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大权
发布时间：2021-03-03 浏览量：798 来源：广西红色历史文化
黄大权，字子衡。他是东兰早期农民运动的组织者之一，先后担任过右江苏维埃政府委员和红二十一师、右江独立师参谋长等职，1933年在坚持右江地区的革命斗争中壮烈牺牲。
一腔热血
1898年，黄大权出生在广西东兰县武篆区善学乡坡善屯（今武篆镇巴学村）的一个壮族农民家庭。黄大权兄弟两人，他排行第一，其弟黄大业也是农军的骨干，1930年为革命英勇牺牲。
1915年，黄大权于东兰县立高等小学毕业。因家庭实在贫困，他不能继续升学读书。为了维持家人生活，减轻父母亲的生活负担，17岁的黄大权应邀在当地私塾教书。
翌年初，韦拔群从外地游历回到武篆，号召当地青年投军讨袁护国。黄大权深受鼓舞，毅然弃教从军，随韦拔群到贵州，投入护国军熊克诚部，参加讨袁护国战争。虽然他未受过专门的军事训练，但在几次战斗中，都表现机智勇敢。数月后，队伍开到重庆，韦拔群因反动连长的诬告而被监禁，黄大权十分愤慨。韦拔群获释后，黄大权便和同乡战友毅然离开了这支军队，返回家乡。
回到家乡后，黄大权苦于报国无门、救民无路，无奈之下只得到离家60里外的泗孟重操教书旧业。他常常深入民间，了解民众的疾苦，调查社会现状，每次回到武篆，就和进步青年黄书祥等一起讨论社会问题。
1921年9月中旬，韦拔群回到家乡东兰。不久，韦拔群召集陈伯民、韦界新、黄大权、黄书祥等有志青年在武篆东里屯组织“改造东兰同志会”。该会宗旨是：“反对军阀，反对贪官污吏，反对土豪劣绅，改造东兰的旧政治、旧经济、旧文化”。他们大声疾呼：“广西不得了”，“实行社会变革”。随后，他们分头到县内各地圩场散发传单，发表演讲，号召劳苦大众起来斗争。
次年3月，韦拔群和“改造东兰同志会”会员陈伯民、黄书祥、黄大权等主要骨干一起，率领武篆各乡、村的民众和武篆育才小学的师生代表共100余人，同武篆大土豪杜瑶甫进行面对面的清算斗争，勒令杜退回贪污的育才小学建校筹款。会上，黄大权和其他骨干一样，慷慨陈词，据理力争，大灭了土豪劣绅的威风，迫使杜退还了贪污的公款。是年重阳节，韦拔群、陈伯民、黄大权等召集各地青年100多人聚集在东里屯的“银海洲”集会，饮鸡血酒，举行革命结盟。会后，黄大权负责在兰木、泗孟一带进行革命宣传，组织农民自治会和国民自卫军。
随着革命宣传的逐步深入，劳苦大众日益觉醒。1923年夏秋，韦拔群组织农民武装暴动，发起著名的三打东兰县城的战斗。战斗中，黄大权担任第四路军指挥，率领兰泗区农军作战。每次战斗，黄大权身先士卒，冲锋陷阵，英勇杀敌。第三次攻下东兰县城后，成立了东兰县革命委员会，黄大权当选为委员。
农军攻下东兰县城后，反动当局惊恐万状，立即撤了原县知事蒙元良的职务，另派黄瑶琼到东兰担任县知事。1924年2月，黄瑶琼勾结土劣，向广西省政府诬告韦拔群等人为作乱的“吾隘劳农党”。韦拔群、陈伯民、黄大权等发动群众联名上书控诉黄瑶琼和土劣压迫剥削人民的劣迹，并派黄祥卿等四人为代表到南宁告状，同时组织学生军到县内各地宣传发动群众，坚持开展斗争。广西省政府为维护其反动统治，下令通缉韦拔群、陈伯民、黄大权、牙苏民等农运领导人。
开展武装斗争
1924年8月，韦拔群、陈伯民、黄大权等一行八人决定取道黔、滇，经安南、香港去广州，寻求革命真理。行到昆明时，因路费不足，黄大权等人服从韦拔群的安排，转回东兰。
黄大权回东兰后，继续组织学生军开展革命宣传，揭露反动当局的罪行，并联络牙苏民、韦钟璠等改组自治会，恢复公民会。由于反动当局加紧对农运领导人通缉，黄大权、牙苏民等被迫转入地下活动。黄大权带领30多名武装人员开拔到上林县，自称“自治军”司令，与那些占山为王、骚扰社会的草寇顽匪进行斗争。在此，他结识了追求个性解放，渴望民主自由的女青年石玉凤。1925年2月，黄大权经当地绅士的引见，打入驻扎上林亭亮一带的陆荣廷旧部旅长、原广西省长蒙仁潜部开展兵变工作，计划扩充自己的武装，待机拉出人枪进行革命武装斗争。
是年3月，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结业的韦拔群、陈伯民返回东兰，途中特地到上林亭亮，邀请黄大权一起回乡开展农运工作。不久，黄大权脱离蒙部返回东兰。8月，东兰县农民协会胜利诞生，黄大权当选为委员。9月15日，韦拔群、陈伯民等在武篆北帝岩开办了广西第一个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右江各地农运骨干。黄大权担任教员，他结合自己的斗争实践，如饥似渴地阅读了韦拔群从广州农讲所带回的革命书刊，然后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给学员授课。12月21日，东兰县知事黄守先勾结大土豪龙显云，派兵围攻、焚毁农讲所。黄大权和韦拔群等率领学员和农军300多人袭击了敌人的驻地，迫使敌人退回县城。
1926年1月2日，黄守先的胞弟黄智渊率警兵十余人到兰木收粮，借故勒索农会会员黄鼎卿。韦拔群、黄大权接到报告后，率领农军100余人开赴兰木围攻黄智渊。黄智渊向县城败退，农军奋起直追，在离城五里的达友村将其擒获。11月中旬，蒙仁潜率残部200余人到武篆，企图绕道入滇。蒙以曾是黄大权上司的关系，企图拉黄大权入伙，但吃了闭门羹。18日，黄大权与韦拔群率武篆、兰泗的农军夹击蒙部于泗孟，蒙仁潜败逃。19日，农军追至凤山的长峒，俘获蒙仁潜及其副司令刘锦华、蒙彩标等，缴枪100余枝。
此时，新桂系集团派龚寿仪团到东兰，在县知事黄守先和劣绅杜瑶甫、龙显云带领的团警配合下，对东兰农运进行血腥镇压，制造了震惊省内外的“东兰农民惨案”。黄大权的屋室被烧毁，一家老少流落于高山深弄之中。黄大权毫不畏惧，他和其他农运领导人随韦拔群退守西山坚持斗争，在弄京成立了东兰县革命委员会，黄大权当选为革委会常委。他领导农军的一个分队，积极开展游击战，先后袭击了韦钟璜、韦立言、黄坤元等土豪劣绅，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革命声威大振。
10月，黄大权与韦拔群等带领农军攻打东兰县城，驱逐了县知事和盘踞在县城的豪绅陈儒珍、杜瑶甫等，占领了县城。这时，担任国民党省党部青年部长的中共党员陈勉恕到东兰处理“东兰农民惨案”，并代理东兰县知事。黄大权等借此机会，到兰木、泗孟等地整顿和恢复农民协会与农民自卫军。11月初，东兰县农民协会再次成立，黄大权当选为常委。1927年8月，黄大权担任右江农民自卫军第一路军第二团指挥。此时，新桂系集团派朱为珍和龚寿仪团以及刘日福部黄明远营，在各县豪绅武装的配合下，从河池、田州、百色分三路向东兰扑来，妄图扑灭东凤革命烈火。右江农民自卫军第一路军分头迎击来犯之敌，黄大权率领第二团200多名农军战士在凤山县城西南面的平乐地区，阻击来自百色、凌云方向的敌援兵，并袭击当地的豪绅武装。8月下旬至9月上旬，农军将敌黄明远营包围于凤山县城。这时，韦拔群因病转移到东里屯疗养，将农军总指挥的任务交给黄大权。正当农军即将攻克凤城之时，敌人从百色调去援兵，敌师长朱为珍率部进攻东兰，农军被迫撤出战斗。12月12日，国民党广西省政府发出通缉令，重金“购缉”韦拔群、陈伯民、黄大权等农运领导人，其中悬赏1000银元“购缉”黄大权。
1929年8月，韦拔群与黄大权到南宁会见俞作相。在南宁，黄大权经中共广西地下党组织的考察，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经党组织的推荐，被俞作柏委任为恩隆县县长。在任职期间，黄大权利用合法身份，接待右江各地过往恩隆的革命同志。百色起义的当天，农军进了县府大院，大家才知道他的革命身份，他的新婚妻子石坚（即石玉凤）也才知道自己那位当县长的丈夫原来是一位共产党员。
同年12月11日，邓小平、张云逸、韦拔群等胜利地领导了百色起义，中国红军第七军诞生。这一天，右江第一届工农兵代表会议在恩隆县平马镇隆重召开，黄大权当选为右江苏维埃政府委员。
历尽艰险
1930年11月，红七军主力北上，黄大权服从组织安排，随韦拔群、陈洪涛回东凤根据地创建红七军第二十一师，担任师部参谋。
为了扩大右江革命武装，12月下旬，黄大权与黄书祥受韦拔群、陈洪涛的派遣，率领120多名武装人员和政工人员到恩隆组建红二十一师右江独立团。队伍到思林县（今属田东县）那海乡弄滩山区时，遭到当地反动武装伏击，虽经奋勇抵抗，但人地生流，寡不敌众，损失严重，除黄书祥率领一部分人突围脱险外，特务连连长容德全等十多人光荣牺牲，黄大权等十多人被俘。黄大权在被关押期间，因腿伤没有被派差役，整天练习写字，并佯称自己曾是桂林法政学堂的毕业生，因在家无事出门谋事而已。当地团局头领不知底细，且见他写得一手好字，便叫他代写无关重要的公文。经过一段时间，局董见黄大权办事精练无差错，对他渐生好感，戒备逐渐松弛。一天，黄大权见团局无人，乘机取出公章，开了介绍信和通行证，带着前去接应的同志逃出虎口。在回东兰的途中，他们宿营于黎明乡巴旺屯敢沫岩，不幸被敌探发现。当地反动头子黄建鹏、陆有荣接到报告，即组织500余名匪徒围攻敢沫岩。黄大权等人据险抵抗，敌人不敢贸然窜入岩内。1931年2月5日，黄大权等人在当地赤卫军的引路下，从暗洞秘密突围，脱险回到驻东兰那平的红二十一师师部，并奉命担任师参谋长。
3月，新桂系派第七军师长廖磊带领1万余名官兵兵分三路“围剿”东兰、凤山革命根据地。黄大权随韦拔群、陈洪涛、黄松坚等领导根据地军民开展反“围剿”斗争。韦拔群派黄大权率师部人员、特务排、经理处、卫生队及第六十一团一个营到长江区一带打游击。在长江区，黄大权一面发动民众坚壁清野，一边指挥赤卫军加强军事训练，着手准备迎头痛击凤山方面来犯之敌。敌人进攻兰泗区后，黄大权率领部队转战武篆、兰泗地区，配合其他各路红军、赤卫军反击敌人的“围剿”。
8月，中共广东省委派遣陈道生到西山，传达中共中央关于纠正李立三的“左”倾错误路线、整顿红军部队和地方政权的指示，红二十一师奉命改为右江独立师，黄大权任师参谋长。11月，新桂系军阀调派重兵对东凤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反革命“围剿”，重点进攻西山，红二十一师处境十分险恶。
为了摆脱困境，保存革命力量，1932年春，中共右江特委、右江独立师党委在西山弄京果六峒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发展新区和派人外出寻找上级党组织。4月，黄大权和黄松坚等到右江下游的思林、果德交界处的三层更一带，与红六十二团团长膝国栋、政委黄书祥等会合，组建中共右江下游临时委员会和右江下游革命委员会，黄大权为委员，参加领导恩隆、奉议、果德、那马、思林、向都、都安、天保等地的革命斗争。经黄松坚和黄大权等人的艰苦努力，这一带的农民协会、共产主义青年同盟会和农民赤卫军纷纷恢复。国民党反动当局对此十分惊恐，派遣廖磊所部对果德、向都、天保等地进行“清剿”，实行烧光、抢光、杀光的“三光”政策。是年冬，国民党广西省政府电令百色区民团指挥部，各悬赏1000元购缉黄大权和黄书祥等革命领导人。
1933年1月，中共右江下游临时党委改为中共右江下游党委，担负起领导整个右江革命斗争的任务，黄大权仍任委员。同年2月，黄大权根据右江下游党委的指示，率领40余名指战员在向都和天保南区开展游击战，由于敌我力量过于悬殊，队伍被打散，部分人员惨遭敌人杀害。为了保存革命力量，黄大权等化整为零，转入思果边区隐蔽。这时，国民党匪军在右江各地对革命运动进行血腥镇压，地方反动土劣对民众大肆报复。黄松坚、陆浩仁、黄大权等耳闻目睹敌人的暴行，愤慨万分，他们在思林县弄纳峒召开党委会议，制订了巧妙打击土豪劣绅等反动分子的计划，将反动分子的罪行和东、凤、恩人民遭受的灾难写成《快邮代电》，以东、凤、恩人民的名义发至广西省政府。广西省政府为笼络民心，巩固其反动统治地位，不得不采取丢卒保帅的手段，派遣营长杨玉峰率队捕杀了五县民团“剿共”司令黄廷槐，其他反动分子见势不妙，纷纷外逃躲避。
流血不流泪
1933年5月，黄大权、石坚等乘敌撤退之机，秘密潜回向都南区联络当地负责同志，寻找革命组织。由于联系不上，当地同志刘正星将他们安置在那样村上亮屯后山的一个岩洞内隐蔽。十多天后，由于黄大权等的隐蔽处被敌探发现，刘正星即带领黄大权等秘密转移到天保县陇光乡多龙村箴屯的“岩德洞”隐蔽，由原农军司务员农定明供应伙食。6月3日，农定明叛变，向国民党那样村村长黄永奇密告了黄大权等人的隐蔽地点。第二天上午，黄大权和石坚等被天保县匪部便衣队及乡警逮捕于“岩德洞”。
黄大权在狱中，始终坚贞不屈，保持着一个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在被关押的两个月里，敌人先以高官厚禄引诱，继而施以酷刑威逼，企图从他嘴中撬出党组织和红军的秘密，均遭他严词痛斥和严厉拒绝。他的妻子石坚在狱中表现也同样勇敢，虽然怀孕在身，仍然严词痛斥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
敌人软硬兼施没有奏效，于8月下旬下令对黄大权和年幼的警卫员黄玉荣处以极刑。临刑前，国民党天保县民团指挥部军官黄廷琳宣布：“现奉总司令（李宗仁）、副总司令（白崇禧）的电令，立即对你们正法。你们有什么交代没有？”黄大权昂首怒目，铿锵答道：“没有。这一天我早有准备！”黄大权又回头对警卫员黄玉荣说：“革命者流血不流泪，干革命就会有牺牲，共产党人是斩不尽、杀不完的。国民党反动派的末日不长了。”
刑庭上，敌人架起照相机，拍摄黄大权的相片，用以报功领赏。黄大权从容地顺手理好头发，气宇轩昂。当刽子手将他们押赴头塘木棉树下的刑场时，黄大权振臂高呼：“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敌人慌忙将黄大权的嘴巴封住，动刑的刽子手蜂拥而上，连连向黄大权、黄玉荣射击。黄大权和黄玉荣两人英勇就义，黄大权牺牲时年仅3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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