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惠良
发布时间：2021-03-08 浏览量：1036 来源：庾新顺 朱永来
人们常说：不想当将军的兵不是好兵。而黄惠良当兵期间，压根儿就没有想过要当将军，但他既是个好兵，也是一位孝子。因为母亲想念他到茶饭不思的地步，他曾向上级提出请人顶替他当兵，由于上级和战友们的挽留，他打消了回家的念头，并且以后成了一名好干部，成为一名身经百战、为我军政治工作呕心沥血的将军。1955年，他被授予少将军衔。
好兵孝子
1912年1月，黄惠良出生在广西平治县（今平果县）祷午乡平孟村的一个壮族农民家庭。其父母都是终年勤恳劳作、纯朴老实的农民，由于勤于垦荒耕种，就是一小块山坡地也要设法开垦利用，加上节俭持家，当黄惠良能记事之时，家里的收成已经可以保证温饱。
黄惠良八岁时，便为家里干一些拾粪、拾谷子之类力所能及的农活家务，13岁开始给家里和邻居放牛，继而专心在家种田务农，农闲时亦兼做一些用马匹贩运粮食的买卖。他在少年时代，仅读过一年半小学。当黄惠良18岁时，全家已是人畜兴旺，拥有13口人，还有一栋房屋、三头牛、两匹马、九亩多田，在村里算得上是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
1926年，黄惠良14岁。这年，国共合作开展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平治县也闹开了农民运动，建立起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队。次年8月21日，1000多名农军手持大刀、鸟枪等攻打果德县城，释放了被关押的无辜群众。
1929年12月，随着百色起义的组织发动，平孟村也成了苏维埃政府领导下的红色区域。可是，位于红区与白区交界处的平孟村，依然逃脱不了国民党军、民团和土匪的袭扰、洗劫。黄惠良家里的牛、马全都被抢走，他父亲还被抓走过一次，后来侥幸得以逃回。黄惠良对国民党军、民团和土匪的暴行非常痛恨，于是他凭着朴素的阶级觉悟，接受了苏维埃政府的红色宣传，于1930年1月毅然告别了新婚妻子和家人，扛枪参加了平治县赤卫队。
县赤卫队是一种脱产、流动性较大的农民武装组织，战士由各村农民中抽调，三个月轮换一次。4月，黄惠良被选送到新组建的右江苏维埃政府特务营，担任连里的流动宣传队员，负责列宁室的工作。从此，他正式成为一名红军战士。他热情活泼，为人诚实，工作积极，深受同志们的喜爱。7月，黄惠良的二哥找到特务营驻地对黄惠良说：母亲在家日夜想念他，常常哭泣，茶饭不思，要他立即离开部队回家去，并且还带了一位同乡去顶替他。孝顺的黄惠良听罢心急如焚，当即向上级提出了换班回家的请求。可是，黄惠良朴实能干，大家都喜欢他，都舍不得他离开部队，于是上级和战友们都极力挽留他。黄惠良无奈，被迫打消了回家的念头，送走了二哥和那位同乡，自己仍留在部。8月，他随特务营编入红七军。
终生难忘
1930年9月，在百色起义中诞生的红七军奉中共中央的命令，集结河池整编，准备北上“打到柳州去”、“打到桂林去”、“打到广州去”。部队离开河池后，在四把打了一仗，随后转兵进攻长安。攻打长安，是黄惠良平生打的第一仗。当时，敌军四个团依据城防工事负隅顽抗，因而仗打得很艰苦。作为一名初次参加战斗的新兵，黄惠良在枪打响前，既激动又有些害怕。激战中，他与另一名战士利用一个旧粪堆为掩护向前攻击，敌人一枪打来，那位战友牺牲了。这时，黄惠良怒火满腔，无所畏惧，他不顾敌人密集的火力，勇敢地向前冲去。攻打长安的战斗持续了四昼夜，因敌情变化，红七军在毙伤600多名敌人后主动撤出战斗，继续向北挺进。
长安未克，部队情绪有些低落。到达湘桂交界的广西三江县境内的福禄地区时，红七军作了短期休整。军长张云逸召集战士们开了一次大会。张军长向战士们提出一个问题：“同志们！你们说，是石头硬，还是水硬？”一时，战士们一个个你看看我我望望你，不知如何回答是好。坐在黄惠良身边的一名小战士推了他一下，咧着嘴笑着说：“石头硬嘛！你站起来说呀，你就说石头硬。”黄惠良性憨语迟，正想站起来回答时，许多战士大声喊了起来：“石头硬，是石头硬……”会场里顿时响起了一阵阵笑声。张军长微笑着，右手抚摸着小胡子，静静地听着战士们的喊声。
一会儿，张军长摆了摆手，要部队肃静下来，然后温和地说：“不对呀！同志们，你们说是石头硬，这不对。依我说是水硬，而不是石头硬。”战士们听了张军长的话，觉得很新鲜，很风趣，但又不解其意，便目不转睛地看着张军长。张军长继续说：“表面看石头比水硬，但实质上它不硬，连一滴水珠都经不住。不信，你们看房檐下的石头不就是被滴水冲凹了吗？洪水还可以把石头搬家，那小石块就只好变成细沙了。”“白军硬也必定要失败！红七军是工农军队，是汹涌澎湃的革命斗争中的一个巨浪，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红军前进的道路！”“我们主动撤出，这正是为了今后的胜利。红七军能从无到有，就能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到战胜敌人。同志们！我们不久就要与中央红军会师了，我们的力量是不可抵挡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张军长的话音刚落，周围便响起一阵阵雷鸣般的掌声。“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的欢呼声更是响彻全场。战士们的心被深深地打动了，热情像一团火在每个人胸中燃烧起来。水比石头硬的道理，使黄惠良终生难忘。
长途行军和连续作战的艰苦环境，锻炼和考验着黄惠良的革命意志。红七军在离开广西全州进入湖南境内时，一些战士开了小差，有些战士也约黄惠良一同离队回家。一天，夜半时分，两名战士悄悄地去叫黄惠良一起走，但被黄惠良拒绝了。他随部队经道县、江华，下广东攻连州，参加了打得十分残酷的梅花村战斗。在乐昌渡河时，红七军又被截为两部分，黄惠良所在第五十八团的连队与五十五团渡过了河。过河后，黄惠良被编入第五十五团三营七连，他除行军、作战外，还兼任流动宣传队员，同时加入革命互济会和反帝拥苏大同盟。不久，红七军进入中央苏区。在根据地新的天地里，他工作更积极了。这时，他开始对党有了认识。1931年1月，在江西崇义，经营教导员郭先达和排长介绍，黄惠良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隆重的入党宣誓仪式上，他握紧拳头，激动地宣誓：遵守党的纪律，服从党的组织，执行党的决议，参加党的工作，永不叛党，为党的事业奋斗到底！这些誓言，他“记得最清楚，终生刻骨铭心”。
“坚持就是胜利”
到达中央苏区不久，黄惠良被提升为班长。第三次反“围剿”战斗结束后，黄惠良被抽调到军部基层干部训练班学习，并到寻邬一带参加组织苏维埃和分田的工作。在寻邬，他亲身体会到革命给人民群众带来的幸福。当部队攻打赣州时，黄惠良又被选送到瑞金红军学校第二期政治队学习。三个多月的学习生活，使他对革命有了理性认识，并掌握了不少有关连队政治工作的方法，如战前战后的教育、战斗中的鼓动、群众纪律等等，军事素质也得到进一步提高。1932年2月，在毕业典礼上，朱瑞校长语重心长地说：在学校学得的东西，不要当教条搬出去用，要根据具体情况去做。这些话，被黄惠良牢牢记住了。
然而，在红军学校毕业后，黄惠良大病了一场。他病愈后被安排在红七军第二十师政治部任组织干事。是年8月，他被调到红五十九团三营九连任副指导员兼党支部书记，11月调任红五十五团一营一连指导员。他带领连队参加了第四次反“围剿”战斗，缴获了不少武器，并抓到一批俘虏。
1933年6月，红七军改编为红三军团第五师，黄惠良任红五师第十三团三营七连指导员。他随部队先在福建的归化、泉上一带进行群众宣传工作，打土豪，分田地，筹粮筹款，扩大红军，然后投入第五次反“围剿”战斗。在朋口之役，黄惠良负了伤。11月间，他被照顾调到兴国补充师任连指导员兼党总支委员、支部委员等职，担负训练新兵的任务。不久调任会昌教导第三团俱乐部主任，兼团党总支委员。黄惠良离开了一线部队，但一刻也没有放松对自己的要求，他废寝忘食、日以继夜地工作着。他根据部队的实际情况，编歌，编剧，指导连队出墙报，开展文娱活动，并联系地方的宣传队到团里演出。在他的努力下，全团的文艺宣传鼓动工作搞得有声有色，使部队始终保持着朝气蓬勃、生龙活虎的精神面貌。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踏上长征的征程。当时，只懂得部队要打到外面去发展根据地，具体去向并不清楚。但黄惠良心里只有一个坚定的信念：“跟着党走，就是胜利！”一路上，他积极开展政治工作，深入连队，亲自抬担架，鼓舞战士们的情绪。同年11月底，红军接连突破了敌人的三道封锁线后，进入广西境内。敌人在湘江边构筑了第四道封锁线，企图在湘江以东地区全歼红军。由于敌人天上飞机轰炸，地面大军围追堵截；加之要掩护庞大的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纵队，中央红军行军速度非常缓慢，队伍在湘江边挤成一团，战士们十分疲惫。“同志们，咬紧牙关，跨过江去就是胜利！”“坚持就是胜利！”黄惠良来不及体会回到广西故土的激动，在准备渡江前进的队伍中鼓动着。经过一个多星期的血战和强行军，中央红军主力跨过了湘江，又翻越了长征以来的第一座高山——越城岭的老山界，由广西进入贵州。
湘江战役后，黄惠良所在部队由于损失巨大被并入主力，他先后被调到军委无线电第五分队、第二十九分队任指导员兼党支部书记。此时，部队里不少人情绪低落，对前途悲观失望，有的甚至当了逃兵。在艰苦的环境里，黄惠良始终充满着战胜困难的决心和信心。他以身作则，吃苦在前，用实际行动鼓励同志们坚持继续前进。除了本职的思想政治工作，他还积极参加部队筹粮筹款、扩大红军的工作。当分队里人手紧张之时，他总是带头搬运电台设备、物资等。爬雪山、过草地，过关夺隘，他带领的红色电台分队始终是首长指挥、联络部队和了解情况得心应手的有力保障。
长征胜利结束后，黄惠良进入红军大学上级干部队学习，他十分珍惜这次学习的机会。时值隆冬，位于黄土高原的陕北，气候异常寒冷，滴水成冰，一到晚上，人们多半都早早钻进暖融融的被窝中呼呼睡着了。黄惠良却常常秉灯夜读至深夜，手脚冻僵了仍坚持着。由于他刻苦努力，毕业时各科成绩都是100分，军政素质全优，党支部对他的鉴定是：该同志具有忠诚、老实、谦逊的品质，工作踏实，学习认真，服从组织，能胜任团建制部队的政治、军事领导工作。
从红军大学毕业后，黄惠良被任命为红十五军团第七十五师二二四团政治处主任，兼团党总支委员。他到职不久，就率领部队渡过黄河，跟随毛泽东主席参加东征，具体担负警卫任务。东征一结束，他即被任命为第七十三师政治部组织科长，兼师党委会书记。他到职后，随部队西进甘肃、宁夏，与红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然后回师陕北参加了山城堡战斗。
1930年到1937年间，是黄惠良人生道路上十分关键的时期。后来他曾回忆说：“自己经历了这个中国革命斗争史上的伟大时期，经历了残酷的战争考验，经历了艰苦雄伟的远征与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考验。由于革命的影响、党的培养教育和自己主观的努力，由一个普通的农民，成为党的一个比较负责的干部。对于革命事业的认识由不自觉而逐渐走向半自觉并进而达到自觉，战胜了农民的狭隘、私利和乡土观念等思想意识，树立了革命人生观，坚定了革命事业心，参加了党，确定了终生献身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意志。经过这几年的锻炼，在工作上始终是积极努力、热情肯干，接受新鲜事物较快，工作上有了较大的提高，逐渐由一个基层干部达到能够担任一定工作职责的水平，能够完成一定的工作任务”。
惩寇反顽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黄惠良奉命担任八路军第—一五师三四四旅六八八团组织股长。
9月初，黄惠良所在的三四四旅渡过黄河，向华北抗日前线挺进，于9月中旬抵达太原。当时，国民党军节节败退，进攻晋北的日寇分两路南进，准备攻占太原，形势十分危急，第—一五师奉命奔赴晋东北迎击日寇。在聂荣臻、罗荣桓、徐海东、黄克诚等率领下，三四四旅经原平、五台，穿过崎岖的山路，于9月下旬插到平型关东南的上寨。部队开进途中，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一些东北的流亡学生，还日夜挤在车站向八路军送慰劳品，高唱抗日歌曲，而被日寇吓破了胆的国民党败兵则如潮水般地溃退下来。黄惠良目睹这些情景，心情十分激动，他向上级写了请战书，决心狠狠打击日本侵略者。
9月23日，第—一五师决定在平型关伏击来势汹汹的日寇，打一个漂亮的歼灭仗。黄惠良参加了战前干部动员会，会上的战斗部署是：三四三旅两个团担任主攻，三四四旅两个团负责断敌退路和作师预备队，师独立团和骑兵营阻敌增援。黄惠良所在六八八团作为师预备队，于24日夜跟随一线部队开进。漆黑的夜晚，战士们冒着倾盆大雨，手拉着手膛过湍急咆哮的山洪激流，一些战士被水冲走了，黄惠良身上背着两枝枪，一边拉着战友的手，一边鼓励大家：“快过，一条小沟拦不住我们！”赶到目的地后，雨停了，穿着湿透了的单衣，战士们都冻得嘴唇发乌、全身发抖。黄惠良忍受着一夜风雨行军带来的寒冷和饥饿，主动请求带一个连抢运棉衣到前线。第二天，当他完成运送棉衣的任务时，已临近中午，担任主攻的杨得志率领的六八五团、李天佑率领的六八六团已将顽抗的日寇打得人仰马翻、死伤遍地，日寇残部正向北狼狈逃窜，黄惠良立即投入追歼日寇的战斗。由于阎锡山部队按兵不动，黄昏时分，日寇残部突破阎部防区的团城口阵地跑了。
这次战斗，第—一五师一举歼灭日寇精锐部队极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团1000余人、击毁汽车100余辆、大车200余辆、缴获火炮一门、机枪20余挺、步枪1000余枝、战马50余匹，以及大批辎重物资。这是中国军队自“七七”事变以来取得的第一个大胜仗，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时人称之为平型关大捷。
战斗结束后，黄惠良在团首长领导下，为加强部队的政治教育做了许多工作。10月中旬，三四四旅奉命向晋东北之繁峙一线进军。10月14日，黄惠良随部队在平型关东北小寨村附近，截击由灵丘驶来之敌汽车130余辆，激战终日，击毁敌汽车数十辆，毙敌100余人。
1938年1月，黄惠良被提升为旅政治部组织科长。他到职不久，部队在经正太路南移途中，发生了“张绍东事件”。张绍东是三四四旅六八七团团长，八路军出师抗日后，他在思想上犯有严重的“恐日病”，暗地里参加了青红帮、哥老会等封建帮会组织，平时经常散布悲观失败情绪，这次乘部队南移之机，他带领数十名干部集体逃亡了。事件发生后，对部队影响很大。在旅首长的领导下，黄惠良积极参加整顿和健全党组织，在干部战士中开展以抗战前景为中心内容的思想教育和调配干部等多方面工作。由于措施得力，很快就稳定了部队，巩固和加强了士气。通过参与处理这次事件，黄惠良体会到在紧急事件中的冷静沉着，分析和判明情况，有条不紊地采取有效的办法，是扭转局面的可靠保证，积累了处理紧急事件的经验。
同年4月9日，日寇集中3万多人的兵力，由邯郸、邢台、石家庄、阳泉、榆次、太谷、沁县、长治等地，兵分九路进攻晋东南根据地。在第一二九师指挥下，三四四旅参加了反敌九路围攻战役，黄惠良随六八九团行动。4月15日，六八九团与一二九师各部，突然向由沁县进至武乡之敌第一○八师团的第—一七联队发起进攻，敌3000余人在我军的勇猛突袭下弃城仓皇逃窜。16日，敌第—一七联队被我军围攻于马家庄、长乐村一带，由于敌大量援兵到来，我军在歼敌2200余人后，主动撤出战斗。这一战，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迫使各路敌人纷纷回窜。我军旋于18日至27日相继收复武乡、榆社、和顺、辽县、沁县、沁源等多座县城，并歼灭南退之敌1000余人，彻底粉碎了敌人的九路围攻。黄惠良在历时16天的战斗中，随六八九团连续作战，他既是团里政治工作的指导者、鼓动者，又是身先士卒、英勇顽强的军事指挥员和战斗员，表现得很出色。在围歼长乐村敌人的战斗中，敌人为解救被困之敌，向第一二九师七七二团之左翼戴家垴阵地猛攻，防守阵地的我七七二团第十连与敌激战四小时，多次击退敌人的疯狂冲击，其中一个排在残酷的战斗中全部壮烈牺牲，敌人攻占了阵地。在此紧急关头，黄惠良带领部队赶到戴家垴，他高喊着：“同志们，决不能让鬼子突破阵地！冲啊！”战士们如同猛虎般冲向敌人，展开猛烈反击，迅速夺回了阵地。接着，他率部转入打击敌援兵的战斗。战后，黄惠良及时总结作战经验，他说：“认识到我军虽然装备不好，但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执行了党的政策，就可以得到人民的支援，可以打败敌人，可以建立并坚持敌后根据地。”刘伯承师长曾在战后召开的参战干部会上风趣地说：“有钱人吃鸡吃鸭，没钱人吃青菜也有办法。”这个生动的比喻给黄惠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战斗结束没几天，黄惠良便奉命调到六八九团任政治处主任。
1938年夏，第六八九团奉命进抵平汉路以东平原地区开辟工作，驻地滑县。这一带地区虽然尚未沦陷，但由于贪官污吏的横征暴敛，地方反动兵匪的敲诈勒索、胡作非为，加上洪涝等自然灾害，群众生活极为贫困，时常处于惶恐不安的状态。对此，黄惠良一方面要求干部战士树立开展平原斗争的胜利信心，另一方面把开展群众政治工作作为重点来抓，教育部队要把密切联系群众放在重要位置，处处爱护群众、关心群众、发动群众，尽量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与此同时，他还带领干部战士协助建立地方抗日政权，发展地方武装，坚决打击敌、伪、顽和反动地方势力，稳定社会秩序，很快就打开了局面。时任三四四旅副旅长的杨得志，后来回忆他1938年9月从晋东南到滑县会合六八九团的情况，深有感触地说：“沿途我们经过的许多村庄，老乡们也都是把围子门关得紧紧的。大人们躲着不照面，只有一些面黄肌瘦的孩子，瞪着一双惊恐好奇的眼睛，远远地望着我们。但是到六八九团驻地，情况却完全相反，群众们的衣着虽然也相当破烂，但情绪高涨。他们欢迎我们，送茶送水，问长问短，孩子们兴高采烈地喊着：‘快来看啊！又来了八路军的大部队啦！’看到这样热烈的场面，部队受到很大的鼓舞”。一见面，杨得志就对六八九团团长韩光楚赞扬道：“你们的群众工作搞得很好呀！”并要求六八九团介绍经验。
1938年9月，在杨得志副旅长的指挥下，六八九团歼灭了由冀南地区逃窜的伪军扈全禄部，俘敌1400多人，解放了滑县县城。随后，又经过一个多月的作战，基本上肃清了平汉路东、漳河以南、卫河两岸近百里内的伪军和土顽部队，建立了安阳、汤阴、内黄等县的抗日政权，开辟了大片根据地。在战斗中，黄惠良不幸负伤。伤愈后，他随部队返回晋东南，在长治一带开展冬季练兵。这时，六八九团已由原来的1000多人发展到3000多人。
1939年1月，朱德总司令亲自到六八九团了解工作，黄惠良汇报了团里的政治工作和思想情况后，朱德总司令对干部问题作了指示。总司令指出，对于有错误或有缺点的干部，要耐心帮助，不要轻易“开展斗争”，对于实在不可救药者才应开展斗争，而斗争的目的也是为了教育。总司令的指示，成为黄惠良此后在处理干部问题时始终不忘的指针。
是年2月，黄惠良奉调到新组建的晋冀豫独立游击支队任政治部主任。当时，支队所在地区日、伪、顽军较多，顽军孙殿英、朱怀冰、鹿钟麟等部各据一方，各方面的关系错综复杂。如何正确地具体贯彻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瓦解伪军、打击日寇，成为摆在支队面前的重要课题。黄惠良与支队司令员赵基梅、政委谭甫仁一起，在道清路沿线派出武装工作队，向伪军开展瓦解争取工作，抓汉奸、筹粮款；在安阳水野、陵川、台头等地则连续作战，打击日、伪军和反动土匪武装，逐渐打开了局面。随后，支队又开展了反摩擦战斗，先是西进，准备配合主力打击由晋城进袭的国民党顽军，后又回师林县，配合主力部队彻底打垮了国民党顽军朱怀冰、鹿钟麟部，全支队缴获重机枪两挺、轻机枪五挺、步枪300多枝、盒子枪30多枝，俘敌200多名。
1940年5月，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支队将原活动的卫河以南地区让给国民党军，奉命越过平汉路，东进冀鲁豫平原。在平汉路，支队与日寇打了一次遭遇战。不久，支队与一些地方武装合并，编为新三旅，黄惠良担任旅政治部主任兼第七团政委，指挥该团活动。6月，敌人在冀鲁豫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扫荡”，由于新三旅刚进入平原，缺乏平原作战活动经验，情况十分紧张。一次，由于侦察敌情的疏忽，旅部遭受了袭击，部队受到一些损失。面对这种情况，黄惠良与旅部其他领导同志镇定沉着，认真分析形势，决定组织小的战斗，争取打胜，不断给敌人以打击，从而提高部队的斗志，从实战中积累经验，坚持和巩固根据地。于是把部队换成便衣，时而化整为零，时而聚零为整，接连打了不少小胜仗，缴获洋马100匹、无线电台一部，击毁汽车三辆，并消灭了一批伪军和搞摩擦的国民党顽军，对当地的反动地方武装镇压了一批，争取了一批，部队逐渐在平原站稳了脚跟。
8月，黄惠良奉调到延安学习。他途经八路军总部时，正值百团大战展开，便随总部一起行动了几个月，于12月抵达延安。翌年1月，他正式进入延安军政学院学习。
延安，是革命的圣地。对于经历了三年多敌后战斗生活的黄惠良来说，延安的一切都使他兴奋、激动和热爱。在学院里，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军事知识和政治理论，广泛涉猎其他新知识，尽量开阔自己的视野。除学习外，他还担任了党支部委员的工作。1942年1月，他以优秀的成绩结束了在军政学院的学习生活，转到中共中央党校深造。
1942年2月1日，在中央党校的开学典礼上，毛泽东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整风运动开始了。黄惠良聆听了毛泽东所作的报告，心情十分激动。他首先认真学习了当时规定的22个整风文件，以求领会精神实质。他与同志们一起，采取先粗读，然后按学风、党风、文风三个部分逐件精读，最后综合阅读的方法，在反复阅读中反复思考，写心得笔记。在个人学习之外，他还积极参加集体讨论和研究，领会文件的精神实质之后，又联系实际检查思想，检查自己的历史，自觉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写出自己的思想总结，并在同志们帮助下反复修改。从对个人思想和历史的全面总结，又进一步发展到对于自己所在地区和部门工作的检查，进而发展到实事求是地研究、学习党的历史，充分认识党史上的各种错误路线尤其是“左”倾机会主义对革命事业的危害。当整风运动转入审查阶段时，他作为党支部委员，参加了具体的审查工作。在延安学习和参加整风运动，是黄惠良参加革命以来所接受的一次最重要、最全面、最深刻、时间也最长的教育，军政素质较前大大提高了一步。
1944年9月，黄惠良结束了学习生活，奉命到“抗大”第四大队任政委兼党总支委员，实际主持全大队的工作。这个大队在整风运动中掌握政策有些偏差，处理学员的一些问题时也不尽恰当，学员思想比较混乱，一些学员要求离队。他到职后，立即深入到学员中去了解情况，对一些过去未处理好的问题作了正确结论；对一些一时不能做出结论的问题，他一方面继续深入了解情况，一方面对学员进行个别帮助，解除他们的思想负担。在稳定学员的思想情绪后，他又大抓文化学习，使学员们学有所获，生活充实。接着，他结合整风总结，召开了谈心大会，通过发扬民主，达到了增进团结、改进工作的目的。最后，他整理了全大队的生产经济帐目，处理了几个贪污分子。在他的领导下，全大队的面貌焕然一新。
1945年6月21日，黄惠良奉调到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一旅任政治部主任。当时，部队已经出发南下，他来不及交待手中的工作，便匆忙出发追赶部队而去。到任后，他针对部队北方籍的同志多，不愿意南下的情况，运用各种方式开展宣传教育和鼓动工作，稳定部队的思想情绪，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正当部队进抵河南，准备渡过黄河大踏步南进之时，传来了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消息，于是警一旅奉命停止前进。随后，警一旅先是奉命在豫西、豫北一带活动，继而接受了挺进东北的任务。
锲而不舍
在党的“七大”召开期间，毛泽东就一再强调东北地区的重要战略地位。1945年9月，中共中央正式作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决策，认为只要能控制住东北及热河、察哈尔两省，并有全国解放区及全国人民的配合斗争，就能保障全国人民的利。为此，中共中央抽调了各解放区的十余万主力部队和两万名干部陆续到达东北，并抽调了20名第七届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其中有政治局委员四人）担任东北的各级领导工作。
警一旅接到挺进东北的命令后，旅长、政委已经到八路军总部汇报工作，黄惠良与副旅长研究后，召开了北上远征动员大会，然后率领部队日夜兼程，取道冀中，从冀东北出雁门关，再经承德、平泉抵达锦州。到达锦州后，警一旅并入冀热辽军区，黄惠良被任命为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兼军区党委委员。
是年11月26日，国民党军在连续占领山海关、绥中、兴城、锦西、葫芦岛等地后，又进占了锦州。当敌向锦州进攻之时，冀热辽军区各部队先于锦州以南女儿河一带以运动防御战阻击进攻之敌，但未能奏效，遂主动撤出战斗，后又配合抵达锦西的山东和华中部队，在千军寨附近杀了个“回马枪”，击溃敌第八十九师主力。由于部队进入东北后迅速扩大，收编的地方武装和一些伪军，尚未很好地整顿、清理和加以训练教育，冀热辽军区所部便在北票一带作了短期休整。为了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12月25日，黄惠良与军区其他领导同志一道，在北票召开了军区政治工作会议，提出军区政治工作的主要任务是：迅速整编部队，进入战斗准备，注意巩固和纯洁部队，加紧开辟根据地，放手发动群众，贯彻党的民族政策。不久，冀热辽军区部队奉命组建热辽纵队，黄惠良被任命为纵队政治部主任，兼纵队党委委员。
热辽纵队刚成立，敌人就向北票发动了进攻。遵照中共中央制定的“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方针，纵队主动转移，撤向赤峰，随即奉命担负保卫赤峰的任务。在国民党军大举进攻、敌强我弱的形势下，部队内部的思想较为复杂。一些同志对国共和谈期望很大，对和平抱有幻想；一些同志则产生了悲观失望和埋怨情绪等等。针对这种情况，黄惠良在部队开展了以讲清形势、解释时局、展望未来为中心内容的政治工作，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1946年5月初，上级决定撤销热辽纵队，仅保留一个独立旅，其余部队全部编到地方。黄惠良与纵队的一些领导同志提出了不宜撤销的正确意见，但没有得到上级采纳。一个月后，全面内战爆发，黄惠良奉命参与指挥独立旅，在赤峰附近的黑山、孤山一带歼灭了来犯的国民党军一个主力团，狠狠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同年6月，热辽军区成立，黄惠良被任命为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兼军区党委委员。经过一段时间的整理配备，在建立起各级政治机构后，黄惠良因身体不好而离职休养。不久，热辽军区合并，黄惠良提出到东北工作的请求，获得上级批准。
10月，黄惠良由赤峰出发，赶赴东北。11月中旬，他途经哈尔滨时，经中共东北局同意，被西满军区留下，担任黑龙江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翌年2月，黑龙江军区与嫩江军区合并，黄惠良奉命担任黑龙江军区第一分区政治部主任。1948年2月，黑龙江军区又与嫩江军区分开，黄惠良仍任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直到同年12月。黄惠良在黑龙江工作的两年期间，军区的任务先是进行剿匪、发动群众、巩固后方，然后是扩大部队、建立二线兵团补充主力，办教导队，培训干部，发展地方武装，开展生产等等。围绕军区的任务，黄惠良在军区党委的领导下积极开展部队政治工作，他具体组织了巩固和纯洁部队的工作，提出整军与建军同时进行，在巩固中发展和壮大部队，思想整军必须与土地改革、自卫战争、生产三方面相结合；他还把诉苦运动和时事教育作为提高战士阶级觉悟的主要形式，在各部队普遍开展诉苦运动；二线兵团上前线之时，他要求战士们都进行宣誓，使部队士气十分旺盛；与此同时，他对隐藏在部队中的坏分子也作了必要的清除，在部队中普遍建立了党的组织。随后，他还具体组织在部队中开展立功运动和“三查五整”运动。1948年秋，他与军区副司令员、参谋长一起，奉命将三个团带到前线移交给主力部队。他看到主力部队大举入关的情景，按捺不住心中的激情，曾向上级提出入关参战的请求，但由于工作需要，未获批准。
1949年1月，黑龙江军区撤销，黄惠良被任命为整训师政委兼师党委书记。整训师接管了三个解放团和原军区警卫团及另一个团的架子，经过艰苦的教育和改编工作，将两个解放团输送到前线补充主力后，黄惠良奉命率领其余部队开赴辽东，于5月间组建陆军第一六九师，他仍任师政委兼党委书记。第一六九师的主要任务是进行海防，整训练兵，培养干部，开展生产和文化学习。师组建之初，部队思想较为混乱，黄惠良于6月间召开师党委扩大会议，通过发扬民主，检查工作，做出了关于全师工作的决议。至年底时，全师自下而上召开了各级党代表大会和党员会议，建立了各级党委，并在干部中开展了评干工作，全师工作迅速走上正轨。10月，黄惠良出席了辽宁省党代会，翌年3月又出席了全东北党的代表会议。
1950年7、8月间，第一六九师奉命改为救护师，准备参加抗美援朝。10月，又奉命解散，各团分别补充到第十三兵团各军，师直编入辽东军区。黄惠良在第一六九师的工作，受到了同志们的好评，大家称赞他：工作积极肯干、细致，政治工作很有经验，虚心，有民主作风，接受群众意见好，思想意识和作风正派，能耐心团结干部，和下面打成一片。
11月初，黄惠良在移交部队之后，奉命赴沈阳担任东北军区后勤部运输部政委，负责具体组织抗美援朝的后勤运输工作。12月，他赶赴朝鲜前线，到各汽车团。运输分部和兵站检查工作。他对保证前方的运输供应，如沿途建立防空监视哨和汽车掩体管理及修整公路运输线，使用各种运输辅助工具等问题—一作了指示和布置。随即，他又到安东领导建立了东北军区后勤部运输部驻安东办事处，组织各汽车团、运输团渡江。
1951年3月至1952年5月，黄惠良领导运输部开展了干部思想整顿、镇反运动、整党准备和“三反”运动等项工作。1952年5月，正当“三反”运动进入结案处理阶段时，黄惠良因患严重的胃溃疡，突然吐血不止，被送入医院抢救，胃被切除五分之三。由于手术后伤口化脓，出院后未能恢复健康，他不得不离职休养，于1954年6月离开了运输部政委的工作岗位。同年10月，他的身体尚未痊愈，又主动要求到解放军第五十七速成中学学习文化，他说：“努力学习文化科学知识和政治理论，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和理论水平，这是今后自己所最需要努力的一点。”在速成中学里，他一直学习到1956年8月。
1955年9月，黄惠良被授予少将军衔。1956年9月，他出任辽宁省军区副政委。
黄惠良十分眷念故乡广西，时刻关注着广西的建设和发展。1965年，他被调回广西工作，担任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致力于广西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1975年4月，他在南宁病逝，享年6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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