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扶民
发布时间：2021-03-08 浏览量：1294 来源：庾新顺 朱永来
谢扶民，又名谢富名、谢丽光。他先后参加了仑圩暴动，百色起义，红七军北上远征，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三、四、五次反“围剿”作战，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以及抗日战争时期的神头岭、响堂铺战斗，参与创建晋鲁豫抗日根据地，参加了解放战争时期的渡江、湘赣、广东等重要战役，并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呕心沥血。他历任红军宣传员、青年科长、团政委、宣传科长、改工科长、总政治部巡视团主任、军政治部副主任兼宣传部长，八路军的旅政治部副主任、主任，以及军分区政委、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师政委、军政治部主任，梧州市军管会主任兼梧州军分区第一政委、中共广西省委组织部长兼省纪委副书记、中共广西省委副书记兼省纪委书记、中共桂西区委书记、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务院民委副主任和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族委员会主任委员。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优秀将领，中国共产党久经考验的优秀党员。
投笔从戎
1911年10日19日，谢扶民出生在广西奉议县（今田东县）祥周乡的一个壮族贫苦农民家庭。他在兄弟姐妹十人中排行第六。由于他聪明好学，父母亲东借西凑了学费送他入学读书。1926年，他于高等小学毕业后，投身奉议县的农民运动，担任农会宣传员，并到恩隆巴品圩担任理化小学校长。翌年8月，他参加了余少杰、黄治峰等组织领导的仑圩暴动。仓圩暴动失败后，他于1928年4月秘密组织了青年社，继续发动农民开展武装斗争。
1929年1月，谢扶民考入南宁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学习，并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年12月11日，他返乡参加了邓小平、张云逸等领导的著名的百色起义，担任乡苏维埃土地委员，不久又奉调到田阳县担任苏维埃文化委员兼宣传队长。他经常到农村、学校宣传成立苏维埃政府和建立工农红军的伟大意义，深入农村积极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
1930年初，谢扶民担任右江赤卫军第十四连文书，继而担任连队司务长。是年5月，他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8月，他又相继担任红七军第四纵队政治部宣传员、宣传队长。10月，红七军按照立三路线的指令，离开右江根据地北上攻打柳州、桂林。在攻打长安镇一役，遇敌重兵防守，未克。以后，红七军艰苦转战于桂湘粤赣边境地区。
无怨无悔
1930年12月，红七军北进湖南道州、江华县城。途中，突遇大风雪，北风呼啸，雪花纷飞，漫山遍野成了雪的世界。在桂西长大的谢扶民，第一次亲眼见到了雪花。特别是在雪路上行军，寒风吹来，像针刺着脸皮；头发上沾满雪花，活像个白发“小老头”；融化的雪水从脖颈流进衬衫，流到背脊，更是冰冷刺骨。开始，谢扶民和其他战友一样感到很新奇，许多战友发出了各种惊奇的议论：雪真好看，像棉花一样白；雪真白，比白糖、白盐还白；雪白倒是很白，就是太冷了，受不了。当时，不少战士只穿着单衣短裤，嘴唇发乌，牙齿直打架，手脚麻木，耳朵红肿。这时，谢扶民和其他宣传员一起，积极做好战胜风雪的宣传鼓动工作。他说：我们是红军队伍，枪林弹雨都不怕，饥饿也不怕，还怕什么冷；只要大家下定决心，昂着头冒着风雪前进，什么困难都可战胜。经过反复宣传鼓动，大家都鼓起勇气，劲头倍增，团结一致往前走。一路上，大家互相关心，互相爱护，官兵之间，士兵之间，你帮我，我帮你。对个别体弱者或伤病员同志，大家特别关心照顾，就这样，大家很快走到了江华县城。
红七军在江华县城住了一天，对县城的资本家、土豪劣绅的衣服、布匹等物品实行没收，发给指战员御寒。衣服是五颜六色，帽子也是各色各样，大家穿起来真有点不像军队，而像一支文艺队伍。有的穿小姐的裤子，有的穿太太的花鞋，有的着少爷的短褂，有的披老爷的长袍。谢扶民也穿了一件土豪的蓝色棉袄，又长又宽很不合身，但暖和多了。于是，大家你瞧我笑，我看他笑。谢扶民也开玩笑地说：寒冷逼我们如此取暖，没有办法，只好暂时不军不民、不男不女，不伦不类了。第二天，部队又出发了。在集合场上，张云逸军长对大家说：我们要到江西会合朱毛中央红军，还要走很远很远的路程，现在天寒地冻，难不倒我们红军战士，我们不仅要战胜敌人，还要战胜饥饿，当前更要战胜风雪袭击；我们要发扬连续作战的革命精神，战胜前进路上的一切困难，夺取更大的胜利。谢扶民等宣传队队员，按照张军长的指示精神，继续认真做好沿途的宣传鼓动工作，不断提高指战员克服重重困难、战胜风雪袭击的革命斗志。
此后，红七军转战于广西、湖南、广东三省边境。三省的反动军阀对红七军北上惶惶不安，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沿途红七军发扬英勇作战的革命精神，冲破敌人的围追堵截，到达连县的星子镇，接着围攻连县，准备在北江建立革命根据地。由于红七军一路不断作战，伤亡不少，部队减员严重。针对这种情况，部队实行改编，各师的宣传队合编为军部宣传队，谢扶民是宣传队员之一。1931年1月中旬，部队向梅花村进军。
梅花村位于湘南和粤北的交界处，是乐昌、乳源、连县、宜章、临武县的中心，位置极为重要。在红七军到达梅花村之前，朱德、陈毅等同志曾率南昌起义部分队伍，在宜章县举行了著名的湘南起义，这一带还有地下党和农民游击队活动。根据这一有利条件，红七军前委决定在梅花村暂时休整，开展广泛的群众工作，宣传党和红军的主张，搞好军民关系。不久，军部根据侦察员的报告，敌人有一个团的兵力向我扑来，不允许红七军在梅花村立足。按照红七军当时的兵力，利用梅花村的有利条件和地势，消灭敌人一个团是有把握的。经前委领导同志研究决定，制定了一个歼敌计划。各作战部队先后奉命向梅花村周围的山头埋伏，像布下一个口袋，以便全歼敌人。
当日中午时分，太阳当空，梅花村周围的山头上、田野里一片寂静。突然，敌军开始向红七军发动进攻。顿时，在梅花村周围山上埋伏的红七军指战员随着一声令下，以震耳欲聋的枪声、喊杀声、手榴弹爆炸声，给敌人以有力的反击。但敌人不甘心失败，拼命地一次又一次向红七军进攻。红七军指战员坚守阵地，以小分队顽强反击，与敌人拼刺刀，开展了短兵相接的肉搏战。后来，敌军增援部队赶到，兵力猛增到四个团。在这关键时刻，邓小平、李明瑞、张云逸等领导同志，分别亲临各作战部队指挥作战，命令指战员向敌人左翼发动进攻，抢占有利阵地。作为军部宣传员的谢扶民，一方面对部队进行英勇杀敌的宣传鼓动，另一方面又直接参加战斗。他看到邓小平等领导同志不顾枪林弹雨指挥作战，顿时增添了勇气，杀敌劲头更足。虽然由于战斗激烈，又没有饭吃，没有水喝，又累又饿又渴，但谢扶民和大家一样，不叫苦，不叫累，斗志仍然很旺盛。经过一天奋战，歼敌1000多人，红七军也伤亡数百人。按照前委领导的指示，将伤病员移交给当地农民游击队安置，部队继续北上。领导同志见谢扶民有伤病，便叫他留下。但他坚决要求不下火线，继续跟部队北上，决心革命到底，终于获得领导的批准。
担任红七军军部的宣传员，主要任务是做好党的宣传鼓动工作。为了切实搞好这项工作，谢扶民不怕苦，不怕累，从战争实际出发，运用各种宣传工具和形式，积极宣传我党我军的方针和政策。沿途不仅向群众做好口头宣传：红军纪律严明，官兵平等，打土豪分田地等等，而且沿途剧写墙壁大标语，而惟一的武器是一小桶石灰浆，一支棕树笔，每天与石灰、墙壁打交道。
1931年3月11日，红七军历经艰苦转战进驻永新县城休整。谢扶民等宣传队员却忙得不亦乐乎：李干队长画了六幅壁画，谢扶民和叶绍贤两人则写了18条大标语，每个字高达五尺到七尺。人民群众非常称赞他们的书法。
4月11日，永新、莲花群众非常拥护红七军，不仅大送慰劳品，而且还组织洗衣队到部队替战士们洗缝衣服。由于红七军连续行军作战极其困苦，指战员洗的衣服少而补的衣服多。又洗又补，大家高兴极了，同时也使部队更清楚了：苏区的人民是多么的好，就像与红七军是一家人一样。谢扶民等宣传员根据军政治部的指示，积极在部队中开展宣传工作，提出要爱护群众，要守纪律等等。
谢扶民作为一名红七军的宣传员，工作尽职尽责，积极主动，无怨无悔。1931年6月5日，他在红七军与中央红军会师的日记中写道：“广西出发将一年，千辛万苦无怨言。中央红军汇此地，这是我们心志愿。”
鏖战南北东西
1931年4月，红七军参加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反“围剿”斗争后，谢扶民奉调到中央苏区瑞金中央列宁青年学校学习。5月1日，由何焕阶介绍，谢扶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次年，谢扶民学习结业，奉调回红七军政治部任青年科长。
1933年2月，谢扶民参加了粉碎国民党蒋介石出动50万兵力的第四次“围剿”。在反“围剿”战斗胜利结束后，他奉调到红三军团第四师政治部任宣传队长。1934年上半年，他又被调到红军大学政治一科学习。
1934年下半年，蒋介石调集100万军队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反革命“围剿”。是时，谢扶民在红三军团五师第十四团任政治委员。不久，又被调回红五师政治部任宣传科长。由于王明的“左”倾错误领导，中央红军未能粉碎国民党蒋介石发动的第五次“围剿”，被迫于1934年10月进行震惊中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在长征路上，因战斗频繁，部队减员过多，红五师建制撤销，谢扶民奉命到第十六大队任俱乐部主任。在长征中，他拖着虚弱的身体，以顽强的意志，积极参加战斗，并积极参加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后勤工作，鼓舞士气，胜利地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恢复了原来师的番号。1935年11月，谢扶民被调回红四师政治部任敌工科科长。
1936年，谢扶民奉调担任红军总政治部巡视团主任，参加了东征、西征战役。1937年上半年，他又调任红三十一军政治部副主任兼宣传部长。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对中国的全面侵略战争。不久，红军改编为八路军，谢扶民奉命担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政治部主任。9月，部队挺进华北进入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最前线。10月初，遵照中共中央军委的命令，第三八五旅七六九团开赴前线，而旅部和七七○团留守后方，担负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任务。10月中旬，谢扶民随旅部进驻陇东的庆阳、合水、镇原、宁县和旬邑防区。这里是保卫中共中央和延安革命根据地的西南大门。留守兵团的主要任务是：固守千里河防，随时准备抗击东面沿平绥线进攻的日军；严阵以待对付周围国民党20余个师的包围，打击边区内几十股土匪的袭扰；加紧军政训练，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和积蓄干部；保证边区政府和军民生活供应。三八五旅旅部驻在庆阳的田家城，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突击挖窑洞，解决了部队的住宿问题，并按照“生产节约、长期打算、积蓄物资、准备反攻”的方针和“首长负责，官兵动手，参战、训练、生产三结合”的原则，一面积极参战，加强练兵，提高部队的战斗素质，同时积极参加垦荒种粮，自力更生，生产自给，在边区扎下了根，为保卫延安根据地的西南大门打下了基础。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国民党反动派日趋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猖狂进行反共反人民的活动。12月，阎锡山制造了“十二月兵变”，掀起反共高潮，在这期间发生了由国民党反动派有计划有预谋挑起的陇东摩擦事件。在中共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下，三八五旅等部队及时采取正确的方针政策，有效地击退了国民党蒋介石、阎锡山发动的进攻。
1940年10月，国民党停发八路军、新四军的经费，并破坏交通，边区的吃饭、穿衣、医药和日用品都成了问题。为了打破国民党对边区的经济封锁，边区军民响应毛泽东主席的号召，积极开展大生产运动。1940年冬，三八五旅奉命在庆阳东北的子午岭大凤川、小凤川大山里开荒。部队利用大、小凤川水源丰富的有利条件，种上了边区稀有的稻子，除了自给自足外，还将一部分供给党中央和兄弟部队。
在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同时，三八五旅与守备边区的部队组成一个野战兵团，坚决回击国民党军队的多次进犯，从而粉碎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和军事进攻。
1943年至1945年，谢扶民奉命到中央党校一部三支队参加整风学习运动，他还是党的“七大”代表。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持续8年的抗战胜利结束。但是，正义与非正义、光明与黑暗的斗争并没有结束。国民党蒋介石为了维持其反动统治，妄图把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消灭掉，在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的假和平、真内战又开始了。蒋介石依靠美国的飞机和军舰，将国民党军队14个军约54万人，由西南、西北地区运送到华北、华东和东北各地，抢占战略要地，向解放区大举进攻。
1946年初，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建立东北根据地的指示，谢扶民从延安转到东北，担任挺进东北工作队党支部书记。到达东北后，部队开进东满根据地的腹地吉东地区。吉东地区是东满的大后方，而东满又是整个东北的腰杆子。腰杆子硬起来，人就能站起来，所以，它是东北极为重要的战略要地。1946年4月至1948年初，谢扶民先后担任吉东军区政治部主任、第二政委、延边军分区第二政委、地委委员、吉林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吉东地区也曾是日本侵略势力和伪满军警势力的重点集结地区之一。刚刚解放的吉东地区，敌伪溃散的军警及土匪非常猖獗，社会秩序非常混乱，严重威胁着各族人民的生命财产。因此，建立巩固的东满根据地，肃清敌伪溃散的军警和残匪就成为当时的首要任务。吉东地区管辖部队全力投入肃清残军、土匪的战斗，经过五个多月的剿匪斗争，彻底肃清了吉东地区的敦化、安图、汪清、珲春、和龙与延吉等地区的残军和土匪。在清剿中，消灭了国民党先遣军5000余人、敌伪残军和土匪4000多人，使东满根据地得到了进一步地巩固和发展。
谢扶民在吉东地区工作期间，始终重视建立地方武装，充实主力部队的工作，他还关心和支持地方工作和生产恢复工作，为建立东满根据地做出了贡献。吉东地区是朝鲜族聚居的地区，谢扶民在工作中经常强调重视朝鲜族的工作，坚定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他经常深入到朝鲜族农村，访贫问苦，了解民情，帮助解决群众生活困难。在解放战争期间，吉东地区参军青年有5．1万多人，其中朝鲜族占85％，组织基干民兵达10万多人。解放初期，东满独立师和独立六师的大部分指战员是朝鲜族。在解放战争中，朝鲜族指战员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他们中涌现出了大批战斗英雄，有“四保临江”、“三下江南”的勇士，有解放吉林、长春和沈阳的功臣，有从长白山的家乡一直挺进到祖国南端海南岛的英雄连队。谢扶民经常深入到连队，关心和爱护朝鲜族指战员，朝鲜族指战员也非常尊敬他。
1948年11月，谢扶民担任第一六五师政委。1949年3月，他又相继担任第四十三军政治部副主任、主任。1949年初，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第四十三军进关参加平津战役。天津解放后，第四十三军立即沿平汉线东侧向南挺进。经过一个多月的连续行军作战，穿过河北、河南，翻越大别山，进抵湖北的黄安、河口地区，5月夺取了长江北岸的渡口团风镇，开辟了渡江道路。5月中旬，部队飞舟南渡，直插黄石港、大冶地区。接着，协同第四兵团作战，解放了九江和南昌。
鞠躬尽瘁
1949年底，广西全境解放。谢扶民调任广西省梧州军管会主任、军分区政委兼地委书记。解放初期，广西境内溃散的国民党残余部队和土匪武装负隅顽抗，到处骚扰，残杀干部群众，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
大瑶山，是广西梧州、柳州等四个地区交界山区，是国民党南逃部队的盘踞点和指挥中心。我剿匪部队组织地方党政机关发扬我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光荣传统，大力发动群众和开展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以军事打击、政治瓦解和发动群众相结合，开展了强大的肃清残军和剿匪的战斗。经过50多天的艰苦战斗，终于彻底、干净消灭土匪3．8万余人，其中师以上匪首236名，重要骨干无一漏网。同时，在梧州其他地区也先后开展剿匪反霸斗争，经过一年多的工作，彻底平息了匪患。梧州地区是在广西省内肃清残军和剿匪较早和较彻底的地区，因而顺利地完成了土地改革。
1952年土改结束后，谢扶民调任广西省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和监委会主任，领导全省的“三反”、“五反”斗争，有力地打退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
1952年12月，桂西壮族自治区成立。谢扶民担任广西省委第二副书记兼桂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桂西自治区建立后，他组织、领导制定桂西壮族自治区施政纲要。这是新中国惟一民族自治地区自治机关制定的施政纲要，经中央批准实施。
谢扶民是全国人大第一、二、三届人民代表。在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他被选为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在1958年第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又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和民族委员会副主任。1965年被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主任委员。1960年1月至1974年，他又兼任国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他还是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代表大会的代表并参加了“八大”会议。
谢扶民参加领导全国民族工作，一贯坚持一切工作要从民族地区的实际出发，以各民族和地区的不同情况，进行分类指导，在工作中以慎重稳进的步骤开展工作。他在大跃进、反右斗争、批判地方民族主义等政治运动中，重视观察事态的发展，在一些重要会议上曾建议民族地区要坚持实事求是，不要跟汉族地区相比，要从民族地区实际出发指导工作。他在全国人大民委主持工作期间，根据党的方针政策，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国务院有关部门与地方政府有关国家法规法律的实施情况，开展监督工作及民族团结工作。1954年，他开始进行拟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草案工作，为正式订立“自治法”打下基础。他还组织指导全国各民族自治地区的立法工作，从1955年至1966年的12年期间，经全国人大民委审议，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颁布实施的民族自治地区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员会组织条例达46个。
1956年春，遵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谢扶民积极参加组织在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直接领导，和中央民委等有关单位参加指导的、规模较大的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先后在中央和有关省区抽调民族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的专家和民族工作者1000余人，组成十个调查组，对蒙古、藏、维吾尔、壮、彝等20多个少数民族和地区进行了一年多的社会历史调查，抢救了我国原始社会残余、奴隶社会、农奴社会、封建社会等社会制度的活材料，整理出约1500多万字的第一手资料。还拍摄了四川凉山彝族、海南黎族、云南佤族以及贵州苗族等反映不同社会发展状况人民生活方面的电影纪录片和一些图片，搜集了大量少数民族文物。这些调查，为制定党在民族地区进行社会改革和发展经济文化建设的政策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依据，为民族科学研究积累了珍贵的资料。这项工作受到了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和赞扬，并在国际上引起关注，获得研究社会科学的学者们的高度评价。
1957年七八月间，谢扶民参加领导了在青岛召开的全国民族工作座谈会。会上，周恩来总理作了《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的重要讲话，及时地纠正和刹住了在民族工作上出现的一些错误认识和错误言论。
1962年4月，谢扶民参加领导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参加的民族工作会议。回顾了几年来的民族工作，正确地总结了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在少数民族地区出现的“左”的错误，重申了过去工作中行之有效的工作方针，坚持正确的政策，提出了在少数民族地区恢复和发展经济，稳定局势的方针任务。
60年代初，谢扶民根据广西农民运动先驱韦拔群的革命英雄事迹，写了《韦拔群》一书，并在此基础上拍摄了《韦拔群》影片。同时，谢扶民根据自己从广西右江革命根据地出发到江西中央苏区的艰苦战斗中所写下的日记，整理出版了《转战千里》一书。这两本书和影片，为各族人民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做出了贡献、他在长征中的日记，被革命历史博物馆所收藏。
谢扶民从“文革”开始就蒙受冲击、迫害和折磨，可是他对党的信念却始终未曾丝毫动摇。他身患严重的心脏病，在被隔离期间仍坚持学习马列著作和《毛泽东选集》。1974年，“四人帮”在全国掀起批林批孔运动，谢扶民又遭受冲击。同年7月31日，他在运动中因大脑出血，抢救无效，在北京与世长辞。
谢扶民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追求真理、捍卫真理的一生。
赤诚、乐观、充实
谢扶民一生对党忠心耿耿，为党的事业呕心沥血。他对子女更是严格要求，而且总是现身说法，耐心教育子女正确直面人生。
谢南是谢扶民的大女儿。1969年，谢南刚满16岁，正当她明谙世事，开始设计和实施自己的远大目标之时，“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已愈演愈烈，谢扶民夫妇早已被隔离审查，社会的大悲剧已不允许谢南这样的“黑帮”子女拥有一张安静的课桌了。于是，刚初中毕业的谢南便告别了她无限留恋的学校生活，随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到了黑龙江省的箩北县插队，开始她艰难的人生旅途。在繁重而原始的体力劳动中，原来活泼好动的谢南，过早地品尝到了生活的艰辛，开始变得寡言少语。
1970年春节，远离亲人故土的插青们，都在准备回家过年，而像谢南这样的“黑五类”子女，竟连回家过年的权利都被剥夺了。与谢南同一间土屋的女插青们都兴高采烈地回家过年了，往日热闹的屋子一下子变得静悄悄而空寂得可怕。
谢南一人呆在寒冷的小土屋里，窗外的寒风在呼啸着，此时此刻，谢南觉得自己是那样的孤独无援。她伏在冰凉的土坑上哭了，被子被泪水渗湿了。谢南觉得自己的心都在流血，她有生以来第一次体会到远离亲人是怎样的一种滋味。于是，她一边流着泪，一边伏在昏暗的油灯下给亲人写信倾诉：
“亲爱的爸爸妈妈，女儿现在是多么地想念你们啊！虽然插队还不到一年，但我仿佛觉得自己又重新跨入并体验了另一种人生，生活的艰难，人情的淡薄，政治上的压力，四周无时不有的冷眼，使我的内心充满了委屈和孤独。生活为什么这样不公平呢……”
春节期间，仍被隔离审查的谢扶民收到了女儿谢南的信，他—边读着信，一边思考着女儿提出的人生问题。经反复考虑，他提笔给女儿写了一封回信。他在信中写道：
“……南南，我的好女儿，我同你妈妈也很挂念你，春节不能见到女儿确实是非常令人遗憾的。我的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太好，真希望你在我身边。但就你来说，我唯一希望你能坚强地面对人生的考验。记得中国有句俗话，叫做‘自古英雄出少年’，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饱经国家忧患，生活道路极为坎坷崎岖，造就了他们一身抱负和满腔赤诚，从而成为国家的栋材。你在来信中谈到对生活的一些看法，爸爸虽然理解你，但同时也很替你担忧。南南啊，你还小，经历的事情不多，你可能把生活着得过于简单了。要知道，生活并不是鲜花和歌声，它也有乌云翻滚的时候，这就要看我们面对人生的态度了。爸爸1929年参加红军起义到今天，风雨飘摇40多年，爬雪山，过草地，确实经历了不少人生坎坷，但由于有了党的事业一定能成功的这条信念，还不是走过来了。就拿现在来说，爸爸虽然被他们以莫须有的罪名隔离审查，甚至得不到人身自由，但从心里说，爸爸是乐观的。我参加革命这么多年，一直是在党的旗帜下战斗工作的，什么是真正的中国共产党，我心里十分清楚。我是党的儿子，党就是我的母亲，这一点是我感受最深的。正是有了这一点，我才觉得人生是特别的充实而有意义……”
谢扶民还在信中写道：“……南南啊，你从小就是一个勤奋懂事的孩子，爸爸希望你能勇敢地迎接这人生的考验。我相信我的孩子是好样的。亲爱的孩子，当爸爸给你写信的时候，你妈妈也已经下放到了辽宁省的双辽‘五七’干校去了。爸爸自己身不由己，只好请单位的王大爷给你买了五斤榨菜和四副手套寄去。黑龙江省的冬天特别冷，你要多注意身体。最后，爸爸祝你乐观向上，你从小就是一个挺爱唱歌的孩子嘛……”
谢南收阅谢扶民的信后哭了，但这次连她自己也说不清楚为什么哭，不过有一点她是明白的，这就是她有一个好父亲。他总是在她最艰难的时刻，伸出温暖、慈爱的大手给予她生活的勇气和力量。
此后，谢南变了。在劳动中，她重活、脏活抢着干；在生活中，她变得活泼开朗，爱说爱唱了。村里的农民都挺喜爱这个惹人心疼的女孩。尤其是在高考恢复的头一年，她便考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一医院护士学校，继而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分配在中国科学院水产研究所工作。
谢扶民不愧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好儿子、好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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