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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治峰

发布时间:2021-03-03 浏览量:989 来源:广西红色历史文化
    黄治峰,原名黄经世,又名黄军、黄卓群。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壮族人民的优秀儿子,广西右江地区农民运动的开创者之一,中国红军第七军第四纵队纵队长、第二十师副师长。他为了中国人民的翻身解放,尤其是广西右江地区人民能过上好日子,无私地奉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和生命。

    男儿立志出乡关

    1891年8月,黄治峰出生在广西奉议县(今田阳县)甫圩乡新民村的一个较为富裕的壮族农民家庭。在家里,黄治峰排行最小,他上有父、母亲和五个哥哥、姐姐。父亲黄彩云,忠厚善良,读过私塾,能背诵不少古诗,并知道很多仗义疏财、打抱不平的英雄故事。

    黄治峰从11岁开始上私塾读书,不论春夏秋冬,他每天放学回家,放下书包,就赤着双脚,拿上竹鞭,挑起畚箕,同贫苦农民的孩子一起上山放牛、拾粪。学堂放假,他就跟父亲耕田种地,上山砍柴,尝尽了生活的艰辛。同时,他也常向父亲学古诗,听父亲讲故事,尤其是在广西爆发的太平天国建立“天下一家、共享太平”、“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的故事,更是深深地刻印在黄治峰的脑海里。

    黄治峰聪明好学,正直勇敢。他14岁升入田州维新小学高级班就读,17岁以优异成绩考取泗镇色中学堂(百色中学的前身)就读。在中学学习期间,他把学习同救国事业联系在一起,与12位志同道合的同学结拜为兄弟,阅读革命进步书刊,接受新思想的熏陶,抨击黑暗的时政,探讨改革社会的良策,决心“冲破黑暗,迎来曙光”,并发起驱逐官僚出身的反动校长杭汝珖的活动。杭汝珖以黄治峰等人“聚众闹事,犯上作乱”的罪名密告官府。一天夜里,县警闯进学校要逮捕黄治峰等三人,他们则在同学们的帮助下,星夜越墙出走了。临别时,黄治峰给同学们留言:“成则天下重,死则鬼神泣。”

    离开中学后,黄治峰一度在家乡小学任教。1913年,他改名黄军,考入广西陆军速成学校,毕业后留在广西陆军模范营任职。

    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黄治峰所在的部队被编入粤桂湘联军总司令部警卫队,投入反袁护国斗争。

    黄治峰的姐夫潘弼臣为他的生命安危和前途担忧,写信劝黄治峰退出军界返回故乡,并附诗一首:

    金风吹送过湘关,

    江浪滔滔恨往还。

    坎坷折鞭空洒泪。

    何日三箭定江山?

    黄治峰在烟尘滚滚的行军途中,给姐夫潘弼臣回信并和诗一首:

    男儿立志出乡关,

    报答国家哪肯还。

    埋骨岂须桑梓地,

    人生到处有青山。

    不久,桂军由长沙败退湘南,南北军阀互相勾结,罢兵议和,“护法运动”宣告流产。黄治峰对此非常愤慨,并予以抨击。军阀头目便以“扰乱军心,图谋不轨”的罪名将他革职。1918年2月,黄治峰改名黄卓群,只身赴粤游历考察,并到广州医学院专科学习,结业后担任湖南零陵镇守使野战医院卫生队上尉队长。1922年野战医院解散,他又回到广西,是年6月转入广西陆荣廷部自治军第十司令部任少校参谋。

    这支军队是陆荣廷一伙军阀官僚、土豪劣绅和惯匪拼凑起来的横霸一方、祸国殃民的反动武装部队。没多久,黄治峰就对这支鱼肉人民的军队完全失望了。

    这时,黄治峰开始接触了一些宣传马列主义的书刊。受进步思想的影响,他认识到:再留在军队,无异于为虎作伥,替军阀作欺压人民的工具。于是,黄治峰毅然退出旧军队返回故乡。

    服务桑梓

    1923年,黄治峰再度回到家乡,他改名为黄治峰。此时,右江农民领袖韦拔群在东兰组织“公民会”和农民自卫军,清算土豪劣绅,武装攻打县衙门。黄治峰很受启发,他决心“服务桑梓”,于是以二都(奉议县甫圩、仑圩一带)为据点,兴办“业余夜校”,把失学的青年学生组织起来。他和进步人士黄希堂等人担任义务教员,向学生讲解三民主义,灌输民主、科学思想,使这些青年学生大部分很快成为农民运动的骨干。接着他又组织起“革命同盟会”,吸收了潘宪甫、罗有穆等一批有理想、有文化的青年参加,他领着会员们在甫圩乡花茶庙堂“砍香”宣誓:要生死与共,奋斗到底;要与民共甘苦,不图享受;要见义勇为,不怕杀头。在他的带领下,青年学生和同盟会员分头到各乡和毗邻的恩隆、恩阳等县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道理,在右江沿岸广大农村和城镇发动农民起来开展革命斗争。

    1924年8月,奉议县知事黄炽秋和团董周岱宗带领团丁到甫圩,威逼农民交大米4000斤,并摊派款项,还企图取缔黄治峰创办的学校。黄治峰带领农民同县知事进行面对面的斗争,他义正词严把黄炽秋驳得理屈词穷,并且说道:“官逼民反!粮食一粒不交,你有何奈!”黄炽秋老羞成怒,下令团丁:“快给我捆!”企图用武力压制黄治峰。然而,数以百计手执锄头、扁担、木棒的农民,将黄炽秋等团团围住,吓得黄炽秋面如土色,连连求饶。随后,黄治峰又发动仑圩、甫圩、百育一带的农民,联名控告黄炽秋,并冒着生命危险,带着“万民折”到南宁,向省政府上诉。当局被迫下令将黄炽秋撤职查办。这一胜利,揭开了奉议农民运动的序幕。

    1925年9月,为了寻求革命真理,黄治峰从家里步行到当时右江农民运动的中心地东兰县,参加韦拔群创办的东兰第一期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

    在农讲所,黄治峰认识到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是中国人民的敌人;中国革命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取得胜利;只有实现社会主义,才能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他还清楚地认识到:只把农民组织起来进行斗争还不够,还要有马列主义来指导;仅靠几个人懂得革命道理,也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下决心培养一大批既懂得马列主义,又能领导农民运动的骨干分子。为此,黄治峰决心按照韦拔群创办农讲所的办法,计划在奉议县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

    1926年1月,黄治峰结业返乡。为了培养农运骨干,是年春,黄治峰在田州镇维新街30号开办了奉议县农讲所,他亲任所长,潘宪甫、罗有穆任讲师,有学员60多名,都是来自各乡的进步青年。开设的课程与东兰第一期农讲所大体相同,有革命理论,也有军事知识。学习时间为三个月。黄治峰不但亲自组织和讲课,而且带领学员深入社会调查,每逢星期天下乡劳动,每逢圩日上街宣传。他常常通宵达旦地在煤油灯下伏案疾书,编写讲义。学员望着他那红肿的双眼和瘦削的脸庞关切地说:“要多保重啊!”而他却说:“为革命颠沛流离,甚至捐躯,有何可惜!”由于黄治峰工作出色,是年3月,广西省农民部委派他为奉议县农民运动名誉委员。

    1926年夏初,上级党组织派遣在范石生定滇军政治部任秘书的中共党员余少杰随军来到恩隆县平马镇,负责领导右江地区党组织的全盘工作,指导农民运动。

    在余少杰的具体领导下,黄治峰深入到贫苦农民家中和农民促膝谈心,揭露地主豪绅剥削、压迫农民的罪行,宣传组织农会的作用和意义,以及农民应当如何求得翻身解放的革命道理。

    通过积极的宣传、发动和组织,黄治峰首先在仑圩乡成立了农民协会。

    同年4月中旬的一天,风和日丽。2000多名农民群众聚集在仑圩广场上,热烈庆祝仑圩乡农民协会成立,在临时搭成的讲台上,坐着乡农民协会委员和各村农民代表。当黄治峰庄严地宣布“仑圩乡农民协会成立了”的时候,会场上响起了长时间雷鸣般的掌声。群众齐声高呼:“农民协会万岁!”“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仑圩乡农民协会的成立,使广大农民群众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和巨大的鼓舞,提高了他们反抗封建统治阶级的胜利信心。在党的领导下,奉议的农民协会迅速发展到25个乡,拥有会员1840多人。在此基础上,奉议县农民协会办事处宣告成立,黄治峰被群众推选为办事处主任。

    农民协会的成立,造成了空前的革命形势。地主豪绅对此既恨又怕,他们互相勾结,纠集反动民团,进行捣乱破坏活动。为了保卫农民协会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用革命武装抵御反革命武装,遵照党组织的指示,黄治峰组建了奉议县农民自卫军。当时已经觉悟了的青、壮年农民,纷纷报名参加自己的武装组织。由于得到农民的支持和拥护,很快就编成了四个连500多人的奉议县农民自卫军大队,黄治峰兼任大队长。

    县农民自卫军大队建立后,革命武装力量迅猛发展。地主豪绅招架不住,纷纷逃往南宁和百色,其民团武装也迅速瓦解,部分人倒戈投入了农民自卫军大队。

    智斗土霸王

    1926年6月,黄治峰又组织开展了反对反动县长曾伯龙的斗争。

    曾伯龙,人称“本地老虎”、“土霸王”。他横行霸道,性情暴戾,杀人放火,勒财霸产,无恶不作,老百姓对他恨入骨髓。他接任奉议县长后,比黄炽秋更为贪婪残暴。他上任不久,就勾结军阀范石生部和第四区团董黄锦升和大土豪黄曹山等人,四处强征军粮,巧取豪夺,他强迫农民交粮,从中大捞一把。原定价每100斤粮八元东毫,他仅付给农民三元五角,每100斤粮竟捞取四元五角之多。

    当时正值青黄不接时节,粮荒极为严重,农民已经忍饥挨饿,哪有粮食可交?有的农户无粮缴纳,被迫逃离家乡,有的农户被迫向地主豪绅借高利贷。当曾伯龙的罪行暴露之后,农民群众怒不可遏,纷纷向县农民协会办事处控告曾伯龙的罪行。于是,一场反贪官污吏的斗争开展起来。在党的直接领导下,黄治峰决定通过农民协会,发动农民群众与曾伯龙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

    一天夜晚,花茶村的庙堂里灯光明亮,余少杰和黄治峰邀集潘宪甫、李正儒、罗有穆等十多个农会骨干开会。在研究了情况,分析了当前形势之后,黄治峰提出:“现在就可以组织农民代表团,到县府清算曾伯龙的贪污罪行。”

    大家立即表示完全拥护,并作出决议:要求曾伯龙将征购军粮贪污的价款如数交还农民,不能克扣;无力缴纳军粮的农民全部豁免;以农会办事处名义先写信警告曾伯龙,限他在一星期内答复,否则就立即派出农民代表团去县府抗议;如曾伯龙不答复、不解决,就到第十六军军长范石生那里请愿去。

    当晚,余少杰、黄治峰等同志,为了这场斗争的胜利,研究到深夜。

    曾伯龙接到了警告信,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连夜召集喽罗们开会,研究对策。

    6月初的一天清早,天上布满乌云,飘着毛毛细雨。黄治峰见曾伯龙未作答复,更和李汉生率领农民代表团,来到了县府,他们代表着全县各族劳苦大众到田州向县府提出强烈抗议。

    曾伯龙早已得知消息,虽然坐立不安,但也只得硬着头皮接见农民代表。黄治峰和李汉生从容地走进了曾伯龙的办公室,一场面对面的斗争开始了。

    “我们代表全县劳苦农民。请问曾县长:我们农民东借西凑,千辛万苦缴纳军粮,而你们却从中贪污,克扣粮款,这笔钱是不是进了你的腰包?你这是在喝我们农民的血!”

    黄治峰、李汉生连珠炮似地质问曾伯龙。

    曾伯龙脸红脖子粗,理屈词穷,无言以对。他脸色苍白,吱吱唔唔,竟拔腿溜进了内堂,再没敢出来。

    黄治峰、李汉生退出了县衙门,向坐在草坪上等候的几十个代表汇报情况,黄治峰说道:

    “曾伯龙这个家伙究竟是什么人?今天我们看得更清楚了,他无法抵赖贪污粮款的罪行,刚才我们把这个坏家伙问得哑口无言,狼狈地溜进了内堂,这就是我们农民协会把农民联合团结起来力量大的结果。”农民队伍中响起了一片掌声。黄治峰又接着说:“依我意见,我们还要进一步发动群众,壮大队伍。我们先组织宣传队到各乡村去宣传揭露曾伯龙的贪污罪行。然后再推选出代表向范石生请愿抗议。只要农民团结起来,我们一定会取得胜利的!”

    代表们热烈鼓掌,表示完全拥护黄治峰的意见。

    曾伯龙惧怕农民继续闹下去,不可收拾,对黄治峰更是又恨又怕。但他自恃有武力作后盾,不但拒绝黄治峰等提出的合理要求,而且以“造谣惑众,企图叛乱”的罪名下令便衣特务四处追捕黄治峰。

    1927年4月中旬的一天早上,晨雾弥漫,细雨绵绵。在余少杰的部署和配合下,黄治峰率领甫圩、仑圩、百育等乡1000多名群众,扛着扁担、锄头、木棒,挥动着小红旗,来到田州镇广场集合。许多人还带着席子、卧具准备在范石生部队驻地平马镇静坐示威,哪怕几天几夜,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早上七点钟,队伍集合完毕。黄治峰走上讲台向大家说明了请愿抗议的目的和注意事项,最后请全体人员通过了十多个代表的名单。

    队伍浩浩荡荡从田州镇出发,经过那满、百育、祥周等乡,大家精神焕发,冒雨向平马镇前进。

    平马镇的各行各业工人和居民得知农民大军前来请愿示威,纷纷走上街头以敬佩的目光围观,许多人还鼓掌助威。

    队伍到了范石生部队驻地,只见营房门口站着十多个士兵,个个荷枪实弹,戒备森严。当黄治峰带领十多个代表抵达营门时,两名卫兵横着洋枪,厉声吆喝:“站住!任何人一律不许入内!”

    “我们要见范军长。”“见不到范军长,我们决不回去!”农民们发出阵阵呼喊声。

    过了好一会,大麻脸参谋长出来了,他说是奉范军长的命令,请农民代表进军部商谈。黄治峰等代表进入客厅,首先就严肃地向他提问:“范军长为什么不出来见我们?”

    参谋长故作镇静地答道:“范军长不在,我代表他来见大家。”

    黄治峰从容不迫地说:“参谋长既然代表范军长说话。那就听一听我们全县劳苦大众给范军长的请愿书:一、县长曾伯龙克扣贪污农民缴纳军粮的价款。要求范军长责成曾伯龙将贪污的粮款如数退还给农民,不能克扣。二、无力缴纳军粮的农民要全部豁免。”

    “我们军界不管县署的事情,你们不能再这样闹下去了!”参谋长打着官腔威胁地说。

    “我们农民游行、示威、抗议,是为了解决县长曾伯龙贪污军粮价款的问题。县暑征购军粮是给你们军队吃的,这与你们的关系最大,你们为什么不管?”

    参谋长被问得脸红脖子粗,哑口无言。

    黄治峰继续说:“我们提出上述要求,参谋长说军界不管。现在我们要求范军长支持农民斗争,向省政府控告曾伯龙……”

    参谋长说:“这是农民的事,我们军界也管不着……”

    代表们打断参谋长的话:“县署征购军粮,是给你们部队吃的,县长曾伯龙从中贪污,你们军界怎能不管呢?”“我们要求你们支持农民斗争,你们也不管,到底你们是干什么的?”

    这时,门外面传来1000多群众的怒吼声:“打倒贪官污吏曾伯龙!”“不达到目的誓不罢休!”

    看到农民队伍这样浩大的声势,参谋长无可奈何,只好打电话请示范军长。范石生担心事情闹大,只得答应支持农民向省府控告曾伯龙的正义要求,同时电请广西省政府扣押了曾伯龙。

    为了取得斗争的胜利,当月下旬,黄治峰和潘宪甫等四人以奉议县农民协会的名义,赴南宁向省政府控告曾伯龙贪污粮款的罪行,并发动在那里求学的青年学生组成“奉议旅邕革命青年社”,散发《告奉属同胞书》传单,得到广西革命青年会、南宁学生联合会、田南革命青年会、省三师学生会、南宁总工会和恩隆、向都、天保、思林、兴业、同正、武宣等县旅邕革命青年社的通电援助。一时讨曾檄文纷纷发向省政府和各团体机关,请求“撤究曾伯龙,并开除党籍、充公私产”,“将他五马分尸,百姓之心方快”。当时正值“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不久,广西的反动派正实施“清党”,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黄治峰、潘宪甫等人也被列为通缉对象,幸亏得到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司令部参谋处机要员罗克傅的帮助,黄治峰等才脱险回到牵议。

    组织仑圩暴动

    在清算曾伯龙贪污罪行的斗争中,在余少杰的指导下,黄治峰于1927年2月7日在花茶村召开了各乡农运骨干会议,成立了田南道奉议县农民协会,制定了农民运动的行动纲领: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废除苛捐杂税;打倒军阀;驱逐帝国主义出中国。会议决定建立农民自卫军,开展武装斗争,会议选举黄治峰为县农协会主任委员,潘宪甫、李正儒、潘湘城等为委员。同月,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一分校校长俞作柏,暗助杂色步枪100枝,子弹50箱,由陆炳堂从南宁运回仑圩、甫圩,以武装农民自卫军。

    同年7月中旬,余少杰召集右江各县代表会议,组织起广西临时军政委员会(也称总部),选举韦拔群、余少杰等五人担任常委会常委,并决定成立三路军,开展武装斗争,黄治峰担任第二路军总指挥。

    自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广西反动当局十分嚣张。1927年7月17日,广西国民党省党部“宣传工作团”到奉议县二都区(仑圩、甫圩、百育一带),宣传“清党之意义和农民之痛苦”。黄治峰决定在他们未到仑圩前埋伏一批农军在群众家中,以防万一。国民党宣传工作团来到后,黄治峰布置李汉生等同志佩带短枪,和这些宣传员进行面对面的斗争,驳斥他们的反动宣传。经过几轮紧张激烈的舌战,省党部宣传工作团被驳得哑口无言,只好灰溜溜地在民团的护送下回到奉议县府。伪县长对此恼羞成怒,便纠集奉议县第四区民团团长黄锦升等人,妄图活捉黄治峰、潘宪甫等人。黄锦升等扬言要“一举踏平花茶”,扑灭奉议农民运动。

    黄治峰得知情报后,立即向余少杰作了汇报。在余少杰的指导下,黄治峰紧急召集潘宪甫、李汉生等十多位同志,于8月7日在花茶庙举行奉议县第二次农运骨干会议,余少杰在会上作了重要指示,并指出对反动政府不能有任何幻想,只有靠拿起枪杆子同敌人斗争,才能打倒反动阶级,才能鼓舞人民的斗志,才能建立和巩固我们的革命根据地。经过大家认真讨论研究,最后决定趁黄锦升等人赶中元节圩日聚赌的机会,来个一网打尽,并制订出了活捉黄锦升等人的具体行动方案。

    当天午夜,黄治峰派遣50名身强力壮,身藏短枪、匕首的农军战士悄悄地进入仑圩。次日天刚破晓,他们按照原定的布置各就各位埋伏。上午九点多钟,仑圩场上熙熙攘攘,热闹非凡,黄锦升一伙身挂驳壳枪,耀武扬威地进入赌馆。此时,黄治峰率领七名农军战士,化装成商人、小贩、卖柴樵夫、赌客,混在赶圩的群众当中进入仑圩,来到赌馆。黄锦升的两个执枪团丁正在赌馆门口气势汹汹地盘问,检查每一个进入赌馆的人。黄治峰和七名农军战士一个个巧妙地通过检查,进入了赌馆内。透过前厅的窗口,黄治峰看见黄锦升正在赌桌上赌得火热。

    黄治峰立即示意两名战士把守住赌馆门口,然后同五名战士靠近赌摊,看准机会,黄治峰打了个手势命令,农军战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动手。战士黄嘉章眼明手快,一把夺过了黄锦升腰间的驳壳枪,并用枪口对准黄锦升的胸膛,厉声喝道:“不准动,跪下来!”

    李治平等战士一拥而上,把黄锦升按倒在地。黄锦升懂点拳术,倒地后仍拼命挣扎,李治平当即挥着匕首猛刺他的脸,并喝令:“你再动就收拾你的狗命。”黄锦升满脸是血,全身发抖慌忙跪下喊叫“饶命”,乖乖受擒。与此同时,另五位农军战士也把黄子贞、黄静山两个坏蛋双双活捉捆绑了起来。同时,十来个武装团丁也老老实实缴了枪。农军不费一枪一弹就取得了胜利。

    接着,黄治峰和农军战士给黄锦升、黄子贞、黄静山三个大坏蛋戴上高帽,拖出赌馆游街示众,并揭露他们的反动罪行。群众知道活捉了黄锦升,无不拍手称快,欢呼声、口号声响彻圩场上空。可惜的是黄曹山、黄子狮、黄子亮等三个坏家伙,当天没有赶街赌博,让他们得以漏网逃脱。

    次日,县农民协会在甫圩召开仑圩、甫圩、百育等乡群众公审大会。会上黄治峰代表县农民协会公布了黄锦升、黄子贞、黄静山三人的罪行,并宣判了他们的死刑。到会群众个个扬眉吐气,大家挥臂高呼:“打倒贪官污吏!”“农民协会万岁!”随后,在花茶村背后的山坡上,农军枪毙了黄锦升、黄静山和黄子贞。经过这场战斗,许多青壮年农民纷纷报名加入农民自卫军。从此,农民自卫军进一步壮大,有力地保卫了农民群众的生命财产。

    怕死不革命

    奉议县农民自卫军不断发展壮大,使广西反动统治阶级惊恐万状。

    1927年11月2日,国民党桂系军阀黄绍竑将他的所谓“精锐”部队一个团调往奉议县,纠集伪县警和县民团,包围了奉议县革命根据地——花茶村,企图消灭农军。在敌众我寡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为了保存实力,待机破敌,黄治峰当机立断,率领农军战士撤出花茶村,到山区去坚持游击战争。敌人进到花茶村后,实行“三光”政策。见人就杀,见屋就烧,见物就抢,花茶村成了一片浓烟火海。黄治峰的胞兄黄吉在掩护群众撤退时不幸牺牲。

    不久,伪奉议县府下令解散奉议县农民协会,并悬赏1000元买黄治峰的头。黄治峰看到敌人的通缉令,冷笑道:“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从参加革命那天起,我就准备脑袋搬家。如果用我的头去换蒋介石的头,换来全国人民的解放,我心甘情愿。”

    黄治峰想到党的教导,自己肩负的重任,革命的胜利,敌人的灭亡,人民的解放,他浑身增添了战胜当前一切艰难困苦的力量。

    1928年9月,余少杰被叛徒出卖被捕,光荣牺牲。同年10月,中共广西地下党组织派严敏同志到右江地区主持工作,他按照中共广东省委和广西临委的指示,积极慎重地发展党组织,把经过考验的农运骨干吸收入党。黄洁峰由严敏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黄治峰决心把自己的一切甚至生命都无条件地贡献给党的革命事业。

    不久,在严敏的具体指导下,中共奉议县特支成立,特支书记潘宪甫,特支委员有黄治峰、李正儒、李汉生等人。

    中共奉议县特支成立后,潘宪甫、黄治峰等将全部精力用于党的建设、领导农运和“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他们分头深入到各乡村去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宣传群众,推行不交租、不还债等革命措施。仅仅一段时间,各乡村贫苦青年农民就有2000多人自愿参加了农民自卫军,不但大大地增强了农民武装力量,更有力地打击了地主豪绅,同时也为夺取政权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这段时间,党的组织也得到了迅速发展。甫圩、仑圩、百育、那满、田州等乡村,就有40多位经过斗争考验的农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强的战斗堡垒。从此,全县各族人民团结在党组织的周围,农民革命的武装斗争更加活跃起来。

    为了更好地迎接即将到来的新的战斗任务,右江地区原有的各县农民自卫军统一改编为右江赤卫军,由黄治峰担任总指挥。

    智勇双全

    1929年10月,邓小平、张云逸等同志率领广西警备第四大队到达百色。

    奉议、恩隆、思林等右江两岸各县农民赤卫军实力大大增强,农民革命运动浪潮席卷着广大农村。土豪劣绅受到沉重打击,纷纷逃往南宁,请求伪广西省政府主席黄绍竑派军到右江,镇压农民革命运动。不久,黄绍竑派了广西警备第三大队西上右江。大队长熊镐按照黄绍竑的旨意,将部队驻扎在奉议、恩隆两县,以监视张云逸率领的警备第四大队。黄绍竑还从南宁发出秘密指令,命令能镐武装镇压农民革命运动。没想到传令兵途经田州时,被奉议县农民赤卫军哨兵截获。黄治峰得知情况后,立即向张云逸同志汇报。经过党的紧急会议研究,决定在奉议、恩隆两个点,同时把熊镐的第三大队予以彻底干净地消灭。

    10月底的一天,黄治峰率领农民赤卫军两个营600多人枪,配合张云逸率领的广西警备第四大队,向驻扎在田州镇的反动武装——广西警备第三大队发动袭击。经过半天激烈的战斗,就将熊镐部队全部歼灭。与此同时,张云逸率领的部队迅猛出台,将驻扎在恩隆的1000多名敌人全部俘虏,缴枪700余枝,并将熊镐击毙。

    不久,中共右江特委成立,黄治峰当选为特委委员。

    1929年12月,邓小平、张云逸、李明瑞组织发动了百色起义,奉议部分赤卫军编入红七军第三纵队第三营,黄治峰调任该营营长。右江工农民主政府成立后,为了加强地方武装力量,于1930年2月成立右江赤卫军,红七军前委派黄治峰担任赤卫军总指挥,并兼任奉议县苏维埃政府主席。

    一天,红七军前委书记、政委邓小平到奉议县检查工作,住在黄治峰家里。邓政委不顾旅途的疲劳,当天晚上和黄治峰彻夜长谈,给他具体阐述了毛泽东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的战略思想、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和带兵方法,勉励他勇于实践,勤于学习,努力提高领导水平,做一个智勇双全的优秀指挥员。

    经过与邓小平政委的亲切交谈,黄治峰明白了许多道理,他对革命更充满了信心。

    黄治峰遵照邓小平政委的指示去做好工作,他处处以身作则,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对部队战士体贴入微,平易近人,亲如兄弟。

    1930年3月初,中共红七军前委在盘阳举行会议,决定广泛开展群众游击战争,以对付优势的敌人。红七军主力转到外线去作战,壮大自己的力量。

    红七军主力走后,国民党桂系军阀调集正规军两个团疯狂地向百色、奉议、恩隆等右江革命根据地进行反革命的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企图断绝红军主力部队的后路。这时,逃窜到外地的土豪劣绅,一个个像出洞的老鼠,都窜了出来。他们重新组织民团,勾结桂系正规部队,进行反攻倒算,烧杀抢劫,奸淫掳掠,致使右江地区到处是残垣断壁,尸横遍野,惨不忍睹。奉议县伪县长韦玉英,纠集豪绅、流氓、地痞组成了一个100多人的残匪民团,与桂系部队300多人,攻占了奉议县苏维埃政府所在地田州镇,他们无恶不作,罪行累累。

    敌人的暴行,激起赤卫军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无比仇恨。为了粉碎敌人的疯狂进攻,坚守革命根据地,黄治峰率领赤卫军战士,以革命武装对付反革命武装,和敌人展开了游击战。

    各乡村的农民群众,在县苏维埃政府提出的“坚壁清野,不让白匪和地主豪绅抢走一粒粮食”号召下,把所有的粮食、家禽、蔬菜都收藏起来。

    黄治峰决定给来犯之敌以迎头痛击,打它个措手不及。

    田州镇周围,敌人构筑了不少的明碉暗堡,设有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戒备森严。根据敌情,黄治峰和赤卫军骨干商量,制定了三面攻击、一面埋伏的作战计划。

    1930年4月的一天深夜,黄治峰率领两个营的赤卫军,迎着刺骨的山风,从五六十里外的山区悄悄地来到了田州镇,按预定计划,赤卫军迅速将敌人团团围住。这时天还未亮,敌人仍在睡梦之中。

    拂晓前,在黄治峰的指挥下,战斗打响了!

    担任攻城突击任务的一班战士立即冲了上去。但是,城墙周围碉堡林立,火力很猛,一班战士刚刚冲到距离碉堡五六十米的地方,一名战士被敌人子弹打中倒了下去。

    “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血债要用血来还!”“打!前进!”黄治峰呐喊着率领战士们冒着硝烟,扑向敌人的碉堡。这时,敌人的火力更加猛烈,子弹在耳边怪叫,雨点般地从他们身边飞过。

    突然,侧面不远处响起了“哒哒哒”的轻机枪声,敌人的暗堡也迫不及待地吐出猛烈的火舌,封锁了他们前进的道路。黄治峰当即挥动着刚劲有力的拳头说:“炸掉它!打!狠狠地打!”

    “总指挥,把任务交给我!”“我去。”战士们争相请战。

    黄治峰却坚定地说:“同志们掩护,我上!”他跟战士们要来几颗手榴弹,便闪电般地向暗堡右侧跃去,暗堡里的敌人疯狂地向外面射击。黄治峰机智勇敢,充分利用地形,以敏捷的动作,避开敌人的火力,冲到了敌人的暗堡跟前,一连扔进了数枚手榴弹,只听见“轰隆隆”一阵巨响,暗堡被炸毁了。黄治峰当即举臂高呼:“同志们冲啊!”

    “冲啊!”“杀啊!”战士们像一群下山的猛虎,紧跟在黄治峰的身后,挥刀举枪向敌人猛扑过去。敌人不知赤卫军来了多少部队,吓得一个个如同丧家之犬东逃西窜。

    经过一天的激战,赤卫军取得了胜利。深受敌人蹂躏的田州镇人民,终于重新获得了解放。这次胜利,大大地鼓舞和增强了革命群众的斗志和信心。1930年8月,红七军扩编,建立第四纵队,全军发展到8000多人,红七军前委任命黄治峰为第四纵队纵队长。

    巍巍青松

    1930年9月,红七军奉命北上。10月,红七军集中河池整编,将原来的第一、二、三、四纵队,按全国工农红军统一番号整编为第十九、二十、二十一师三个师。黄治峰调任第二十师副师长。

    黄治峰随红七军奉命北上江西前夕,他回到家乡新民村,提取放在他老家的红七军经费——黄金三斤十二两、光洋17箱,这些经费原来由他堂兄黄经正保管。当时,黄经正考虑黄治峰将要远离家乡北上,不知何时才能回来,而黄治峰又有五个孩子,年纪尚小,以后家庭生活会碰到许多困难,就劝黄治峰留下一些钱赡养家中老小。黄治峰听后婉言说道:“这是红军的军饷,一个铜板也不能动用。部队北上长征,军费开支很大,家里再困难,也不能增加部队的负担。如果我们家里有金银,就算埋在地下十丈深,也要挖出来支援革命才对。”他思索了一下,又深情地对妻子说道:“不是我心狠,丢下你们不管。我出去干革命,是为千千万万穷苦人,为子孙后代都能过上好日子。”并对黄经正说:“钱物一分一厘都不能留下给家里,留下一枝步枪给你们吧!你们使用它,和地主豪绅、白军民团作斗争,保卫革命的胜利果实。”于是,他留下了一枝江南造单筒步枪和20多发子弹,交给他的侄儿、赤卫队员黄耀祖。后来,黄耀祖用这枝枪和敌人作长期斗争,直到解放后,才把它交给了甫圩乡人民政府。

    1930年11月,红七军从河池出发北上,转战桂、粤、湘等省,突破和击退了数倍有时甚至数十倍于我的敌军的前堵后追,跋山涉水,历尽艰险,攻下了许多险关要隘,到达湘桂交界的一个瑶族小山寨。这里仅有十多户人家,部队一时买不到粮食,负责给养的同志在一个瑶胞家里发现一缸大米,但主人不在家,不敢擅自取用,便请示黄治峰,黄治峰考虑到军民鱼水关系和共同命运,于是耐心地对给养员说:“群众不在家,他们的东西秋毫不能侵犯,这是红军的纪律。特别是粮食,那是群众的命根子,更加不能随便动一粒。这里是少数民族地区,执行革命纪律要更加严格。”那位给养员被他说服之后,又出去四处寻找,终于在一富户家里买到一些稻谷。黄治峰立即和战士们连夜用砖头、木槌舂米,使部队及时吃上了饭。

    1931年1月,部队在贺县桂岭整编后,黄治峰改任红七军军部参谋处长。2月上旬,红七军在广东乳源县梅花村突然被敌人包围,红军连夜突围撤退。当时战士谢扶民身体有病,加上日夜行军作战,精疲力竭,昏倒在路旁。黄治峰骑马经过,见有战士躺在路边,立即跳下马查问情况。当他得知这位战士因为劳累过度而昏倒时,心里非常难过。于是他把自己骑的马牵到谢扶民跟前,并且亲切地说:“谢同志,你病倒了,走不动,骑我的马走吧。”

    昏昏沉沉的谢扶民抬头望着黄治峰,眼泪夺眶而出。他想起红七军北上以来,黄治峰在每次战斗中,总是亲临前线,身先士卒,协助师长和军首长实行正确的指挥,尽量减少部队的损失。同时,他还经常深入连队,做思想工作,长期劳累,现在身体比以前消瘦了许多。谢扶民一边想着,一边犹豫着不愿上马。黄治峰心里十分感动,他一面和驭手把谢扶民扶上马背,一面对小谢说:“快骑上去吧!我们都是共产党员,红军的兵,我们也都是农民家庭出身,阶级兄弟,我和大家都一样,用不着客气。”他还交待驭手,要好好照顾小谢,一定让小谢跟上队伍。说完,就到队伍后边照顾其他同志去了。

    黄治峰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红七军奉命北上到达江西中央苏区之后,黄治峰参加了中央红军粉碎国民党蒋介石发动的第三次“围剿”战斗。1932年春夏之交,中共中央决定把黄治峰调离中央苏区,转回广西右江开展恢复革命根据地的工作,在途中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时年仅4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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