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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凤英

发布时间:2021-03-17 浏览量:1114 来源:高榕
    易凤英(1915~1946年),又名易林,人们亲呢地称她凤姐。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参加广西学生军,北上安徽抗日,后转新四军根据地。1946年春在进军东北途中不幸病逝。时年31岁。

    易凤英,乳名毛毛。广西义宁县(解放后划归临桂县)五通圩泗江村人,1915年生。有兄妹10人,家境贫寒。其父为了谋生,曾到桂林代人看管房屋兼养鱼。易凤英跟随母亲在义宁老家,自幼参加劳动。她聪敏、勤劳,会做许多农活,不仅是母亲的帮手,而且常帮助乡亲们。沉重的体力劳动和艰苦的农村生活,造就了易凤英一副强健的体魄和刚毅的性格。

    孩童时,父母作主,将易凤英许配给人做小媳妇。16岁时,男方催着要迎娶完婚,父母怕背负前约遭人唾骂,朝夕劝说。性格倔强的易凤英,硬是不依,她说:“这样违背自己意愿的婚姻,我宁死也不嫁!”同时坚决要求到桂林读书。父母无可奈何为她退了婚。

    易凤英来到桂林,进了小学。深感学习机会难得,迟睡早起,勤奋攻读。功夫不负有心人,易凤英由于各门功课成绩优异,连年跳级。1934年小学未毕业,即越级考入桂林女子中学。后来,又被推选为校学生自治会的负责人。

    易凤英的中学时代,正是民族存亡危急之秋。日本帝国主义不断扩大对华侵略,蒋介石顽固地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置国土沦丧。民族危亡于不顾。易凤英对此十分愤慨,常在同学中说:“不是当亡国奴,就是舍身取义,宁愿舍身取义,也不当亡国奴。”短短的几句话,真实地表达了她以拯救民族为己任的抱负和决心。1935年,北平学生发起了一二九运动,桂林各校学生纷纷啊应和声援。易凤英率领桂林女中的同学参加了声援大会和示威游行。她奋臂摇旗,高呼口号,活跃在游行队伍前列。

    1936年6月,国民党桂系联合粤系发动“抗日反蒋”的六一运动(又称西南事变、两广事变)。易凤英满怀抗日热情,同女中同学一道,走出校门,进行抗日反蒋的宣传活动,并赴南宁参加广西第一届学生军。在南宁,她接触了同来参加抗日宣传的广西师专“抗日反法西斯同盟”的一些成员。在他们进步思想的影响下,她在政治上受到新的启示,恨不得用尽全身力量来宣传抗日反蒋。她还作为学生军代表,经常与桂系第十五军军长夏威接触,为学生抗日救国运动争取条件。

    然而不久,蒋桂妥协,轰动一时的六一运动宣告结束,学生军也宣告解散。散数像易凤英一样有着火样般热情的爱国青年感受到了军阀的狡诈。

    学生军解散后,易凤英回到桂林女中复课。夏威看中了这位有才华年轻女生,企图以金钱和阔太太为诱饵,使她成为为他服务的“花瓶”。易凤英视荣华富贵为粪土,毅然拒绝夏威的“美意”,选择了抗日救亡的道路。她经中共党员陶保桓介绍,加入了党的外围组织“抗日反法西斯同盟”。她忘我地参加同盟的抗日救亡活动,她的家也成为同盟成员学习革命理论、讨论国家大事的秘密聚会点。易凤英也进一步系统地学习《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马克思、列宁著作,初步理解俄国十月革命的意义,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它领导下的中国工农红军的一系列伟大壮举。1936年11月,经陶保桓介绍,易凤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同年底,日军侵占绥远,绥远军民奋起抵抗。易凤英代表广西学生界,参加广西赴绥远慰劳团到绥东前线慰问。前方抗日将士浴血奋战的英勇行为极大地鼓舞了她,更加坚定了她为民族解放而奋斗的决心。

    1937年夏,在卢沟桥事变的炮声中,易凤英中学毕业,即赴南宁参加战时护士训练班受训。这时,广西当局迫于形势和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不得不顺应广西青年学生请缨抗日救国的强烈要求,组建第二届广西学生军,分别在南宁、柳州、桂林、梧州四市高初中毕业生中招考。易凤英等20多名护士训练班学生参加报考成绩合格,大家欣喜若狂。学校当局以护士训练未结束,不准她们参加学生军。眼看其他考取的同学即将到桂林集训,大家要易凤英想办法。她急中生智,率领3名同学悄悄地从南宁赶回桂林向李宗仁、白崇禧请愿。夏威以学生军司令身份接见她们时,也以护士班未毕业拒之。易凤英理直气壮的说:“我们不要文凭,我们要救国。一个有骨气的中国人,决不能坐等当亡国奴。何况我们榜上有名,为何不准我们上前线?”夏威无词可答,只得照准。

    1937年11月,被录取的200多名学生于桂林李家村集训。易凤英一改女儿装,头戴钢盔,脚穿草鞋,腰扎皮带,捆上绑腿,好一派飒爽英姿。她被指定为女生队第一班的班长。经过一个月的军训后,于12月14日踏上了北上抗日的证程。

    同年底,广西学生军抵达武汉,驻扎在武昌蛇山公园黄鹤楼旁的抱冰堂。广西学生军的到来,受到了武汉各界人士的欢迎。尤其是全副武装的女学生,更令人惊讶和羡慕。当时武汉的报刊称誉她们是“新中国妇女的楷模”。广西学生军在武汉待命2个月期间,开展了丰富多采的抗日救亡宣传,振奋了武汉三镇民众的抗日热情。

    当时成为全国抗日政治活动中心的武汉,大小书店鳞次栉比。易凤英等学生军战士被那里陈列的马列经典著作、中共领导人讲话、革命文艺小册子和抗日救亡丛书深深地吸引。这些书,在广西是不易读到的呀!易凤英爱不释手,拼命地阅读。丰富的精神食粮,使他们眼界大开,思想更加活跃了。思想顽固的大队部长官们看见学生军有被“赤化”的趋势,便借口整顿军纪,不准随便外出,并在驻地布置岗哨,监视学生的行动。

    学生军战士对此极为反感。易凤英同莫如珍(莫津)、郑忠(郑少东)等党员秘密商量,因势利导,以进步同学为骨干,团结大多数同学,掀起一个学习革命理论的热潮。在易凤英等中共党员带动下,大多数学生用仅有的一点零用钱来购买马列经典著作、中共领导人的论著。学生军中出现了广泛阅读革命书籍,探讨革命理论,谈论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交流学习心得,写读书笔记的热烈气氛。

    为了揭露大队部对学生军的恐吓的监视,易凤英和莫如珍、郑忠等商量,决定采取合法斗争,去面见白崇禧,陈词申理。一天傍晚,她率领几个同学假装散步溜下山,来到武昌蛇山公园下的白崇禧官邸。出来接待他们的是白的秘书谢和赓(中共秘密党员)。谢早在桂林时就和易凤英相识。他十分热情并认真听取了她的汇报。最后,易凤英还代表学生军提出两点要求:①必须加强对当前形势与任务的教育;②必须改变管理办法。谢当即表示“一定将这些情况和意见报告副总参谋长……”。

    过了两天,白崇禧亲自来到学生军驻地训话。他为了显示开明,在讲话中训斥了大队长“管理不善,不懂青年要求进步。展示才志的心理”,还表示“可以邀请各党派爱国人士来演讲嘛”。

    第一个到学生军中来的是周恩来(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共代表团团长。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他深入到学生军住处,非常仔细地摸摸地铺上的草垫后说:“太薄了,可冷啊!”并立即交待大队部要关心大家的生活。周副主席还在抱冰堂台阶上,和同学们一道顶着寒风,作了两个多小时的演讲。叶剑英、邓颖超、张爱萍等中共重要干部,及沈钧儒、郭沫若、史良等知名人士,都先后为学生军作了精彩的演讲,易凤英深教育和鼓舞。

    在武汉活动时,易凤英同莫如珍、郑忠等党员商量,必须在离开武汉之前,同上级党接上组织关系。一天,全体学生参观武汉的名胜古迹,易凤英和莫如珍乘机悄悄离开队伍,来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上楼后,邓颖超同志热情地请她们坐下,周副主席和蔼地说:“你们到家了,这里很安全。”易凤英先作了自我介绍,然后汇报了学生军的活动和党员的情况。她说:“我们这些来自广西四个市各校的党员,过去在搞学运时有过接触,彼此了解。虽然现在没成立支部,但我们常秘密商讨工作。”周副主席听后连声说:“很好嘛!很好嘛!”当学生军将离开武汉时,党员又派代表到“八办”取得指示:“在广西学生军党支部未成立之前,你们党员可以组成党小组,秘密联系,商量开展工作。到安徽后,组织会派人与你们接头。”

    1938年3月初,学生军离开武汉,开赴鄂豫皖边区抗日前线。3月下旬,学生军到达安徽六安县。不几天,十一集团军总政训处主任韦贽唐突然到学生军驻地训话。他劈头就说:“李宗仁总司令、白崇禧副总长,历来重用青年学生,给青年民主、自由。你们呀,不要受外界的影响……”并威胁说:“有人告你们广西学生军内有共产党活动,你们当中谁是共产党,说出来没事,不然的话,被别人检举出来,那就要送去当炮灰哦!”新上任的大队长黄芝纲马上分别找人谈话,市置监视跟踪,并开出“黑名单”,共有15人,易凤英被列为首名。阴险的韦贽唐还妄想从女战士中打开缺口,拉拢她们出入饭馆。刹时间,广西学生军被弄得人心隍惶。易凤英同几位女党员商量对策。她们用自己不多的积蓄,到街上买回六安名茶和点心,以请大家品尝为名,分别做思想工作,揭露韦贽唐的诡计,坚定了女战士们的意志,挫败了桂系分化学生军的阴谋。

    4月,广西学生军抵达合肥,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廖磊向学生军传达了李宗仁、白崇禧的命令:广西学生军男女混合重新编为第一中队和第二中队。第一中队归十一集团军领导,到鄂东一带活动;第二中队归二十一集团军领导,留在大别山一带活动。大队部设在第一中队。何去何从?易凤英同党员们分析后认为:十一集团军驻军鄂东,靠大后方,其总司令李品仙又是桂系顽固派,一贯反共;廖磊比较开明,更重要的是二十一集团军留驻大别山抗日前线,战斗锻炼机会多,又便于找到地下党组织。因此,易凤英等党员分别到学生军中去联络争取进步学生到第二中队。结果,全体党员和进步学生共80余人编入了第二中队。

    大别山横跨鄂豫皖边区30余县,是中原军事战略要地。学生军第二中队有时单独行动,有时紧随作战部队,迂回在大别山一带,做战地宣传和动员组织群众工作。

    1938年5月,第二中队到达安徽霍邱县城做宣传动员群众工作,中共安徽省工委派人来接组织关系,传达中共长江局的指示和省工委的决定:批准广西学生军成立中共支部。易凤英当选为支部干事会干事。

    同年7月,抗战周年纪念日之际,易凤英受党支部秘密推荐,全队一致选举,经二十一集团军批准,参加广西学生军回桂报告团。报告团先后在桂林、柳州、南宁、梧州、桂平、贵县(今贵港市)等地举办抗日战利品展览和日军暴行展览,举行报告会、座谈会,汇报前方将士英勇抗击敌人以及战区同胞积极支援抗战情况。

    同年10月,武汉战局紧张,报告团奉命返回大别山,随后转到安徽立煌(今金寨县)。此时,立煌已成为鄂豫皖边区的军事政治中心,安徽省政府由六安迁至立煌,廖磊兼任安徽省主席。初时,他还打着抗日民主旗号,同中共和新四军讲统战,并亲自兼任安徽省抗日民众动员委员会(简称省动委会)主任。为了发展桂系在安徽的势力,他把广西学生军作为一支重要力量使用。广酉学生军党支部遵照鄂豫皖边区党组织的指示,抓住时机,分别派党员打进省动委会工作。易凤英被派往省动委会妇女工作委员会任常委。

    1939年2月,学生军第二中队奉廖磊命令,集中立煌。学生军党支部向中共鄂豫皖区党委常委张劲夫同志汇报请求工作。张劲夫同志分析了抗战形势,传达了了区党委指示:学生军中的党员要利用同桂系的特殊关系及公开的合法身份,掩护鄂豫皖区地下党开展活动;做好桂系在安徽上层的统战工作,并为我党搜集情报;团结广大青年群众,发展大别山的进步力量。

    这时易凤英任中共鄂豫皖区党委妇女工作委员会委员。她坚决执行区党委的指示,机智勇敢地开展抗日统战工作。

    廖磊在安徽有一个由桂系高级军政官员组成的“智囊团”。易凤英利用桂系和CC派的矛盾,巧妙地活动在“智囊团”周围,宣传我党团结抗日的政治主张,推动他们支持抗日民主进步团体,规劝他们不要参与制造反共摩擦事件,并多次获得机密情报。

    一次,易凤英在同黎民兴(廖磊在省动委会的代理人)闲聊时,探听到桂系军队向我新四军游击区部署兵力,企图限制新四军在江北部队的活动。她及时报告了上级党组织。她对黎民兴说:“CC派拉人进省动委会,排挤广西人呢!”黎恼火万分,布置易凤英注意CC分子的活动。她利用黎这把保护伞,省动委会成了地下党的联络点。

    同年5月间,易凤英和朱澄霞(广西学生军第二中队队长、中共党员)在安徽当局上层努力疏通多方关系,争取获准在安徽省军事政治干部训练班(简称干训班)中开设妇女干部训练班。妇干训练班设在金寨西高庙。来自安徽30多个县的100多名青年妇女参加了训练。易凤英任妇干训练班的中队副兼指导员,中共党员掌握了该班的大部分领导权,从而使之成为培养大别山区进步骨干力量的阵地。学习结束,女学员参加皖干训班在立煌举行的毕业典礼时,易凤英得悉顽固派企图突然袭击,胁迫学员集体加入国民党。此时,已来不及向党组织请示对策了。恰巧正遇敌机空袭,数百人的会场顿时紊乱。她机智地站出来喊:“妇女组的同志立即分散把守大门,不要让人出去,以防暴露目标!”敌机在礼堂上空盘旋两圈未发现目标,飞走了。她又立即发出口令:“妇女组集合回西高庙!”在她带领下,百余名女青年列队离开会场。就这样,既避免了敌机空袭的损失,又击败了国民党顽固派企图强迫学员加入国民党的阴谋。

    1939年秋,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大别山政治形势急转直下。一天廖磊召见易凤英,一见面就高声训斥:“有人告你们的状,说广西学生军内有共产党,个个都看共产党的书。”易凤英面无惧色,沉着地回答说:“报告总司令,你不是说要我们注意共产党的活动吗?不看点人家的书,又怎么懂人家的活动呢?再说,看共产党的书,不一定就是共产党呀!”廖只好“嗯、嗯、”的频频点头,最后廖磊还“疏导”她“你们年轻人可不要上当呀!”

    此时,中共鄂豫皖区委根据形势的变化,决定:将大别山地区有可能暴露的党组织、党员和进步人士有计划、有组织地撤退到新四军根据地,并安排易凤英接替中共鄂豫皖区妇委书记孙以谨,主持妇委工作。

    孙以谨在彭家洲住所向易凤英移交工作后,并为她送行。临别时,孙以谨紧紧握住她的手深情地说:“妇委同志都回根据地去了,今后你一人挑这副担子,责任重大,党信任你,保重啊!”易凤英坚定地说:“请放心,困难再大,任务再艰巨,我也一定坚持到底。解放区再见吧!”

    1939年10月,廖磊病逝,李品仙接任安徽省主席。他一上任就极力推行蒋介石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加紧反共步伐。广西学生军成了他注意的重点目标。学生的行动受到监视,并强令学生集训一个月。易凤英等地下党员的活动越来越困难。

    同年底,广西学生军抵达武汉,驻扎在武昌蛇山公园黄鹤楼旁的抱冰堂。广西学生军的到来,受到了武汉各界人士的欢迎。尤其是全副武装的女学生,更令人惊讶和羡慕。当时武汉的报刊称誉她们是“新中国妇女的楷模”。广西学生军在武汉待命2个月期间,开展了丰富多采的抗日救亡宣传,振奋了武汉三镇民众的抗日热情。

    当时成为全国抗日政治活动中心的武汉,大小书店鳞次栉比。易凤英等学生军战士被那里陈列的马列经典著作、中共领导人讲话、革命文艺小册子和抗日救亡丛书深深地吸引。这些书,在广西是不易读到的呀!易凤英爱不释手,拼命地阅读。丰富的精神食粮,使他们眼界大开,思想更加活跃了。思想顽固的大队部长官们看见学生军有被“赤化”的趋势,便借口整顿军纪,不准随便外出,并在驻地布置岗哨,监视学生的行动。

    学生军战士对此极为反感。易凤英同莫如珍(莫津)、郑忠(郑少东)等党员秘密商量,因势利导,以进步同学为骨干,团结大多数同学,掀起一个学习革命理论的热潮。在易凤英等中共党员带动下,大多数学生用仅有的一点零用钱来购买马列经典著作、中共领导人的论著。学生军中出现了广泛阅读革命书籍,探讨革命理论,谈论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交流学习心得,写读书笔记的热烈气氛。

    为了揭露大队部对学生军的恐吓的监视,易凤英和莫如珍、郑忠等商量,决定采取合法斗争,去面见白崇禧,陈词申理。一天傍晚,她率领几个同学假装散步溜下山,来到武昌蛇山公园下的白崇禧官邸。出来接待他们的是白的秘书谢和赓(中共秘密党员)。谢早在桂林时就和易凤英相识。他十分热情并认真听取了她的汇报。最后,易凤英还代表学生军提出两点要求:①必须加强对当前形势与任务的教育;②必须改变管理办法。谢当即表示“一定将这些情况和意见报告副总参谋长……”。

    过了两天,白崇禧亲自来到学生军驻地训话。他为了显示开明,在讲话中训斥了大队长“管理不善,不懂青年要求进步。展示才志的心理”,还表示“可以邀请各党派爱国人士来演讲嘛”。

    第一个到学生军中来的是周恩来(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共代表团团长。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他深入到学生军住处,非常仔细地摸摸地铺上的草垫后说:“太薄了,可冷啊!”并立即交待大队部要关心大家的生活。周副主席还在抱冰堂台阶上,和同学们一道顶着寒风,作了两个多小时的演讲。叶剑英、邓颖超、张爱萍等中共重要干部,及沈钧儒、郭沫若、史良等知名人士,都先后为学生军作了精彩的演讲,易凤英深教育和鼓舞。

    在武汉活动时,易凤英同莫如珍、郑忠等党员商量,必须在离开武汉之前,同上级党接上组织关系。一天,全体学生参观武汉的名胜古迹,易凤英和莫如珍乘机悄悄离开队伍,来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上楼后,邓颖超同志热情地请她们坐下,周副主席和蔼地说:“你们到家了,这里很安全。”易凤英先作了自我介绍,然后汇报了学生军的活动和党员的情况。她说:“我们这些来自广西四个市各校的党员,过去在搞学运时有过接触,彼此了解。虽然现在没成立支部,但我们常秘密商讨工作。”周副主席听后连声说:“很好嘛!很好嘛!”当学生军将离开武汉时,党员又派代表到“八办”取得指示:“在广西学生军党支部未成立之前,你们党员可以组成党小组,秘密联系,商量开展工作。到安徽后,组织会派人与你们接头。”

    1938年3月初,学生军离开武汉,开赴鄂豫皖边区抗日前线。3月下旬,学生军到达安徽六安县。不几天,十一集团军总政训处主任韦贽唐突然到学生军驻地训话。他劈头就说:“李宗仁总司令、白崇禧副总长,历来重用青年学生,给青年民主、自由。你们呀,不要受外界的影响……”并威胁说:“有人告你们广西学生军内有共产党活动,你们当中谁是共产党,说出来没事,不然的话,被别人检举出来,那就要送去当炮灰哦!”新上任的大队长黄芝纲马上分别找人谈话,市置监视跟踪,并开出“黑名单”,共有15人,易凤英被列为首名。阴险的韦贽唐还妄想从女战士中打开缺口,拉拢她们出入饭馆。刹时间,广西学生军被弄得人心隍惶。易凤英同几位女党员商量对策。她们用自己不多的积蓄,到街上买回六安名茶和点心,以请大家品尝为名,分别做思想工作,揭露韦贽唐的诡计,坚定了女战士们的意志,挫败了桂系分化学生军的阴谋。

    4月,广西学生军抵达合肥,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廖磊向学生军传达了李宗仁、白崇禧的命令:广西学生军男女混合重新编为第一中队和第二中队。第一中队归十一集团军领导,到鄂东一带活动;第二中队归二十一集团军领导,留在大别山一带活动。大队部设在第一中队。何去何从?易凤英同党员们分析后认为:十一集团军驻军鄂东,靠大后方,其总司令李品仙又是桂系顽固派,一贯反共;廖磊比较开明,更重要的是二十一集团军留驻大别山抗日前线,战斗锻炼机会多,又便于找到地下党组织。因此,易凤英等党员分别到学生军中去联络争取进步学生到第二中队。结果,全体党员和进步学生共80余人编入了第二中队。

    大别山横跨鄂豫皖边区30余县,是中原军事战略要地。学生军第二中队有时单独行动,有时紧随作战部队,迂回在大别山一带,做战地宣传和动员组织群众工作。

    1938年5月,第二中队到达安徽霍邱县城做宣传动员群众工作,中共安徽省工委派人来接组织关系,传达中共长江局的指示和省工委的决定:批准广西学生军成立中共支部。易凤英当选为支部干事会干事。

    同年7月,抗战周年纪念日之际,易凤英受党支部秘密推荐,全队一致选举,经二十一集团军批准,参加广西学生军回桂报告团。报告团先后在桂林、柳州、南宁、梧州、桂平、贵县(今贵港市)等地举办抗日战利品展览和日军暴行展览,举行报告会、座谈会,汇报前方将士英勇抗击敌人以及战区同胞积极支援抗战情况。

    同年10月,武汉战局紧张,报告团奉命返回大别山,随后转到安徽立煌(今金寨县)。此时,立煌已成为鄂豫皖边区的军事政治中心,安徽省政府由六安迁至立煌,廖磊兼任安徽省主席。初时,他还打着抗日民主旗号,同中共和新四军讲统战,并亲自兼任安徽省抗日民众动员委员会(简称省动委会)主任。为了发展桂系在安徽的势力,他把广西学生军作为一支重要力量使用。广酉学生军党支部遵照鄂豫皖边区党组织的指示,抓住时机,分别派党员打进省动委会工作。易凤英被派往省动委会妇女工作委员会任常委。

    1939年2月,学生军第二中队奉廖磊命令,集中立煌。学生军党支部向中共鄂豫皖区党委常委张劲夫同志汇报请求工作。张劲夫同志分析了抗战形势,传达了了区党委指示:学生军中的党员要利用同桂系的特殊关系及公开的合法身份,掩护鄂豫皖区地下党开展活动;做好桂系在安徽上层的统战工作,并为我党搜集情报;团结广大青年群众,发展大别山的进步力量。

    这时易凤英任中共鄂豫皖区党委妇女工作委员会委员。她坚决执行区党委的指示,机智勇敢地开展抗日统战工作。

    廖磊在安徽有一个由桂系高级军政官员组成的“智囊团”。易凤英利用桂系和CC派的矛盾,巧妙地活动在“智囊团”周围,宣传我党团结抗日的政治主张,推动他们支持抗日民主进步团体,规劝他们不要参与制造反共摩擦事件,并多次获得机密情报。

    一次,易凤英在同黎民兴(廖磊在省动委会的代理人)闲聊时,探听到桂系军队向我新四军游击区部署兵力,企图限制新四军在江北部队的活动。她及时报告了上级党组织。她对黎民兴说:“CC派拉人进省动委会,排挤广西人呢!”黎恼火万分,布置易凤英注意CC分子的活动。她利用黎这把保护伞,省动委会成了地下党的联络点。

    同年5月间,易凤英和朱澄霞(广西学生军第二中队队长、中共党员)在安徽当局上层努力疏通多方关系,争取获准在安徽省军事政治干部训练班(简称干训班)中开设妇女干部训练班。妇干训练班设在金寨西高庙。来自安徽30多个县的100多名青年妇女参加了训练。易凤英任妇干训练班的中队副兼指导员,中共党员掌握了该班的大部分领导权,从而使之成为培养大别山区进步骨干力量的阵地。学习结束,女学员参加皖干训班在立煌举行的毕业典礼时,易凤英得悉顽固派企图突然袭击,胁迫学员集体加入国民党。此时,已来不及向党组织请示对策了。恰巧正遇敌机空袭,数百人的会场顿时紊乱。她机智地站出来喊:“妇女组的同志立即分散把守大门,不要让人出去,以防暴露目标!”敌机在礼堂上空盘旋两圈未发现目标,飞走了。她又立即发出口令:“妇女组集合回西高庙!”在她带领下,百余名女青年列队离开会场。就这样,既避免了敌机空袭的损失,又击败了国民党顽固派企图强迫学员加入国民党的阴谋。

    1939年秋,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大别山政治形势急转直下。一天廖磊召见易凤英,一见面就高声训斥:“有人告你们的状,说广西学生军内有共产党,个个都看共产党的书。”易凤英面无惧色,沉着地回答说:“报告总司令,你不是说要我们注意共产党的活动吗?不看点人家的书,又怎么懂人家的活动呢?再说,看共产党的书,不一定就是共产党呀!”廖只好“嗯、嗯、”的频频点头,最后廖磊还“疏导”她“你们年轻人可不要上当呀!”

    此时,中共鄂豫皖区委根据形势的变化,决定:将大别山地区有可能暴露的党组织、党员和进步人士有计划、有组织地撤退到新四军根据地,并安排易凤英接替中共鄂豫皖区妇委书记孙以谨,主持妇委工作。

    孙以谨在彭家洲住所向易凤英移交工作后,并为她送行。临别时,孙以谨紧紧握住她的手深情地说:“妇委同志都回根据地去了,今后你一人挑这副担子,责任重大,党信任你,保重啊!”易凤英坚定地说:“请放心,困难再大,任务再艰巨,我也一定坚持到底。解放区再见吧!”

    1939年10月,廖磊病逝,李品仙接任安徽省主席。他一上任就极力推行蒋介石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加紧反共步伐。广西学生军成了他注意的重点目标。学生的行动受到监视,并强令学生集训一个月。易凤英等地下党员的活动越来越困难。

    1940年春,中共鄂豫皖区委决定:学生军支部全体党员迅速转移到新四军根据地,并动员进步青年一块走。按照这一指示,学生军支部订出转移方案。易凤英率部分党员和进步学生,以三八节到前线慰劳军队为名,公开出走,向新四军淮南根据地开拔。

    三八节这一天,易凤英率一分队出发,他们日行百多里。当穿越广西军封锁线时,遇上哨兵拦截。在这危急关头,她不慌不忙用桂林话说:“自己人嘛,我们是广西学生军,是上头派来慰劳弟兄们的,带我去见你们的长官!”说着大模大样地走进连部与连长交涉。在易凤英巧妙周旋下,那个连长恭恭敬敬地送他们上路。他们终于化险为夷,胜利抵达新四军淮南根据地。

    当李品仙得知广西学生军部分学生投奔新四军后,大发雷霆,下令通缉,派兵追捕。撤到根据地的40多名学生军联名发出《为制止皖东反共摩擦致李宗仁白崇禧电》,通过延安新华社向全国广播,在政治上给桂系反共顽固势力有力回击。撤到根据地后,凤姐被分配转到地方工作,曾任淮南路东抗日救国妇女联合会筹备会主任,并在苏北盐阜地区所属的县、区担任领导职务。艰苦的环境,繁忙的工作,使风姐身体每况愈下,同志们都为她的健康焦虑,而她却毫不在乎,并以惊人的毅力努力工作。

    1945年抗战胜利后,易凤英奉命随新四军三师开赴东北战场。她以顽强的革命毅力随部队日夜兼程北上,身体更加衰弱,1946年春,在山海关附近被病魔夺去了她的生命。这位坚强的共产主义女战士过早地离开了人世。然而,她那瑰丽的一生连同“凤姐”这一响亮的名字,将永为后人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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