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天佑

    李天佑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杰出将领，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一生转战中国东西南北，被广大指战员誉称为“战将”，为祖国和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伍修权曾高度称赞他“每战必身先士卒，冲锋在前，专打恶仗硬仗，多次在危急关头扭转战场形势，夺得战斗胜利”，“真是党的好干部，人民的好战士”。就是一向孤傲、从不轻易称赞别人的林彪，也不得不说他“能打仗”。

    苦娃从军

    1914年1月8日，李天佑出生在广西临桂县六塘圩小江高陂案的一户贫苦农家。父亲李燕川，读过几年私塾，早年在桂系的地方部队里当文书，失业后在家劳动，逢年过节常给乡亲们写对联。母亲能氏，为人忠厚俭朴，勤于耕织，是一位心地善良，颇受乡亲们敬重的农家妇女。李天佑上有两个姐姐，下有两个弟弟。全家七口人，挤住在一间用杉树皮盖的屋子里，靠租种地主的一亩薄田和卖草席勉强度日。

    李天佑的童年，与其说是生活，倒不如说是在苦海中挣扎、煎熬。因家境贫寒，他很小就开始劳动，除五六岁时父亲送他读了两年私塾外，白天一直跟着母亲上山砍柴、割草、挖野菜，晚上与父母亲一起编草席。1925年，桂林大旱，俄殍载途，满目凄凉，11岁的李天佑被迫背着草席翻山越岭去几十里外赶圩卖席，由于穷人多富人少，卖席的多买席的少，偶尔卖出一二张席，也只能换上二三斤米，等米下锅的一家老小，常常少米或无米而以野菜充饥。

    次年，大灾荒持续。为了活命，李天佑全家被迫搬到山高林密的龙胜县金竹坳，以砍柴烧炭、卖柴卖炭和挖野菜维持生计。

    1927年春，金竹坳灾民骤增，饥饿大大威胁李天佑全家。李燕川无奈之下，狠心将二儿天保卖给一家富户，为此熊氏极其悲伤甚至昏倒。为了解除母亲的悲伤，13岁的李天佑步行60多里山路摸黑将天保“偷”回家。次日，李燕川带着全家离开金竹坳逃往桂林，借住在一位同乡老太太家，在老太太的资助下，以卖豆腐和削扁担糊口。

    桂林山水甲天下，她山秀水清，洞奇石美。然而，李天佑哪有游山逛水的闲情逸致，他每天白天不是和母亲一起肩挑豆腐担子或扁担沿街叫卖，就是单独一人到城外割柴草挑到街上去卖，晚上还要和父母亲一起削扁担、磨豆腐，就是如此劳累，全家仍不得温饱。大弟天保由于饥寒交迫，疾病缠身无钱医治而夭折，全家伤心哭成一团，好不凄惨。

    1928年，广西又是大灾之年，全省“赤地千里”，桂北“竹木花果均枯，杂粮无收”。桂林城外不说，城内乞丐满街，大街屋檐下常见饿死者的尸体。李天佑一家自然难熬。李天佑的大姐早已出嫁；二姐16岁，脸色蜡黄，被送给水上人家，换得了一丁点彩礼，从此沓无音讯，李天佑在漓江两岸多方打听毫无消息；小弟年幼，饿得整天哇哇直叫；父母悲伤愁肠，常常伤心得泪如雨下。李天佑为减轻父母亲的负担，去了市内的一家米粉店当了学徒，挑水扫地，洗碗刷碟，搬柴烧火，早起晚睡，每天腰酸腿痛，肩肿脑胀，还要挨骂受辱，他数次忍无可忍逃走了，又被父亲无奈地送回米粉店。是年夏，他又一次离店，独个儿在桂林街上转悠，得悉北伐名将李明瑞在桂林招兵，14岁的他也挤进招兵处报了名，招兵的年轻军官见他人老实，肩平腿粗，满手厚茧，便招收了他。几天后，他随军开赴武汉接受新兵训练。临行前，他写了张字条，托人捎回家，将自己当兵的消息告知父母，以免他们担忧。以后，他随军经南京、上海、广州返回广西，驻扎桂平，沿途尽是军阀混战，百姓遭殃，饿殍遍地，一片悲惨。

    1929年春，蒋桂战争爆发，桂军前线代总指挥李明瑞，实施“先倒桂，后反蒋”的策略，突然在前线倒戈，致使桂军完全失败，继而回桂和国民党左派军人俞作柏主政广西。在此期间，李天佑吃苦耐劳，作战极为勇敢。在一天夜里、他所在的连队被敌人包围，连长听到激烈的枪声，没有顾得上穿鞋就跑出了村子，李天佑冒着生命危险摸黑将连长的马抢了出来，还把自己的鞋送给连长穿，因此深得连长的赏识，便将李天佑提为上等兵，送到南宁教导总队当了学兵。

    南宁教导总队，是在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下创办的，这里的各级负责人大多是共产党员，经常以革命道理引导学员，使大家认识了穷人应走哪条路，为谁当兵，为谁打仗。李天佑认真听课，刻苦操练，在共产党人、副总队长张云逸和共产党人、政训教员李朴的教育启发了，他逐渐懂得了要摆脱贫穷和饥饿，必须学习俄国，进行革命，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方向，才有出路。

    “小老虎连长”

    1929年9月下旬，李明瑞和俞作柏不听共产党人邓小平、张云逸等的劝告，仓促起兵反蒋，所辖三个师的师长被蒋介石收买而相继叛变，结果不战而败。

    消息传到教导总队，反动军官趁机发动叛乱，许多原来从李宗仁部队来的学兵，纷纷要求归队。针对这种情况，教导总队的共产党人，在经过紧张的准备之后，于一天夜里采取了行动。李天佑突然听到枪声，立即起床，刚走到门口就听到有人大喊：愿意干革命的站到我这一边！李天佑出身穷苦，平时又接受了共产党人的教育和影响，有一定的思想基础，他便毫不犹豫地站到了“愿意干革命”的一边。接着，许多人也站了过去。第二天，愿意走的少数人，留下枪支带上路费被欢送走了，愿意干革命的大多数人和广西警备第四大队组成了一支革命队伍，于10月下旬在邓小平、张云逸等人的带领下，水陆并进，开往左右江地区的百色和龙州。途中，李天佑经何教导员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他又被任命为机枪连排长，参加了消灭反动分子熊镐带领的广西警备第三大队的战斗，击毙大队长熊镐。这一仗，俘虏000余人，缴枪700余枝，揭开了百色起义的序幕。接着，他又参加了收缴田东和田西两县警备队、百色警察局以及民团枪枝等战斗。

    12月11日，李天佑参加了邓小平、张云逸等共产党人领导的著名的百色起义。当天，中国红军第七军宣告成立，李天佑自此成为红七军的一员，并担任军部特务连副连长。

    百色起义后，红七军主力离开百色出击敌人。隐蔽在百色西部山区的地主武装2000多人，乘百色空虚之机于百色起义一星期后的一个拂晓突然袭击百色城。红七军留守百色的只有教导营、机枪连和李天佑率领的半个特务连以及司政后机关的干部及勤杂人员，总共不到500人。敌人来势凶猛，凭借熟悉地形，不到半小时就冲入城内，杀人放火，大肆抢劫。为了保卫新生的红色政权，军部机关干部和教导营、机枪连设街垒抗击敌人；李天佑迅速集合特务连的指战员，首先冲入街道勇猛打击敌人，将敌击溃，继而抢占了城外高地，打得敌人四散逃命。激战约四小时，粉碎了敌人的进攻。

    1930年2月1日，邓小平、李明瑞、俞作豫等又在左江地区的龙州宣布起义，成立了中国红军第八军。左右江地区熊熊燃烧的工农革命烈火，立即引起桂系军阀的极大恐慌。当月，桂系三巨头之一的黄绍竑，指挥三个团又一个营4000余人，突然袭击我右江根据地门户隆安，妄图夺取百色。李天佑奉命率部投入隆安阻击战。在争夺一个制高点时，他冲锋在前，不幸脚负重伤，但坚持不下火线。激战五昼夜，终于打退了敌人的进攻。战斗结束后，李天佑被送到东兰武篆红七军野战医院医治。

    3月底，红七军为了扩大政治影响，解决部队的弹药和给养问题，决定第一、二纵队向外线游击，开辟根据地。脚伤尚未痊愈的李天佑奉命担任特务连连长，率部随李明瑞总指挥和张云逸军长参加黔桂边游击战争。4月初，部队到达贵州荔波县的板寨休整。月底，他率领特务连参加了攻打榕江县城的战斗。

    榕江是贵州军阀王家烈的后方补给地，储备着大量的作战物资，由一个副师长率军驻守。由于城高和工事坚固，火力猛烈，红七军连续数小时攻击，均未奏效。最后，李明瑞亲临阵地指挥，他分析了敌情后，下令身边的李天佑：“特务连，给我上！”年仅16岁的特务连连长李天佑接令，立即从特务连挑选出12名精悍战士组成突击队。在强大火力的掩护下，他亲自带领突击队肩扛竹梯，身带竹钉，跃出战壕，冲过敌人的火力网，然后他率先攀梯纵身跃上城头。他腿部连中三弹，血流如注，但他咬紧牙关，强忍伤痛，连续向敌人摔出数枚手榴弹，炸毁了敌人的机枪，接着他和翻上城头的突击队战士一起，同敌人展开肉搏，终于打开了突破口，保征了红七军主力攻入城内，大获全胜。这一仗毙敌500余人，俘虏600多人，缴获山炮两门、步枪op多枝、子弹10万余发、无线电台一部，以及大量军需品，并筹得军饷数万元，不仅解决了红七军的供给问题，而且扩大了红军的政治影响。

    5月，李天佑随部队回师右江，参加了收复百色、奉议、恩隆等县城的战斗。不久，蒋冯阎桂军阀混战爆发，桂系倾巢出动，拥兵入湘，企图攻占武汉，与冯玉祥、阎锡山会师中原，进攻右江根据地的敌人纷纷撤离。为适应新的形势和迎接新的战斗，红七军进行了长达三个月的整训。这期间，李天佑一面组织特务连进行军事训练和战备值勤，一面协助党代表组织干部、战士学习党的土地革命的方针、政策和法令。与此同时，他还派出干部、战士下乡开展宣传，帮助地方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参加土地改革工作。

    10月，红七军奉命北上。李天佑带领特务连随军部行动。在北上途中，部队穿越白区，他先后参加了四把遭遇战和强攻长安镇战斗。10月底，在攻打湖南省武岗县的战斗中，敌人突然增兵八个团，红七军连续攻击五昼夜未克，伤亡严重，被迫撤离时，张云逸军长下令：“特务连，给我顶住！”李天佑转身对党代表吴西说：“我带一个排掩护，你指挥其他排保护军首长转移。”便带领一个排断后，死死顶住出追的敌人，保证了军首长和军部机关安全转移。

    由于李立三“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红七军遭受了一连串的失利，到1931年1月攻下全州后，部队已减员三分之一以上。面对极端困难的处境，李天佑保持着旺盛的革命斗志，坚信革命一定能够胜利。这时，邓小平、李明瑞、张云逸等领导同志决定，红七军相机进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同红一方面军会师。部队在奔袭湖南道州、江华时，时值严冬，大雪纷飞，李天佑和他的战友们仍身着单衣、短裤，顶风冒雪，忍饥挨冻，胜利地完成了任务，并在江华没收了官僚财产，征用了大商户的布匹、棉胎，缝制了军衣、被服和鞋袜，解决了部队的御寒问题。

    1931年2月，红七军进至广东省乳源县梅花村一带，遭敌四个团的围攻。李明瑞、张云逸冷静沉着，指挥红七军与敌顽强血战，激战一日，毙伤敌1000余人，自己也伤亡700多人，干部伤亡达三分之一，因敌众我寡，为保存实力，红七军被迫撤离梅花村。在这次战斗中，连长李天佑和连党代表吴西，带领特务连，为掩护军首长和大部队冲出敌人重围，哪里危险就冲向哪里，进行了顽强的抗击。两天后，部队到达乐昌河边，正在抢渡，韶关和乐昌之敌同时扑来，红七军被截为两段。李天佑率领特务连跟随张云逸军长，掩护没有渡过河的第五十八团少数连队和机关人员，撤至乳源县瑶族聚居的山中暂时隐蔽，后由乐昌地区党的负责人谷子元带路，在坪石东南夜渡武水，进入湘南根据地。

    3月初，李天佑跟随张云逸军长带着红七军临时整编的六个连（仍称第五十八团），跋山涉水，绕道向江西前进。3月14日他们到达湘赣革命根据地的黄泥潭地区，在酃县同前来迎接的湘赣红军独立师第三团会师。不久，敌人一个团前来“围剿”，在张云逸指挥下，李天佑率领特务连首先攻占将军山，迅速将敌击溃。至今，当年湘赣苏区目击这场战斗的老人还常常说道：广西兵打仗真怪，只见李连长带着部队往前冲，听不见枪响就胜利了。接着，李天佑在吉安地区参加了永阳镇战斗，在危急时刻他率领全连插入敌阵，直抵城下，打散敌人，使被敌包围的红军部队得以解脱。永阳镇战斗胜利后，李天佑奉命将缴获的部分战利品赠送给了当地赤卫队和群众。

    4月初，李明瑞带领的红七军一部到达遂川，与张云逸率领的红七军一部会会。此后，李天佑奉命率领特务连随主力参加了安福、宜黄、莲花等战斗，配合红一方面军粉碎了国民党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在莲花战斗中，城外一个山头被敌人占领，对红军攻城部队威胁很大，红军多次向山头发动攻击，都未能攻下。这时，李天信奉命率领特务连再次向山头的敌人发动攻击，他一手举驳壳枪，一手执大刀，指挥全连冒着敌人的炮火向山头勇猛冲击，不到一小时就打垮了敌人，攻占了山头。以后李天佑又率领特务连参加了收复攸县、安仁、遂川等战斗。7月，李天佑随红七军到达江西兴国县，稍事休整，移师于都桥头镇，补充了人员和武器，将原来的两个团扩编为第十九、二十两个师，划归红三军团建制，从此成为中央红军的重要组成部分。

    红七军从1930年10月到1931年7月，在邓小平、李明瑞、张云逸等率领下，经桂、黔、粤、湘、赣五省边境，历时十个月，行程1．2万余里，大小战斗100余次，实现了北上中央革命根据地同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的计划。在整个北上途中，李天佑带领特务连，始终跟随军首长，不仅圆满完成了保卫军部首长和领导机关安全的任务，而且多次在危急关头带领全连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夺取胜利，掩护部队脱离险境，因而红七军的许多同志都称年轻的李天佑是能打仗的“小老虎连长”。

    虎胆虎威

    红七军到达中央苏区后，不久就在彭德怀的直接指挥下，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反“围剿”作战。李天佑率领军部特务连参加了莲塘、良村、东固、方石岭等战斗。1932年1月，他随军部到信丰、会昌、寻乌农村，参加了肃清民团、筹款筹粮、发动群众、扩大根据地和红军等活动。

    2月上旬，红七军奉命参加赣州战役，担负攻打东门的任务。赣州城高墙厚，工事坚固，易守难攻。红军指战员日夜奋战，将坑道挖到赣州的城墙底下，用三副棺材装满炸药埋入墙根，于总攻击之前点火引爆，城墙炸开一个十来米的缺口。红军蜂拥从缺口冲入城中，同敌人展开激战。不料敌人调集大量援兵，城内的敌人也拼死抵抗。李天佑率领突击队冒着枪林弹雨，带头冲在前面，在攀登第二道城墙时，他的右手和背部连中三弹，眼前一黑跌下城楼昏迷过去。当时，大家都以为他牺牲了，可是抬出阵地后他又奇迹般地苏醒过来，立即被送到后方医院治疗。

    1932年5月，李天佑伤愈归队，担任红七军第五十八团副团长。不久，他被调到瑞金中央红军学校上干队学习。经半年军政训练的深造，李天佑于1933年1月结业归队，年仅19岁的他已升任第五十八团团长，继而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他率领全团在黄陂、草台岗等战斗中，坚决执行在运动中伏击敌人的作战方针，利用根据地优越的群众条件，实行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展开内线作战，勇猛果敢大量地歼灭敌人，对取得第四次反“围剿”歼灭国民党军三个师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1933年6月初，中央军委下令对红一方面军进行大整编，一律撤销军部，由小师小团整编为大师大团。红七军奉命在江西永丰大湖坪与红二十一军合编为红三军团第五师，寻淮洲任师长，乐少华、龙腾云和黄克诚分别担任师政委、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下辖第十三、十四、十五团三个团。李天佑被任命为第十三团团长，毛毕虎和卢绍武分任团政委和参谋长。

    同年7月1日，中央军委命令红三军团第四、五师和红五军团第十九、三十四师组成红军东方军，任命彭德怀为司令员、滕代远为政委（后由杨尚昆接任），担负人闽作战任务。次日，在“筹款百万，赤化千里”，“把红旗插到福建去，开辟新的根据地”等行动口号下，东方军所属各部向闽西进发。李天佑率领第十三团在寻淮洲等直接指挥下，与第十四、十五团由江西石城地区向闽西宁化东北的泉上挺进。泉上，系宁化东北重镇，早在明末清初就筑有一个大土堡，长约半公里，墙高约十米，墙厚五米。其内住有100多户人家，躲藏着当地与邻县的大批土豪劣绅，并有地主武装400余人与福建地方军阀卢兴邦部一个团，它不仅严重威胁着附近苏区的安全，也是东方军东征的一个极大障碍。

    7月5日，红五师送抵泉上，占领土堡外围，将土堡包围起来，继而从东方军总部调派一个工兵连配合第十五团进行坑道作业，李天佑率第十三团与第十四团一起担任掩护任务。

    7月9日，李天佑奉命率领第十三团东进归化，歼灭敌一个营，解放归化县城，致使泉上土堡之敌成为瓮中之鳖。

    7月19日凌晨，红五师对泉上土堡的坑道作业完成，立即组织爆破打开了缺口，李天佑率部与红五师兄弟部队对敌发起猛烈攻击，经不到三小时激战就将守敌歼灭，共毙敌300余人，俘敌900余人，缴获长短枪700余枝、迫击炮两门、机枪三挺、驳壳枪60余枝及大量粮、弹等物资，缴获现洋1万余元，并活捉了敌副团长、营长和团总、宁化县长及逃亡的地主恶霸300余人，可谓战果辉煌。

    泉上大捷后，李天佑率红十三团与兄弟部队在泉上休整了两天，便奉命东进连城等地扩大战果。7月29日，他奉命率部抢占连城南部的朋口高地，担负牵制连城敌人，打击敌人援军的任务。当日，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敌军第十九路军七十八师派遣一个团进至朋口，李天佑当即组织猛烈火力给敌以迎头痛击，同时抽出一个营的兵力迂回敌后，使敌腹背受击，激战数小时就将该敌全部歼灭。继而乘胜与红五师、红四师兄弟部队一道，全歼莒溪等地守敌一个团。敌第七十八师见势不妙，慌忙撤离连城逃往永安，红军东方军全线出击，于8月1日在小陶再歼敌一个团。当日，红军东方军于连城下堡胜利会师，并举行欢庆建军六周年大会，全军上下一片欢腾。

    敌第七十八师的惨败，使红军东方军在一个月内不仅收复了连城、新泉苏区，而且开辟了泉上、清流、归化等纵横数百里新苏区。李天佑及其率领的红十三团为这辉煌战果的取得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

    8月24日，红五师进抵沙县，解放了夏茂、高桥等乡镇。接着，与兄弟部队一道攻占闽江上游的两个主要商埠——洋口和峡阳，击溃敌第五十六师三个团。继而包围和佯攻闽中战略要地延平城。

    9月17日，在延平敌人的再三呼救下，敌第十九路军被迫从沙县抽调一个团又两个营的兵力增援延平。李天佑奉命率红十三团作为全师的前锋，连夜摸黑冒雨向沙县疾进，以求截击敌人。第二天拂晓，红十三团与敌在芹山预期遭遇。两军相遇勇者胜。李天佑当即果断命令部队快速抢占芹山主峰，占领有利地形，坚决彻底歼灭敌人。他一面下令，一面带头向主峰冲去。在李天佑的带领下，红十三团指战员忘却了连夜急行军的疲惫，迅速抢占了芹山主峰的有利地形，然后居高临下勇猛顽强打击敌人，将敌打得溃不成军后，及时率领全团指战员犹如猛虎下山一般呐喊着追歼逃敌至高砂。这一仗，李天佑率领红十三团一举创造了一个团的兵力在运动中歼敌一个精锐团、溃敌两个营的纪录，全歼敌第十九路军六十一师三六六团，该团是国民党第十九路军中战斗力最强、号称从未打过败仗的“铁军团”；并击溃敌第七十八师、五十二师各一个营。战斗结束后，李天佑受到了军团和师首长的一致表彰，并被中央军委授予三等红星奖章，他所率领的红十三团荣获“模范十三团”锦旗一面。

    10月7日，李天佑奉命率红十三团随红三军团回师黎川，参加中央根据地的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在黎川东北的洵口与敌一旅三团不预期遭遇。在彭德怀指挥下，红三军团各部先敌开火，先敌展开，占领有利地形，迅速将敌冲垮，接着勇猛追击，一举歼敌两个多团，生擒敌旅长。洵口大捷后，李天佑又率部先后参加了硝石、团村等战斗。

    11月下旬，遭红军东方军沉重打击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为避免全军覆没，联合部分反蒋势力，发动“福建事变”，公开宣布与蒋介石决裂，联共、反蒋、抗日，蒋介石调集大批部队前往镇压。12月27日，李天佑奉命率部随红三军团主力抵达江西广昌头陂集结，执行东方军第二次入闽作战任务，驰援第十九路军。这时，寻淮洲、乐少华调任红七军团军团长、政委，李天佑、除阿金升任红五师师长、政委。

    1934年1月3日，红军东方军编组就绪，以红三军团为主，红七军团亦拨给东方军指挥，司令员彭德怀、政委杨尚昆等发布了“向东突击动作的命令”。当月11日，东方军开始包围闽中沙县县城，25日发动总攻，全歼守敌两个团及师直属队，俘敌1300余人，缴获长短枪1800余技、炮八门、子弹10万余发、炮弹2万余发及大批物资，并乘胜推进，攻占了尤溪县城，缴获敌兵工厂一个及大批武器弹药。2月下旬，为了阻止敌人对中央根据地的大举进犯，李天佑奉命率红五师随红三军团返回广昌头陂一带。

    4月，李天佑奉命率部参加了第五次反“围剿”中著名的高虎垴战斗，红五师和兄弟部队迎击了国民党军近20个师的进攻。为了减少部队伤亡，李天佑在彭德怀的带领下和陈阿金等人战前亲自到前沿部队检查指导构筑工事。战斗一开始就十分紧张激烈残酷，敌人用飞机、大炮轮番轰炸后，接着就是一批批敢死队反复冲击。李天佑将师指挥所设在离高虎垴不远的万年亭，直接观察和掌握所属三个团的情况。他在这个阵地上顶着敌机的轰炸和炮击，坚持三天三夜，指挥部队击退了敌人九次大的冲击，他的左手负伤后仍坚持指挥作战，直至接到撤退的命令，才和部队一起离开战场。此次战斗，红三军团毙伤敌5000余人，其中就有李天佑及其率领的红五师一份重要贡献。

    鏖战南北东西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失利，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和红一方面军主力8万余人被迫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踏上了战略转移的万里征程。

    10月16日傍晚，李天佑师长和钟赤兵政委率红五师担任红三军团前卫，从车头出发，渡过于都河，经新陂、牛岭，袭占古陂，掩护军团主力突破敌第一道封锁线。接着，他率部参加围攻湖南汝城守敌，突破敌第二道封锁线。11月初，他又率红五师攻占良田、宜章，为军团主力前进打开通路，突破了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这时，国民党蒋介石发觉我军意图，急调三四十万大军，沿湘江两岸构筑策四道封锁线，妄图利用天然屏障，一举消灭我西征红军。

    11月25日，中共中央、红军总政治部和红军野战司令部发布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抢渡湘江的作战命令。27日，李天佑率领红五师进至灌阳文市附近，接到军团部电报，命令他率领红五师十四、十五两团（十三团由军团直接指挥）立即赶赴灌阳新圩，阻击桂军，保证全军的左翼安全，掩护中央机关“红星”纵队抢渡湘江，并且强调：“不惜一切代价，全力坚持三天至四天！”李天佑看完电报，当即率部急行军赶赴新圩。

    新圩，距湘江七八十里，是桂军到湘江渡口的必经之地。距新圩约十二三里处，有一片连绵的丘陵，一条公路穿行而过，丘陵背后则是一马平川，无险可守。当夜，李天佑率部进抵新圩，下令部队连夜抢筑工事，并和政委钟赤兵、参谋长胡震等根据地形部署了兵力：第十五团在左翼，第十四团在右翼，师指挥所设在离前沿约二三里的地方。

    次日晨，李天佑等刚将部队布置好，国民党军桂系将领夏威指挥两个师又一个团的兵力，已沿着通向江边的公路向红五师扑来。面对数量和武器装备都占绝对优势的敌人，李天佑毫无惧色，指挥部队英勇抗击，逐个山头与敌人展开激烈争夺，一天内就打退了敌人的几十次冲锋，坚守阵地寸步不让，充分表现出了红军指战员顶天立地的英雄气概。战斗之激烈、惨酷，实乃罕见，天上敌机轮番低空盘旋轰炸扫射，地面敌炮火铺天盖地，敌步兵集团式轮番冲击，红五师的指战员在“只要有一个人，就不能让敌人到新圩”的口号下，英勇顽强地阻击敌人，每次给疯狂冲击的敌人以大量杀伤，自身也伤亡惨重。战至30日下午奉命撤离阵地，仅仅三天两夜，师参谋长胡震、第十四团团长黄免冕先后牺牲，第十四团政委和第十五团团长、政委负重伤，两个团的团、营、连干部几乎全部非伤即亡，全师3000多人，损失就达2000多人。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李天佑在战斗中仍然冷静沉着，他站在离前沿不到三里路的指挥所里，灵活机动地调整战斗部署，果断地指挥部队坚守阵地，击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使国民党桂系军阀的部队未能前进一步，保证了中央红军主力向湘江前进的通道，掩护了中央机关纵队渡过湘江，圆满完成了军团首长交给的艰巨战斗任务。

    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继续西进，12月15日攻占贵州黎平，并在黎平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会议，决定红军改向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前进。李天佑奉命率红五师继续担任红三军团前卫，占领瓮安，强渡乌江，控制渡口，架设浮桥，掩护军团主力过江，钳制遵义出援之敌，策应和掩护主力红军夺取遵义城。

    1935年1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会议期间，红五师奉命驻守乌江边刀把水地区担负警戒任务。李天佑身患疟疾，一会儿高烧，一会儿发冷，几乎处于昏迷状态。然而在一天午夜，红五师遭到黔敌王家烈部的袭击，部队被冲散，通信联络中断。在此严重紧急的情况下，李天佑被惊醒，他亲自背上一部电台，带着身边的随员，撤出战斗，收拢部队。

    遵义会议后，开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新的路线和领导，红三军团亦集结懒板凳地区进行整编，精简机关，取消军、师建制，干部充实基层连队，扔掉了笨重的辎重，李天佑调任军团作战科长。此后，他和侦察科长黄克诚、教育科长孙毅，在军团参谋长叶剑英、副参谋长伍修权直接领导下，协助军团首长指挥部队，先后参加了攻占娄山关、再取遵义城、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等战斗行动，接着通过彝族地区，飞越大渡河，翻过大雪山，进抵懋功地区。他虽然身体瘦弱，但吃苦耐劳，每到宿营地，总是首先观察地形，布置警戒部队，以保证军团首长和机关的安全，而后同黄克诚、孙毅等轮流负责作战值班，工作极端认真负责。在极其艰难困苦的长征途中。李天佑有马不骑，经常把马让给伤病员或给大家驮东西。一次，孙毅因长途跋涉，饥渴难忍，吃了野果又喝了许多生水，不幸染上痢疾，腰痛腹泻，四肢无力，后来掉队了，李天佑发现后，送马给孙毅骑了四五十里，使孙毅赶上了队伍。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胜利会师后，鉴于红一方面军兵员损失很大，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徐向前等建议中央军委从红四方面军抽调几个团补充红一方面军，同时请求从红一方面军调些干部到红四方面军工作，以利于相互学习，得到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批准。于是，红四方面军抽调三个团共3800人去了红一方面军，红一方面军抽调李卓然、张宗逊、陈伯钧、李天佑、李聚奎、朱良才等到红四方面军工作。李天佑被任命为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参谋长，随右路军行动。8月21日，在徐向前的指挥下，右路军从毛儿盖地区出发，经过六昼夜行军，穿过荒无人烟的大草地到达班佑。

    9月，中共中央发现张国焘分裂红军的阴谋，立即决定率领红一、三军团、军委纵队和红军大学等编为陕甘支队，连夜从巴西地区出发，先行北上，脱离险境。在跟随党中央北上途中，李天佑遇上了老战友欧致富，互致问候后，李天佑针对张国焘搞分裂的情况，关切地对欧致富说：当前形势险恶，情况复杂，有人反对党中央，搞分裂，你可要提高警惕，握紧手中的枪，坚决跟党中央北上，保卫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安全。

    9月中旬，李天佑奉命赶到俄界，编入陕甘支队。他随陕甘支队经天险腊子口，翻越六盘山，胜利到达吴起镇，参加了在哈达铺攻打敌骑兵的战斗。战斗中，陕甘支队二纵队第十团团长黄振牺牲，李天佑奉命接任第十团团长。11月下旬，李天佑和政委杨勇率领第十团参加了直罗镇战役。这一仗，红军大获全胜，歼灭国民党东北军第一○九师又一个团，击毙敌师长牛元峰，俘虏5000余人，为中共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献上了一个奠基礼。12月，中央军委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陕甘支队司令部改为方面军机关，第一、二纵队合编为红一军团，下辖第一、二、四师三个师，李天佑担任红四师第十团团长。

    1936年2月17日，中国工农民主政府和中国抗日红军军事委员会发表东征抗日宣言，同财组成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队，毛泽东兼总政委，彭德怀任总司令，叶剑英为总参谋长。东征前，李天佑调任红二师副师长，他协助师长刘亚楼、政委肖华，率红二师参加东征。2月20日，李天佑等指挥红二师在清涧、延长间实施强渡，一夜间突破了阎锡山的天险河防，踏上了山西的土地。2月24日，东征红军到达石楼镇附近截击逃敌，红一、二师经一天激战，全歼号称“满天飞”的国民党阎军主力独二旅旅部和一个团又一个炮兵连。接着，又在兑九峪地区击溃敌人13个步兵团和一个炮兵团的进攻，并乘胜东进，直扑同蒲路，攻破敌人的汾河堡垒线，横扫半个山西。李天佑参加了兑九峪战斗和同蒲路作战。

    在毛泽东、彭德怀的指挥下，东征红军作战75天，不仅灵活机动地打击了敌人，向广大山西的人民群众宣传了抗日道理，而且扩大了红军队伍，筹集了粮款，为部队补充了大量军需装备。同年5月，东征红军回师陕北，李天佑和黄克诚分别被任命为红四师师长、政委。

    5月18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进行西征战役。李天佑和黄克诚奉命率领红四师参加红军西方野战军西征，在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的指挥下，兵分左、中、右三路向陕甘宁边境地区挺进。经两个月作战，红军西方野战军占领了陕西西北部、甘肃东部至宁夏的盐池、豫旺、同心城等广大地区，开辟了纵横200余里的新根据地。在这一战略行动中，李天佑率红四师送至甘肃时，在庆阳、埠平首先与敌马鸿宾一个旅约3000余人接触，李天佑果断指挥部队迅速发起勇猛进攻，在其他兄弟部队尚未全部展开之前，仅经一个小时的攻击作战，就将敌压缩在一条深沟里，将其大部歼灭，为扩大和开辟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9月，李天佑又指挥红四师在宁夏固原县豫旺堡、七营川地区，歼马敌骑兵师一个团。不久，他率部到达甘肃会宁地区迎接红二、四方面军。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地区胜利会师后，李天佑率红四师随红军主力参加了歼灭胡宗南部一个旅又两个团的山城堡战斗，为结束十年内战的最后一仗贡献了力量。

    同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率部发动西安事变，逼蒋抗日。为支援东北军、西北军的爱国行动，李天佑奉命和师政委杨勇率领红四师从宁夏盐池出发，南下至三原地区待命。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李天佑奉命率领红四师于1937年2月移至旬邑、正宁地区进行整训。

    真能干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共中央发布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钢铁长城，抵抗日本侵略军。从此，中国人民开始了顽强艰苦的八年抗日战争。

    8月25旬，中共中央宣布命令：将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和彭德怀分任正、副总指挥，下辖第—一五、一二○、一二九师三个师。李天佑和杨勇率领的红四师在三原地区改编为第—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六团，李天佑任团长，杨勇任副团长（后改任政委）。9月初，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李天佑和杨勇率领六八六团随—一五师经富平、蒲城、合阳东渡黄河，在山西侯马乘火车北上，到达平原改乘汽车，经繁峙、大营到达冉庄集结。9月23日，第—一五师奉命向平型关、灵丘间出动，机动侧击向平型关进攻之敌，李天佑等率部冒着倾盆大雨，闯过齐腰深的山洪，连夜跋涉，按计划于9月25日清晨占领平型关预伏阵地，担负歼敌的主攻任务。李天佑等一进入指挥位置，立即检查部队的伪装情况，他用望远镜由近及远从左到右观察后，又用电话逐营询问了一遍。然后，他对杨勇说：部队隐蔽得很好，遗憾的是对面山腰的老爷庙，来不及派部队埋伏，战斗打响后必须去抢占这个制高点。

    9月25日上午七时，满载着日本兵和军用物资的100余辆汽车、大车开进了山沟公路。不知什么原因，前边的停下了，后边的还向前拥，一时人马车炮挤成一团。李天佑立即将这一情况向师部报告，并建议乘机发起攻击，得到了师部的批准。李天佑立马给部队下达了“攻击开始”的作战命令。霎时，枪炮声、手榴弹爆炸声、呐喊声、马嘶声响彻山谷，六八六团阵地前的日军乱成一团，死的死、伤的伤，没死未伤的到处乱窜。一阵激战后，李天佑下令所部冲向公路，将敌军切成数段，顽固的日军死不投降，敌我双方展开了短兵相接的白刃格斗。与此同时，李天佑命令六八六团第三营“要不怕牺牲冲过公路，抢占对面山上的老爷庙”；下令侧翼连队加强攻击，吸引敌人火力，支援第三营迅速占领了老爷庙制高点。于是，居高临下，对敌人两面夹击，打得公路上的日军无处躲藏。在争夺战中，日军在指挥官的指挥下，数百名士兵反复向老爷庙冲击，均被第三营打了下去。由于敌我双方近距离交战，敌人的大炮不敢发射，飞机来了也不敢投弹。战至下午一时左右，东面的六八七团攻上来了。这时，李天佑发现敌人首尾混乱，认为消灭敌人的时机已到，他立即命令部队加强火力掩护，主力对敌展开白刃搏战，将辛庄至老爷庙之间山沟里的日军很快歼灭。在—一五师的猛烈夹击下，疯狂、残暴、凶恶的日本侵略军精锐板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团，除少数通过国民党军阵地逃窜外，大部被歼灭。平型关长达十余里的山沟内，躺着1000多具日军的尸体，100余辆被击毁的日军汽车在吐着火焰冒着浓烟，战马、大炮等物资更是狼藉遍地。平型关首战大捷，粉碎了“日本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的侵略气焰，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胜利的信心，大大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

    10月初，在平型关吃了败仗的日本侵略军，重新组织力量滑平汉铁路南下侵占石家庄，并向娘子关推进，企图由东向西配合大同南下日军迂回夺取太原。李天佑和杨勇奉命率部进至正太路，为了迟滞敌人的行动，指挥所部于广阳附近埋伏，突然向进犯的日军发动猛烈攻击，经一夜激战，歼敌一个联队1000余人，缴获战马数百匹。

    1938年2月，李天佑被任命为第—一五师三四三旅代旅长，奉命率部进至吕梁山地区，寻机痛歼由太原南犯之敌。他采取引蛇出洞的战法，于3月16日夜袭午城，在井沟伏击出援之敌，打得日军人仰马翻，歼敌200余人。此时，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率领败退下来的一旅人马被日军阻拦，为了团结友军共同抗日，李天佑亲自遗择白儿岭阵地，并且亲自指挥六八六团二营第五连构筑工事，阻击敌人，掩护卫立煌部撤退。在白儿岭阵地上，李天佑率领六八六团第五连的指战员，利用两面悬崖峭壁中间只有一条土路的有利地形，争分夺秒构筑野战工事，同配备飞机、大炮的800多名日军激战三个多小时，致使骄横的日军无可奈何地带上近百个伤员和尸体狼狈溃退。

    在我军后方阵地上观战的卫立煌，从望远镜里看到白儿岭阵地上我军英勇杀敌的情景，情不自禁地问在他身边陪同的杨勇：“那里有几个团在战斗？”当杨勇告诉他“只有一个连”时，他惊讶地伸出大拇指连声称赞：“八路军真能干，以一当十，以十当百！”这次战斗结束后，卫立煌主动拨给六八六团子弹10万发，并于同年4月从延安回到西安的第二天，又拨给八路军步枪子弹100万发，手榴弹25万枚，牛肉罐头180箱，以表示他对八路军抗日的支持与敬佩。由于八路军三四三旅等抗日军民在蒲城至大宁公路一线英勇作战，切断了日军的交通补给线，迫使西犯的日军退回临汾，从而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有力地保卫了吕梁抗日根据地。

    1938年5月，李天佑因病被调回延安，不久转到西安治疗。年底，李天佑奉命到苏联学习。他从西安出发到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在伍修权的帮助下，学习了一些俄语基本知识，然后历经六个月的长途跋涉，于次年6月到达莫斯科。在共产国际的安排下，李天佑在莫斯科郊外红十字会疗养院治病三个月之久。同年9月，他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特别班学习，与在该学院学习的刘亚楼、卢冬生、贺诚、杨至成等几十名中国共产党派遣的高级军事干部一起学习了联共党史、世界战史、战略学、战役学、军事工程、俄文以及从连到兵团的战役指挥和战术动作。李天佑非常珍惜这次难得的学习机会，不仅认真听课作了几十本笔记，还阅读了大量的书籍，为他以后回国指挥大兵团作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41年8月，李天佑结束了在伏龙芝军事学院特别班的学习，与刘亚楼、钟赤兵、卢冬生等十多人，离开莫斯科到达蒙古首都乌兰巴托，侯命回国。11月下旬，李天佑同李世英、卢冬生三人计划经沙漠越中蒙边界入内蒙，跨大青山越黄河返回陕北，然而转了一天，却发现中蒙边境日军布防严密，无法通过，只好原路返回。此后一年多时间，由于苏德战争所致，交通不便，苏驻蒙使馆的供应发生困难，他们被迫一面设法自谋生计，一面待机回国。

    1943年8月，李天佑和李世英急切回国继续参加抗日战争。经准备，他俩化装成蒙古商人，找了一位向导，每人牵着三头骆驼，驮上狼皮、羊皮、食品和水开始上路。他们身穿蒙古长袍，怀揣蒙古木碗，骑上骆驼，沿着中蒙边境由东向西再转向南，夜行回宿，翻山越岭，穿过连绵不断的沙丘和没有人烟的戈壁滩，经宁夏固原、甘肃平凉等地，克服了迷路、缺水、疾病等困难，闯过国民党西北军设置的重重关卡，跋涉月余，在平凉卖掉骆驼和皮货，换上汉族服装，于1943年10月中旬辗转抵达西安。半年后，他俩随重庆办事处撤回延安之机回到延安。

    1945年元旦，已31岁的李天佑在老领导、老战友的热心撮合下，与女共产党员、先后在延安“抗大”、马列主义学院学习过的杜堃（原名杜启远）喜结百年之好。

    1945年4月，李天佑在延安出席了中共“七大”，聆听了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报告，认真阅读了大会文件，进一步认清了形势，明确了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独立、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的奋斗任务。

    驰骋东北华北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历经八年之久的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然而，国民党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不仅上演美蒋日伪合流的丑剧，拼命抢夺人民抗战的胜利果实，而且又把内战强加在中国人民的头上，造成“关内小打，关外大打”的局面，并且疯狂叫嚣要在“三个月消灭共军！”面对国民党蒋介石的内战阴谋，中共中央明确提出了“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并采取了积极的措施。8月24日，李天佑奉命从延安出发去华东，途经太行山到达冀鲁豫军区时，又接到中共中央“万万火急”’的电报，命令李天佑立即带领原赴华东部队的干部转赴东北。他们由山东菏泽出发北上，于10月中旬抵达沈阳。这时，在东北的苏联红军尚未撤走，国民党军队正大批开进东北。李天佑到达沈阳后，奉命以军事顾问身份随吕正操等赴鞍山、营口地区勘察地形，视察部队，研究设防方案。

    次年1月，中共东北局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东北要迅速划分军区和军分区，并将军队划分为野战军和地方军的指示，建立了北满、南满、东满、西满四大军区，李天佑被任命为北满军区参谋长，司令员高岗，政委陈云，辖扩编后的山东第七师、陕甘宁第三五九旅，以及松江、合江、北安、嫩江和牡丹江五个军分区。

    1946年4月，李天佑根据陈云关于苏军撤出哈尔滨后是打还是和要做两手准备的指示精神，负责组织制定解放哈尔滨的作战计划。他认为，作为军队还是立足于做好打的准备。因此，他指挥三五九旅向三棵树推进，命令哈南分区王奎先部抵达顾多屯一带，同时调北安军分区一个团占领江北要地，并派苏丹在哈尔滨市内南岗设置了秘密军事联络点。这个大军压境兵临城下的阵势，使哈尔滨城内的敌人闻风丧胆，国民党的接收大员们坐上飞机逃跑了，国民党的杂牌部队更是纷纷逃离。在哈尔滨市各界代表呼吁请求东北民主联军进驻哈尔滨的形势下，未经战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民主联军进占了哈尔滨。接着，北满军区改为松江军区，李天佑被任命为松江军区司令员兼哈尔滨卫戍区司令员。为了恢复市内秩序，安定人民生活，他首先整顿部队纪律，同时成立治安组织，收缴社会上的枪枝弹药，并且指挥部队剿匪，发动群众参军参战，支援前线，发展东北根据地。

    同年冬到次年春，李天佑率领松江军区部队，参加了民主联军北满部队发起的“三下江南”战役。一下松花江南，他指挥独立师参加焦家岭战斗，消灭了突围的国民党正规军1000余人，活捉了敌团长；二下江南，他随东北民主联军第一纵队行动，以12个师的兵力，歼灭国民党正规军8000余人。1947年3月8日，东北民主联军发起三下江南战役，李天佑和广大指战员一道，冒着零下40度的严寒，越过冰封的松花江，参加指挥第一纵队大踏步地出击，歼灭国民党军第八十八师全部和第八十七师一部共7000余人，对配合南满我军“四保临江”战役起了重要作用。

    5月，李天佑调任第一纵队司令员。他到职后狠抓部队的战略战术训练，领导部队学习阵地战、攻坚战，使部队学会了大兵团作战。他特别重视司令部和各级领导干部的训练，经常利用战斗间隙和部队休整时间，教给大家怎样选择行军路线，怎样科学计算时间，如何正确选择突破口，如何搞好步炮协同和保证通讯联络畅通等具体方法，用以提高各级主官的作战指挥能力。在东北民主联军开展夏季攻势作战中，李天佑指挥第一纵队参加大黑林子战斗，在第二纵队协同下，歼灭国民党军第七十军一部，并乘胜占领公主岭、郭家店、新老开原等地。

    6月初，铁岭以北、长春以南、中长路两侧分散孤立的敌人据点已被肃清，四平守敌完全陷入孤立状态。根据侦察所获情报，判断四平守敌主要是第七十军八十七师等部，共约1．8万人，而实际上四平守敌为第七十一军及第十三军一个师，加上地方反动武装，总共达3．5万余人。在敌情估量不准的情况下，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批难攻取四平。李天佑奉命和万毅政委统一指挥第一、七纵队和第六纵队共七个师又五个炮兵营，攻打四平。

    6月11日，四平战役打响，李天佑指挥所部开始扫清外围据点，14日主攻四平城，首先集中炮火轰击城西南角，十分钟内就打开了一个200米宽的大缺口。攻城部队昼夜激战，顽强苦战15天，歼国民党陈明仁部守军1．5万余人，将敌压缩在四平市的东北角。这时，发现除对四平守敌总兵力估计不足外，敌人从沈阳、长春两个方向派出的援兵达十个师已逼近四平。与此同时，守城敌军趁民主联军攻入四平的部队立足未稳之机，组织步兵在炮兵和空军昼夜不停轰炸配合下，实施反扑。为避免战略上的被动，李天佑奉命率领攻城部队撤出战斗。

    这次四平攻坚战虽然没有攻克四平，但沉重打击了敌军重点固守大城市的信心，使民主联军初步获得了大规模攻坚战的经验。战后，李天佑十分重视总结这次四平作战的经验和教训，他亲自总结了一套攻坚战术经验：对敌情要冷静分析，准确判断，既要看到敌人的困难，又要充分估计到有利条件；总攻开始的时间，应以攻击准备的成熟程度来决定；打大城市的主要突击方向，至少要有两个以上，以便分散敌人的炮火和兵力；总攻前尽可能肃清敌外围强固的支撑点；突破后要实的穿插分割，一个营打一条街逐个围歼等等。后来这套经验被印发到东北民主联军各部队学习借鉴，对东北人民解放军以后攻取锦州、解放天津等大城市，起了一定的指导作用。

    1948年3月，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再次对四平发起攻击作战，李天佑和万毅奉命指挥第一、三、七纵队三个纵队及四个炮兵团攻取四平。李天佑把纵队指挥所设在距敌不到1000米的位置上，首先指挥部队肃清敌外围，占领制高点，利用积雪构筑工事，迫近敌人。他以三个纵队从五个方向同时实施突击，并以第一纵队的第一、二两师为主要突击方向上的第一梯队，指示各部队用三天时间详细勘察地形，了解敌情，选定主要突击地段，召开各种会议，发扬军事民主，讨论各阶段战斗的具体打法。经过充分准备，发起总攻后仅半小时，主攻部队就突入四平城内。紧接着，各后续部队相继入城向纵深迅猛发展，猛烈穿插，迂回包围歼灭负隅顽抗之敌。经过23小时的激战，全歼国民党守军第七十一军八十八师及一个骑兵团、三个保安团共1．9万余人，解放了四平，切断了长春和沈阳之间国民党军队的联系。

    四平解放后，东北国民党军已被分别包围在锦州、沈阳、长春三个互不相连的狭小地区，东北决战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李天佑奉命率领第一纵队进驻梨树和九台地区整训，他根据东北人民解放军总部的指示和罗荣桓政委的讲话精神，组织部队开展政治整军和军事大练兵活动。第一纵队整训五个月，补充了兵员，改善了武器装备，提高了部队的政治觉悟和军事技能，为参加东北战场的最后决战，做了充分准备。

    是年9月，东北人民解放军奉命发起辽沈战役。李天佑率领第一纵队担任战役总预备队，进驻锦州和塔山之间的高桥、黑山和大虎山地区，负责南援塔山，阻击沈阳出援之敌。在激烈的战斗中，他组织干部战士把大批弹药送到锦州城下，向塔山阵地上的兄弟部队学习、慰问，对前线指战员起了巨大的鼓舞作用。攻锦胜利后，李天佑奉命率部向东疾进，参加歼灭敌廖耀湘兵团的辽西会战。部队不顾疲劳，昼夜兼程，迅速赶到指定地区。李天佑首先指挥靠近敌人的第三师直插黑山以东，将敌人打乱；下令第一师从右翼切断了敌军的退路；当发现敌妄图南逃时，他又急令第二师出击堵截。第一纵队与各路兄弟部队协同作战，经一昼夜激战，全歼国民党军10万余人。其中第一纵队歼国民党军主力新一军、新六军和新三军各一部。辽西会战结束后，李天佑率部发扬人民解放军连续作战的优良作风，不顾连续十天行军作战的疲劳，忍饥挨饿，以每小时14里的速度，追歼残敌，直扑沈阳，与第二纵队并肩担任主攻任务。总攻沈阳开始后，李天佑指挥突击部队迅速突破敌前沿，直捣铁西工业区，并乘胜向纵深发展，占领了国民党东北“剿总”大楼，端掉了敌人的老窝。在人民解放军迅猛打击下，国民党军犹如惊弓之鸟，无力抵抗，纷纷缴械投降。在整个辽沈战役中，李天佑指挥第一纵队的指战员，进行大小战斗20余次，毙、伤、俘敌2．9万余人，缴获汽车400余辆，战马3000多匹，胜利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为解放东北全境做出了重要贡献。

    辽沈战役后，部队整编，第一纵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八军，李天佑任军长，梁必业任政委。1948年底，为了不给华北的敌军以喘息和撤逃的机会，争取不战使唐山、塘沽、天津三处的国民党守军缴械投降，中央军委命令东北野战军秘密迅速入关。李天佑和梁必业按照野战军司令部的部署，率领三十八军6万精兵夜行晓宿，由喜峰口入关经宝坻县直插北平天津之间。12月30日，三十八军奉命和兄弟部队一起担负主攻天津的任务。

    天津，驻有陈长捷指挥的国民党军15个正规师和四个特种兵团及地方部队，共计13万余人。我人民解放军集中了第四野战军的五个军22个师，还有大量炮兵、装甲兵和工兵等绝对优势兵力，由刘亚楼担任前线指挥部总指挥，并根据敌情和天津市区的地形，拟定了“东西对进，拦腰截断，先南后北，先分割后围歼，先吃肉后啃骨头”的作战方针，在城东和城西各以两个军实施主要突击，预定在市中心金汤桥会师。李天佑和梁必业负责统一指挥西线的第三十八、三十九两个军，由西向东攻坚。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胜利结束，人民解放军歼敌55．5万人。1月14日，陈长捷仍然负隅顽抗，拒不投降。14日上午十时，刘亚楼指挥部队对天津发起总攻，顿时，数百门大炮齐声怒吼，预定的突破口烟尘滚滚，沙石横飞，城垣、碉堡、暗堡纷纷倒塌。随着炮火的延伸射击，各路突击部队如潮水般冲过冰冻的护城河拥向突破口，奋力向纵深发展。李天佑和梁必业果断地指挥西线的第三十八、三十九军由西向东横扫，继而逐街、逐屋清理残敌，15日下午二时就已攻占了市中心的金汤桥。战至15日下午三时，我东、西攻城部队胜利会合，全歼守敌13万人，活捉了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天津宣告解放。

    1月17日，防守塘沽的5万国民党军登船南逃，其掩护部队3000余人被我人民解放军截断歼灭，塘沽解放。至此，北平成了孤城。1月31日，傅作义率领北平守军出城接受改编，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投身广西剿匪

    1949年4月，李天佑被任命为第四野战军十三兵团的第一副司令员。9月，李天佑出席了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参加讨论建立新中国的大计。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李天佑登上天安门观礼台参加了开国大典。

    同年12月初，败退广西老巢的国民党白崇禧集团被歼灭，广西全省获得解放。中共中央决定设广西省会于南宁，组建中共广西省委、省人民政府和省军区。李天佑被任命为广西军区副司令员。12月上旬，李天佑从北京到达离别了21年的家乡桂林，了解到父母亲和小弟由于生活极度艰难，已于1942年桂林传染病流行时相继病故，他抑制住内心的悲痛，带领妻儿到父母坟前沉痛悼念，不久即赴南宁任职。这时，张云逸、莫文骅、陈漫远等已先后抵达南宁，李天佑与艰苦征战20年的红七军老首长、老战友会聚一堂，感到无比激动。他到南宁后，化悲痛、激励为力量，参加改编国民党军的起义队伍，整编中共广西党组织领导下的地方游击队，迅速形成了军区正规部队、地方部队和民兵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体系，使之成为巩固新生人民政权的坚强支柱。

    刚解放的广西，千疮百孔，尤其是匪患极为严重。被击溃的国民党反动军官、散兵游勇、特务、惯匪和地主恶霸武装等相互勾结，组织反革命武装暴乱。中共广西省委对剿匪斗争十分重视，曾先后召开过三次会议研究和部署剿匪工作，在每次会议上，李天佑都对如何搞好剿匪斗争做了重要发言。1950年3月，他在省委召开的第一次高干会议上发言指出：全国大陆已经解放，但是，台湾、海南岛尚未解放，毗邻的越南还在法帝国主义占领之下，广西的群众还没有发动起来，因此，匪特还是有依托的，所以广西基本上还是处在军事斗争时期，只有充分发动群众，把剿匪反霸斗争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消灭匪患和特务，才能转入和平建设。同年10月，他在总结半年剿匪斗争的情况和经验时又指出：尽管消灭了9万多匪特，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由于广西社会情况复杂，匪首和骨干盘踞深山，还未受到严重打击，加上朝鲜战争爆发，美帝公然侵占我国领土台湾等原因，匪特仍然非常嚣张，要彻底消灭匪特，还必须做出很大努力。

    为了巩固后方，配合抗美援朝战争，毛泽东主席曾两次发电对广西剿匪斗争作了明确指示，并限于1951年5月1日前肃清广西股匪。中共广西省委召开第三次高干会议，张云逸、莫文骅作了指示，李天佑在讲话中总结了第一阶段剿匪斗争取得的成绩和经验教训，提出了第二阶段剿匪斗争的重点和方针、原则。会议指出，必须把宽大与镇压相结合，狠狠打击土匪气焰；必须把剿匪与反霸相结合，充分发动群众，挖掉土匪赖以生存的基础；必须集中兵力打歼灭战，重点进剿桂西北和桂西地区的匪特。

    1950年秋，李天佑率领广西剿匪前线指挥部，奔向贵县、桂平、蒙山等地，组织14个半团的正规部队和十多个县的地方武装和民兵，参加瑶山会剿。他指挥部队以浔江、桂江、柳江三条大江和一条公路为包围圈，实施千里封江村路，构成严密封锁线，并布置瑶山周围十多个市、县在同一天拂晓统一行动，开展群众性的反霸、反特、收枪活动。翌年1月8日，李天佑下令部队向股匪发起总攻，部队冒雨奔袭一夜，只在几个村子歼灭了400多名土匪，多数部队扑空。李天佑当机立断，命令部队改变战术，以集中对集中，以分散对分散。在他指挥下，部队针对土匪活动的规律和特点，采取敌变我变，以驻剿发动群众，实行剿匪与反霸相结合；组织飞行队实行进剿，跟踪追击，搜山搜洞，机动灵活地消灭敌人；同时号召部队把军事打击和政治瓦解结合起来，把宣传品贴到匪洞，迫使敌人投降。2月2日，广西剿匪部队集中13个营的兵力，进入大小瑶山，逐山、逐村、逐洞围追堵截，剿灭土匪。在地方各级党委的正确领导和李天佑的正确指挥下，经广大军民50天英勇奋战，瑶山及其周围的土匪全部被歼，主要匪首无一漏网。这一胜利，从根本上扭转了广西剿匪斗争的局面。1951年4月，李天佑升任广西军区司令员，继续领导广西军民开展剿匪斗争。

    从1949年12到1952年4月，李天佑率领广西军民共歼灭匪特46万余人（包括毙、俘、自新），广西猖獗的匪患被基本肃清，受到毛泽东主席电令嘉奖。

    铸造华南长城

    1953年底，李天佑离开南宁到武汉养病，并参加了中南军区高级干部文化学习班学习。次年9月，他到北京参加了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后，中央军委确定他到南京军事学院战役系学习。1955年，41岁的李天佑被中央军委授予上将军衔，同时被授予一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各一枚。1957年11月，李天佑以优异成绩从军事学院毕业，出任广州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军区党委副书记，1958年任代司令员。

    李天佑主持广州军区工作的几年间，注重华南地区的战略设防和战场建设，为搞好战备训练和战场准备，他对各级指挥员、机关、部队的教育训练不仅抓得紧，指示明确，而且多次亲自率领工作组，顶酷暑，冒风寒，跑遍了华南三省有战略意义的高山、海岛和前沿阵地，勘察地形，视察部队，研究设防部署。他坚定积极地贯彻中央军委的战略指导思想，认为现在我们是取得政权的国家，不同于内战时期，对来犯之敌，既要坚持在运动中消灭它，又不能轻易地放进来打，祖国的一寸土地也不能轻易地让给敌人。他从华南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地区战略设防原则，强调要重视海岸、海岛防御，突出重点搞好纵深设防，分梯次配置兵力，要有强大的预备队，在国家建设财经困难时期注意节约的原则下构筑坚固的“三防”工事。

    在部队现代化建设问题上，李天佑坚持党领导军队的原则。他说：人民解放军是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党指挥枪”始终是建军的根本原则，除了在刻不容缓的紧急情况下由指挥员决断处置外，都必须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他主张，军队的存在就是为了打仗，现在没有打起来，一定要加强部队的教育训练，值班部队就是要以战备训练为中心。他强调，搞好训练的关键是抓好干部训练，并亲自抓师以上干部战役集训队，抓各级参谋人员的业务训练。

    他根据华南地区的地形条件和未来战争的需要，坚持组建装甲兵，并针对一些同志对炮兵作用认识的不足，多次指出炮兵是战争不可缺少的兵种，强调加强炮兵建设的重要性。

    他经常深入训练第一线，严格检查，精心指导，既抓军事又抓政治，给部队解决困难问题。1959年，他到海岛视察，发现住在坑道的战士们铺上的垫子既薄又潮湿，立即指示后勤部门限期研究解决；他发现守岛部队文化生活贫乏，当即指示政治部多组织文化小分队巡回演出，并配发了电影放映船，活跃海岛、边防部队的文化生活。他针对一些海岛部队干部家属上班和子女上学难的问题，提出了就地兴办农场和学校的建议。位于我国南海西沙群岛的金银岛、甘泉岛、永兴岛，因离大陆较远，面积较小，无人常住，只有我渔民在台风过后的季节里去捕鱼、捞参、挖鸟粪时，临时搭篷栖息。后来，南越反动军队蠢蠢欲动，妄图侵占我国金银岛。李天佑知道后，立即向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报告，同时命令部队协同武装民兵迅速上岛驻守。这一果断行动，维护了祖国的尊严，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赞扬。

    李天佑在广州军区工作了五年，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坚持从严治军，全面建设部队，使军区各项工作都有很大的发展。

    弹精竭虑

    1962年9月，李天佑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他刚到北京时，罗瑞卿总参谋长了解到他在战争年代身体多处负伤并患有慢性肾炎和鼻炎等多种疾病，在北方秋季易发作，劝他每年秋季到南方休息，治疗一段时间。可是，他从未因病而离开过工作。他在总参先后分管和兼管过十多个部局的工作，对机关建设十分重视。经常深入下层，了解情况，指导工作。他不仅事事从战略高度出发考虑问题，而且对每件具体工作都要求很严，有布置、有检查，狠抓落实。

    1964年，全军开展军事大比武，他积极支持，亲自参加全军在丹东举行的侦察兵比武活动，鼓励部队从实战出发，通过训练，提高侦察分队的战术技术水平，全面增强部队战斗力。

    他从全局出发，针对华北地区的实际情况，建议调整兵力部署，被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采纳。

    在军事援外工作中，李天佑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有关外事工作的方针原则。在胡志明领导越南人民抗击外来侵略者的斗争中，李天佑曾多次应邀率代表团赴越访问。在中越双方会谈中，他严守我国的对外政策，既坚持原则，又非常灵活地处理问题，为增进互相了解，加强团结和友谊，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在总参工作期间，他废寝忘食地工作，埋头苦干，常常挑灯夜战，为加强部队建设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文革”初期，李天佑为了保持总参机关和军队的稳定，在受到冲击的情况下，不顾个人病情恶化，冒着风险，忍辱负重，坚守岗位，尽职尽责，哪里有问题就到哪里去工作，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保护干部。他坚持党委集体领导的原则，在党委会上他曾提出，凡要批判的干部必须逐级经过党委批准，加强请示报告，凡没有分清矛盾性质的，先按内部矛盾处理，不能乱批乱斗。他多次带领工作组深入院校做说服工作。在听取各部局的汇报会上，他反复强调，要实事求是，按党的政策办事。他听说京外某学院有个领导干部被揪斗犯了心脏病，立即派飞机把那位领导干部接到北京保护起来。当他得知有个部的领导被京外某学院少数人揪走的消息，立即驱车赶到火车站劝阻，在劝阻无效的情况下，他批评“造反派”这种做法是错误的，严肃地向他们提出，一定要保证人身安全，快去快回。在江青提出“文攻武卫”口号挑起全国性武斗的日子里，李天佑十分清醒地努力保持机关、院校和部队的稳定。由于他反对把部队搞乱，被少数人称为“消防队长”。他说：这种称号不错嘛！消防队长发挥了作用，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就有了保障。

    1969年9月，林彪反党集团为了把党政军一大批老干部赶出北京，曾召开过一次作战会议。当时，正在治病的李天佑突然接到通知，要他参加会议。他到会发现，林彪一伙在会上大肆制造紧张空气，鼓吹大战一触即发，为他们驱赶老干部找借口。由于李天佑事前对会议内容全然不知，所以他在发言中根据自己掌握的国内外情况，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敌人要发动突然袭击和大战一触即发，并指出大战一时还打不起来，不必搞得过于紧张。他的发言和林彪一伙唱的调完全不同，当即遭到冷落。会后李天佑继续养病，没过几日，听说林彪发布了“第一个号令”，强制大批老干部及其家属离京，他非常气愤。不久，长期带病坚持工作的李天佑深感无法继续工作，他平生第一次写报告离职治病。报告被批准后，他离开了总参的领导岗位。

    在离职治病期间，李天佑的病情不断恶化，他也越来越怀念那些曾经和自己同生死共患难的老首长和老战友。1970年八一建军节前夕，他接到了招待会请柬。当时，他的病情很重，大家劝他不要去出席了，而他听说到会的将有一批被“解放”的老干部，依然抱重病之躯出席了招待会。

    9月上旬，王新亭、彭绍辉两位副总长到医院看望他，向他传达了刚结束不久的中共中央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庐山会议精神。这时李天佑的病情已经恶化，他听后表示坚决拥护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决策。

    1970年9月27日，身经百战、积劳成疾的李天佑，在“文革”的动乱中，不幸在北京病逝，终年56岁。

    10月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指战员1000多人为李天佑举行了追悼大会。中共中央、国务院机关有关负责同志和中央军委、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国防科委、军事院校、北京部队和北京卫戍区的负责同志参加了追悼会。大家怀着沉痛的心情，深切悼念久经考验的人民解放军的杰出将领、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军事家李天佑的不幸逝世。

    李天佑戎马一生，南征北战，屡建战功，但他有功不居功。在红军时期，他的职务曾多次升降，他顾全大局，不计个人名位得失，以党的利益为重，都愉快地服从了革命的需要。他长期身居要职，但从不搞特殊，不摆架子，处处以普通一兵严格要求自己。他工作认真负责，严格要求，一丝不苟，从不得过且过。

    他一生不吸烟，不喝酒，不爱游玩和闲聊，最大的兴趣是学习，他虽然在南宁教导总队、中央红军学校、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南京军事学院进行过系统的学习，具有较高的科学文化知识、军事理论水平和指挥作战能力，但他从不满足，几十年来，无论走到哪里，一住下来就找来书报进行学习和研究。他对于上级发的文件、电报，总是反复阅读，逐字逐句推敲领会。看地图是他的习惯，经常聚精会神地查阅地图，现地对照。他不仅重视理论学习，而且注重实践，善于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每打一仗必作总结，通过总结经验教训，不断提高自己，不断提高各级指挥员的指挥能力和部队的战术水平。

    为了推动人民解放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他曾经利用工作间隙，回顾历史，翻阅材料，先后撰写了《回忆百色起义》、《红三军团东征福建散记》、《把敌人挡在湘水前面》、《首战平型关》、《雄师横扫天津城》、《广西剿匪记》、《把培养部队的作风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等数十篇文章、讲话和回忆录。在他的这些著作和讲话中，不仅热情地歌颂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正确，而且满怀激情赞颂了在党的领导下广大指战员为革命奋不顾身、不怕流血牺牲、英勇奋斗的光辉事迹，对继承和发扬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加强部队的革命化建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李天佑一贯艰苦朴素，廉洁奉公。无论是战时还是平时，都重视对部队进行人民军队的宗旨、性质、任务和光荣传统教育，而且以身作则，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他经常教育身边的工作人员和自己的子女，要勤俭节约，艰苦奋斗，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是一位可敬可爱的好领导，党的好干部。

    李天佑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不仅在中国革命战争中做出过杰出的贡献，而且在人民解放军现代化、正规化和革命化的建设事业中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他曾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和国防委员会委员，是中共第七、八、九次全国党代会代表，并被选为第九届中央委员。他一生奋斗的光辉业绩、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和高尚的思想品德，将永远值得人们学习和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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