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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绍武

发布时间:2021-03-08 浏览量:972 来源:八桂将军风云录
    卢绍武,又名卢焕光、陆耀武。他先后参加过北伐战争、百色起义和红七军的“小长征”、中央红军的战略大转移、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相继担任了国民革命军第七军的班长、红七军的团参谋长、红三军团第五师的团参谋长、红三军团第四师的团参谋长、红二十五军的团参谋长、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参谋长、冀鲁豫军区参谋长、第四野战军十三兵团第三十八军副军长及广西军区参谋长、司令员等职务,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他身经百战,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被迫当兵

    1906年9月13日,卢绍武出生在广西武鸣县马头区三合屯的一个壮族贫穷农家。他自出娘胎,家里就一贫如洗,完完全全是上无片瓦,确确实实是下无插针之地,不仅无田无地,就是全家挤住的破草房也是向同族兄弟借的。其祖父母和父母亲,历来都是租种地主、富农的土地,或常年给地主打长工、帮短工,终年起五更睡半夜,累死累活,连粥水也难以吃饱。

    1913年夏秋,武鸣一带遭遇大旱灾,卢绍武全家被迫逃难到武鸣的双定乡白山村。其父母亲和哥哥租种梁姓地主的田地,七岁的卢绍武便给地主放牛。因田地贫瘠收成不好,加上连年灾荒,尽管父母亲和哥哥勤劳耕种,仍然交不清地主的租谷,地主便将租田收了回去。

    1916年,卢绍武一家实在走投无路,其父母被迫狠心将十岁的卢绍武卖给了该县姓陆的地主。

    卢绍武到了陆家,而姓陆的又没有子女,见卢绍武勤快、诚实,决定认他为陆家后裔,并送他入村里私塾读书,但放学后必须去放牛、砍柴、做家务。

    第二年,卢绍武的母亲由于操劳过度病倒了,家里无钱医治,父亲无奈之下,又忍痛把他的弟弟卖给了人家,换来一些钱粮给他母亲治病。不久,母亲去世,家里负债越来越重。为了还债,卢绍武的妹妹又被迫卖给地主家当童养媳。这时,全家六口仅剩下了父亲和哥哥,他们为了寻找活路,各自流落他乡,替地主打长工、帮短工。家庭的灾难和旧社会的黑暗,在少年的卢绍武心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卢绍武读了三年私塾后,就停学在陆家放牛、砍柴、种地。他虽然被认为是陆家的后裔,但受到同族叔伯的嫉妒和歧视。至1924年,卢绍武18岁时,陆家两个同族兄弟与岽礼屯的一个亲戚相串通,逼骗卢绍武牵走陆家两头大水牛到双定圩卖了200东毫,并将钱抢走,卢绍武不敢再回陆家,便逃到武鸣甘圩投入广西边防军陆福祥部下当差兵。其排长嫌他侍候不周到,经常对他打骂或罚跪,他忍受不了反动军官的虐待,三个月后偷偷跑回白山村找父亲和哥哥。父亲只得把他送回陆家。卢绍武回到陆家,便被陆地主关起门来毒打了一顿。

    卢绍武在陆家勉强住了几个月,原来骗他卖牛的陆家同族的几兄弟又生歹心,不仅偷走了他的衣服、蚊帐,而且密谋要把他毒死,以便将来独占陆家的财产。幸得好友给他报讯,他才捡得一条命,便同好友陆荣辉等人一起逃到双定圩,找到国民革命军第七军新兵招募处,报名当了兵。

    当兵后,卢绍武立即参加北伐战争。1926年5月,他随新兵团经南宁、桂林、全州进到湖南永州城。在永州,他被补入国民革命军第七军三师十四团二营六连第二排当二等兵。同年8月,他随该部配合叶挺独立团参加了攻打汀泗桥、贺胜桥的战斗。接着,该部东进支援江西友军作战,连战皆捷。在江西箬溪,第七军以大迂回战术,一举歼灭北洋军阀孙传芳的主力谢鸿勋部2万多人。继而乘胜攻占德安县城,并由江西向安徽推进,从九江直攻当涂县,再折回芜湖,渡江向西经合肥、风台,进到山东、徐州台儿庄,敌人纷纷溃败投降,1928年回师武汉驻扎。在各次战斗中,虽然卢绍武表现得很勇敢、顽强,平时又能吃苦耐劳,但得不到重用和提拔,只是在武汉大练兵之后,才被提为上等兵。

    投身革命

    1929年春,蒋桂战争爆发,担任第四集团军第三路总指挥的桂军将领李明瑞,在武汉前线突然宣布倒戈,蒋桂战争遂以桂系军阀的失败而告终。

    同年5月,李明瑞率两个师从武汉取道上海、广东回广西,讨伐桂系军阀残部。卢绍武在武汉被编入第七十五师四团六连担任下士班长,后随部回师广西。

    俞作柏、李明瑞主政广西后,非常注重军队的建设。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帮助下,在南宁开办了以培训初级军官为目标的广西教导总队,由中共党员张云逸兼任副总队长。7月,卢绍武被选送到该教导总队当学兵,被编在第三连,任中士班长。

    在教导总队里,卢绍武耳闻目睹了许多的新鲜事。张副总队长和担任政治教官、政治指导员的李朴、余惠、袁任远、陈漫远、邓逸凡等中共党员,经常给他讲实行官兵一律平等,取消军官对士兵打骂的革命道理;李朴、陈漫远、袁任远等军官经常找他谈心、征求意见;还成立了学兵委员会,开展学兵民主、娱乐活动等等。卢绍武心里感到很愉快,学习很刻苦、用功。他虽然对一些政治理论还听得不很明白,但他毕竟开始懂得了这样一个道理:工人和农民只有团结起来,推翻反动统治阶级,走俄国人的道路,才能真正出头、翻身。

    10月上旬,俞作柏、李明瑞出兵反蒋失败。消息传到南宁,立即引起极大的骚动。一天晚上,教导总队中一些没有改造好的军官趁机进行造谣破坏,煽动学员离开教导总队去投蒋。教导队中的中共党员,挺身而出,发动广大学员对反动分子进行斗争,揭露他们的投蒋反动本质,指出光明的革命前途。张云逸连夜赶到教导总队,平息了骚乱。卢绍武坚决地站在革命一边,表示跟共产党继续干革命。

    敌人已逼近南宁,在形势突变的关键时刻,领导广西革命斗争的中共中央代表邓小平当机立断,立即率领我党在南宁掌握的广西警备第四、五大队和教导总队,向左右江地区挺进。卢绍武随教导总队向右江地区进发。他奉命与其他八位同志,沿着右江押运弹药、枪炮。

    抵达百色镇后,部队进行整顿编队,原广西教导总队编为广西警备第四大队教导营,卢绍武担任教导营上士班长。

    10月底,卢绍武跟教导营乘小汽船从百色开往田阳县那坡镇,开始说是外出演习,上船后,才宣布去攻打反动的广西警备第三大队。他们上岸后,在张云逸指挥下,首先攻下了有一个连敌人驻守的岸边破庙,接着包围街道守敌。敌见炮火猛烈,纷纷向田阳方向逃窜。教导营紧紧追击,在当地农民武装的配合下,将敌缴械。在这次战斗中,卢绍武打得狠,冲得快,表现出了一名革命战士的英勇顽强精神。

    回到百色后,教导营的党组织派党员干部王展、李朴找他谈话,先表扬他在南宁反动分子制造骚乱时的鲜明革命立场和最近在战斗中的英勇表现,接着对他进行党的性质和奋斗目标的教育。卢绍武听后非常高兴,知道这是党组织对他的关怀和培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带领广大工农群众翻身解放、谋幸福的无产阶级政党,因此他激动地对王展、李朴说:“我早就想加入共产党组织,共产党走到哪里,我跟到哪里,共产党的前途就是我的前途。将来就是被敌人杀头,我也不怕!”以后党组织又派袁任远、陈漫远等干部对他进行谈话教育,进一步提高他对党的认识。1929年11月,卢绍武由张云逸、李朴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经受磨炼

    1929年12月11日,中国红军第七军在百色起义中诞生。邓小平担任中共红七军前委书记兼政委,张云逸任军长,下辖三个纵队。卢绍武被派到东兰县担任第三纵队一营一连副排长兼军事教官,后又担任该连排长、副连长。

    第三纵队是由韦拔群领导的东兰、凤山等县农民自卫军改编而成的,他们虽然经受了多年农民武装斗争的锻炼,但尚未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卢绍武从百色来到东兰县武篆的第三纵队部所在地后,积极协助纵队长韦拔群,认真搞好军事训练,使战士们军事技术提高很快。

    由于东兰、凤山一带比较贫瘠,第三纵队粮饷经常发生困难。虽然红七军布告写有“红军月饷20元”,其他纵队也领到了第一个月的薪饷,但第三纵队无法发给,有些战士怀疑卢绍武贪污,卢绍武耐心向大家解释,要求大家想办法克服困难,并同战士们一起上山挖野菜、吃野菜。

    为了扩大部队,卢绍武曾被派到东兰县劳动小学招兵。他热情地宣传红军的政治主张和宗旨,讲明红军是工人、农民的队伍,结果该校在县委、县苏维埃政府领导和学校校长白汉云的支持、协助下,共有几十人报名参加红军。

    与此同时,他率领红军战士积极肃清各地的反动武装,保卫和巩固根据地。还配合第一、二纵队,参加了隆安、亭泗等战斗。

    1930年秋,卢绍武与第一营的红军干部战士,到东兰县北面与天峨县接壤的吾隘,消灭了该地民团武装后,接到了纵队部的命令:率队到河池县集中待命。

    11月初,卢绍武率部随第三纵队抵达河池集中。

    在河池,卢绍武参加了军部召开的党员干部会议,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给红七军的指令:攻打柳州、桂林、广州,完成南中国的革命任务。当时,卢绍武同其他干部战士一样,对根据地怀有深厚的留恋之情,但他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表示坚决服从和执行党中央的命令。

    红七军在河池整编誓师后,便踏上了艰苦卓绝的北上征途。卢绍武被骗到红十九师五十六团担任第一连连长。

    离开河池后,红七军在罗城县四把圩遭到敌人截击。由于敌众我寡,加上地形对红军不利,虽然战士们打得很英勇,但无法通过隘口,只好撤出战斗,转向三防。在三防稍作休整后,继续向长安进发。由于长安城坚敌众,红七军攻打四昼夜仍未攻克,便撤往桂黔边。卢绍武所率第一连,经过几次战斗,伤亡达20多人。

    队伍在崇山峻岭中沿着崎岖的羊肠小道,从贵州的福禄镇向广西的古宜前进。他们翻越了一山又一山,来到瑶山的“猫鼻梁”时,见山上只有一条挂在陡壁峭岩上的羊肠小道,当地俗语说:“人要过瑶山,就得碰鼻梁”。卢绍武率领该连战士们,不顾饥饿口渴和精疲力竭,以坚强的革命意志越过了这一险崖陡坡。他的脚有几次发软、发抖,但想到自己身上担负的革命使命和责任,浑身就增添了战胜困难的力量。

    红七军的健儿翻过苗山后,经湖南边境的绥宁县,来到湘西重镇的武岗县城下。眼看冬天来临,湖南的山地已开始给上一层薄冰,红七军前委为了解决部队的被服和弹药、军饷问题,决定攻打武岗县城。但该县城城高墙厚,城外南关又环绕着一条不能徒涉的护城河,敌人死守待援。红军架好浮桥后,向县城发起攻击。卢绍武率领一连与其他连战士们一起,披着湿棉被或麻包,架上竹云梯,冒着密集弹雨,强行猛攻。由于敌人居高临下,火力密集,红七军伤亡很大。卢绍武的枪托也被打断,幸而身体没有受伤。

    由于敌人增调了大量的援军,红七军为防被敌人包围,被迫撤出战斗。这时,已是寒冬。途中大雪纷飞,寒风呼啸,卢绍武同其他战士一样,赤着双脚,身上只穿着从广西出发时的单衣短裤,有时衣服被雪水湿透,经北风一刮,冷得全身刺痛。但卢绍武作为一名干部党员,置个人寒冷于不顾,他像大哥一样,关心着年纪较小的同志,扶着他们爬山,或帮背行李,鼓励大家互相关心,互相帮助,战胜一切艰难险阻。

    1931年2月初,红七军从湘桂边转战到广东乳源县梅花村。敌人四个团突然紧追而来,并抢占了山口的一个制高点。激战中,卢绍武身先士卒,冲锋在前,连续打退了敌人的多次冲锋。子弹打光了,他便率战士们与敌人展开肉搏。战场上烟尘滚滚,杀声震天,血流成河,双方都有很大伤亡,卢绍武所率的第一连仅剩下50多人。梅花村战斗结束后,红七军向乐昌方向前进,拟北上江西,与中央红军会师。但在抢渡乐昌河时,红七军却被敌人截击分为两部:大部分由邓小平、李明瑞率领渡过了河;少部分未能过河的部队由军长张云逸率领。卢绍武率部渡河后,在敌人的追击下,奔跑了两天两夜,没有合过一眼,指战员们又累又饿又渴,但想到即将到达湘赣革命根据地,大家的情绪很高涨,有说有笑,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越接近中央革命根据地,卢绍武越想念张云逸军长和他率领的未过河的部队。他曾多次表示说:“只要我不死,也要设法找到他们!”

    同年3月底,卢绍武随先头部队来到湘赣苏区的永新县。不久,张云逸率领的部队也赶到永新县。失去联系一个多月的红七军两部分终于胜利会师了。卢绍武见到张军长他们,无比激动和喜悦,大家欢呼跳跃,相互拥抱、问好。军部召开了庆祝胜利会师大会,进行总结、表彰,号召全军发扬红七军的优良传统,立即投入中央苏区的反“围剿’作战。

    接着,卢绍武率领战士们先后参加了安福、茶陵、安仁等战斗,配合中央红军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反革命“围剿”。

    7月,红七军渡过赣江,经兴国县城,在于都县的桥头镇与中央红军会师,归属红三军团建制。从此,红七军成为中央红军的一部分,以“铁军”的光荣称号,纵横驰骋于赣水闽山之间,为保卫中央苏区而进行英勇的战斗。

    屡建战功

    红七军到达中央苏区后,卢绍武亲眼看到根据地实行分田分地的大好革命景象,看到中央红军的雄伟力量,看到翻身农民对红军的热爱、支援,心里兴奋极了,他进一步坚定了对革命胜利的信念。

    这时,第三次反“围剿”的序幕已经拉开,为了取得反“围剿”战争的胜利,中央红军进行了整编。卢绍武奉命担任第五十六团连长兼政治指导员。他带领该连参加了莲塘、良村、东固等战斗。在战斗中,他坚决执行毛泽东等制定的“诱敌深入”、“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战略方针,配合兄弟部队,取得了第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

    1932年1月,“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占统治地位的党中央,命令红军攻打赣州。这是一座地势险要,城墙坚固,易守难攻的较大城市。红三军团担负主攻任务,红七军负责攻打北门。敌人凭着坚固的城防工事死守。军团首长研究决定,在北门城外挖坑道,通过坑道在城墙下装炸药。当城墙炸开了一个缺口后,红七军战士们便冒着爆破的浓烟向城墙缺口冲去。可是,炸开了外墙还有内墙,战士们只得塔人梯往上强攻。敌人拼命往下射击,并不断派兵增援。由于敌人火力很猛,红七军两个梯队反复冲锋,都没有成功,部队伤亡很大。卢绍武在这次战斗中也负了伤。

    赣州战役失利以后,卢绍武随红三军团西进上犹、崇义地区。不久,国民党蒋介石对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大规模“围剿”。卢绍武率部参加了南丰、广昌、黄坡、草台岗等战斗后,被送到瑞金红军学校学习。经过三个月的学习,他的政治思想和军事理论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结业后,于1933年春被提升为第五十六团团长。同年5月,中央红军实施大整编,一律撤销军部,由小师小团整编为大师大团,红七军由于伤亡较大,全部编入红三军团五师第十三团。卢绍武任该团参谋长兼第三营营长,率部参加了两次东征作战和第五次反“围剿”作战。

    整编后,红五师被编入红军东方军,奉命东征入闽作战。红十三团在彭德怀司令员、寻淮洲师长、李天佑团长等率领下,如同一把利剑,勇猛刺向闽西、闽中和闽北。

    7月初,红五师第十四、十五团围攻泉上土堡,红十三团奉命东进归化,歼灭守敌一个营,解放归化县城。7月19日,红十三团奉命回师泉上,与红十四、十五团对土堡守敌发起猛攻,仅经不到三小时激战就结束了战斗,毙敌300余人,俘敌900余人,缴获长短枪700余技、迫击炮两门、机枪三挺、驳壳枪60余枝及大量弹药、食盐和粮食,还缴获现洋1万余元。

    7月29日,红十三团抢占了连城南部的朋口高地,以突然袭击方式对增援连城之敌一个团实施前后夹击,一举将敌全部歼灭,并乘胜会同红四师攻占朋口和莒溪,再歼守敌一个团。

    8月1日,连城守敌仓皇逃窜永安。红军东方军全线出击,追歼逃敌一个团。

    以后,红军东方军占洋口、峡阳,围攻延平,打得敌人如同惊弓之鸟。9月17日,红十三团奉命截击增援延平之敌。次日清晨在芹山与敌预期遭遇,红十三团的指战员迅速抢占主峰后猛打猛冲,创造了在运动中以一个团的兵力歼敌一个“铁军团”、溃敌两个营的纪录。

    10月7日,红军东方军奉命回师中央革命根据地,在黎川东北的洵口与敌一个旅的三个团不预期遭遇,即先敌开火,先敌展开,继而勇猛冲击,一举歼敌两个多团,生擒敌旅长。

    11月下旬,“福建事变”发生。12月24日,中央红军再次以红三军团为主组建红军东方军,第二次入闽作战。红十三团参加攻占沙县的战斗,然后撤回归化待机。

    1934年春,红三军团奉命在头陂以南、石城以北地区担负正面防守任务,红十三团负责防守石城县半桥镇东侧的高虎垴和王立寨一线高地,该地是敌人由广昌去石城必经之路,敌人在广昌至石城沿线集中了近20个师的兵力,仅在半桥镇东西两侧就有五师之众,对高虎垴高地虎视眈眈。

    卢绍武仔细观察地形后,认为高虎垴的地势极为险要,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敌人一定会拼死争夺。他与团长黄镇、政委苏振华等反复商量后决定:三营扼守高虎垴一线;二营扼守王土寨一线;一营为预备队,配置在三营后方,并层层进行战斗动员,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物资准备。军团和团部的领导,还经常到前沿阵地,检查工事的构筑质量,严格要求加固工事,加深外壕,加密竹钉,一直修改到满意为止。

    各营的工事刚构筑好,战士们还来不及休息,敌人便开始进攻了。

    一天拂晓,敌人的十多架飞机先向高虎垴、王土寨等山头进行疯狂的轰炸、扫射,接着敌人的炮弹一个劲地向我阵地倾泻。红十三团的阵地立即陷入一片火海。敌人轰炸、炮击一个小时后,其步兵便采用密集的队形,像蚂蚁似的向三营阵地冲来,妄图夺取高虎垴主峰,威胁王土寨,掩护其主力南进。

    红十三团的指挥所设在王土寨的后山脚。卢绍武在指挥所里,不断地给各营通电话,了解前沿阵地工事受破坏和人员伤亡情况,指挥各营准备进入射击位置。有的营电话线被炸断了,他就亲临前沿阵地掌握情况,布置战斗。

    卢绍武到一营时,只见阵地上空弥漫着黄色的浓浓硝烟。狡猾的敌人,在前面发动进攻的同时,将炮火延伸,几百发炮弹同时倾落在该营阵地上,而该营是预备队,只挖了些简易的掩体,没有构筑坚固的工事,在敌猛烈的炮火下,一营还没上阵,就遭受了重大伤亡,全营仅剩下90多人。卢绍武看到这种惨况,心如刀绞。他立即命令该营乘敌人炮火前移的空隙,迅速疏散,并修补和加固工事,预防敌人再次炮击。同时,他将团直属队的勤杂人员,及时调整补充到了一营。

    敌人在一天中,先后向高虎垴阵地发起三次大规模的集团进攻。红十三团的指战员,打得英勇顽强,一次又一次打退了敌人的进攻,阻止了敌人南进。红十三团在这一天的战斗中,付出了重大的代价,全团人员仅剩下了三分之一。卢绍武亦在战斗中右足关节被敌人子弹打伤,被抬下阵地送进了医院。

    卢绍武伤愈出院后,调任红三军团教导营营长,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1934年12月,红军长征到达贵州时,卢绍武被调到红三军团四师第十二团任参谋长。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结束了王明的“左”倾错误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同年10月,中央红军在党的正确领导下,以大无畏的彻底革命精神,粉碎了敌人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征服了无数的艰难险阻,终于胜利到达陕北。卢绍武随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先后担任中央红军第一纵队作战参谋、第二十五军二二五团参谋长、第十五军团七十五师参谋长,率部参加了柳林、直罗镇等战役,并率部东渡黄河,进入山西。

    抗日岁月

    抗日战争爆发后,卢绍武随八路军挺进敌后,在冀鲁豫边区参加创建和保卫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不断粉碎日伪军的“扫荡”进攻。

    1938年初,卢绍武被调到八路军第—一五师第三四四旅任参谋长兼教导营长。1939年3月,该旅独立团、特务团和地方武装黄河支队等合编为冀鲁豫支队,卢绍武调任该支队参谋长。支队下辖五个大队,约4000多人,是冀鲁豫边区由中国共产党统一领导的一支较早的抗日武装力量,其主要任务是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壮大抗日武装,建立民主政权,配合和支援正面战场的国民党抗日部队作战。为此,该支队一成立,卢绍武便与支队司令员杨得志等一起,指挥部队奇袭驻金乡县的日军,接着又在金乡县白浮图袭击了日军的一个汽车队。同年6月,他们又连克曹县和定陶县,消灭两个县反动武装2000多人,群众见他们连打胜仗,赞扬道:“沈鸿烈(时任国民党山东省主席)的兵听见日本人的马靴响就溜,八路军却撵着日本鬼子的大汽车跑!”该支队赢得了群众的信赖,许多青年纷纷加入八路军和游击队。

    同时,卢绍武还与杨得志司令员和崔田民政委,按照党的政策,耐心地教育和争取被群众称为“土匪”、“牛毛司令”的武装队伍。其中有一个叫刘杰三的“土皇帝”,有几百人枪,经教育、争取后表示一起抗日,支队便委任他为游击司令。对此,有些同志产生了不同看法,说他有三个老婆,怎么能当八路军领导的游击司令?卢绍武听后向大家解释说:“你们是打土豪劣绅出来革命的,人家刘杰三是拉队伍占山为王的;你们是共产党员,是党教育多年的红军战士、八路军战士,是为打日本到敌后来的,人家刘杰三是我们到来之前还不知道抗日是怎么回事哩!他有三个老婆有什么要紧,带着三个老婆打日本鬼子,对刘杰三这样的人可以,可我们这些人不行!我和你们现在没有老婆,以后也只能一人一个老婆,因为我们是共产党员和八路军战士!”由于该支队讲政策,又耐心说服教育,因而当地几个绰号叫“张大脚”、“光天棍”的土皇帝都被争取过来,扩大了抗日武装力量。

    1940年春,冀鲁豫军区成立,杨得志任司令员,崔田民任政委,卢绍武任参谋长。不久,日本侵略者为了巩固和扩大占领区,派出大量兵力,实施“分进合击”、“铁壁合围”战略,对冀鲁豫边区进行极其野蛮、残酷的大“扫荡”,实行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企图消灭抗日力量。当时,在冀鲁豫边区的主力部队只有三个团,军区能掌握的地方武装也很少,要战胜大于我一二十倍的敌人,困难是空前的。中共中央军委考虑到这一点,曾发电报给该军区,征求他们的意见,是继续留在原地坚持斗争,还是撤往苏北根据地。卢绍武和军区其他领导一致表示说:这是中央对我们困难的体谅和关怀,我们决不能离开这块付出巨大代价而开辟出来的根据地,也不能离开根据地里亲如父母兄妹的人民群众。他们请求与根据地的人民群众一起,坚持斗争到底。中共中央批准了他们的请求,并指示他们将当地几支游击队改编为新三旅,加上新二旅和军区独立团,组成新的八路军冀鲁豫边区第二纵队,以迎接艰苦的战斗。卢绍武奉命担任第二纵队参谋长。

    1941年4月12日,1万多日、伪军骑兵,分五路从内黄向清丰、濮阳、浚县、滑县一带的黄泛区猛扑过来,第二纵队来不及转移,司令员杨得志与卢绍武等商量,决定由杨得志在前,崔田民居中,卢绍武殿后,率领纵队机关和部队撤到附近枣树林里隐蔽,然后根据敌人“扫荡”队伍多由各地拼凑而成的特点,抓准时机,直捣敌人的“老窝”,端炮楼,炸碉堡,拔据点,切断其交通,使其首尾不能相顾,日夜不得安宁。结果,在当地民兵和群众的配合下,打破了敌人的“合围”计划,迫使敌人提前结束了“扫荡”。

    同年7月,原冀鲁豫军区与鲁西军区合并为新的冀鲁豫军区,由杨得志任司令员,苏振华任政委,卢绍武任参谋长。不久,卢绍武因病调离。

    1942年2月,卢绍武被调回延安,进入中央党校学习,并参加了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在中央党校里,卢绍武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联系实际,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克服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思想和理论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老将雄风

    1945年5月,卢绍武在中央党校学习结业后,被调到八路军南下游击第三支队担任副司令员。为了开辟华南抗日游击战场,他立即率该支队南下,途经河南时,听到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奉命停止前进。接着,他被调回冀鲁豫军区担任第一纵队参谋长。同年10月,又被调任晋察冀军区第二野战军第一纵队参谋长,参加了以邯郸为中心的平汉战役。

    当时,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变本加厉地对华北地区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其主力放在平汉线的邯郸一带,企图控制以邯郸为中心的交通枢纽,打通平汉线,运兵抢占东北。以原冀鲁豫军区部队为主的冀鲁豫野战军第一纵队,正在邯郸一带活动,其他投入平汉战役的兄弟部队尚在开进途中,故阻止敌人抢占邯郸的任务,首先落在第一纵队身上。而该纵队刚新组成,武器装备严重不足,要抗击超过自己三倍的、装备精良的敌人,形势严峻可想而知。

    然而,卢绍武与纵队其他领导,根据中央的指示,立即从党内到党外,进行深入的战斗动员和准备,向大家讲清困难,发动群众群策群力,出主意,想办法,号召大家为保卫胜利果实而战斗。接着,果断、灵活地指挥部队,出其不意地奔袭敌人的先头部队,千方百计地迟滞敌人的行动。当敌人依仗其兵力和武器的优势,不惜一切代价,突破距邯郸仅有十几里地的崔曲村时,卢绍武与纵队其他领导一起,立即组织主攻部队,向崔曲村一带的敌人发动反击,经过三个多小时恶战,夺回崔曲村,阻击了三个军的敌人对邯郸的进犯,配合兄弟部队取得了平汉战役的胜利。

    平汉战役后,卢绍武随第一纵队由冀鲁豫转到晋察冀地区工作。不久,他的伤口复发,加上患了支气管炎、肠胃炎等疾病,于1947年11月,被送到河北省唐县白求恩总医院治伤养病。

    人民解放战争,以摧枯拉朽之势向前发展。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向尚未解放的地区发动空前规模的大进军。同年10月,卢绍武的身体刚恢复健康,便被任命为第四野战军十三兵团第三十八军副军长,立即率师南下。10月中下旬,该军在湖南衡宝地区,与其他兄弟部队一起,歼灭了国民党桂军四个主力师。11月6日,又发起广西战役。卢绍武想到即将打回阔别20年的广西,想到自己能参加解放家乡的战斗而感到自豪和激动。他率该军随着浩浩荡荡的南下大军,由湖南的安江,直插贵州的榕江,折入广西,对逃入广西的白崇禧集团实行大迂回大包围。该军担任西路作战任务,与桂西游击队会合后,攻克了百色、隆安等地。接着,与其他部队和地方游击队一起,穷追猛打,仅一个多月时间,便解放了广西全境。

    广西解放后,卢绍武一直留在广西工作,先后担任武鸣地委书记、武鸣专署专员、武鸣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广西省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司令员、南宁警备区司令员、中共广西省委常委、广西区党委常委、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兼自治区体委主任、第四届广西政协副主席等职。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七、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和第一、二、三、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卢绍武不仅对肃清广西的土匪、加强民兵建设、政权建设、统战工作以及发展广西体育事业等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而且对党史工作和革命传统教育也非常关心和重视。1978年6月2日至17日,自治区革命烈士史料编纂办公室召开在南宁的红七军老干部座谈会,回忆、总结广西革命斗争历史经验。当时,卢绍武因患病在广西医学院附属医院就医,他说服了医生,每天带着氧气瓶,坚持参加座谈会,并连续几天在会上发言。可是,会议结束后不到一个月,他因病治疗无效,于同年7月14日在南宁逝世,享年7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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