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文骅

    莫文骅，又名莫万。1910年1月出生于广西邕宁县亭子乡（现属南宁市）。他一生戎马倥偬数十载，南征北战，驰骋疆场，为中国人民的伟大解放事业和我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博学多才，兼资文武，素有“儒将”之称。

    求学岁月

    莫文骅出生时，家境较为殷实。家里不仅有点田地，其父莫廷俊还在城里开了一爿卖布的“苏杭铺”布店。后来家境渐渐衰落，到1925年已被迫卖掉布店，后来连田地也卖得一干二净。在此情况下，出身贫苦被拐卖到莫家当小的生母黄婉卿，将希望寄托在儿女们身上，盼望儿女出去闯一闯，闯出点出息。父亲怕儿女受人欺负，专门雇请拳师教习拳棍刀剑。

    莫文骅七岁时，父母亲将他送入村里的蒙馆小班读书识字，接受启蒙教育。到14岁时，母亲极力支持他上洋学堂。他虽然没有上过初小，仅在村里的私塾读了几年书，但天资聪明，学习刻苦，却由母亲带着到离家十多里的城里直接考上了南宁模范高等小学，成了家里第一个上洋学堂的人。

    每天天刚亮，莫文骅匆匆吃完早饭，就带上父亲给他的四个铜板去上学，中午在街摊上花两个铜板买碗米粉充饥，剩下两个铜板是早晚往返渡邕江的船资。这样持续四年，起早走，傍晚归，实在辛苦，但他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扎扎实实地读书，上课专心听，不明白的就大胆地问。他聪明好学，爱好广泛，特别喜欢英文、古文和体育。在南宁模范高小，他是学校的体育部长，喜爱赛跑、打篮球，学校每次组织比赛，他都积极参加，多次拿到200米赛跑第一名，而且是校篮球队的主力队员；对英语学习，他较为用心，不仅认真学习了《模范英语读本》、英文版《纳氏文法》（一册），晚间还参加英语补习班，一有空就背单词，练英文书写，能用常用英语对话，由于花的精力比较多，其成绩自然好于其他课程。由于爱好，他参加革命后仍然坚持学英语，时常读一些英文报刊和书籍，对工作和学习帮助很大，确实终身受益。

    对古文，他甚为偏爱。他学习《古文观止》非常有兴趣，好多章句被他熟记下来。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高小时的一件事激发了他。一次，学校组织作文展览，他的作文没有被选上。当他看到展出的文章都引用了《古文观止》上的话，就随口说道：“作文章都用古人的话怎么行？”不料，这话却被其他同学听到了，当即回敬他道：“好嘛，那你为什么不晓得引用呀？你用得好也可以把作文贴出来嘛！”同学的话深深地刺激了他。自尊心很强的他暗下决心，一定要让自己的作文能够贴出来展览。当年放寒假，他将自己关在家中，专心致志地学习《古文观止》。整本书被他从头到尾翻了几遍，像《岳阳楼记》、《陋室铭》、《醉翁亭记》等精彩的名篇佳作，都被他背了下来，并且还勤动笔练习写作文。功夫不负有心人，一个月的时间过去了，他的作文水平大有长进。后来他写的作文经常被拿去展览，有的文章还受到学校的奖励。

    1925年，莫文骅从南宁模范高小毕业。翌年，他考入广西省立第一中学。此时，正逢国共合作的大革命高潮，全国各地轰轰烈烈地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莫文骅在省立一中大量地阅读了《向导》、《新青年》、《少年先锋》等进步刊物，还读了鲁迅的《呐喊》，甚至还阅读了《共产党宣言》等革命书籍，接受了进步、革命思想的熏陶，加入了该校约200人组成的学生军，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1926年12月，由梁砥介绍，莫文骅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他向介绍人梁砥表示：决心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到底，直到牺牲自己的一切；坚决服从组织的调遣，让我到哪，干什么都行，什么苦都能吃。

    次年4月，国民党右派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全国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莫文骅在南宁不幸被新桂系逮捕，关在一间暗无天日、散发出恶臭腥酸气味的肮脏监牢里。在狱中，他和其他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及一些进步青年一起，受尽了肮脏、饥饿的折磨，身上的虱子、臭虫成群，疥疮一个连着一个，不少人还经受了酷刑的摧残，坚持与敌人进行绝食等坚决斗争，有的甚至献出了生命。莫文骅因没有暴露共青团员身份，到1928年2月敌人仍未抓到他的任何把柄，只得将他释放出狱。出狱后，他由于在狱中受到敌人残酷的折磨和摧残，已是体弱多病，只得在家中养病。其父是一位老实本分人，不信神，爱写诗，能吃亏，对儿女管教很严，但就是怕莫文骅再出去“闯祸”，于是盘算着给莫文骅娶个媳妇，以拴住他那颗“不安分”的心。但莫文骅耐心地说服了父亲，筹集了一些钱，前往广州夏令馆补习功课，可是仅学了一个多月，他的身体就支撑不住病倒了，只得又回到家里养病。

    战火中成长

    1929年夏，蒋桂军阀战争结束，广西政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国民党左派军人李明瑞回桂担任广西省绥靖司令，俞作柏担任广西省主席。俞、李两人受我党影响，倾向我党且与蒋、桂军阀矛盾重重。他俩掌握广西政权后，由于缺乏实力，企图借助我党的力量以巩固自己的地位，主动要求我党派干部到广西工作。莫文骅在中共组织的安排下，于当年进入广西陆军军官学校（南宁军校）学习军事。

    同年10月，俞、李仓促反蒋，加之部下叛变，很快陷于失败，李宗仁为首的桂系军阀卷土重来。在这关键时刻，我党当机立断，决定把我党在南宁掌握的武装力量撤往左右江地区。当时，莫文骅被广西警备第四大队长张云逸任命为中尉副官，随该大队和教导总队一部到达百色。同年12月11日，他参加了著名的百色起义，并担任新成立的中国红军第七军军部机要参谋，以后他随军参加了守卫百色、激战隆安和四把、袭占贵州榕江城等战斗。

    1930年11月初，经革命洗礼的莫文骅，由军长张云逸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他奉命随红七军北上，先后担任第二十师辎重队长和第二十师五十八团四连政治指导员。1931年进军到广东乐昌河边，部队被打散后，他临危担任第二十师五十八团二营六连连长兼连政治指导员、红七军军委候补委员。莫文骅上任时，六连刚组建，战士大部分是勤务员、司号员、伙夫、马夫等非战斗人员，他们阶级立场坚定，能吃苦耐劳，但作风较稀拉，生活较散漫，缺乏实际战斗经验，也不太爱学习，内部关系不够融洽。历经两个多月的行军战斗后，连队暴露出了不少问题，完成战斗任务也不够好。为了改变六连的落后面貌，在部队到达永新中央苏区和主力红军会合后，他着力抓连队的思想政治教育，经常给战士们讲解革命的道理，讲解我党的土地政策和毛泽东同志的游击战术以及我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连队充分发扬民主，坚持民主集中制，生活上与战士们同甘共苦打成一片。经过一系列的工作，连队的精神面貌大为改观，许多问题和矛盾得到了解决，大家的政治觉悟提高了，战斗情绪高涨起来，连队的战斗力大大提高，在第三次反“围剿”的最后一仗方石岭战斗中，六连全歼韩德勤师一个炮兵营，受到上级的奖励。

    1932年1月，莫文骅奉命率领第六连随红七军参加赣州战役。赣州位于赣南赣江上游，系章水、贡水、桃江、平江等江河的交汇处，它东、西、北三面环水，地势险要，城墙坚固，敌人倚仗着坚固的城防工事，死守不出。我军集中了红一、三、五军团三个军团的兵力攻城，红七军12个连共1000余人负责攻打北门，由红五十八团担任主攻。由于莫文骅所在的第六连前几次完成任务出色，这次被确定为攻城先锋连。因为城墙太高，大部队很难爬上去，上级首长决定炸墙入城，并派来工兵在北门进行坑道作业，六连担任掩护任务。莫文骅带领六连在赣州城边与敌人苦战一个多月，终于以炸药将外城墙炸开了一个大缺口。攻城开始后，六连紧随一个由40多人组成的敢死队冲入城中。不幸的是在爆破内城墙时，由于敢死队离城墙太近，点火之后，随着“轰隆”一声震天巨响，城墙“哗”地塌了下来，乱石铺天盖地，有的竟飞出七八里远，40多名精干的敢死队员大部分被活埋了，六连也有不少指战员负了伤，莫文骅的手亦被炸伤。

    由于总攻已经开始，又失去了“敢死队”这支精锐的突击力量，莫文骅只得忍住伤痛及时指挥六连担负突击队的任务，不顾一切地向塌下的内城墙缺口冲去。可是，刚冲到墙边，突然“轰隆”一声巨响，另外一个坑道也被引爆，一下将刚冲到墙边的战士炸伤不少，但他们咬紧牙关爬起来继续向前冲锋，然而冲到墙根近百人的六连包括他在内已仅剩26人，并且没有被彻底炸塌的城墙挡住了他们前进的道路。莫文骅毫不气馁，他立马组织战土两个人一组搭成人梯爬墙，可是敌人火力甚猛，连队伤亡很大仍攻不上去。正当他准备组织力量继续上攻时，突然左腿又被敌人击中，负了重伤。四连的一名大个子战士见了迅速将他背了下去。从此，莫文骅离开了心爱的六连，也落下了残疾，留在上犹养伤，兼任上犹、崇义游击队指挥部临时总指挥。同年9月，他被调任湘赣军区政治部宣传科长，以后又相继担任遂川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红五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政治部主任和第十三师政治部主任等职，参加了中央苏区的第四、五次反“围剿”战争。

    严峻考验

    1934年10月初，红五军团在江西兴国县境内打完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最后一仗。时任红五军团第十三师政治部主任的莫文骅带着满脸的忧愁和全身的疲惫从战场上回到宿营地。由于连续战斗数日，他饥、疲交加，匆忙弄了点饭吃，想躺下歇一歇，以便有精力处理战后的各项工作。这一仗，依然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跟敌人打阵地战，拼消耗，显然不是敌军的对手。经激战后，仍不得不放弃阵地向后退却。他边吃饭边寻思：照此下去，革命根据地不是很快就会丢光吗？就在这时，发自红军总政治部的一封特急电报送到了他的手上，电报上命令他立即动身，两天内赶到古龙岗镇新组建的红八军团部，担任政治部宣传部长。电报最后特地加了一句：“如迟到了，就跟不上队伍。”

    看完电报，莫文骅着急起来。因为师长陈伯钧还未回营地，新任师政治部主任又未到，一些工作无法交接。但是，再等就来不及了，去古龙岗约有200华里的路程，稍耽搁一下，就可能跟不上队伍。军情紧急，莫文骅估计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已经失利，可能红军主力要突围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若跟不上部队，则意味着他将留在根据地。事不宜迟，他查了一下行走路线，留下一张便条给陈师长，就带着特务员和饲养员，牵了一匹马上路了。他们日夜兼程，直奔古龙岗。可是，马在途中累倒了，他们步行了一天，赶到古龙岗，军团部与主力已经开拔，幸好军团后卫部队还在。好险啊，真是差一点就赶不上部队。

    第二天，红八军团开始强行军，莫文骅从此踏上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漫漫征途。红八军团机关刚组建，他又刚到，对人员和部队情况都不熟悉。部队很快就进入了国民党统治区域，常常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情况和问题。为了开展工作，莫文骅一边行军，一边向干部战士了解部队情况。由于天天行军，加上工作繁忙，他几乎没有睡过一个好觉，沿途还要向群众做宣传工作，走了几天，他已感到体力不支，再加上腿伤未愈，伤口发炎，左腿开始红肿，行军非常困难。军团领导同志知道他的情况，但也无能为力，因为军团刚成立，从别处也抽不出一匹马来。莫文骅只好拿根棍子，凭着革命者的坚强毅力，一瘸一拐地跟着部队前进。

    经过几天艰苦的行军，部队越过广东边境，到达湖南境内。一天早上，部队集合，莫文骅刚到集合场上，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高兴地告诉他：“你过来！刘党代表给你一匹马。”刘党代表就是刘少奇同志。当时，中共中央为了加强对红八军团的领导，在长征开始时，就派刘少奇到红八军团任党代表，和军团政委黄苏共同领导红八军团。前一天晚上，部队打土豪，弄到了一匹骡子，刘少奇听罗荣桓说莫部长腿肿得厉害急需一匹马，就把骡子留下来驮行李，将自己骑的黄马送给了莫文骅，真是雪中送炭啊！莫文骅如获至宝，十分感动，在以后频繁的行军、战斗生活中，他尽量少骑马，多走路，不让马过于疲惫，他将这匹马同自己的生命连在一起，尽力去爱护它、珍惜它。党代表送马，莫文骅时刻铭记于心。

    一天，部队直播广西灌阳，处境极其险恶，前有国民党桂军堵截，后有蒋介石的大量嫡系部队追击。军团首长下令：机关的行李、伙食担、马匹等先走，部队交替掩护转移。莫文骅随部队掩护撤退，连续急行军一天一夜，疲劳万分，双脚肿胀，只得柱根根子跌跌撞撞往前赶，拂晓时突然听到路旁一匹马向他嘶叫几声，他转眼一看，正是刘党代表送给他的那匹大黄马，莫文骅顿时高兴得眼泪差点掉了出来，他当即骑上马往前赶，一边打着瞌睡一边想：没有刘党代表的这匹好黄马，自己很可能脱离不了险境。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后，莫英文骅奉调到上级干部队任政委。上级干部队，是红一方面军离开中央苏区时，由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和一些地方干部合编而成的，由指挥科、政治科、地方工作科组成，连勤务人员在内约140人，归中央军委建制，由红色干部团领导，它可是一支特殊的部队。队长肖劲光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迫害，被开除党籍，并被判五年徒刑；指挥科长周士第在南昌起义失败后脱离了党，在上干队时还是非党员；政治科长苏进因“左”倾路线迫害，被捕受屈，释放后调到上干队工作；地方工作科长冯达飞亦受王明“左”倾路线打击，被撤职，长征时被调到上干队工作。此外，上干队的学员都是团、营级军政干部或地方县级干部，都有相当丰富的经验，现在都作为普通战斗员扛大枪、背背包长途行军作战，思想上或多或少有些疙瘩，还有中央分来的董必武、徐特立、成仿吾、李一氓和冯雪峰五位老同志都是中央和部门的负责人，现在都是作为政治教员，他们年纪大，又无马骑，每人只拿一根自制的手杖走路。这些特殊的情况，对年仅25岁的莫文骅政委来说，工作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他不仅要负责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更重要的是保证他们的安全，他们可是革命事业不可估量的宝贵财富。

    当时，莫文骅的工作方针是相信同志，采取积极的、信任的态度。几个受到错误路线打击的同志，对当时的中央有意见，但是他们的思想坚定，顾全革命大局，他坦诚地同他们分别谈心，消除他们的误会和不满情绪。平时，从不提他们受处分或脱党的事，避免因这些问题而伤害感情。在队党支部如何发挥战斗保垒作用的问题上，莫文骅极为慎重，因为肖劲光和周士第是非党员不能参加，五位老同志又不参加支部工作，莫文骅就每科选一名年轻积极而有工作能力的学员为支委，并选曾担任过团总支书记、年仅22岁的彭善和为支部书记，他和政治科长苏进为普通委员。而且党支部有时讨论问题时，他还请其他几位队领导和有关的老同志参加，听取他们对工作的意见。为了不伤害受迫害同志的感情，莫文骅从不召开党员大会，安排工作就召开全体军人大会，由队长讲话。有关全队性的军事、行政事务，他放手由肖队长去安排；各科的事，原则确定后，则由各科长负责组织完成。这样分工负责，相互配合默契，充分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

    对五位老同志，莫文骅更是尊重，遇事总是虚心地向他们请教和商量，特别是对政治课的教学问题，都由他们决定。在讨论教学问题时，按照规定，作为政治委员要作最终结论，但每次他都请董必武作结论，而他则努力搞好教学保障。老同志利用行军间隙上政治课时，莫文骅不仅大力支持，而且自己经常去听课，既了解讲课进度，又大大地提高了自己的政治理论水平，五位老同志都很高兴，对莫文骅的工作自然鼎力支持。

    1935年4月，莫文骅调任红色干部团政治处主任，团长和政委分别是陈赓和宋任穷。4月29日，红色干部团进抵彝民地区，继而奉中央军委命令抢占皎平渡，强渡金沙江。

    袭取皎平渡口，对我军的整个北进战略方针的完成有着决定性的意义，事关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中央红军的生死存亡。由于敌人已占领其上、下游所有的渡口，扼守着对岸，而且已烧毁了岸边老百姓的船只，而后面还有十多万敌人兵分三路追来。如果不能夺取渡口，将是前无去路，后有追兵，后果不堪设想。由于事关重大，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于30日亲临干部团作战斗动员，并派总参谋长刘伯承与宋任穷率领干部团一个营及工兵等为先遣营先行出发，莫文骅和陈赓率领团直属队与一个步兵营、机炮连及上级干部队紧随推进。

    在刘伯承、陈赓、宋任穷和莫文骅的率领下，红色干部团的勇士们，凭着长征磨炼出来的两只“铁脚板”，不顾疲劳，克服一切困难和险阻，强行军280余里崎岖山路，于5月3日晚赶到金沙江畔，袭取厘金局，活捉敌人30多名，没收了厘金局盘剥的税款5000块大洋，不费一枪一弹，没伤一兵一卒，顺利控制了皎平渡口。接着，他们乘胜向纵深发展，打败了前来扼守渡口的敌军一个营，开辟了北上抗日的前进道路，圆满地完成了任务，谱写了我军历史上光辉的一页。5月9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金沙江，跳出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红火”磨炼

    1935年5月，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后，继而强渡大渡河，飞夺沪定桥，翻越终年积雪、人迹罕至的夹金山，6月14日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西北的懋功地区胜利会师。两军会师后，红一方面军的运费险退红色干部团与红四方面军的军事学校合编，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大学。莫文骅奉命担任校党总支书记，校长、政委由红四方面军的同志担任，红一方面军的刘少奇任政治部主任。由于他们均未到职，加上陈赓、宋任穷已另行安排工作，整个学校的工作就由红军大学教育长、原红四方面军参谋长李特与莫文骅主持，莫文骅实际负责政治部工作。

    这时，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张国焘开始闹分裂，企图分裂党、分裂红军，篡夺党中央的领导权。党中央和毛主席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错误进行了耐心的教育和斗争，但张国焘执迷不悟。党中央到毛儿盖时，同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已经公开化、白热化，并且从党内逐渐发展到部队。张国焘指使其亲信，在部队进行煽风点火，煽动不明真相的干部战士支持他们分裂红军的活动，并通过各种手段做分裂红军的舆论准备。

    在红军大学，李特作为张国焘的亲信，自然积极活动，其分裂的嘴胜也逐渐暴露。他对红一方面军的干部不挑剔就找碴，动辄就处分，对莫文骅则又打又拉，一面封官许愿，一面借题生事，后来干脆派人跟着莫文骅。莫文骅凭着对党负责、对红军负责的赤胆忠心，跟李特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以反对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

    一天，莫文骅到李特住的小楼上和李特谈话，李特冲着他说：“你们红一方面军干部团很散漫，衣服不整，精神不振，表现出右倾。”莫文骅听了大吃一惊，觉得李特说话另有目的，就向他解释说：“红一方面军干部团转战七八个月，战胜了强大的敌人，渡过了金沙江、大渡河，爬过了梦笔山、夹金山等大雪山，和兄弟部队一起保卫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安全，中间既没有休息，又没有补充，尝尽了人间的艰难困苦，才能到达这里。因为无补充，衣服破烂，长途跋涉，再加上医药缺乏，病号多了，掉队的多了。但是，大家的精神状态是好的，对革命充满了信心，战斗力是强的，根本不是什么右倾。”听莫文骅这么一解释，李特十分恼怒。此时恰好有一个干部左手提着一个羊头，右手拿着一个土罐子，衣衫褴褛，从窗户下走过，李特一眼望见，便指着这个干部对莫文骅说：“你看，这像什么样子？这不是向困难投降吗？向困难投降不是右倾机会主义？”莫文骅当即反驳说：“这是休养连的干部病号。他是一个师级干部，有病还坚持跟着部队走，这说明他对革命是坚决的，怎能说他向困难投降和右倾机会主义？你的逻辑不对头啊！”一番话说得李特无言以对。话不投机，莫文骅没将谈话继续下去，走了。

    第二天，李特约莫文骅去再谈一谈，莫文骅答应了，他明白李特说干部团右倾，只不过是指桑骂槐、含沙射影，想借此攻击党中央而已。这次李特又找他去谈，他决定利用机会跟李特斗争到底。当他走到李特住的小楼上时，看到桌子上有一盆苞米糊糊，心中就有点疑问，不知这家伙葫芦里又卖什么药。

    在生活条件极端艰苦的彝民地区，苞米糊糊可是美味佳肴。莫文骅一坐下，李特就请他吃苞米糊糊，他也不客气吃了一大碗。刚吃完，李特笑嘻嘻地对他说：“我们昨天谈的事，你想过没有？干部团是机会主义啊！承认它，好转变。”莫文骅说：“没有这回事，承认什么？”于是李特又问道：“你读过书吗？”莫文骅回答说：“读过初中一年半。”这时李特严肃起来，一本正经地说：“那么，你是知识分子罗？难怪不坦白承认错误。”莫文骅听罢吓了一跳，他知道张国焘身居红军总政委要职，对知识分子很歧视，一旦被扣上“知识分子”的大帽子，那可就危险、麻烦了。然而，吃了苞米糊糊的莫文骅对如此原则问题可不含糊，他了解李特是从苏联回国的，是军政大学的学生，便顺着他的话不饶地讥讽着说：“我哪能谈得上是知识分子呀！如果我也算个知识分子，只能是个小小的知识分子。那么你教育长同志，不就是大大的知识分子么？如果说不承认错误是小知识分子的特点，那么造谣生事就是大知识分子的特点罗？”

    李特听了莫文骅的讥讽和反驳，脸一沉，思考了一会，自知理亏，自己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不但没有生气，反而笑咪咪地问：“你过去是干什么工作的？”莫文骅回答：“参谋、连长、连政治指导员、游击队总指挥、军分区司令员、师政治部主任、军团宣传部长等都干过。最近，是干部团的政治处主任。”李特立即接过话，别有用心地说：“像你这样的干部，在四方面军当军级干部也是可以的了。”很明显，他在以封官许愿的方式拉拢莫文骅。莫文骅听了答道：“在红一方面军，像我这样的干部多得很，我算什么！”谈了约半个小时，莫文骅起身告辞，他临走时，李特狠狠地丢下一句话：“这个问题，你得慎重考虑啊！布尔什维克党是不允许搞机会主义的。”莫文骅当然毫不客气地回敬道：“你得收回你不正确的言论。”

    莫文骅离开后仔细回想，觉得问题严重，感到事情闹得不小，李特反映出的问题是明显的小集团活动和宗派主义，是反党反中央的行为，他决定一面继续斗争，一面立即向中央反映情况。他把这些事情和自己的想法同一些同志商量后，得到大家的一致支持。次日，他带着身边的两个人前往约十里路远的党中央负责同志住地毛儿盖，先到上干队找到队长肖劲光和其他一些同志，他们都支持他，特别是政治教员冯雪峰还从理论、路线、政策的高度，分析张国焘反党反中央的右倾机会主义实质和产生的根源及其表现，使莫文骅茅塞顿开，觉得头脑清醒了许多，临走时，冯雪峰又提醒他：“同李特斗，要抓住他搞宗派主义，抓住他分裂红军这个根本问题，不要同他纠缠小事，这样才能帮助红四方面军的同志认清是非，争取红四方面军同志的同情。”接着，他直接去面见当时代理总政治部主任的博古和总政治部副主任李富春，把李特在红军大学的言行和自己跟他斗争的情况向他们作了汇报，并请他们将情况报告给党中央和毛主席。两位领导同志听了他的汇报后非常气愤，当即指示莫文骅：“和他继续斗争，要发动群众批判他，斗争他。”并答应将情况向毛主席报告。

    第二天清晨，李富春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可以继续和李特斗争，但组织上不宜出面，这还不是时候，因为张国焘是红军的总政委，红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还没有认清张国焘的真实面目，所以公开斗争李特的条件还不成熟。可能李特觉察到了莫文骅向中央汇报了情况，他做贼心虚，见面时，就谈些具体的工作没再谈要莫文骅慎重考虑的问题。莫文骅按照毛泽东主席及其他领导同志的指示，利用工作的空隙，向政治部的同志传达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精神，要求大家同李特斗争到底，并组织力量以防意外。后来部队转移，李特干脆派几个警卫员时刻跟着莫文骅，监视他的行动。

    部队过完草地，到达巴西一带后，中央在红军北上抗日还是向西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问题上有分歧，已传遍了所有部队，闹得沸沸扬扬，情况变得异常起来。一天凌晨，莫斯科派到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突然来到莫文骅的床边，把他从睡梦中叫醒，急切地说：“快起来、中央决定北上，命令已到，你把身边的人组织好，要密切注意李特，不要让他把队伍带走；同时，要提防他整你。”这位曾是“左”倾错误路线的重要决策人，此时主张北上抗日，他奉中央军委的命令来通知莫文骅。

    莫文骅得到中央军委的明确指示，立即召集有关人员进行动员，布置有关北上的准备工作。同时，他派青年干事张正光通知政治科长苏进，要他立即出发，随中央直属队前进。队伍紧急集合起来向北进发。一路上，莫文骅和俱乐部干事严长庆等几位同志一直跟着李特，防止他把队伍西调。走了几十里路，中央直属队于中午到达一个村庄边休息。李特利用休息的机会，极力动员红四方面军的学员向西走，并向他们施加压力。一些学员在李特的怂恿下，纷纷闹着要回去。这时，后面的通讯员传过话来，说红四方面军总部命令在红军大学学习的红四方面军的学员立即回去，还传说红四方面军的部队追上来了，会有战斗，整个队伍被弄得乱哄哄的。红一方面军的学员非常愤怒，对张国焘和李特切齿痛恨。莫文骅立即开展思想工作，劝说红四方面军的同志留下随中央北上。而李特蛮横至极，他一面拿皮鞭抽打不愿回红四方面军的学员干部，一面高喊：“不要跟机会主义者北上，南下吃大米去！”继而和李德大吵起来，骂得面红耳赤。就在这非常紧张的时刻，毛主席从小屋里缓步走了出来，他说道：“你们红四方面军的同志回去是可以的。”并告诉莫文骅：“你也不要劝说了，让他们回去，以后他们自己回来的。”于是李特带着红四方面军的学员干部走了。

    以后，红一方面军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正确率领下继续向北挺进，于1935年10月胜利到达陕甘苏区的吴起镇。11月初，在甘泉与徐海东、程子华、刘志丹等领导的陕北红军第十五军团会师。

    张国焘率领被他欺骗的红军南下后，自立“中央”，但部队屡遭挫折，损失惨重。1936年7月被迫转移到西康甘孜地区，与红二、六军团组编的红二方面军会合，由于中共中央和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等坚决斗争以及红四方面军广大干部战士的强烈要求，张国焘被迫取消非法的“中央”，同意北上。同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三大红军主力在甘肃省的会宁一带会师，伟大的长征胜利结束。

    留守陕北

    1935年冬，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毛泽东率中央机关进驻瓦窑堡，在那里召开了瓦窑堡会议，决定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实现这一革命路线的转变，完成这项极为艰巨而伟大的革命任务，中央决定将长征途中成立的工农红军大学与陕北干校合编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学校，调一些高级干部入校学习。周昆、宋任穷分别担任校长和政委，莫文骅任政治部主任。1936年1月，工农红军学校扩编为西北红军大学，周昆仍为校长，袁国平任政委，莫文骅任政治部主任。同年6月1日，撤销西北红军大学，建立中国工农红军大学，毛泽东兼任政委，林彪任校长，罗瑞卿任教育长。

    为了适应形势发展和工作的需要，莫文骅渴望有个学习的机会，提高自己的政策和理论水平。于是他乘学校整编之机，找到总政治部代理主任杨尚昆，请求组织上能让他到工农红军大学去当学员学习。杨尚昆批准了他的请求，同意他去由陈光任科长、罗荣桓任政委，主要培养军师级干部的“红大”第一科学习。但杨尚昆又明确告诉他，虽然是学员，还是要兼职任党总支书记。由于学校不设政治部，党总支领导第一、二科党的工作。并告诉他，校长林彪、教育长罗瑞卿等也都是既当学员又兼职。还明确规定，如有战斗，他随第三科一起行动。

    6月1日，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在瓦窑堡举行开学典礼，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其他领导同志都亲自到校参加。毛主席作了重要讲话，指出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党的任务和创办红军大学的方针。莫文骅作为“红大”的一名学员兼工作干部，心情无比激动。

    6月21日，这天是星期天。莫文骅珍惜难得的学习机会，没有出去逛街，留在学校预习功课。下午3时，他想起晚上学校要开同乐晚会，于是将胶鞋穿好，绑腿打得挺直，准备晚饭后参加晚会。突然，陈光大声喊道：“司号员，吹吃饭号。快！快！”随着号声，大家立刻忙去吃饭。刚吃完饭，罗荣桓来了，他通知大家：“快准备，马上要出发！”待大家收拾准备就绪，莫文骅按照杨尚昆主任的指示，带着警卫员张力到校部去打听消息，以便随第三科行动。

    他们到了校部，三科已全部集会到战场上去了。由于红军主力配置在南面抗击敌人，瓦窑堡是后方，所以只留下1个连负责担任警戒。此时，敌人进攻瓦窑堡，三科成为抵抗敌人的主力。

    莫文骅立即带着警卫员赶到北门城楼，向杨尚昆、林彪和罗瑞卿请求任务，然后带着警卫员出城去找三科的队伍。出城仅约100米，他们就碰上了一个像敌人的人。正在怀疑那人是不是敌人时，左侧两个老百姓向他们插手，告诉他们不要前进。莫文骅判断情况不妙：敌人撇开了我军的主力，利用地形钻空子进来了。于是他急忙带着张力赶回城里，向杨尚昆、罗瑞卿他们报告敌情。不料，罗瑞卿判断失误，认为那边不可能是敌人。莫文骅又只好带着张力和周昆的警卫员陈群炳再次出城去找三科。

    当他们三人来到刚才发现那个人的地方时，遭到化装成红军隐蔽在树林里的敌人的突然袭击。他们势单力薄，显然不是敌人的对手，只得边打边撤，沿着河边一气跑回城内。接着，他奉林彪的命令，去左侧一座600米左右的山上指挥一个赤卫班抵御敌人。可是，他刚爬上100多米，山上的赤卫队员就撤下来了。莫文骅判断敌人是从侧翼钻了进来，就赶紧下山沿着城墙向南走，从南门转入城中。幸好天色已近黄昏，敌人不知城内虚实，未敢贸然入城。

    瓦窑堡战斗后，“红大”奉命随党中央迁到保安。在保安城内的石洞内，莫文骅如饥似渴地刻苦学习，亲耳聆听了毛泽东和张闻天、李维汉等领导人的授课，学习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和辩证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联共（布）党史、各国论、党的建设、兵团战术、时事和党的政策与战役学等课程，短短的几个月内，莫文骅从理论上懂得了中国革命的任务、动力、对象、领导和前途，了解了中国革命过去失败的原因和经验教训；同时，他基本掌握了正规战的军事知识及方法，政治理论水平和军事素质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和杨虎城两将军逮捕了蒋介石及其亲信。中共中央从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逐步实现了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西安事变后，由于革命形势发生了变化，“红大”第一期的学员没有举行毕业典礼就结业了。根据工作需要，这些在窑洞中修炼的“元始天尊”的弟子们陆续被分配下山。1937年1月，林彪、刘亚楼和莫文骅奉中共中央与毛泽东主席的命令，前往延安筹办“红大”第二期。同年4月，“红大”第二期改称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一期，林彪任校长，刘亚楼任教育长，莫文骅任政治处主任。后来抗大政治处升格为政治部，由傅钟任主任，莫文骅任副主任。不久，为了加强对抗日前线部队的组织指挥，傅钟被调往抗日前线，莫文骅奉命接任“抗大”政治部主任。

    1937年8月，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迅速开赴华北抗日前线，英勇迎击猖狂的侵华日军。为了保卫党中央、保卫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八路军在延安留下了1．5万多人的部队。为了加强对留守部队的统一指挥，在延安成立了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当年12月改称留守兵团。肖劲光任司令员兼政委，莫文骅任政治部主任，毕占云、曹里怀相继任参谋长，先后下辖八路军第三八五、三五九旅和警备第一、三旅、骑兵旅及保安司令部与边区的各地警备团等部队。担负着保卫边区、建设边区、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重任。

    1942年，是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最艰苦的岁月，由于日寇的疯狂进攻和残酷“扫荡”，国民党的包围封锁，我抗日根据地急剧缩小，人口由一亿降到5000万以下，八路军也由50万人锐减到30万人，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十分困难，粮食不够吃，油盐、被服不足，经费紧张。同时，在队伍内部，由于王明“左”倾错误的影响还没有从思想上彻底加以清除，党内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等还时常作怪，严重地影响着全党的团结和对敌斗争任务的完成。为了冲破这黎明前的黑暗，战胜严重的困难，开创新的抗日斗争局面，争取抗日战争的早日胜利，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在1942年发动了伟大的整风运动和解放区军民的大生产运动。

    当时，留守兵团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关怀下，军事上贯彻执行党的路线和战略策略，在前线主力部队的直接和间接支援下，以不到两万人的兵力，和当地的人民群众一起浴血奋战，抗击着国民党胡宗南的30万军队的疯狂进攻，英勇地保卫了全国抗日战争指挥中心的安全；政治上反对王明的“左”右倾错误，坚决拥护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路线。但在具体工作中确实存在不少问题，较为突出的是脱离群众的军阀主义、教条主义偏向。一些干部在困难面前不过硬，思想消极，行为不良，埋怨政府，谩骂地方工作人员，与民争利，甚至侵害老百姓的财物，对下级、对战士摆官架子，有时训人骂人。由于各路红军的分散环境和不同的历史条件，政治工作从指导思想、工作内容、工作方法到工作作风不够统一，有些部队的政治工作相当薄弱。为了搞好留守兵团的整风工作，切实解决存在的问题，毛泽东主席于1942年1月23日给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和莫文骅写了一封亲笔信，明确指示：“将四军九次大会决议多印数千份，发至留守部队及晋西北部队，发至连长为止，每人一本，并发一通知，叫他们当作教材加以熟读（各级干部均须熟读）。”

    莫文骅接到毛主席的亲笔信，立即召集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兼留守兵团司令员和政委的肖劲光、参谋长曹里怀等召开军政委员会会议，讨论研究留守兵团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决定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在整风运动中认真学习和贯彻古田会议精神，大力加强部队的思想政治建设，积极开展对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彻底纠正不良倾向，从根本上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同时，想方设法尽快印刷出红四军九次大会决议，保证连以上干部人手一本。

    要在极其困难的边区印刷数千份决议，实在太难太难。但是，再难也难不住莫文骅等执行毛主席指示的决心。没有纸张，他们就利用边区到处生长的马莲自己造；印刷设备既少又简陋，铅印不能满足，就土法上马，组织人员日夜轮换到蜡板，搞油印，很快就保质保量将古田会议决议印刷好发到了各级干部的手中。

    4月6日，肖劲光和莫文骅签发了训令，指示留守兵团各级干部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重要指示，以手中的古田会议决议为教材，熟读牢记，作为今后行动的指南。学习中要联系本部队和个人的实际，反对照本宣科的教条主义和夸夸其谈，切实从根本上解决当前存在的问题。

    于是，留守兵团掀起了学习和贯彻古田会议决议的热潮，大家用决议内容来对照自己工作的实际，找出存在的问题和偏差，同时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强大的武器进行整风。经过学习和整顿，留守兵团的政治工作大大加强，军政关系、军民关系、官兵关系、上下级关系及与兄弟部队之间的关系等等得到了大大改善，广大指战员明白了八路军是一个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不是单纯打仗的，不但要去打仗，还要搞生产，做群众工作，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生产队。各部队热烈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积极开展大生产运动，提出了“不要公家一粒粮、一寸布、一文钱”的响亮口号，自己动手，种粮种菜，养猪养羊，办工厂出布匹、毛巾、肥皂、纸张，捻羊毛，织袜子、毛衣，打柴禾，烧木炭，做桌椅板凳，涌现出了三五九旅将荒无人烟遍地荒山的南泥湾建成为陕北好江南这样的先进典型。从而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对延安地区的封锁围困，保障了部队吃穿用自给，减轻了当地政府和人民的负担，还将多余的粮食、布匹、纸张等交给当地人民政府，供应人民，政府高兴，人民满意。

    1943年春节前后，延安地区掀起空前热烈的拥军优属、拥政爱民运动。根据党中央和中共西北局的指示，陕甘宁边区政府和留守兵团司令部、政治部相继发布了关于拥护军队、拥护政府、爱护人民的决定。莫文骅和肖劲光等组织边区各部队在积极开展爱民竞赛活动的同时，认真开展清理过去违犯政府法令、侵犯群众利益的事件和赔偿、送还物件的运动，乡亲们十分感动地说；做梦也想不到，天下还有这样好的军队！有的绅士说：八路军真是王者之师，仁义之师。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亲自率领慰问团到部队慰问，文化名人萧三、艾青、丁玲等组织延安文化界劳军团，深入部队慰问子弟兵；机关、学校、工厂、商店、民众团体纷纷响应，大街上男女老少人山人海，人民群众赶着猪，牵着羊，抬着衬衣、鞋袜、毛巾、肥皂、铅笔、识字课本等物品去部队慰问，人民要求政府代交的慰问品堆积如山，留守兵团机关门口的操场上，高跷队、秧歌队、耍狮子、玩杂耍，一队接着一队，整日锣鼓声、鞭炮声、唢呐声、歌声响成一片。作为政治部主任的莫文骅忙得不亦乐乎，但心情兴奋不已，心里比吃了蜜糖还甜。尤其是国民党顽固派掀起反共高潮敌情极为紧张之时，边区的人民群众支援子弟兵备战、作战更是感人，甘泉仅三天就做军鞋1000双，鄜县群众一星期内做干粮达10万斤，并在一二天内就组织起担架队、运输队，随时待命出发，真是“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南满苦斗

    1945年4～6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莫文骅当选为“七大”代表，出席了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会。

    “七大”结束后的第二天，莫文骅奉命担任八路军南下三支队副政委，和文年生司令员、雷经天政委等率部南下，前往湘粤桂边区开辟抗日根据地。他们穿过敌人的重重封锁线，于8月15日经山西到达河南洛河边。当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共中央电令他们停止南下．北进冀热辽。在“七大”前，林彪曾对莫文骅说，他准备去山东工作，希望莫文骅也能一起去。在延安整整工作了10年的莫文骅很想去前线，且跟林彪在“红大”和“抗大”一起共事多年，两人比较熟悉，就答应了他。9月上旬，莫文骅听说林彪已被中央任命为山东军区司令员，从延安经太行山转山东去了。莫文骅心想，现在不再南下，且目前正在山东边境，不如就此去山东。他当即给中央发电请示，中央复电说，随队北上或去山东，由他自定。得到中央的这一答复，莫文骅立马带上他的秘书和警卫员，从河南林县出发，日夜兼程，快马加鞭追赶林彪。

    出了太行山，他们一路向东，直奔濮阳，到了濮阳，鲁西南军区司令员杨勇告诉他，中央已令林彪去冀热辽工作，现林彪已奉命到那里去了。莫文骅立即向北赶去，由于林彪的行踪保密，他们追了几天，也没有找到林彪的影子。

    到了冀中南宫附近，莫文骅遇到中共中央晋冀鲁豫中央局副书记薄一波和组织部长宋任穷，他们惊讶地问道：“你怎么到这里来了？邓小平曾电报中央，要你到冀鲁豫军区任政治部主任，中央也同意了，你还不知道？”莫文骅赶紧回答说：“不知道啊！”随后他把去追赶林彪的情况向他们作了汇报。他们说：“你现在返回去已不可能了，也不必要了，还是去东北与蒋介石抢天下吧！你若同意，由我们负责报告中央。”于是，莫文骅按照薄一波、宋任穷的建议，继续北上。他们本想沿北宁线出山海关，但因国民党军占领了秦皇岛，遂经冀中解放区，跨平津公路，一路马不停蹄，经天津过热河，差不多走了两个月，于10月下旬进抵承德，后由承德改乘苏军的火车、经锦州至沈阳，莫文骅奉命暂任沈阳警备区副政委。不久，他的老首长、时任东北民主自治军第二政委的罗荣桓要他去安东，担任辽东（南满）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肖华任军区司令员兼政委。

    到南满后，莫文骅持罗荣桓写的介绍信去军区所在地安东见肖华，肖华安排他迅速组建军区政治部，担负收容、遣送日军战俘、难民和教育伪满军及吸收其参加我军的工作，同时负责接待大批从关内渡海经安东到东北的我军指战员。

    此时，蒋介石在美国的支持下，加紧调兵遣将，增兵东北，试图跟我军争在东北这块举足轻重的黑土地。他玩弄着两面手法，一方面派代表与我和谈；另一方面以和谈为幌子，大举进军东北，至11月已先后攻占了山海关和锦州，并沿北宁线向沈阳方向进犯。1946年1月，辽东军区从安东暂迁到本溪，军区部队整编为两个纵队（第三、四纵队）、一个保安旅和三个军分区。

    2月初，国民党军向东北民主联军控制的地区大举进攻。2月中旬，辽东军区使用主力部队在沙岭对敌新六军进行顽强抵抗。莫文骅和副司令员曾克林率领一个师前往辽中打敌援军，与敌新六军第二十二师的一个团遭遇。由于日本关东军投降不久，东北地区的许多人民群众对国民党存有幻想，群众尚未充分发动起来；而辽东军区部队刚组建，一些老部队是刚从分散的游击战争中集中起来的，装备低劣，大部分部队则是新扩大或从敌军中解放过来的新战士，缺乏阶级觉悟，莫文骅与曾克林指挥部队与敌激战，歼敌一个连，俘敌数十人，虽然我军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但未能击退敌军的进攻。3月13日，国民党军占领沈阳，尔后又集中五个军的兵力向沈阳以北的四平和以南的本溪进犯。从3月下旬到5月初，辽东军区部队连续三次组织保卫本溪的战斗，毙伤、俘敌副军长以下7000余人，给进犯的国民党军以重创，有力地配合和支援了北满我军的四平保卫战。

    按照毛泽东对南满战场“集中兵力，在中长路南段，选择较大城市，狠狠打击敌人，迟滞敌人向北满进攻，或把进攻的敌人拖回去”的指示，辽东军区于5月下旬又发动了鞍（山）海（城）战役。1946年5月25日，第四纵队和地方武装攻克鞍山，全歼国民党军第六十军一八四师一个团，接着乘胜南下，解放了海城和大石桥。在我军强有力的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下，海城守敌第一八四师师长潘朔瑞，率师部和一个团共2700余人火线起义，莫文骅代表辽东军区到海城迎接起义部队。莫文骅高度评价和赞扬潘朔瑞将军的正义之举，向起义部队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慰问，并亲自将他们送到安东附近进行整训。海城起义，是东北战场上我军处于战略防御阶段国民党军一个师的首次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军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我南满部队的斗志。

    自3月以来，国民党军在夺取四平之后，一路长驱直入，先后攻占了公主岭、长春、吉林及松花江以南的广大地区，后来他们针对战线过长、兵力不足的问题，迅速将作战方针“长驱直入，全面进攻”调整为“光南后北，南攻北守”，重点向南满地区实施进攻，企图夺取我南满根据地，为占领全东北打下基础。

    10月，敌调整作战部署，集中八个师约10万余人，兵分三路向我南满根据地进犯，重点扑向辽东军区所在地安东。在敌重兵压境的严峻形势下，辽东军区采取“让开大路，占领两厢，丢掉包袱，保存力量，变阵地战为运动战，在运动中歼敌”的方针，决定暂时放弃安东，将军区机关撤至临江。

    10月下旬，莫文骅和曾克林来到赛马集，向第四纵队传达了军区的决定，指示部队在后撤中集中兵力，实行机动防御，在运动中寻找有利时机歼敌一路或一部，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10月24日，蒋介石的嫡系精锐部队之一第五十二军二十五师侵占赛马集后，留下第七十四团的两个营防守，师主力继续向凤城前进。我辽东军区第四纵队抓住敌人骄横狂妄，孤军冒进和指挥判断失误的弱点，以一个团的兵力与敌保持接触，将敌诱入新开岭地区，尔后集中八个团的优势兵力，以三面对敌合围之势，经三天激战，将敌第二十五师全部歼灭，活捉敌师长李正谊。

    新开岭战役，开创了东北我军一次作战歼敌一个精锐师的先例，取得了歼敌8900余人的辉煌战绩，极大地振奋了南满地区的军心民心，打击了敌人进攻的锐势，迟滞了敌军对临江地区的进攻，为辽东军区机关和伤病员、后勤仓库、工厂、野战医院等的转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然而，敌人依仗兵力与武器装备的优势，经过一番调整之后，又对我南满发动了更加猛烈的进攻，我南满根据地只剩下临江、抚松、蒙江、长白四县组成的一个狭长地区，人口仅有23．9万人，部队处境十分艰难。由于村庄稀少，部队住房成了大问题，经常被迫在零下40度的冰天雪地里烤火露宿，吃的是玉米、窝窝头和酸菜，御寒所需的棉衣、棉帽、棉鞋和棉被更是极度缺乏，再加上敌重兵压境，南满斗争形势十分严峻和危险。为了加强对南满斗争的统一领导，中共中央东北局在临江成立了辽东分局，由陈云任分局书记兼军区政委，肖劲光任军区司令员，萧华改任副司令员兼副政委，莫文骅任军区政治部主任，统一领导南满的党政军工作。

    1946年12月11日，辽东军区党委在七道江军区前线指挥部召开了师以上干部参加的军事会议，即著名的“七道江会议”。会议上，对今后的行动方向和作战方针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多数人主张放弃南满，移师北满。莫文骅和韩先楚等同志则主张坚持南满根据地，并力陈自己的理由：南满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是海上与内地的交通要道，又是工业中心，若放弃南满，则正符合敌人的意图……莫文骅在发言中说道；“若把队伍拉到东满，要经过深山密林，很难通过。既便去了，敌人也会尾追而至，再撤北满，敌人再追至北满，这不过是水涨船高而已，乃下策。”会议经过两天激烈的讨论，仔细分析了当时的军事政治形势，最后由陈云作结论：巩固长白山，坚持敌后三大块（即辽南一分区、辽东二分区、安东三分区）。这次会议，解决了部队向何处去的问题，打消了部队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思想顾虑，统一了大家的思想认识，对挽救南满危局，决胜东北，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莫文骅深知此时需要强有力的政治工作，才能统一军区官兵的思想，提高大家的政治觉悟，激励起大家的战斗热情，使部队的战斗力得到不断提高。开始，军区第三纵队零星地开展了诉苦运动，他们通过控诉日本侵略者在东北犯下的滔天罪行，发展到控诉军阀、官僚、地主和豪绅的残酷剥削和巧取豪夺，把两者联系在一起，激发了大家的民族仇恨和阶级仇恨，使大家深受教育。在“四保临江”作战中，三纵第二十团三营九连战士房天静，通过诉苦，由一名后进战士转变成为一名先进战士。在热子河战斗中，他猛打猛冲，单枪匹马闯入敌群，溃敌一个排，俘虏一个班，首创个人追歼敌一个班的战斗纪录，荣立特等战功，被纵队授予“孤胆英雄”光荣称号。九连的诉苦教育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连队面貌焕然一新。

    九连的诉苦教育方法传到军区，军区领导对此非常重视。莫文骅主任亲自到三纵第七师调查诉苦教育的情况，认为诉苦教育抓住了阶级教育这个中心，代表着当时部队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向，他指示军区政治部在全军区部队大力宣传推广三纵诉苦教育的做法和经验，并将立功与诉苦相结合，使诉苦教育形成了群众性的自我教育活动，大大地激发出了阶级仇恨和作战热情，部队士气迅速高涨。1947年1月，一保临江，辽东军区部队进行大小战斗43次，歼敌1700余人；2月上旬二保临江，仅九昼夜就歼敌4000余人，中央驰电予以嘉勉，祝贺辽东军区指战员英勇顽强，连续作战，取得了高力城子、三源浦歼敌的重大胜利；2月中旬至3月初，三保临江，历经37天连续作战，歼敌1万余人，歼灭号称“常胜军”的敌主力第一九五师，击毙该师“鼎鼎大名”的师长何世雄，我第八师二十二团副排长陈树堂在解放辉南时，创造了单人一次战斗俘敌61名的辉煌战绩；3月底4月初四保临江，又歼敌一个师又一个团，仅俘敌就达7200余人，敌代师长被俘后无可奈何地说：“你们真行，我真没料到那么厉害……”四次保卫临江，辽东军区部队在北满军区和临江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下，稳住了脚跟，取得了重大战果，歼灭了大量的敌军，解放了一批城镇，不到半年时间自身由几万人发展到了约10万人，组建了炮兵、工兵等部队，一次战斗已由歼敌一个营发展到歼敌一个主力师。

    1947年6月，中共辽东分局发出了关于实行土地革命的通知。莫文骅带领军区政治部在已有的诉苦运动经验的基础上，集中时间进行土改教育，并将两者结合起来，促进了阶级教育向深度和广度方向发展。

    在土改教育中，莫文骅接到第七师的一份电报，反映有的部队受“贫雇农坐天下”口号的影响，对出身不好的干部不信任，进行批斗。他立即下到第七师，了解部队在土改教育中出现采用了地方群众斗争方式的偏差，他在师党委会上指出，大敌当前，军队内部不能搞阶级斗争，要求以思想教育来进行阶级教育，不能搞唯成分论。回军区后，他组织军区政治部专门就此事发出通报，及时纠正了阶级教育的偏差，使军区的诉苦教育和土改教育活动向健康的方向发展。

    同年9月28日，毛泽东主席亲自批转了辽东军区第三纵队诉苦教育的经验报告，并发出了开展诉苦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运动的指示。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莫文骅在军区部队中深入开展诉苦运动和积极开展“三查”运动，启发广大指战员的阶级觉悟，充分调动了部队的积极性和自觉性，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辽东军区诉苦教育成为解放战争时期我军著名的新式整军运动的基础。

    逐鹿塔山

    1948年1月，东北我军奉命正式统一改编为东北人民解放军。同年9月，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东北人民解放军又整编成立东北野战军。4月，中共东北局根据东北战场形势的迅速发展，决定撤销辽东军区，莫文骅调任东北人民解放军第四纵队政委。

    5月下旬，莫文骅到达鞍山任职，吴克华任纵队司令员，胡奇才任副司令员，欧阳文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李福泽任参谋长。以后，他们组织第四纵队在鞍山进行了历时五个月的军政整训，使部队的士气、战术技术、组织指挥和协同作战水平大大提高。

    8月，全国解放战争进入第三个年头，革命战争形势发生了对我军发展极为有利的重大变化，尤其是东北局热更是如此。东北敌军主力遭我军夏秋攻势的沉重打击之后，其50多万人的兵力已龟缩于长春、沈阳、锦州三座孤城，地区狭小，无回旋余地，补给极其困难。长春守敌为我久困，是撤是守，蒋介石举棋不定，处于无计可施、被动挨打的局面。东北我军主力已有70多万人，加上30万地方军，在数量上占据着绝对优势，通过整军运动后，部队士气高昂，战斗力大为提高；加之土地改革的实施，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群众的革命和生产积极性，后方巩固，兵源、给养十分充足。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通观全局，审时度势，确定东北战略决战的条件已经成熟，决定将战略决战的方向首先放在东北，歼灭卫立煌集团于东北地区。毛泽东主席签发了辽沈战役的作战命令，下令东北野战军集中优势兵力，先打北宁线上的枢纽锦州，关上东北大门，就地歼灭蒋军，不使一兵一卒逃进关内。于是，一场声势浩大的战略决战在广袤的东北大地上展开。

    9月11日，莫文骅等奉命率领第四纵队从鞍山、台安出发，奔袭北宁线，拉开了辽沈战役的帷幕。次日，辽沈战役正式打响。四纵于15日协同九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了锦北重镇义县，继而将攻城任务交给三纵、二纵和炮纵一部后，挥师南下，首战月亮山，再战砬子山，连战连捷，切断了兴（城）、锦（西）、葫（芦岛）敌军之间的联系，尔后于9月29日攻克兴城，切断了关内同锦州的铁路交通。同时，东北野战军其他部队先后赶到锦州附近，形成了重兵包围锦州的态势。第四纵队出师获胜，出色地完成了打响战役头一炮的任务，受到东北野战军总部的通令表彰。

    我东北大军云集辽西，兵临锦州城下，蒋介石如梦方醒，惊呼：大事不好，锦州一失，后退无路，东北50万精锐，后果不堪设想。他匆忙从南京飞到北平，又从北平飞到沈阳，妄图孤注一掷，组织精锐兵团东西并进，他严令沈阳之敌11个师及三个骑兵旅组成“西进兵团”，由廖耀湘指挥，由新民出彰武、新立屯企图切断我军的补给线，迫我撤退；他又从天津乘“重庆号”巡洋舰赶到葫芦岛，调兵遣将，以锦西、葫芦岛及华北海运来的部队共九个师（后增至11个师）组成“东进兵团”，由侯镜如指挥，沿铁路北犯，驰援锦州；并由陆海空三军司令亲自披挂；蒋介石又在离锦州近在咫尺的锦西召集营以上军官训话打气：“我们此次集中美械装备优势部队，兼有大量空军助战和海军协同，迅速打到锦州，不成问题！”然而，蒋介石过于乐观，太自不量力了。

    10月4日，在兴城附近的第四纵队利用战斗间隙，召开全纵队第二届士兵代表大会，总结战斗经验，表彰功臣模范。突然，机要人员送来东北野战军总部急电：第四、十一纵队及热河独四、六师，统归第二兵团指挥，阻击锦西、葫芦岛驰援锦州之敌；命令四纵立即回师，布防和死守塔山、高桥地区，在阵地前大量消耗敌人有生力量，准备抵抗敌人数十次猛烈进攻，争取一周至十天的时间，掩护主力肃清锦州外围之敌，攻克锦州，全歼守敌。

    任务突然转换，并且担任死守塔山这一直接关系到攻锦作战乃至辽沈战役成败的艰巨任务，莫文骅等四纵指挥员毫无思想准备。接到命令的当晚，党委书记莫文骅组织召开了纵队党委常委会议，对上级的命令、意图和要求进行认真反复的讨论，统一思想。司令员吴克华在地图上用红铅笔画了个圆圈，将塔山圈在其中，并对莫文骅说道：“政委啊，任务再艰巨，也要坚决完成，可是部队要求攻城的呼声正高，这180度的急转弯，做好思想工作可是当务之急啊！”莫文骅满怀信心地说：“对呀！这次守塔山，敌情严重，任务重大，虽然保卫本溪时打过一次防御战，但是这样大规模的防御战，在我们纵队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当前首要的是搞好政治动员，打通思想。现在从上到下，求战情绪很高，战斗意志很旺。只要我们把塔山阻击战的重要性、艰巨性讲清楚，思想问题也不难解决。”他们当即商定，从师以上干部着手，在全纵队迅速开展深入的战斗动员。

    第二天一早，纵队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由吴克华司令员传达了上级的作战命令，讲解了纵队的决心和部署。莫文骅针对部队的思想问题强调要搞好政治动员。他指出：塔山阻击战意义重大，能不能全歼东北敌人，关键在于能不能打下锦州，锦州能不能攻克，关键在于塔山，就看我们能不能把援锦之敌堵住，大家一定要树立坚强的全局观念，以局部服从全局，这一仗不以俘获多少敌人计算胜利，只要守住塔山，保障主力攻下锦州，不论付出多大牺牲，都是我们的胜利；这次塔山阻击战，必将是一场十分激烈、十分残酷的争夺战，我们必须死守阵地，一步不退，要准备打硬仗，打恶仗，准备几天几夜不睡觉，苦熬苦斗，硬打硬拼，叫敌人在我们阵地前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只要我们万众一心，死守阵地，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莫文骅还特别强调：这次任务，非比寻常，叫我们守塔山，是党的信任，我们都是十年、二十年党龄的党员，绝不能辜负党的期望，守不住，对不起党，也绝不允许，各级要开好政工会，迅速把上级指示和纵队的任务传达到全体指战员，打好这一仗，为人民立功。会议一结束，各师干部心情激动，纷纷要求承担最艰巨的战斗任务。

    10月6日，纵队率主力出发，当日晚到7日夜，各部队相继进入指定位置。一路上，从纵队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欧阳文到机关干事、连队指导员，都深入进行战前思想动员，谈心、唱歌、说快板、呼口号，十分激动人心。一到指定位置，纵队和各师负责同志立即不顾行军疲劳，认真勘察地形，组织部队昼夜不停地抢修工事，第二线的部队从首长到机关、连队也积极主动帮助第一线的部队抢修工事。当地的群众闻讯，男女老少纷纷赶来援助。8日晨，纵队的负责同志又率领各师、团干部察看前沿地形，接着又召开了团以上干部参加的纵队党委扩大会议，充分发扬军事民主，发动大家献计献策。莫文骅和吴克华认真地倾听着大家的发言，不时提出问题，启发大家深入思考。最后，吴克华司令员集中大家的意见，做了总结和部署；莫文骅政委又站起来严肃而坚定地强调：“我们这回是死守！要不惜一切代价，以鲜血和生命，死守到底，一步不退！敌人打到营部，营部就是第一线；打到团部，团部就是第一线；打到师部，师部就是第一线；打到我们纵队队部，纵队队部就是第一线！总之，敌人打到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就是第一线！后边就是锦州，往后没有我们的地方。各级领导，就是天塌下来，一步也不能退。就是打到最后一个人，打到最后一口气，也要坚决完成任务！大家回去以后，要把这次作战的意义和纵队党委的决心向全体同志讲透，把纵队党委的决心变成每一个指战员的决心，真正做到万众一心，坚守阵地，保障主力拿下锦州！”

    纵队党委扩大会议结束后，莫文骅同纵队几位负责同志商量后，又召开了党员代表大会、阵前二届士兵代表大会，向基层党员、战士作了直接的深入动员；发布了《告全纵队共产党员的信》、《告全纵队指战员书》，特制了“英勇善战”、“守如泰山”等奖旗，号召开展杀敌立功和夺旗竞赛；提出了“坚守阵地”、“与阵地共存亡”、“人在，阵地在”等响亮的战斗四号；并将这些口号写在木板上，插在阵地前沿。10月9日，全纵队上下举行了庄严隆重的阵地宣誓，部队战斗情绪高涨，万众一心，众志成城。

    次日凌晨，敌军一个营趁落潮和我工事尚未抢修完备之际，偷涉海滩，袭占了我打鱼山岛及前沿的几个尚未修好的工事和还没来得及修工事的小高地。

    莫文骅和吴克华得悉，心里为之一紧。丢失了打鱼山岛及前沿的几个小高地，敌人就直接威胁了我西海口和塔山堡阵地的侧翼安全；而且敌人冒险从海上登陆西海口，将越过塔山，绕过高桥，直抵锦州外围；再说，战斗刚刚打响，即使是小的阵地丢失，也将对全线防守产生重大的影响。一定要坚决、立即把丢失的阵地夺回来，决不能让敌人逞疯狂，要给敌人一个下马威。

    吴克华司令员当即命令第十二师师长江燮元：“迅速组织反击，夺回阵地！绝不能一开头就叫敌人逞凶，要打掉他的威风，打下他的气焰！”并派副司令员胡奇才冒着密集的弹雨前往第十二师，加强组织指挥。经连续冲击，夺回了丢失的几个小高地，消灭了负隅顽抗的敌人，但因海水涨潮，我军待命反击的部队被海水阻拦，打鱼山岛未能夺回，而岛上的敌人也被困住了。

    天色微明，大地突然剧烈地颤抖起来。敌人集中全部山炮、野炮、迫击炮、加农炮、榴弹炮、舰炮对我塔山阵地进行全线轰击，飞机又是投掷炸弹，又是机枪扫射，狂风暴雨般倾泻而下的炮弹和炸弹，发出尖厉刺耳的呼啸和惊雷般的爆炸，在我整个塔山阵地轰隆隆不停地翻滚着，阵地上掀起一片片冲天尘柱，硝烟、沙石、尘土弥漫横飞，几乎所有工事被摧毁，地堡被掀掉，掩体被炸塌，铁轨、枕木被炸飞，不少指战员牺牲在敌人的炮火之下。

    莫文骅提着望远镜大步走出前线指挥所，向前线观察，除了弥漫的海雾和滚滚的烟尘外，什么也看不清楚，但他心里明白：前沿阵地恶战在即。

    随着敌人炮火的延伸，敌步兵三个师在我塔山阵地前沿十多公里宽的正面展开，实施全线攻击。整连、整营、整团的敌人，由军官随敢死队在前，督战队压后，如同蚂蚁般黑压压地向前拥动，一个梯队接着一个梯队。我前沿阵地的部队都抗击着几倍、十几倍，甚至几十倍于我的敌军。

    我英勇的四纵官兵在吴克华、莫文骅等正确的组织指挥下，依托阵地每次给敌人以巨大的杀伤，并不失时机组织反冲击，将敌人疯狂的一次又一次冲锋打了下去。防守刘家屯北侧白台山七号阵地的警卫二连，战至当日下午已打退了一个营的敌人和四架飞机配合的六次冲锋，直到太阳落山，敌人也未能爬上阵地一步。坚守塔山堡以东铁路一号、高家滩阵地的第十二师三十四团三营，至是日下午四时，已经打退了敌人一个团的九次冲锋。这时，敌一个营的兵力在炮火掩护下，又疯狂地冲了上来，遭我猛烈火力拦阻前进不得，被我炮火断后退亦不能，乱成一团。趁敌混乱之际，我反击部队第三十四团二梯队和第十师二十九团一部迅速迂回到敌侧后，对其前后夹击，经30分钟激战，就将该敌全部歼灭，并生俘敌军280余人。

    此时，海潮退落，打鱼山岛与大陆连为一体，我第二十九团一营和第三十四团一部乘机扑向打鱼山岛，敌人抵挡不住，一部被歼，其余纷纷跳海逃命，均葬尸海底，打鱼山岛阵地又回到了我军手中，四纵在塔山阻击战中实现了“开门红”。

    第二天，敌人不甘心失败，将进攻的兵力增加到四个师，在海、空军的配合下，改用中央突破方式，向我前沿核心阵地塔山堡实施重点攻击。

    早晨七时，敌人集中两个军的火炮，对我塔山堡前沿和纵深阵地进行猛烈的炮火轰击，将整个村庄炸成一片废墟，连树上的麻雀也未能飞出敌人的火网。

    炮火过后，敌以一个团的兵力，由团长带队，在无数机枪疯狂扫射的掩护下，同时从正面和左右两翼向塔山堡阵地压了过来。守卫在村口最前沿阵地的我三十四团第一连一排和二排五班的战士们，瞪大了眼睛，准备好了手榴弹，当敌人进到距他们几十米远的地方时，他们手中的武器一齐怒吼起来，手榴弹在敌群中不断炸开，敌人成堆成片地倒了下去。然而，正面的敌人被压住了，两侧的敌人却迂回冲入了村沿阵地，我一连的指战员与敌人展开了大厮杀，经殊死搏斗，阻止了敌人向村内发展。

    在纵队指挥所关注着塔山堡前沿战斗的莫文骅，得悉塔山堡的紧急情况，立即将电话打到了第三十四团指挥所，对焦玉山团长说：“要迅速组织反击，你亲自组织，坚决顶住！”焦团长当即胸有成竹地回答：“请首长放心，我们正在组织反击，我们一定顶住！”

    团政委江民风根据焦团长的部署，亲自率领团预备队第四连迅速向血战中的塔山堡扑去，与敌展开激烈的争夺，战到下午四时许，被打得胆战心惊的敌人丢下遍地尸体，被迫撤退，塔山堡阵地仍牢牢掌握在我手中。

    莫文骅听着各部队一天的战况汇报，心潮犹如渤海的波涛难以平静。他走出纵队指挥所，顶着敌机的轰炸和扫射弯弯曲曲地来到前沿阵地看望与敌人厮杀了两天的英雄们。在一个山脚下的小庙里，莫文骅满心喜悦地慰问正在兴奋地谈论当天战况的战士们，他看到：把敌“荣誉第八师”打得魂飞魄散的第三十四团一连，战前拥有一百七八十人，现在从前沿阵地撤下来仅有七个人了。

    莫文骅逐个望着这些衣服破碎、满脸乌黑、缠着绷带而精神抖擞的战士们，心里默默地称赞道：“个个都是英雄，都是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英雄啊！”

    莫文骅好不激动，他对他们说道：“同志们，你们打得好啊！我们很多同志英勇牺牲了，他们的牺牲是光荣的，他们用热血和生命保住了阵地。烈士的血不能白流，我们一定要坚守住我们的阵地，夺取最后胜利，为烈士报仇！同志们，你们还能不能打呀？”战士们响亮地回答：“能打！”并且争先恐后地要求分配任务。莫文骅高度赞扬他们高昂的战斗精神，要他们好好休息，养精蓄锐，准备迎接更激烈的战斗。

    10月12日，塔山阵地一片沉寂，海上的军舰开走了，空中没有飞机的轰鸣，偶尔有一些零星的枪炮声传来。纵队指挥所及时指示部队，抓紧时间抢修工事，整顿组织，补充弹药和给养，调整作战部署，迎接来日的恶战。同时，积极开展政治工作：将阵地上的标语牌整修一新；提拔和配齐各级干部，健全党组织，吸收积极分子火线入党；组织评功、查功、补功、记功活动，授予奖旗、奖章，颁发嘉奖今；组织大规模的慰问活动；发扬军事民主；纵队首长还发布了告全纵队指战员书，号召大家发扬英勇顽强、不怕牺牲、连续作战的作风，死守阵地，坚决完成阻击任务，争取锦州歼敌的胜利。全纵队上下，情绪十分高昂。

    激战中的突然宁静，预示着敌人大规模调整兵力部署，预示着更加残酷、激烈的恶战即将来临。而对纵队指挥员，重要的是及时掌握敌人的企图。于是，莫文骅和吴克华在当晚组织了一批精干的侦察分队分批分点对敌实施侦察，并组织抓捕“舌头”的行动，掌握了新的敌情。13日，天刚拂晓，敌人增加了从华北经海上运到的蒋介石嫡系、号称“赵子龙师”的独立第九十五师，在数十门重炮和军舰、飞机炮火的掩护下，以敢死队冲锋、军官带队、督战队压阵，实施两翼突破，夹击塔山，我铁路桥头堡阵地、高家滩阵地面临着敌第九十五师和第八师强攻的巨大压力。防守该阵地的我四纵第十师二十八团的勇士们，沉着应战，用机枪、步枪、手榴弹顽强抗击着敌人，打光了手榴弹就拼刺刀、拼石头，将敌人以60万余圆券买一个士兵组成的“敢死队”变成了“送死队”，走在前面的敌军官和后续梯队一排排地倒了下去。

    当战斗进入最危急紧张的时刻，吴克华和莫文骅等决定将纵队预备队第十一师的一个团支援第二十八团，同时下令纵队各炮群全力轰击塔山桥方向疯狂进攻的敌群；莫文骅又及时将电话打到第十一师指挥所，指示师政委李丙令：“你告诉蔡（正国）师长，一定要死守，敌人打到哪里，哪里就是第一线，一步不能退！”李丙令坚决地回答：“请纵队首长放心，我们决不后退一步！”经浴血奋战，我铁路桥头堡阵地、高家滩阵地岿然不动，我二十八团的英雄们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冲锋，歼灭了大量的敌人，缴获了大量的美式装备。这一天，是敌人投入兵力最多、火力最猛、进攻最为凶狂的一天，如同赌红了眼的赌棍，自然也就输得最惨。

    当天夜晚，东北野战军总部来电：锦州外围据点已全部肃清，攻锦部队明天发起总攻，要求四纵积极准备，不惜一切代价坚持到底。锦州决战的时刻终于来临了。莫文骅和吴克华连夜将总部的指示传达下去，部队的战斗情绪更为高涨。

    14日，不甘心失败的敌人，在蒋介石的严令威逼下，又以四个师的兵力猛攻我塔山左右两翼阵地。刚接替第二十八团阵地的第三十团指战员，以第二十八团为榜样，打退了敌人多次冲锋，将敌人的进攻气焰狠狠打了下去。

    上午，正在激战之中，吴克华接到了第一纵队司令员李天佑的电话，互致问候后，李司令员说道：一纵奉东总命令担任四纵的预备队，现在高桥一带，随时支援四纵。吴克华和莫文骅等非常激动，有一纵老大哥做后盾，战胜敌人的信心更加坚定。上午十时，锦州方向传来了震天的隆隆炮声，我东北野战军主力对锦州发起了总攻。这些振奋人心的喜讯迅速传遍了塔山阵地的前沿和纵深，指战员个个欢欣鼓舞。

    这时，强攻未成的敌人耍开了花招。他们在前沿阵地筑起临时工事，派出小股部队实施攻击，妄图引诱我大部队出击，以火力杀伤我有生力量。吴克华和莫文骅等当即下令各部队依托工事坚守，必要时以小分队进行不脱离阵地前沿的反冲击，并集中炮火轰击敌临时工事和进攻的敌人，敌人损失惨重。

    10月15日，我军攻克锦州，守敌10万余人被全部歼灭。塔山当面之敌企图最后挣扎，先是于凌晨多路偷袭妄图夺取塔山堡，继于拂晓时分突然发起集团冲锋。然而，在锦州已被解放，我塔山守备部队实施强大的政治攻势和猛烈火力打击及四纵广大指战员的顽强奋战之下，到中午12时，敌人无力招架，被迫全线溃退。历经六昼夜生死搏斗的四纵全体指战员，在第十一、一纵和热河独立四、六师的配合和支援下，赢得了塔山阻击战的辉煌胜利，阻击了敌11个师的进攻，第四纵队一个纵队直接顶住了敌军五个步兵师和空军、海军的疯狂进攻，坚决守住了塔山阵地，毙伤俘敌近7000人，以比敌人少一倍的伤亡代价保障了攻克锦州和整个辽沈战役的伟大胜利。10月17～19日，长春守敌两个军相继宣告起义和投诚；10月21～28日，我军主力全歼敌廖耀湘兵团于辽西；11月1～2日，解放了沈阳和营口，全歼守敌。辽沈战役前后历时52天，歼敌达47．3万人。

    驰骋平津

    1948年10月30日，东总命令第四纵队与第十一纵队等部队归东北第二兵团指挥，组成东北野战军入关作战先遣兵团，迅速、隐蔽地挺进冀东。

    11月1日，即沈阳解放的前一天，莫文骅征尘未洗，和吴克华奉命率领刚从塔山阵地上撤下来的第四纵队先遣入关，从锦州以南的六官屯、女儿河地区出发，经虹螺岘、喇嘛洞、干沟镇等地，然后横越长城，由冷口、喜峰口分路入关。

    行军的头两天，由于纵队新补充的战士和刚解放过来的士兵多达5000余人，未经休整就仓促出发，加上部队入关的意图保密，有些东北籍战士家庭和地域观念很强，不愿意离开东北，部队的思想状况不稳定，出现了一些新问题，个别的甚至擅自逃跑了。途中，莫文骅和纵队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欧阳文认真研究了全纵队的思想情况，并针对一些具体问题制订出动员方案，又通过各种形式向大家讲明没有华北的解放，没有全国的胜利，东北的解放是不能最后巩固的。同时，针对大家对关内关外的认识不同，对症下药，围绕“关”字做文章，使大家开阔了眼界，引导官兵从阶级的解放、民族的解放和夺取全国的胜利来正确看待入关问题。全纵队采取边行动边动员的方法，让每一位战士都懂得先遣入关的重要意义，战士们的思想很快转过弯来，一些思想问题迎刃而解。

    11月8日，四纵经连续行军，送抵北平以东之石门、马伸桥、赵各庄一带隐蔽集结待命。莫文骅等率四纵自进入冀东老解放区后，沿途受到人民群众敲锣打鼓的热烈欢迎，路旁摆满桌子，桌子上不仅摆有茶水，还堆放着花生、红枣、柿子、熟鸡蛋等多种慰问品，小娃子、老大娘一个劲地往指战员口袋里塞着吃的，青壮年男女则日夜修桥补路，夜晚秧歌队点燃各种花灯，扭起欢乐的秧歌，如同过年一般。莫文骅和广大指战员很受鼓舞，但令他更为激动的是：夜晚他见到处是一堆一片的人群，就向当地的党组织打听是怎么回事，原来是当地的党组织和人民群众听说东北大军打了大胜仗，要入关，而且都摩托化了，公路要修12米宽，能并排跑大卡车，好拉大炮。莫文骅告诉当地干部，大炮是有一些，但不需要修这么宽的公路。他们说：那就少修两米吧。说得莫文骅和四纵的其他指战员心里热乎乎的。是啊，有这么好的人民群众，我军还愁不打胜仗？

    这时，东北野战军遵照中共中央军委的命令实行统一整编，纵队分别编组为军，第四纵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一军。名称变了，但负责人基本未变，莫文骅任该军政委。进关后，莫文骅等急盼作战行动。11月29日，平津战役终于打响。中央军委采取先西后东的步骤，调动傅作义集团在北平、天津、张家口、塘沽摆开的一字长蛇阵，使其不能连成一气，首尾不能相顾，以利战局的发展。中央军委赋予第四十一军的作战任务，就是迅速切断敌人西窜的道路，不让敌人在南口的第十六军与被围困在新保安的第三十五军靠拢，拦腰斩断国民党军傅作义集团的长蛇阵。

    12月3日夜，莫文骅等率领的第四十一军在第二兵团的指挥下，为配合华北兄弟部队的作战行动，由蓟县出发，紧随第四十八军渡过白马河。5日，改为先行，日夜兼程向平绥线疾进。他们轻装走小路，抄捷径，星夜插向延庆地区，直指平绥线上的康庄和怀来。

    按照中央军委的电令，第四十一军必须在12月8日切断康庄、怀来与康庄、南口敌军的联系，并包围康庄守敌。途中，莫文骅和军长吴克华、副政委欧阳文、参谋长李福泽等研究了具体的作战部署。由于行动迅速，全军按时进入指定地区，9日拂晓，该军的第一二一、一二二、一二三师已突然出现在平绥线上的怀来、康庄、八达岭一带，按照已定的作战部署展开。当日，第一二二师先头部队在康庄西面的小王庄与敌第十六军的先头部队一个团部和一个营遭遇，当即以猛烈火力发动突袭，仅20分钟就将该敌全部歼灭，俘敌500余人。10日，我第四十一军主力于康庄附近的炮儿山、杨岭一带将仓皇逃窜的敌第十六军主力截住，一举歼敌6600余人。10日晚至11日上午，我第一二一、－二二师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以每小时15～18里的速度追歼接应第三十五军未成企图回窜怀来的敌第一○四军主力及第十六军一部，在横岭一带追上该敌，敌已成惊弓之鸟，完全失去作战能力，仅经数小时激战，就歼敌1万余人。莫文骅和吴克华等军指挥员，指挥部队奋勇追歼敌人，先乘车，继而骑马，最后干脆下马步行抓俘虏。开始叫俘虏把枪栓卸下交给他们，后来俘虏太多，枪栓也拿不动了，就下令俘虏把枪扔在地上，空手踉着他们走。这一仗，第四十一军缴获了敌人大量的武器装备，在沿途堆成一座又一座“小山”，真是痛快淋漓。不到三天，打掉了敌人两个军，歼敌近2万人，将华北傅作义集团的长蛇阵斩为数段，致使被包围在张家口和新保安的敌人东逃无望，实在是奇迹。

    康庄、怀来战斗胜利结束后，莫文骅等率领第四十一军奉命占领南口、八达岭一线，阻止北平的敌人西窜并直接威胁北平。12月17日中午，莫文骅等正在南口勘察地形之时，接到东北野战军总部转来中央军委急电，命令第四十一军暂归华北野战军第三兵团指挥，立即出发，配合华野主力围歼张家口守敌，彻底切断敌人西窜之路。

    接到命令后，莫文骅立即组织召开了军党委会，研究开展政治动员和安排行军序列。随后指挥人员乘车出发，在“不让傅作义军队跑到绥远去”的口号鼓舞下，部队飞速西进。

    12月21日，天还未亮，莫文骅等率领第四十一军抵达宣化，受到华北第三兵团部队的热烈欢迎。为了更加严密地包围张家口，不让敌人有机可乘，吴克华和莫文骅主动争取将第四十一军向张家口推进。经请示东总同意，于当日下午进到张家口东南外围，接防华野第六十六军阵地，从而大大加强了对张家口的包围及攻击力量。

    23日上午，莫文骅和吴克华带领师、团长到山上阵地察看地形，遭敌炮击，但没有伤亡。临近中午，留在军指挥所的欧阳文和李福泽先后接到第一二一师的报告和华野第六十六军的电话通知：张家口之敌已全部向北突围。他们当即下令各师做好追击准备，并以神速动作由南向朝天洼方向追击，与兄弟部队对逃敌形成南北夹击态势。莫文骅等从山上阵地返回军指挥所后，又发出补充命令：敌人跑到哪里就追到哪里，什么地方有枪声就打到什么地方。下午进占张家口市，继而出城北大境门，犹如秋风扫落叶追歼逃敌，与兄弟部队一起，不顾饥饿和疲劳，顶风冒雪，翻山岭，跨沟坎，趟冰河，于次日十时左右将敌歼灭，毙伤俘敌5万人，莫文骅等指挥的第四十一军歼敌达2万余人，仅第三六一团团部通讯员一人在送信途中就抓到俘虏150名。从此，傅作义集团西逃的幻想彻底破灭了。

    12月24日中午，张家口战斗的硝烟还未散去，第四十一军又接到了东总的命令：火速返回北平郊区。莫文骅等立即集合部队，搭乘火车驰向北平，于12月29日到达北平西北郊的青龙桥、清河、海淀一带，并将颐和园、八大处、香山、玉泉山等风景区保护起来。接着按照平津前线司令部的统一安排，迅速完成了对北平西北郊的包围部署，继而肃清外围敌人的工事、据点，及完成对阜城门至德胜门与城内北半部的侦察工作，做好了进攻北平城的准备。

    1949年1月14日，由于天津守敌拒绝投降，我军对天津之敌发起总攻。经29小时激战，全歼守敌13万人，活捉了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天津解放后，我平津前线司令部向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傅作义放下武器，率部接受和平改编。同时，各攻城部队积极做好进攻北平的充分准备，对城内之敌进行了化装侦察，一梯队开展了紧张的攻城演练，二梯队演习了市内巷战，炮兵精确计算了各打击目标的射击诸元。

    1月18日，国民党北平市市长何思源率北平各界代表共11人，搭乘一辆挂着白旗的汽车出西直门到达我四十一军的前沿阵地。莫文骅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总部，接着，莫文骅根据总部的指示，和副政委欧阳文在海淀接见、宴请了何思源一行；当晚进行了严肃的交谈，莫文骅不失时机地宣传我党、我军的政策，坦之以诚，晓之以理；第二天又陪同他们参观了炮兵阵地，然后，将他们礼送回城。

    送走北平各界和谈代表后，莫文骅等接到了平津前线司令部的指示：北平解放后，由第四十一军担任警备北平的任务，成立北平警备司令部，由兵团程子华司令员任警备司令兼政委，彭明治、吴克华任副司令，莫文骅任副政委，刘道生任政治部主任。

    在我军强大的军事压力下，加上北平地下党长期的艰苦努力及北平各界有识之士的推动，傅作义终于在和谈的道路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1月21日，傅作义与我平津前线司令部达成协议，宣布接受我军和平改编。次日上午十时，傅作义所部八个军、25个师开始出城听候改编，至1月31日全部开出城外。与此同时，平津前线司令部电令第四十一军派一个师随时准备进城与傅作义部队交接防务。军里决定由莫文骅率第一二一师进城。1月31日，平津战役胜利结束，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当天，莫文骅率领第四十一军一二一师的官兵，雄赳赳、气昂昂地从西直门进入北平市，从傅军手中接过了北平市的防务，古都北平和平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3月底，莫文骅与第四十一军的连以上干部及塔山英雄团（第三六七团）、塔山守备英雄团（第三六九团）、白台山英雄团（第三六一团）一起，在北平西苑机场，接受了毛泽东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检阅。

    功勋卓著

    1949年3月，我东北野战军奉中共中央军委命令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下辖第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兵团共四个兵团。莫文骅升任第十四兵团政委，刘亚楼任兵团司令员，下辖第三十九、四十一、四十二军三个军。不久，他和刘亚楼率部从北平出发，随第四野战军挥师南下追歼国民党军，一路势如破竹。5月15日于武汉以东的团风、田家镇之间突破敌长江防线，17日解放了武汉三镇。9月，正当第十四兵团在汉口休整之际，中央军委命令该兵团回师北平，改编为空军。刘亚楼调任空军司令员，莫文骅调任第十三兵团政委。

    9月底，莫文骅由武汉到达湖南常德第十三兵团司令部，司令员程子华，政治部主任刘道生。此时兵团所属部队正在湘西配合衡宝战役进行湘西战役。解放湘西后，兵团司令部前移至安江，所属第三十八军集结于洞口、第三十九军集结于武岗。11月初至12月初，莫文骅与程子华奉命率部投入广西战役，所部第三十八、三十九两个军共八个师约10万人组成广西战役的西路大军，担负远距离迂回任务，与中路、南路大军一道围歼逃到广西的白崇禧集团。

    1949年11月五六日，第三十八、三十九军相继从湘西南的洞口、武岗秘密向西进发，取道黔桂边境，在地方党和游击队的配合下，至11月14日，已相继占领靖县、通道、从江、黎平和榕江等县城，击溃敌第一○三军。接着，乘胜追击，尾追敌第十七兵团楔入广西。莫文骅（程子华从安江出发时已调回北平）所率兵团部组成的车队，沿安江，经衡阳至桂林一线公路跟进指挥。在莫文骅等机动灵活的指挥下，西路迂回兵团的指战员，克服一切困难，日夜兼程，通过无数险滩激流和深山老林，以日行150华里左右的速度奔袭。第三十八军于11月21日解放宜北，24日解放思恩，26日占领河池，切断了敌人逃往贵州的退路；第三十九军则自进入广西后，就停止西进，兵分两路直插广西腹心地区，至11月25日已先后解放了古宜、融县、罗城和柳州。以后，第三十八军继续西进，解放东兰、百色和果德等地，切断了敌逃云南的通道；第三十九军乘胜奔袭桂中和桂南，12月2日进占宾阳，4日进占南宁，尔后兵分数路追歼逃敌，解放了宁明、凭祥等地，并于12月11日将红旗插上了中越边防重镇镇南关，广西战役胜利结束，广西全境解放，白崇禧集团彻底覆灭。

    在广西战役中，莫文骅等指挥的西路迂回兵团为战役的胜利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不仅截断了白崇禧集团逃往贵州、云南和越南的去路，有力地保障了将白崇禧集团歼灭于广西境内战役部署的实现，而且解放了河池、柳州、南宁、百色、凭祥等大量重要城镇，将红旗插上了镇南关。并且歼灭了大量的敌人，缴获了大批的武器装备和物资，仅第三十九军—一六师12月4日晚进占南宁，就缴获汽车400余辆、炮艇三艘；12月6日在大塘陈圩截住敌第八十七师，俘敌师长以下4000余人。

    12月初，莫文骅率兵团司令部进驻桂林，接着又乘车经柳州向南宁进发。沿途所见所闻，感慨万千。桂林、阳朔的美丽风光，令他心旷神恰，可惜无暇游览；被打散的白崇禧集团的军官、太太、残兵游勇，一个个被路遇的群众剥得赤条条的，有的被捆绑起来弃置路旁，脖子上没加上一刀，算是万幸；有的用稻草围着腰部，跟在我进军的队伍后面，不敢离得稍远，他们害怕当地的老百姓甚于我进军部队，认为只有跟着我进军部队才有活路，才能得到保护，每当莫文骅率领的第十三兵团司令部车队途中埋锅造饭，这些赤身裸体、饥渴不堪的人便一个个可怜兮兮地伸来颤抖的双手，而20年前，他们可是威风凛凛地尾追农民自卫军、红军，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岂料也有今日。由此也可窥见广西人民受国民党桂系军阀的迫害之深和对国民党军队的仇恨之烈。生活在广西土地上的人民，多少年来在饥饿中煎熬，在苦海中挣扎，受尽盘剥、压迫，惨遭毒打甚至杀戮，今日能亲手折光敌人的衣服，使敌人挨饿受冻，总算大大地出了口怨气。因而，人民解放军所到之处，人民群众不仅热烈欢迎，而且积极支援。

    南宁，是莫文骅阔别了20年的可爱故乡。这里，有莫文骅深沉的母爱，也有惨痛的记忆，还有刚投身革命的憧憬和追求。自离开广西，家中音信断绝。莫文骅越接近南宁，越思乡心切，也越是难耐：不仅公路全被破坏，只得走走停停；而且急性阑尾炎发作，右腹剧烈疼痛。好不容易挨近南宁，已是黄昏，岂料从北门入城，又激起悲痛回忆，不觉泪如泉涌。北门外，是大革命失败后，罗如川、周国杰、雷沛涛、高孤雁等许多优秀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及进步人士被国民党桂系军阀残酷杀害的地方。广西农民运动的先驱韦拔群，被叛徒杀害后，敌人曾把他的首级悬挂在北门上“示众”。而当莫文骅心急火燎般回到家中，又是“狂喜握亲友，顿时转伤心”：大兄文驹，在1938年南宁沦陷时被日寇杀害；82岁的老父，于日寇第二次占领南宁之前活活饿死在床；所见家中，促有四壁，破烂不堪，兄弟姐妹既无桌椅板凳，又缺洗脸手巾，生活艰难至极。可见，在日寇的血腥蹂躏和国民党桂系军阀的反动统治之下，家乡父老乡亲何等凄惨。

    在南宁，莫文骅带着悲伤和病痛，奉命着手组建中共广西省委、省政府。不久，红七军的领导人张云逸和老战友李天佑、陈漫远、雷经天等相继回到南宁。莫文骅任第十三兵团政委兼广西军区副政委、省委副书记、省政协副主席、南宁军管会主任，继而兼任中共南宁市委书记和市长，他既管军队工作，积极开展剿匪反霸斗争；又抓地方建设，处理繁杂的事务，为建设家乡殚精竭虑地工作。

    1951年后，莫文骅历任东北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副院长、院长，福州军区副政委，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政委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并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各一枚。他先后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七、八、十一、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和第十三大特邀代表，他还是第三、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和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1988年，经中央军委批准，莫文骅离职休养。这时，戎马一生的莫文骅已近耄耄之年。以后，他老骥奋发，怀着当年的革命豪情，奋笔撰写记录历史脚步的回忆录，先后出版发行了《回忆红七军》、《回忆解放北平前后》、《英雄塔山》、《百色风暴》、《二十年打个来回》、《莫文骅回忆录》等著作。真可谓：“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2000年5月5日，莫文骅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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