在的实际问题。
朱达章在领导预科部工作期间，任劳任怨，谦虚待人，严格要求自己，在师生中享有极高的威信。
1946年，建大根据形势的变化，随新四军军部进行战略转移。3月4日，他们自淮阴开始北上。在10天的行军过程中，朱达章处处关心爱护同学。他脱下大衣，给衣服单薄的同学御寒，把自己的马让给体弱的同学骑。行军中，人们常常听到他对年小体弱或脚被扭伤的同学说：“累了，不要硬撑，坐牛车吧；脚扭伤了，涂些松节油，很快会好的。”有一天黄昏，他们到达吴集镇，正遇滂沱大雨。朱达章组织人员给同学们找到住处，让大家围着被子取暖，他却头戴斗笠，站在村口等牛车，接掉队的同学。同学们见他全身淋得湿漉漉的，感动地说：“朱主任这样关心我们，再大的困难我们也要克服。”
1946年3月14日，朱达章同华中建大600多名师生一起，到达华东局、新四军军部和山东省府驻地山东临沂，被安排在城东25里的田家黑墩等村庄。
1946年4月，上级决定，将华中建设大学合并于山东大学，校址设临沂城。朱达章被任命为中共山东大学委员会书记兼教务长。学校设政治、经济、文艺、教育等系及财经、合作等训练班，一处附属中学，共约2000人。
两校刚刚合并时，百绪待理，朱达章遵照华东局指示，十分注意党内外的团结和原两个学校的师生间的团结。他严于律己，任劳任怨，时时关心并主动团结党外人士。对原来两校的师生他同等对待，搞五湖四海，不搞小圈子，使原两校的师生共同团结前进。
经过一段努力，山东大学的筹备工作基本就绪。朱达章和学校其他领导成员在认真研究并作了大量准备工作后，于1946年5月4日晨，举行全校师生大会，庆祝两校合并和正式开学。新四军军长陈毅、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华东局宣传部长彭康出席了大会并作了重要讲话，他们要求师生要发扬民主，提高信心，战胜各种困难，把山大办成一所新型的正规化的大学。努力培养人才，为建设新民主主义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
大会结束后，朱达章立即召开了各系、部的辅导员等党的工作者会议，要求各总支、支部把陈军长的讲话在党内认真贯彻。接着，他配合校长参照陈军长的讲话精神，同各系主任、教授、教务科拟定出各系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等，确定各系共同必修课有《辩证唯物主义》、《中国历史》、《数学》等。专业课：政治系开设《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解放区政治建设》等课程；经济系开设《政治经济学》、《中国农村经济》、《解放区经济政策》等课程；教育系开设《教育概论》、《教育思潮》、《教育行政》、《乡村教育》等课程；文艺系开设《文艺理论》、《文艺创作》、《文艺政策》、《戏剧表演艺术》等课程。并规定在教学中继续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政治系、经济系要组织学生进行社会调查；教育系、文艺系组织学生参加实践活动。通过上述工作，同学们学习热情普遍提高，出现了勤奋探索、刻苦砥砺的空气。
为了使学生能直接参加劳动，增强劳动观念，学校在沂河东岸开恳一片荒地，作为劳动基地。朱达章常常拖着瘦弱的身体，抽时间和师生们一起来这里参加劳动。当时，有些城市来的青年厌恶劳动，认为赤足是不文明。朱达章便结合自己亲身体会，向他们进行教育。他说：“我生在桂林，长在广州，过去是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纨绔子弟。参加革命后，补上了这课。我们参加劳动种菜，不仅为了改善伙食，更重要的是通过劳动，改造自己的思想，真正做到和工农兵打成一片。”在他的言传身教下，同学们自觉地参加劳动行列。过去轻视劳动的，也慢慢习惯了。
在朱达章和他的战友们呕心沥血、辛勤培育下，山大的学生绝大多数参加了革命工作，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成长为党政军的重要领导干部，也有的成为专家、学者。当年山大学生刘鸣回忆说：“朱教务长奋斗近十年，是个卓越的政治家、教育家，天才的宣传家，又是青年学生敬爱、崇拜的导师！”
1946年7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了纪念“七·七”9周年宣言，提出“反对内战，坚持和平”的口号。为响应党中央号召，山东大学党委于7月7日在鲁南县汀水镇外大树林中，隆重举行纪念“七·七”反内战大会。朱达章在会上作了长达6小时的报告。他首先概述8年抗战的经过，分析了抗战中两条路线的斗争。接着指出：从去年“七·七”到今年“七·七”，是国民党反动派阴谋独吞抗战果实的一年，也是两条政治路线斗争最尖锐、最紧张的一年。他列举了大量事实，说明一年来国民党反动派，采用各种手段，阴谋独吞抗战果实，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前仆后继地进行了英勇的反抗与自卫。最后他说：“在内战危机空前严重的今天，学生们应紧急行动起来，反对内战，要加紧学习。学习百年来中国人民为民族独立、民主自由而英勇斗争的经验教训。发动一切人民力量，彻底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内战阴谋。”
朱达章由于废寝忘食的工作，身体日益消瘦，当时又患胃病，因此报告到了下午时分，身体已经很疲劳，不住地冒虚汗，嗓音也有些沙哑了，但他的精神，仍是那样的饱满。报告具有强大的逻辑力量，具体而雄辩地阐明了真理。同学们聚精会神地听。他们忘了擦汗，忘了疲累。报告结束后，同学们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感到极大的愤慨，全体一致通过了反内战通电。内容是：“（一）国民政府立即宣布东北无限期停战，并重申全国停战令，立即撤退一切进攻解放区的部队，恢复一月十三日停战令的状况；（二）彻底实行三大协定和四项宣言；（三）要求美国立即停止一切军事援助，并立即撤退一切驻华美军。”
1946年7月，朱达章到省府驻地———临沂县册山区后村汇报工作，被安排在后村东头省府招待所里。22日下午，他与省民政厅副厅长、山大政治系主任宋日昌研究工作，一直到天黑。9时左右，天正下着濛濛细雨，他拿着一支蜡烛照明，只身返回招待所。途中，忽然窜出3个歹徒，用绳子从背后勒住他的脖子，气绝身亡，时年34岁。
朱达章任劳任怨地在教育战线上工作，他决心创造一所新民主主义的高等学府，但他的宏愿尚未完全实现，就被敌人暗害身亡。他的死是教育战线上的重大损失。朱达章的事迹和精神将永远留在人们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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