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英
发布时间：2021-03-08 浏览量：649 来源：八桂将军风云录
张英原名黄文荃，别名莫高芳。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广西籍将军中没有参加过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和红七军、红八军的少有的将军。他出身学生，其革命生涯起步于上海的学生救亡运动。后来参加了新四军，在江浙一带坚持革命斗争。继而战斗于华东，从苏中七战七捷第一仗一直到解放福建的厦门之战。虽然广西人甚至许多老革命家都不认识他，可他实实在在是一位广西籍的将军，而且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瑞士的第一任武官。
辗转求学
1914年农历5月，张英出生在广西灵川县大阜头村（今兴安县溶江镇大埠头村）。他出生时，祖父母早已去世，父亲与叔父共同管理家产。他家有田地12亩、房屋五间，还有水车及各种农具，土地除二三亩租给堂伯兄弟种植外，其余均由叔父自己耕种，并养了牛和猪等家畜及家禽。叔父有四个儿子，婶母是农家妇女。少年张英经常利用假期，帮助家里做些家务农活。
张英的父亲叫黄钟衡，民国初年曾在北京考上县知事，分配到四川做过数月县官，以后在家闲居直到1925年逝世。张英四岁时，母亲撒手西去。父亲不久又娶了一个姓周的女人为妻，但—年后周氏又去世了。父亲再次续弦小学教师薛素君。张英有了继母薛氏以后，全家便定居桂林，当时家里有父亲、继母和还未出嫁的三姐，加上他共四口人。此时，张英开始进入小学读书，继而高小毕业后，他又顺利地考取了初中。随着年龄的增长，文化水平的提高，张英对文学逐渐产生了兴趣，他最爱好创造社出版的《创造》杂志，特别喜欢郭沫若的文章和作品，还有鲁迅在《语丝》杂志上的文章，对旧小说他也较为爱好，如《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游》、《七侠五义》《小五义）等。
张英一家定居桂林后，生活来源主要靠乡间的叔父每月送给一些粮食，费用则是继母在小学教书的薪金，有时出嫁了的二姐也补贴一些，生活较为贫困。张英读完小学三年级时，母亲曾想把他送去商店当学徒，但父亲认为这样做有误学业，只好作罢。
父亲去世后，继母回到乡里与叔父分了家。张英因要读书，仍在桂林住了两三年。此时，三姐已出嫁，张英从初中进入官费的广西省立第二师范继续学习。继母因患病不能任教，不得已搬回了乡间。
不久，省立第二师范与省立桂林高中合并，称为桂林高中，分为前期三年、后期三年。张英在桂林高中读书，直到毕业。张英毕业后，由二姐帮助到北平读书。当时，他本想考入清华、北大等名牌大学，终因基础太差均未考上，只得进了私立朝阳学院。
1931年，“九一八”事件发生，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沈阳，继而得寸进尺又占领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并向热河进攻。由于平津危急，家里便叫张英返回桂林。张英回到桂林后，师范学校的一个同学邀他去了雷平县（今大新县），于县立师范讲习所任教一年。当局说他有共产党嫌疑，张英当然不能继续任教，只得回到家里。
张英回家后，因为他是一个独子，继母及叔婶等考虑到张家的传宗接代，要他尽快结婚，以便早生孩子。而张英却说：“我还年轻，读完大学再结婚也不迟。”可是继母及叔婶均不同意。在这种情况下，张英被迫和一个较为富裕的农民之女季卓今结了婚，婚后第二年生了一子，取名黄学悟。继母和叔婶自然欢喜得不得了。
张英结婚后，在邻近的义宁县立师范讲习所当了一学期教员，便于1935年考入上海大夏大学学习。
追寻共产党
早在1925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张英还是一名在读的初中学生，他亲眼见到国共合作组建北伐军北上讨伐北洋军阀。他还经常和几位同学到国民党县党部去玩，县党部的一些负责人给他们讲北伐军胜利的消息，借《向导》杂志给他们看，并讲一些对共产主义的认识问题。在这些人的启发引导下，张英已开始对共产主义有了初步的认识。
张英15岁那年，正在桂林师范读书。一天，学校突然被军警包围，好多同学校逮捕，他们班里也被捕去了几个。此外，经常向他们讲解革命道理的县党部的几位负责人也被桂系军阀抓去，不久便被杀害。在执行死刑通过大街时，他们一个个高呼口号“共产党万岁！”从此。共产党便在张英的脑海中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
几年来，张英—直在想方设法追寻共产党人的踪影，但又苦于无缘。1931年，他在北平朝阳学院求学，曾一度卷入“九一八”事变的风潮，和一些进步学生与共产党员有过接触，可惜好景不长。到了雷平师范讲习所任教，自然也就被怀疑是共产党了。接着，他又被迫奉继母等人之命回家乡结了婚，但他寻找共产党的念头从未放弃过。
张英这次考入上海大夏大学学习，就是想借着外出读书的机会，参加共产党。恰巧，上海正在开展轰轰烈烈的爱国学生运动，张英一到上海便参加了救亡运动，每次上街示威游行，他都积极参加。有一次，他还被伪军警打破了眼镜，撕破了衣服，但他毫不畏惧。
这时，大夏大学内已有了党的组织，而张英却不知道。在上海学生救亡运动斗争中，党组织见他对革命忠诚，立场坚定，便有意识地培养他、锻炼他。给他看了许多革命书籍，如《政治经济学》、《大众哲学》、《社会进化史》、《辩证唯物论教程》、《大革命史》、《通俗资本论》、《国家与革命》、《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论反对派》、《共产党宣言》、《列宁主义问题》及《解放》报等，后来甚至连上海的党内刊物《真理》报也推荐给他阅读。
为了在实际工作中考验他，党组织又派他代表大夏大学出席上海学生界救国会，后又代表学校参加上海各界救国会，并叫他负责救亡刊物的发行工作。当时由于国民党实行一党独裁专制，对我地下党的活动实行限制并跟踪、盯梢，搞发行工作非常危险。可是，张英将一切困难、危险全部置之度外。
1936年秋，陈家康以国难教育社的名义专门到校对教职员工、学生进行形势教育，讲《大革命史》、《辩证唯物论》以及时事等。张英听后，大受教育和启发，他更加坚定了共产主义的信念。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张英终于在1937年2月由陈家康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领导“学协”斗争
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8月，日寇疯狂进攻上海，淞沪抗战爆发，上海的学生救国会改名为学生救亡协会，简称“学协”。“职救”、“妇救”相继改名为“职协”、“妇协”，还成立了各协会联合会。
“学救”改为“学协”时，张英与国民党反动派开展了一场斗争。当时，国民党提出要成立学协理事会。第一次开会，特务潘公展派了一些蓝衣社、CC系分子到会场破坏捣乱，致使会议没有开成。后来，改在法租界一家西菜馆召开会议，到会13人，地下党方面去了六人，张英参加了会议。国民党方面去了七人，比我方多了一人。张英与其他党员一道，运用巧妙的斗争艺术，设法推选国民党的人当主席。因主席没有表决权，这样双方的人数实际相等。在选举时，经张英等人的努力，有个暨南大学的女同学投了地下党一票，结果是地下党得了七票，国民党只得五票。改组后，地下党在“学协”中占了优势，国民党反而成了少数，眼看形势对他们不利，他们便退出了“学协”。张英按照党在当时的方针、政策，把“学协”工作的重心放在学校，积极开展救亡活动，团结大多数，积蓄力量，等待时机，采取的形式主要是读书会、时事研究会、座谈会、出墙报等，宣传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教育群众，坚持抗战。
此时，中共江苏省委设立了“学委”，书记是刘峰，委员有关亦民、张健和张英，并由张英担任学协的党团书记，党团成员有陈伟达和周鲁。“学委”研究了当时的形势，认为群众运动处于低潮，首要任务是要在各校选择和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党的组织。张英根据学委的指示精神，日以继夜地工作，奔走于各学校之间进行革命串联和宣传，有时一连几天几夜都睡不上觉。在“学委”的领导下，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上海学生界的党员从“八一三”抗战以前的十多名猛增到七八十名。有的学校还建立了党支部，参加“学协”的人数也大大增加。
上海沦陷后，原来“学协”的骨干大都离开了上海，去了大后方，张英一直坚持留在敌后继续领导“学协”工作。在骨干减少的情况下，张英以惊人的毅力和卓越的才干把“学协”搞得有声有色。“八一三”事件前后，参加“学协”的学校只有十来个，到1937年11月，有“学协”的学校已发展到二三十个，大大地推动了上海学生救亡运动的发展。
支持“江抗”
1938年底，张英作为党员干部骨干被抽调到苏南开辟敌后游击根据地，他来到了江南鱼米之乡的苏州、无锡一带活动，担任苏南路东特委组织部长。
苏南路东地区，位于京沪铁路东段，亦称苏南东路地区，它的范围东抵浦东，南临太湖，西至锡澄（无锡——江阴）公路，北濒长江，面积1．4万平方公里，人口约1000万。这里地处长江三角洲，京、沪、杭又是国民党政权的政治经济中心。日军入侵后，南京是日本中国派遣军指挥机构和汪伪政权所在地，苏州是汪伪江苏省会，上海则成为日军经济掠夺和间谍特务活动中心。苏南地区城镇密布，交通发达，日军重兵驻守，据点密集，不断“扫荡”、“清剿”。加之西部是丘陵山区，荒山秃岭，无可隐蔽；东部为平原水网，河流纵横，北濒长江，东临大海，京沪铁路穿行其中，而且南面驻有庞大的国民党军，他们不抗日，专门反共，时刻都想蚕食我抗日根据地，经常向我抗日军民发动进攻。特别是皖南事变以后，更是变本加厉，使苏南地区处于日、伪、顽夹击之中。因此，苏南地区的抗日斗争较其他地区显得更为复杂、艰巨、残酷。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布《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全中国同胞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钢铁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8月13日，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上海，在中国共产党的“团结抗日”政策的推动下，在全国人民的大力声援和支持下，上海守军奋起抵抗。
地处上海周围的东路人民，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纷纷成立各种抗日组织，进行募捐宣传、慰问战士、运送伤员等救亡活动。无锡、苏州等地区，在地下党组织和党的外围组织“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指导下，群众性抗日救亡活动广泛地开展起来。
1939年初，周恩来到达皖南新四军军部，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指示，和项英等人商定了新四军“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方针。在此之前，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第二支队副司令员粟裕等领导人，在陈毅倡导下，早就筹划执行毛泽东主席的战略指示，组织部队从茅山地区东进、北渡，使江南新四军冲破国民党顽固派“划地为牢”、“借刀杀人”的诡计，越出“雷池”，大踏步前进，展开于大江南北广大地区。这个对华中抗战和新四军发展壮大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筹划，到这时得以付诸实施。
1939年5月，陈毅、叶飞率第六团自茅山东进。第六团在武进南乡与党的武装“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第三路”会合，由叶飞统一指挥，以“江抗”名义越京沪铁路向东，打开东路抗战局面。
苏南东路地区包括江阴、无锡、常熟、苏州、太仓、嘉定、昆山、青浦等县，1937年沦陷后，广大人民饱受敌伪烧杀淫掠，又遭土匪和挂名“游击队”的欺压盘剥，如陷水火，痛苦不堪，他们听说茅山地区新四军打日本、爱百姓的消息后，莫不企盼新四军早日解救路东。
在上海的我党江苏省委，于日本侵略者攻占上海之时，积极恢复组织，领导群众进行抗日救亡运动。在党员人数不多的情况下，为执行党中央开展农村工作，组织抗日武装的指示，建立了外县工作委员会，后改称路东特委，并派出党员带领积极分子分批下乡，在常熟建立党的组织，组建抗日武装——“民抗”，分别打入各种部队，以秘密工作方式方法进行争取工作。就在这时，张英从上海来到东路，走马上任路东特委组织部长。
“江抗”越过京沪铁路局，立即挥师突袭苏州北面铁路上据点浒墅关，全歼守敌，使铁路交通中断三天之久。接着，以主力继续东进，打到上海近郊，夜袭敌之虹桥飞机场，震撼了日本侵略者，中外为之振奋。其余部队就地展开，打击日伪军，消灭土匪，帮助壮大发展党的武装，争取各种类型的地方部队。东路抗战局面迅速打开，广大群众重见天日，无不欢欣鼓舞。
对于“江抗”东进，担任组织部长的张英与路东特委个别负责同志的态度不同。他认识到“江抗”东进是执行党的正确方针，是打开东路抗战局面的大好时机，具有深远意义，因而自觉地和其他同志一道，热烈拥护“江抗”东进作战，服从“江抗”的指挥，动员当地武装加入“江抗”序列，壮大主力；同时，大力宣传、发动群众，加强税收财粮工作，保证“江抗”部队人力和物力的需要。历史证明，如果没有地方党的大力支持，“江抗”东进要迅速发展，要打胜仗，要壮大部队，是十分困难的，甚至是根本不可能的。张英当时的态度和做法是正确的，是符合东路斗争实际需要的。后来，叶飞回顾“江抗”东进时曾说道：“那时，张英是支持江抗的。”当时，张英和“江抗”部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例如：
1939年9月，“江抗”第四路晚上在夜行军混乱的情况下，政治处有十多人跟错了队，天明时发觉后找不到自己的部队。组织股的于玲是江阴县人，对地方情况比较熟悉，她就在党小组会上说：“特委机关就在附近，可去找张英。”
于是十多人走了一段路，找到了张英。只见他面目白白的，长着一脸络腮大胡子，戴着一副玳瑁架眼镜，身穿灰布长衫，斯斯文文，像个教授。他和气地接待了他们，立即亲自带他们去情报站，了解到“江抗”司令部和第四路部队的驻地。告别时，张英叮嘱他们路上要小心。
临危受命
1939年10月，“江抗”奉命西撤，只留下几十个伤病员在阳澄湖地区后方医院疗养。
不久，杨浩庐奉令回到常熟东乡，向夏光、张英等人传达陈毅和叶飞的指示，要他们重建“江抗”部队，继续坚持东路抗战。他们在一个破庙里集会，研究如何贯彻上级指示，确定组建“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东路司令部”（简称“新江抗”），以夏光为司令、杨浩庐为副司令。张英后来回忆那时的情况时说：“……斗争环境变得十分艰苦。我们也下决心搞武装，夏光、李建模、杨浩庐、蔡悲鸿和我等人在东唐市庙里开会，讨论了组织部队的工作。会上确定成立‘新江抗’，还分析了东路地区的形势和统战工作，研究了对国民党江苏省保安第四团王士兰部队的争取工作。”对于这次会议，杨浩庐后来曾赋诗怀念，题为《回忆江抗东路部队事》：“古寺当年一夕谈，临危受命勇承担。轻骑数十撑危局，日夜孤军斗敌顽。”
张英以“临危受命勇承担”的革命气概，积极领导地方党组织，发动群众，从各方面给“新江抗”部队以援助，坚守住苏常太这块阵地，为尔后谭震林东来，再次打开东路抗战局面，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他再次为东路抗战事业做出了贡献。
1940年4月，新四军第三支队副司令员谭震林，奉命从皖南来到东路。他高瞻远瞩地分析了东路抗战形势和发展前途，响亮地提出：制定和公布中国共产党关于坚持东路抗战的纲领，在统一战线中公开直布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壮大进步力量，团结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江抗”争取迅速发展50个连，作为坚持东路抗战的骨干。改“江抗东路司令部”为“江南抗日救国军东路指挥部”（仍简称“江抗”），率领现有部队从常熟出发，分别向西发展，恢复苏常太、青昆嘉、澄锡虞地区，并与丹（阳）北、武（进）北和浦（黄浦江）东地区联系起来，建设抗日根据地。他的革命胆略和明确的规划，大大鼓舞了“江抗”部队和地方党组织的信心，看到了将来大发展的美好前景。
这时，特委个别负责人对谭震林这一套看不惯，总想不通，仍坚持其依靠地方党以秘密工作方式发动组织群众，以隐蔽方式进行武装工作的做法，他的主张与谭震林的筹划大相径庭。何去何从，对于东路抗战的发展和我党我军力量的壮大至关重要。
在这关键时刻，张英又作出了正确选择。他坚决支持谭震林的主张，积极为迅速开展东路抗战而努力。后来，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决定将东路地方党的工作交给谭震林负责领导，中共江苏省委派人到东路向谭移交。为此，谭震林在常熟东塘市召开了会议，对地方工作进一步作了部署，改组路东特委为东路特委，以张英为书记。张英后来回忆说：“我个人认为这是一次重要会议。在这次会议以后，东路地区的武装斗争、群众工作、政权建设等，才能有这样大的发展。”
此后，在谭震林的领导下，张英更加积极发挥他的聪明才智和斗争经验，工作更有成效。地方党组织的建设，群众的发动和组织，民政、财经、文教等工作，都得到长足发展，给日益壮大的“江抗”部队以大量人力、财力、物资、粮食的援助，特委领导范围也扩大到自江阴到苏州一线以东的整个东路地区。张英本人心情也很兴奋，他曾说道：“1940年可以说是我们的黄金时代。”
1941年皖南事变后，遵照中共中央军委的命令，苏南地区新四军部队改编为新四军第六师，谭震林任师长兼政委，并担负第六师军政委员会书记和江南区党委书记，统一领导苏南地区党政军的全盘工作。谭震林号召，坚持发展苏南抗战，抓紧大好时机，大刀阔斧地公开建设各级抗日民主政权，广泛发动群众，建立工农青妇各界抗日群众团体，壮大新四军主力，建立和发展地方武装，进一步开展财经、文教等工作，加强抗日民主根据地建设。
谭震林的号召，既鼓舞着特委领导人，也在他们肩上压下了重担，于是张英更忙了，他充实了特委机关，加强了领导力量，紧张地部署党的建设、政权和群众团体建设等各方面的工作。他既要召开各种会议，又要去各地巡视、检查工作，进行调查研究，与干部、群众交谈。风尘仆仆，夜以继日，少有闲暇。他的工作，得到谭震林的好评。谭震林曾说过，张英“有魄力、打得开、抓得紧”。在民主建政高潮期间，谭震林指示政治部发出通知，要各部队派出民运工作队、组，由得力干部率领，在地方党委领导下，按特委部署，共同进行根据地建设工作。这对特委和张英的工作，无疑是很大的支持。皖南事变后，张英奉命担任第六师第十八旅政治部主任。但他日常工作仍在特委，很少到政治部去。
1941年6月下旬，敌伪即将对东路实施残酷的“清乡”。为了加强反“清乡”斗争的领导，张英再一次“临危受命”，带领少数部队到常熟地区组织反“清乡”斗争委员会，他奉命担任书记。7月1日，敌伪开始“清乡”。日军和伪军加特务警察共约1800人，超过张英率领的部队兵力近三倍。敌伪所到之处，占领集镇和村庄，封锁道路、河道、桥梁，在“清乡”区边缘构筑竹篱，分段派兵据守，反复梳篦“清剿”，汽车、汽艇往返巡查，一时势如泰山压顶，情况顿时严重恶化。张英率部在“清乡”圈内坚持艰苦卓绝的斗争，四处出击，打得敌人胆战心惊。一个月后，他奉令率领一部分干部、战士，分路突围北撤。
在坚持东路地区艰苦斗争期间，张英仍然非常重视宣传、舆论工作，他在百忙中先后为《江南》杂志、《大众报》撰写了10余篇社论、专论和文章，以张英、凡星、臬荒的笔名，在这两个报刊上发表，揭露伪、蒋顽固派搞分裂，破坏“江抗”坚持抗日的罪行，宣传我党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宣传“江抗”艰苦奋斗、不怕流血牺牲的革命精神，起到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瓦解敌人，消灭敌人”的作用。
1942年底，第十八旅奉命转移北渡长江，张英改任旅主力第五十二团政治委员，率部渡江向江都、高邮、宝应地区进军。
战斗在高邮
高邮地处里下河水网地区，西与安徽省天长县交界，东与兴化县接壤，南连江都县，北连宝应县。全县人口50万，面积1900多平方公里，地势低洼，东有大片芦苇荡，南有绿萍湖，西是广阔的高邮湖，境内河网交错，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素称“鱼米之乡”。高邮县城又是运河要道，四周城墙坚固，扼守南北水陆交通。是扬州连接两淮的咽喉要道，历来系兵家必争之地。
1939年10月2日，日军进攻高邮县城，在这里驻防的国民党军队闻风而逃，高邮城随即沦入敌手。高邮人民看清了国民党军队的反动本质，迫切希望共产党、新四军早日前来把他们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
1943年春节，张英率部带着党的重托和人民的期望来到高邮。此时，高邮县共七个区，配有区委书记和区长。张英到达高邮之时，正是日伪军“扫荡”之后，干部和群众的思想情绪低落，加上还有地主封建武装组织“联庄会”的威胁，开展工作非常困难。
为了迅速打开局面，把群众发动起来，张英首先深入到中心区周家巷、马奔庄一带，发展民兵武装，并组织力量打掉了“联庄会”，迅速振奋了人们的土气。接着，在七区三垛、王营一带也打开了工作的局面。张英在高邮工作期间，主要抓了下列工作：
一是加强党的建设，发展党的组织。原来高邮的基层党组织不够健全，一个区只有一两个支部，一个支部只有两三个党员。1943年和1944年，在高邮县党组织的努力下，大力发展新党员，并以乡为单位，建立党支部，一个区最少建立三五个支部，最多的一个区建立七八个支部，有的支部党员多达二三十人。1943年秋在控制的38个乡均建立了党支部，1944年乡党支部发展到了70多个，发展党员3000余人，全县90个乡都建立了党支部。由于党组织的扩大，充分发挥了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减租减息等各项工作搞得火热，全县的武装力量越来越大。上级要求扩军1500人，由于党员带头，群众工作做得好，许多人踊跃报名，出现了父送子、妹送哥、妻送郎上战场的生动场面，全县共有2512名青年报名参军，其中党员占10％，经审查批准有2090名参加了部队，超额完成了任务。不但送了一部分去主力部队，还建起了高邮团，各区也有了区中队。
二是成立参政会，扩大抗日统一战线。张英担任县委书记后，为了搞好县里以抗日为中心的各项工作，必须抓好建设民主政治，扩大抗日统一战线，进一步团结各界士绅，以充分发挥他们在抗战中的作用。
1943年5月25日至28日，县政府在四区温家庄召开行政扩大会议，实际上是一次规模较大的统战会议，是该县民主建政的开端。到会代表238人，军政列席代表60人，正式代表中，地主、开明士绅代表占15％，教师代表占10％，乡干部占20％，农抗会代表占20％，其他占10％。在主席团九名成员中，党政人员三人，农抗会代表一人，进步士绅一人，中间势力代表四人，体现了“三三制”的原则。会上，谷惠宇专员和县长杨浩庐分别作了时事报告和政府工作报告，与会代表经过热烈讨论，沟通思想，解疑释惑，增强了团结抗战必胜的信心和力量。
1944年1月11日，县里召开参政会筹备委员会成立会议，张英在会上作了民主建设的报告，会议组成了13人的筹备委员会，选举开明士绅吴襄哉为主任，县政府秘书刘光白为副主任，高邮团宣教股长顾敏为秘书长，会议发表了《县参政会筹备会宣言》。同年5月1日至5日，又在四区温家庄召开了县参政会成立大会，各阶层参政负122人出席了大会。大会主要议程：县长李逖作了两年来施政工作报告，并请参政员对政府工作提出批评、建议；参政员提出质询60余件，由县政府—一作了答复；讨论提案200余件，主要是乡选举和减租减息等问题，在广泛讨论的基础上，通过议案100余件；选举吴襄哉任参政会议长，方农高、张英为副议长。这次大会充满了民主、团结的气氛，参政员各抒己见，为抗战献计献策。
参政会成立后，许多地主、土绅加入了统一战线行列，部分居住在敌占区的地主士绅也在我党统战政策的感召下，进入抗日根据地，各界士绅在县参政会的领导下，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力出力，积极支持抗战。
随着党组织的发展壮大、统一战线的扩大，各项方针、政策得以贯彻落实，高邮县的抗日武装力量也随着不断增强。从1943年开始，县独立团和民兵在主力部队的配合下，积极开展反“扫荡”、反伪化、反“蚕食”等斗争。他们采取聚兵伏击、分兵阻击、集中围歼、分散游击以及其他灵活机动的方式不断打击日伪军，不断削弱敌人的兵力，攻克敌人的据点，收复失地，直至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在高邮期间，张英领导县独立团和民兵配合主力部队进行了大小数十次战斗。主要战斗有：奔袭北赦、攻克永安、（土+充）鳝伏击、藏铁庄战斗、沙沟战役、三垛河伏击战等。其中以三垛河伏击战战果最为辉煌。
1944年底，敌趁我苏中主力南下开辟浙东根据地之机，急调日军一个旅团和伪军孙良诚第四十二师由华北南下，企图伪化我苏中地区。
1945年4月21日，我苏中第一军分区获悉伪苏北绥靖公署马佑铭特务第二团将由宝应县城调防高邮与兴化交界处的河口、老阁、周庄一线。经请示苏中军区批准，决定在马团调防途中予以伏击。经过周密部署，我参战部队第五十二团、三分区特五团、一分区特务营和高邮江都两独立团，在一分区和张英的统一指挥下，于27日拂晓前预伏在高邮境内的三垛河、新庄至野徐庄一段，布下了一个长约七华里的“口袋阵”，28日下午四点多钟，当马佑铭团在日军山本旅团长谷川大队两个中队、西垣大队一个小队和伪第八十七团三营的护送下，进入我伏击圈后，即遭我埋伏部队四面夹击，经过两个多小时短兵相接的激战，共歼敌2000多人，其中击毙日军240多人、伪军900多人，俘日军七人、伪军958人。日军山本顾问、伪少将团长马佑铭、中校副团长韩永恩都成了俘虏。高邮人民获悉，个个奔走相告，欢欣鼓舞。
纵横驰骋
抗战胜利后，张英相继担任师政治部主任、师政治委员，先后参加了著名的苏中七战七捷战斗，继而转战山东，参加胶东保卫战、胶济路中段春季攻势、解放兖州、解放济南战役和淮海战役，投入了歼灭黄百韬、黄维兵团的战斗，随后率部横渡长江，追歼逃敌，解放上海，直到进军东南，解放福州、厦门、漳州等城。这期间，张英以大量的精力花在如何配合战斗、行军，做好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保证各个战役的顺利进行。
1947年冬至1948年春，我军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在进行土改和整党的同时，开展了以新式整军为主要内容的建军工作，从政治、思想、组织、军事上全面加强军队建设。张英时任三野广纵第十七师政治部主任兼党委委员，他牢记毛泽东关于“党指挥枪”的教导，紧紧把握这场新式整军运动的方向，把党的建设放在第一位。
为了加强党支部建设，充分发挥连队党支部的核心领导作用，密切党与群众的联系，张英提议要求全师连队各支部把共产党员的标准和党员名单公布于众。在动员党员对照党员标准在群众中认真检查自己的同时，发动群众广泛提意见，帮助党员改进思想作风。接着改选党支部，研究改进支部工作的措施，健全集体领导制度，并吸收一批工农出身的优秀分子入党，增加了党的新鲜血液。在查阶级成分和整顿思想作风，整顿党的队伍的基础上，调整了干部战士中的工农骨干力量，提拔了一批工农出身的优秀战士担任基层干部，严肃地处理了极少数混进我军的阶级异己分子和其他坏分子，整顿了组织，纯洁了部队。
通过新式整军运动，全师的军政素质有了大大提高，全体干部战士深刻领会了“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思想，掀起了群众性的练兵热潮。不久，投入了解放山东兖州的战役。
兖州战役是第十七师在新式整军运动后首次参加的较大规模的攻坚战。战前，张英亲自带领政工人员深入部队从上到下、从党内到党外普遍地进行了战斗动员，使大家认识到解放兖州的意义，提高了觉悟，激发了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解除了怕城墙高、敌工事坚固，怕水怕电网等思想顾虑，树立了不怕困难、不怕牺牲、坚决完成战斗任务的信心。由于政治思想工作深入人心，战斗打响后，部队很快就以压倒一切的英雄气概，克服种种困难，战胜了武器装备较强、工事坚固的敌人。如第—一二团七连在架桥不成，要涉水过护城河登城时，干部战士在生动有力的政治工作鼓舞下，勇猛攻城，仅15分钟就登上了城顶，并多次打退了敌人的反攻，巩固和扩大了突破口，为后续部队开辟了道路。
在以后进行的济南战役中，张英更是把强有力的政治工作贯穿到战斗之中。除了必要的战前动员，他还根据战役的发展情况，采取多种形式，大力开展火线政治工作，不间断地进行战场鼓动。特别是战斗最激烈的时刻，他规定各级政工人员必须到现场进行火线鼓动。政治工作的无形威力化作了巨大的物质力量，党员干部英勇顽强，带头登城突破，并带领部队多次打退敌人的反冲击，巩固扩大突破口后，迅猛向纵深发展，大量地歼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在商埠战斗中，齐鲁大学守敌连续七次向第—一三、—一四团反扑，广大指战员以与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打退了敌人的进攻，保证了战斗的顺利发展。第—一三团侦通连电话班，在城内巷战最激烈的时刻，一夜电话线被打断20多次，全班九人有八人负伤，但坚持轻伤不下火线，胜利完成任务，保证了指挥通讯的畅通。
为了打倒国民党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张英和师长徐体山奉命率领第十七师指战员于1949年8月踏上了进军东南的征途。部队沿着山区羊肠小道前讲，山路险峻，骡马难以通行，加之长途行军体力消耗较大．而且生活条件艰苦，气候不适应，因此在行军途中许多人患上了疟疾、痢疾等疾病，中暑、夜盲症也不断出现。在这种情况下，张英和政工干部一起，边行军边做思想政治工作，不断鼓舞土气，终于克服了种种困难，和兄弟部队一道，直捣福州，歼灭了伪福州绥靖公署独五十七师及第一○三军、二十五军、九十六军各一部共4600余人，解放了福州。
解放战争时期，张英率部转战江苏、山东、安徽、上海、浙江、江西、福建七个省市，出色地完成了历次战斗任务，计参加大小战斗50余次，全师歼敌6万余人，其中毙伤2万余人，俘敌4万余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形势的发展和需要，张英于1950年3月奉调中央军委二部武官训练班学习，是年10月调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瑞士大使馆武官。1957年，张英又奉命回国，入军事学院基本系学习，1960年9月调总参情报部任副部长。1961年8月，张英被授予少将军衔，1964年7月又调南京外语学院兼任院长，1975年5月调总参情报部任顾问。
1982年8月，张英被批准离职休养。1984年6月14日，张英病故，终年70岁。
本站内图片、文章未经允许不得转载、复制。
如涉及作品内容、版权和其它问题，请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删除内容！
教学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