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经天
发布时间：2021-03-08 浏览量：1195 来源：庾新顺 朱永来
说起雷经天，老一辈革命家几乎无人不知，哪个都晓。他是中国共产党广西党组织和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陕甘宁边区著名的“雷青天”。在他的革命生涯中，曾三次机智脱险、三度蒙冤受屈，历经坎坷，但革命信念始终如一，他不愧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革命家。
杰出的学生领袖
雷经天，原名荣璞，号经天，又号擎天，1904年5月24日出生于广西南宁市郊津头村的一个农民家庭。
雷经天的父亲雷昆池，思想进步，具有正义感。他早年当过会计和经理，对清朝的腐败统治极为不满。1907年，他到广州参加了孙中山组织的“同盟会”，并受同盟会委派担任广西南宁支部长。在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下，雷昆池支持创办新学堂，动员年已42岁的妻子去读书；集资开办崇实种植公司，发展经济林木；在南宁地第一个带头剪掉了辫子。
在父亲雷昆池的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下，雷经天于1910年同哥哥到南宁新创办的模范小学读书，直到1919年暑期中学毕业。在校期间，他勤奋学习，课余时间喜爱看《水浒》、《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古典小说，从中受到除暴安良、富于反抗精神的感染。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中学刚毕业、年仅15岁的雷经天由于活跃，思想进步，被选为南宁市学联主席。6月的一天，他组织南宁市的中、小学生3000多人举行了声援北京学生正义斗争的大会，积极投入反帝反封建斗争之中。同年9月，他与母亲文英赴广州跟随父亲。此时，父亲已失业，家庭经济困难，雷经天从此失学长达4年，他只得到省立图书馆去翻阅书报，寻求新知识。
1923年秋，雷经天怀着强烈的爱国热情相求知渴望，考入厦门大学理科。不久，他被选为该大学学生自治会成员，并结识了同学中的共产党员施乃铸。次年，由于学校当局不时殴打进步学生，从而激起学生的义愤，于是，学生大闹学潮，公开提出：“反对学校反动统治，要求实行民主治校！”反动校长慌了手脚，便勾结军警镇压学生，雷经天和几个同学被打伤。后来学校当局又以他带头闹学潮，侮辱师长，破坏校规等罪名，将他及部分同学开除出校。离开厦门大学后，雷经天回到广州，帮助部分被开除的同学转学中山大学，然后自己转学上海大夏大学。以后，雷经天受到了在共青团中央工作、主编《中国青年》的恽代英的影响，在恽代英的领导下，他积极参加学生运动。
1925年初，雷经天加入了共青团。同年5月，他经受了五卅运动的锻炼和考验。不久，他由恽代英、贺昌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他受党组织的委派担任大夏大学的党、团支部书记。他身负重任，积极参加印刷、散发革命传单等秘密工作。
五卅运动后，大夏大学的进步力量与反动势力的斗争更加剧烈。国家主义派头子曾琦等人，与国民党右派互相勾结，济瀣一气，进行反共宣传，破坏学生运动，雷经天发动和组织学生，和他们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学校反动当局视雷经天为眼中钉，借此说雷经天侮辱师长、诋毁学校，给以记过处分。学生强烈要求撤销对雷经天的处分。学校当局不但不接受，而且将雷经天开除学籍，赶出学校。
初露锋芒
雷经天离开大夏大学后，被中共中央军委派到黄埔军校政治部担任宣传科长。在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雷经天积极开展宣传工作，并且直接受到周恩来的教育和启发，受益匪浅。
1926年3月，蒋介石为了排挤、打击共产党人，一手炮制了“中山舰事件”，雷经天在这次“事件”中被撤职，被迫离开了黄埔军校。
不久，国共合作进行北伐战争，雷经天受党组织派遣到国民革命军第六军政治部任宣传科长，随军挺进江西，占领南昌、九江后，他改任政治部九江留守主任，接着出任第三十六军第一师政治部主任。次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央军委调雷经天到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叶挺领导的第二十四师六十团任党代表。不久，他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起义后，雷经天在叶挺的领导下，率部南下，他英勇作战，在战斗中左腕和肺部受重伤。部队在揭阳汤坑战斗中失利被迫转移，雷经天因治伤住进医院，末能随部队转移。1927年11月，他带伤顶着大风浪，乘船到达香港。
雷经天到香港后，党组织派人送他到澳门治伤。不久，我党派周文雍同志为广州起义委员会书记，在广州秘密建立起义委员会，建立工人纠察队和群众组织，积极筹备起义，然而周文雍不幸被捕入狱，党中央便派遣雷经天去接替周文雍的工作。
雷经天临危受命，急赴广州参与广州起义的准备工作。这时，广州一片白色恐怖，敌人戒备森严，特务活动猖獗。雷经天不畏艰险，积极开展工作，暗中通知周文雍装患病，饭菜不进，处于昏迷状态。伪监狱长怕他死去，被迫送他进医院留医。当天晚上，雷经天经过周密计划，和红色恐怖队化装成医务人员潜入医院，骗过敌人耳目，巧妙地将周文雍救了出来，送入工人纠察队总部隐蔽。
1927年12月11日，广州起义准备工作就绪，我党按计划举行了武装起义，周文雍担任工人赤卫队总指挥，配合叶剑英的教导团作战。雷经天作为起义行动委员会委员、广州赤卫队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参加了起义，并率领起义军在观音山英勇杀敌，随即攻下监狱，释放了全部“犯人”。可是，1928年1月，中共广东省委却作出了“雷荣璞同志临急欺骗潜逃，应即以开除党籍”的决定。直到是年春周恩来来到香港，宣布这一处分决定无效，雷经天才得以免受一次错误处分。
三度脱险
广州起义，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起义遭受挫折，我军全部撤出广州。雷经天因重任在身，来不及转移，便躲在家中。我军刚撤出，国民党反动军队随即进入广州，严密封锁交通，疯狂搜捕共产党人，广州一片腥风血雨。雷经天多次想离开广州，都未成功。敌人知道他是起义委员会的领导人，四处布告通缉，风声异常紧急。他再呆下去，就有被捕的危险，家人也为他的安全牵肠挂肚。但雷经天临危不惧，他想起往日曾有过交往的花地斋堂教徒滕云山，这人心地善良，肯救人于危难，是个受人敬仰的教徒。于是，雷经天决计求助滕云山，由母亲出面联系。滕云山沉思良久，想出一条妙计，他说道：“既然情况紧急，就叫令郎来斋堂住几天，做斋堂佣人，以掩人耳目，然后我自有营救良策。”
夜晚，雷经天男扮女装，随母亲到斋堂拜见滕云山，滕云山笑道：“哈哈哈，欢迎你，我的新佣人！”雷经天也笑道：“感谢滕公抬举！”雷经天在股云山指点下学当了几天佣人，举止惟妙惟肖，还学会了斋堂交际的一些术语。滕云山高兴地赞道：“善哉！善哉！”接着面授机宜。
几天后的清晨，雷经天打点行装，备好一副担子，一头是个小木匣子，另一头是装得鼓胀的布袋。滕云山身披袈裟，颈挂念珠，手拎拂尘；雷经天佣人装束，挑着担儿，“主仆”一前一后，大摇大摆走出了广州市。市内的警兵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凡是过往行人，都被检查盘问再三，稍有可疑，便不问青红皂白，一律拘留收监。可是他们见到滕云山是个道貌岸然的教徒，带着一个佣人出门，不但不盘问半句，还恭敬招呼呢。两人通行无阻，一路顺风，走到郊外僻静处，腾云山止步告别。雷经天撂下担子，把木匣子交还滕公，将布袋掮在身上，走到无人处，他将布袋丢进草丛，消失在旷野之中。经过艰苦跋涉，雷经天平安抵达香港，找到了党组织。
1928年1月，雷经天受中共广东省委委派回广西，重建遣受国民党桂系“清党”严重破坏的广西党组织，他与同乡谢生桦取海道经钦州入境。当时桂系军阀的“清党”运动正在继续，全省戒备森严，交通要道都设置关卡盘查来往行人，阻止共产党人外逃或潜入。雷经天在钦州逗留数日后，和小谢装扮成乞丐，手拎竹篓，内装破烂衣物，面目污垢，手脚脏黑，衣着褴褛，一前一后，无精打采前行。守卡哨兵见是两个又脏又臭的叫化子，不但不予理睬，还忙掩着鼻子让他们快走。他们就这样骗过重重关卡，顺利到达家乡南宁市。
雷经天回到离别近九年的家乡津头村，乡亲们非常高兴。不久，雷经天找到同村的共青团员韦佩珠、谢翱等人，恢复了团组织；继而吸收雷祝平、雷八斤等人为党员，恢复了党组织。他还到宾阳县建立党支部，以赵子谦为书记。同时，与留在梧州的广西特委书记邓拔奇接上了关系。以后，广西一些地方的党组织很快得到恢复。
党团组织恢复后，雷经天以韦佩珠家为据点，积极开展秘密革命活动。他夜以继日地编写、刻印传单，将传单分发给各个党团支部，拿到闹市、戏场、公园、学校、工厂散发。国民党反动政府发现，指派特务四出侦探，获悉雷经天是个大共产党人，当即张贴布告通缉，派出军警四处搜捕，剧院、茶楼、酒馆、舞厅、公园、工厂、学校，都有特务监视，闹得满城风雨。敌特侦知津头村是雷经天经常活动的地点，一天清晨，敌人派重兵包围了村子。这时雷经天刚好起床，知道敌情严重，便赶忙收藏文件和印刷工具，但已经来不及转移了。情况危急，韦家急得火烧眉毛，连拉带推要他进牛栏里躲一躲。雷经天却从容不迫地说：“牛栏不保险。大嫂，快拿你一套衣服来，我自有逃脱虎口之法！”说着便迅速装扮起来：身穿中年女装，头罩黑头巾，手提一只空菜篮。他不慌不忙出了门，走出村口，遇到伪兵，他毫不在意，拐过左边小路下了菜地。伪兵不曾见过雷经天是高是矮，是肥是瘦，只知道他是个男子汉，决不是妇女。眼前见个妇女下了菜地，当然不过问了。雷经天很快摘满了一篮菜，装着上街卖菜去了。
伪军警除了留下围村把路的人之外，100多人闯入村里，逐家挨户，里里外外，牛栏、猪圈、菜园、茅厕统统搜查过遍，折腾了半天，没有发现雷经天的踪影，只好收兵回营。
白色恐怖岂能吓住、压垮雷经天！雷经天为了重建广西党组织，在敌人的眼皮底下，神出鬼没，他时而扮成算命先生，时而扮成老板，时而扮成赌棍，进出茶社、酒馆、公园、剧院、赌场与同志们接头，布置工作。终于在不太长的时间内，重新组建了中共广西特委，有力地推动了广西革命运动的向前发展。
1928年6月上旬，中共广西特委在贵县召开扩大会议，中共中央委员、中共广东省委常委恽代英亲自到会指导。会议推选朱锡昂为特委书记，雷经天为常委。同年12月，改称中共广西临时省委，朱锡昂任省委书记，雷经天为省委常委，被派驻南宁，领导南宁及右江各县的工作。他在南宁郊区开展了一段时间的农运工作，并已有起色之后，又从水路乘船去了恩隆、奉议县。
恩隆、奉议等县，由于韦拔群、黄治峰等早派农讲所学员开展工作，农运已有较好的基础。雷经天的到来，加强了上级党组织对右江地区的全面领导，很快打开了新的局面。在他的领导下，没多久就建立了党的组织和县、乡各级农民协会，接着又建立了农军武装，革命运动如火如荼。
蓬勃发展的广西农民运动使桂系军阀心惊胆颤，他们又挥舞屠刀，杀害共产党人，刚刚建立起来的中共广西特委再度遭到严重破坏。雷经天获悉特委的主要领导人被捕，极为悲愤，他立即离开右江，扮作商人潜回南宁，试图营救特委领导同志。令人痛恨的是，可耻的叛徒已出卖了特委机关以及基层党组织。雷经天只好迅速离开南宁，经梧州到香港向中共广东省委汇报情况和请示工作。中共广东省委于1929年1月再次派他回广西，重建中共广西省委机关，由文沛任省委书记，雷经天协助文沛工作。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雷经天奉命起程，仍从钦州入境。这次他扮成风水先生，撑一把弯柄布伞，背个罗盘，斯斯文文，步行到南宁。南宁形势十分紧张，特务活动猖獗，宪兵军警横行。为了重建省委机关，文沛在南宁中山路开设光昌汽灯店掩护工作，雷经天仍以津头村为据点。当时，有同志认为津头村已被敌人注意了，不宜再去。而雷经天笑道：“人们总以为鸟被捅破了窝，不会再归旧巢栖息，必移林建新巢。我们利用旧据点，正是敌人意想不到的；万一他们醒悟过来，我们的新天地已宽广了。”他着手整顿各个基层党组织，逐步壮大队伍。经过艰苦的努力，再次建成了中共广西省委。1929年2月，文沛回广东，指定雷经天代理省委书记。以后，在雷经天的组织领导下，广西的革命斗争很快再次掀起高潮。
在革命高潮面前，桂系军阀恨得咬牙切齿，派遣特务四处侦查。敌人探悉雷经天在南宁进行革命活动后，命令第十五军军长：不管付出多大代价，登天入海也要捉住雷经天。敌军长岂敢怠慢，他调兵遣将，将南宁市所有可疑的地方都搜查了个遍，并四出布告通缉，可是既没找到中共广西省委机关在那里，也没有找到雷经天的踪影。敌军长气得跺脚直骂娘，失望之余，他忽然灵机一动：雷经天诡计多端，也许就隐匿在旧巢。
一天傍晚，敌军长亲自带领一个营的兵力，把津头村包围起来。真是无巧不成书，正好雷经天这天从外地回家，还未吃晚饭，敌人已包围了村子，看来除非有上天入地之术，方能逃脱敌手。家里人都慌了手脚，而雷经天却镇定自若，他急中生智，想起屋后有个莲藕塘，荷花盛开，绿叶盖水，正可做避险处所。他主意已定，赶忙脱下鞋子丢进灰堆里，赤足一个箭步闪出后门，家人随手上了门栓。他顾不得藕塘烂泥污水，一古脑溜下去，全身浸入泥水中，仰卧在藕根下，只留鼻子朝天，用一张荷叶盖住，纹丝不动，静静地躺着。
这时夜幕已经降临，一个营的敌兵闯进村子，挨家挨户翻箱倒柜搜查，又将村民不分男女老少驱赶出门，集中在村中场地上监守起来。经过大搜查，并不见雷经天其人。敌军长审讯村民，打骂加吓唬，村民都异口同声地说：“雷经天外出读书谋事，已多年不曾见回来过。”审来审去，毫无所得。敌军长老羞成怒，命令敌兵把全村所有晒衣竹竿统统找来，围着藕塘，手拿竹竿往塘里乱捅瞎戳，捅得花残叶败，雷经天险情环生，好多次快戳到他了，好在他既镇定，又机灵。快捅到他头，他乘着稀烂塘泥，往下悄悄一滑，避开了；快戳到他脚根，他轻轻把脚一缩，又避开了；快捅着左边身，他敏捷地向右挪动，避开了；快捅着右边身，他轻巧地往左移开，避开了。他靠泥水的浮滑，上缩下收，左移右挪，可谓运动自如，像与敌人戏耍一般，化险为夷。敌军长见闹腾了大半夜，什么也得不到，十分懊丧，只好收兵。雷经天就是这样与敌人斗智斗勇，极其艰险地坚持在南宁开展工作，保住了广西党的领导机关。
参加百色起义
1929年三四月间，蒋桂新军阀战争爆发，桂系军阀以失败而告终。5月，国民党左派人士、参加过北伐战争的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副军长李明瑞任广西军事特派员兼广西省绥靖司令，广西国民党左派军人俞作柏任广西省政府主席。俞、李主政广西后，由于缺乏实力，又急于巩固其在广西的统治，并图谋干一番称雄中国的大事业，加之在大革命时期与我党经常接触，在思想上受影响不少，主动要求我党派干部到他们的军政机关工作。我党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于当年六七月间，先后派遣邓小平、张云逸、陈豪人、叶季壮、袁任远、李谦、袁也烈等一批党员干部到广西省各级政权机关和军队中工作，由中共中央代表邓小平负责领导广西党组织的全面工作。
1929年8月，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在俞作柏、李明瑞的支持下，为了推动广西全省农民运动的迅速发展，我党在南宁公开召开了广西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大会决议成立广西省农民协会，选举雷经天为省农民协会主任委员、韦拔群为副主任委员，要求各地积极发展农民协会，扩大农民武装。同年9月10日至14日，我党为发展广西的大好形势，又在雷经天的老家南宁市郊津头村秘密召开了中共广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雷经天在会上作了广西党组织现状的工作报告，会议通过了《政治决议案》，正确地提出了加强党的无产阶级领导，肃清资产阶级与封建阶级的政治影响，提高党的战斗力和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武装”、“准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工农民主政权等方针和任务，并选举雷经天、严敏等组成广西特委。
党代会结束后，雷经天受邓小平派遣担任中共右江特委书记，并由他率领一批党员干部到右江地区的田东县平马镇，建立右江农民协会办事处和党的右江特委组织，加强党对右江工作的领导，恢复工会、农会组织，开展工农武装斗争；和中共凤山县委书记黄松坚等同志一起发放枪支弹药给恩隆（今田东县）、奉议（今田阳县）等县农军，武装了右江地区几个县的农民队伍，为百色起义和创建右江革命根据地做了物质上的准备。
1929年12月11日，在各项准备工作就绪后，邓小平等组织发动了百色起义，庄严宣布：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举行武装起义，成立中国红军第七军。同一天，又在田东县的平马镇召开了右江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宣布了右江地区工农民主政府的成立，通过了关于建立各级革命政权、扩大红军和组织地方赤卫军、实行土地革命、肃反等问题的决议，并选举雷经天为右江工农民主政府主席，韦拔群、陈洪涛等八人为政府委员。接着，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组织了中共红七军前敌委员会，以中央代表邓小平为书记，张云逸、陈豪人、雷经天、韦拔群、李谦、何世昌等为委员，领导军队和地方的工作；在地方组织了中共右江特委，以雷经天为书记，陈洪涛、陆浩仁、滕国栋、费治峰、严敏等为委员。
革命政权成立后，雷经天致力于地方党、政、军、群等组织建设。他率领右江特委和政府一班人，深入右江两岸的村村寨寨，发动群众，先后建立了九个县委和18个区委，建立了16个县革命政权，建立了右江赤卫军总指挥部和15个县赤卫军约1．5万人，并建立了五个县总工会、七个县妇女组织和青年组织。同时加强对地方党、政、军的思想建设，他协助邓小平在平马开办了两期党政干部训练班，传授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和党的性质等常识，制定苏维埃政府工作任务、职责、制度，领导赤卫军镇压土豪劣绅的反抗，维护地方社会秩序。
1930年1月，在雷经天的直接领导下，右江苏维埃政府发出了《土地问题决议案大纲》。4月，雷经天协助邓小平在东兰县武篆进行土地革命试点，并在旧州屯党员训练班介绍了中央苏区土地革命的经验，根据毛泽东等制定的《井冈山土地法》、《兴国土地法》，结合右江地区的实际情况深入浅出地讲解土地革命的方针、政策，培养了一批土地革命骨干。1930年5月1日，右江苏维埃政府颁布《土地法暂行条例》，明确规定了根据地土地革命的路线、政策和分配原则。5月15日又颁布了《共耕条例》，在总结东兰等地进行共耕社试点经验后，进一步明确了土地革命的一些具体政策。6月，红七军收复右江沿岸各县，右江苏维埃政府在条件成熟的东兰、凤山、奉议、恩隆、思林、果德等县，开展土地革命。广大农村出现了“分田分地真忙”的景象，丈量土地，分配土地，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分到了梦寐以求的土地，翻身作了主人。雷经天作为土地革命的策划者领导者之一，深受右江人民的爱戴。
在领导建设右江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雷经天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注意团结少数民族。他大胆培养任用少数民族干部，在右江工农民主政府中的八名委员中，就有陈洪涛等五名壮族委员，并选用瑶族干部韦玉梅为右江苏维埃政府军事委员；16个县政权的36名正副主席中有32人为壮、瑶等少数民族；右江特委七名委员中有五名是壮族；各县县委书记都是壮族，使少数民族人民享有充分的参政议政权利。他坚持民族平等的政策，废除瑶族地区的徭役和超经济剥削，政府规定给瑶民苗民分配土地和房屋，规定少数民族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享有受教育的权利。
针对右江地区土匪众多的情况，雷经天领导各级苏维埃政府区别对待，剿抚结合。对豪绅地主率领的土匪，派赤卫军进剿；对一些被逼上梁山的土匪，派人招抚，改编为赤卫军。一剿一抚，使右江苏区的土匪，“大部分是肃清了，或者是争取过来了，只有少数零星小股跑到边界去活动”。对于妇女，苏维埃政府提出“妇女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及社会上的地位与男子一律平等”的政纲，吸收妇女到苏维埃政府机关和红七军部队中，给妇女婚姻自由的权利，使右江地区妇女看到了解放的曙光。
革命伴侣
在创建和巩固右江革命根据地紧张、艰苦、火热的革命斗争中，雷经天的生活也发生了大转折，他结束了单身生活，与杨金梅结为伉俪。
杨金梅，是恩隆县平马镇人。家境贫寒，靠她母亲勤俭持家供她进县师范就读。她天资聪颖，生性活泼，能歌善舞，性格开朗，上进心强，有娇女的温柔，亦有烈女的刚毅，在学生时代就积极参加社会进步活动，以后又参加革命，在右江苏维埃政府宣传队工作。她和雷经天在生活上互相关心，工作和学习上互相帮助，渐渐产生了爱情，按照右江工农民主政府的政策结为夫妻。
然而，由于雷经天采取革命措施，沉重打击反革命势力，反动分子妄图报复，蓄意制造了“杨金梅事件”。在杨金梅因公由百色乘船回平马途中，反动分子将杨金梅劫持，以此要挟，派人向雷经天要钱、要枪等作为交换条件。雷经天当即向组织汇报，前委即派军政治部主任陈豪人组织营救，使杨金梅得以脱险。
1930年10月，红七军奉命离开右江北上，征途险恶，战事频繁。为了胜利完成远征任务，党组织决定不准带眷属随军。杨金梅当时已怀孕在身，自觉服从组织决定，随军到东兰后留在红二十一师师部工作。雷经天随军北上，临别前夕，他对爱妻说道：“金梅，我就要走了，你留在右江工作，这是革命的需要，你不会有意见吧？”
杨金梅眼含惜别的泪花，她一头扑在雷经天宽阔的胸怀，含情凝视半晌才说：“从个人感情来说，我当然希望时刻在你的身边，你既是我的爱人，又是我的领导和同志，革命利益高于一切，我一定能够克制别离的伤感，服从组织决定，不会……”雷经天轻轻搓揉着她的手说：“金梅，我虽然走了，但还有许多同志在你身边，在你分娩的时候，同志们会照顾你；特别是韦拔群同志，很关心下属，一定能帮助你解决困难。我们两人都要用革命的意志来克制分离的伤感。记得有这样一首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这是坚强的革命者的心声。”
豪壮的诗句激起了杨金梅心中的浪花，她笑着捶了雷经天一拳，说：“你以为我是痴情的女郎？吟诗来激励我！好呀，你就写下这首诗给我留念吧！我们俩谁犯了相思病，或遇到了困难，就吟这首诗。”
两人会心地笑了。雷经天随即把诗写在日记本里，然后又双手捧送给爱妻：“金梅，这是我赠给你的纪念品，请好好收存。将来我随军从北方打回南方，你们二十一师从南方往北方打，多则十年八载，我们就会胜利会师。”
金梅笑盈盈地接过日记本，说：“英雄不畏秦关险，你要多多保重，我盼望你们尽快打回广西来。”
红七军走后不久，桂系军阀大举“围剿”右江苏区。苏区军民在韦拔群、陈洪涛的领导下，艰苦战斗，多次打败敌人的进攻。但敌人不断增加兵力，我方势孤无援。部队指战员牺牲很大，只能坚守东兰根据地。在一次战斗中，我军与敌军激战一昼夜，由于敌众我寡被迫转移。红二十一师师部秘书李正儒和杨金梅因病，没有与主力一道转移，留在岩洞治病，不幸被杨金梅当国民党连长的哥哥抓住，失去人性的敌军，对她酷刑拷打，百般折磨，逼她供出我军情报。杨金梅宁死不屈，敌人没有从她嘴里得到任何东西。敌人气急败坏，最后将她杀害。以后，雷经天获悉，极为悲痛，直到抗日战争中，他才续娶吴树琴为妻。
两度蒙冤
1930年4月，邓小平从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返回右江，亲自到东兰县的武篆区，同韦拔群、雷经天等同志一起，进行土改试点，深入发动土地革命。6月，红七军收复右江，邓小平又领导部队开展整训和巩固根据地的工作，右江革命形势随之大好。但是，正当红七军前委决定依托右江革命根据地向东发展之时，由“立三路线”控制的党中央派邓岗于9月来到右江，传达党中央关于《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命令红七军北上，立即离开右江革命根据地，去攻打柳州、桂林，到广东北江一带建立根据地，阻止广东军阀向北增援，保证以武汉为中心的“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然后由红七军夺取广州，完成南中国的革命。他并且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强硬地强调：“这是中央的命令，要绝对服从。”
邓小平立即组织召开红七军前委扩大会议。会上，红七军政治部主任陈豪人、参谋长龚鹤村（后叛变）先后发言，表示坚决拥护中央的决议，绝对服从中央的命令，因为右江地区地瘠民贫，发展前途不大，主张立即离开右江根据地北上，去攻打大城市，才有奔头；前委书记邓小平、总指挥李明瑞、军长张云逸、红七军第三纵队司令韦拔群等认为，红七军不足1万人，力量不够强大，敌强我弱，去执行这样大的任务，是难以完成的，而且右江根据地刚刚创建起来，尚未巩固，要去攻打桂林、柳州等敌人重兵防守的大城市，对红七军处境不利，因而不赞成去攻打这些大城市，主张首先把内部团结好，不断发展壮大革命力量，把左右江根据地巩固起来。
雷经天在会上也发了言，他说：“刚才，邓、张、李、韦等同志都把该说的话都说出来了，归根结底只有一个意思：要从实际出发，违背实际，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希望中央代表深入了解实情，办事要慎重一些。”“从右江革命根据地尚未巩固，我军力量不强的这个实际来看，是难以完成中央交给的这么大的任务的。我们应该继续留在右江，巩固、发展根据地。”并且明确地表示：反对把赤卫军全部编入红七军，要求留下部分地方干部和赤卫军保卫右江革命根据地。
邓岗听后，气得攥紧拳头，目光在与会同志脸上掠来扫去：“同志们，很危险的哟，谁不执行中央交给的任务，谁就是反对党中央！谁不服从中央的命令，谁就是破坏党中央的权威！”
考虑到当时的事态发展，邓小平、张云逸、李明瑞、韦拔群等都感到，如果继续坚持反对中央的决定，势必造成革命队伍的分裂，给革命事业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也会给人民带来灾难和痛苦，于是他们商定还是从大局出发，先执行中央的指示，待到走不通时再说。
为了进一步贯彻执行中央的指示，1930年11月7日，中共红七军前委在河池召开第一次党代会。这次会议在邓岗、陈豪人主持下，提出“打到柳州去”、“打到桂林去”、“打到广州去”等错误口号，邓岗借着手中的权力，和陈豪人、龚鹤村一起，不仅在会前免去雷经天的党内外一切职务，而且在这个会议上，不许雷经天到会申辩，给他戴上了“不服从中央的命令”、“右倾保守”、“本位主义”等莫须有的大帽子，将他开除党籍并降职为宣传员。
当时，雷经天对战友韦拔群说：“拔哥，我个人被开除党籍这没什么？我要继续：一要党，二要革命。”
韦拔群发自肺腑地说：“经天同志，我摸透你的心，你是一个好同志！”
“一要党，二要革命。”掷地有声，实是雷经天一生对党、对革命坚贞信守的心声。
11月10日，红七军在河池整编出发后，于桂、黔、湘边艰苦转战。这时，雷经天已无任何职务，但他强顶着压力，随红七军北上征途，始终保持旺盛的斗志和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积极进行宣传、鼓动，经常与战士们促膝谈心，讲革命故事，勉励大家团结战斗，英勇杀敌。他胸襟坦白，任劳任怨，从不计较个人恩怨，处处表现出了坚强的党性，他为巩固部队和维护部队北上做了大量的工作。
1931年4月，红七军在江西永新召开第二次党代会，传达党中央的指示，批判“立三路线”。会议决定为雷经天同志平反，恢复他的党籍。关于这段历史，中共中央于1945年6月作出总结：“右江特委雷经天同志曾经表示要保留一部分地方武装，保卫广西苏维埃区域的意见，但这个意见不被采纳，结果红七军的前委反认为这是保守思想，不愿集中全部地方武装来扩大红七军的部队，没有执行中央的决定，给雷经天同志以打击，撤销他的右江特委书记和右江苏维埃主席的职务，甚至开除他的党籍，并强令右江苏维埃委员的大部分（仅留韦拔群、陈洪涛两同志）及各县苏维埃的主席并所有比较负责的地方干部全部拉去随军行动，致使广西的苏维埃运动完全失败。”历史证明，雷经天的意见是正确的，他以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实事求是，尊重真理，探求真理，捍卫真理的精神而受到全党同志的称赞。平反后，雷经天在红七军政治部编辑《火炉》月刊，他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顽强拼搏的精神投入到党的工作之中。
1931年9～10月，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统治党中央，搞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当时，有些领导人怀疑红七军是国民党改组派，有人诬供雷经天是国民党改组派。于是，雷经天又被当做改组派的怀疑对象遭到逮捕和被开除党籍，贬为炊事员，继而被解送到中央国家政治保卫局。不久，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看到雷经天的申诉信后，亲自审查这一错案。邓发原是雷经天的老上级，曾相处过一段时间，对他的历史比较清楚，尤其是雷经天在广东参加广州起义及后来调到广西工作时，邓完全知道，而且邓的爱人陈慧清曾同雷经天一起在南宁工作过，对雷经天更是了解。因此，雷经天免遭杀身之祸，并获得释放，邓决定把他留在保卫局做审计工作。
1933年10月，蒋介石倾其全力纠集100万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第五次反革命“围剿”，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领导，反对毛泽东正确的政治和军事路线，致使红军英勇转战一年的第五次反“围剿”陷于失败，中央红军主力被迫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行战略大转移，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雷经天这个没有党籍的“老党员”被分配在中央红军干部团，跟随部队长征。一路上，他先当文书，再当侦察员，后当炊事员。当炊事员后，他每天背着大铁锅行军，工作劳累不用说，政治上的“黑锅”更把他压得喘不过气来。但他自己想：我们党是英明伟大的，自己一时受到委曲算不了什么，不管在任何艰险困苦的情况下，都要坚决跟着党走。他随军从江西，经广东、湖南到桂北时，有一些战友曾劝雷经天说：“你老背个大铁锅行军是吃不消的，干脆回广西吧，那里的同志是了解你的。”雷经天却说：“回广西，我个人身上的铁锅是放下来了，但因我而受株连的同志就会背上更重的‘黑锅’，问题就更复杂了。”他没有离开队伍，继续背着铁锅行军，接受严峻的考验和锻炼，热心地给大家烧水做饭，尽量让同志们吃饱喝足，并积极参战，完成了艰苦的行军和作战任务。
1935年2月25日，红军占领桐梓城，随即进攻娄山关。贵州军阀王家烈率领他的虾兵蟹将防守桐梓、娄山关与遵义一线，亲自在遵义“督剿”，妄想同红军作最后一次较量。25日下午，我红三军团和干部团猛攻娄山关，经过肉搏，占领了这个制高点，然后连续冲锋，把敌人完全击溃，傍晚占领了娄山关关口。此时，天下大雨，山路泥泞溜滑，雷经天因背着铁锅过度劳累掉了队，后来他和在红三军团搞收容工作的覃士冕相遇。尽管他身心负担很重，但他跟党闹革命的信心仍很十足，他对覃士冕说：“不论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不能离开队伍。党走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一个共产党员，应该经得起任何考验，这包括在战场、在刑场的考验，艰难困苦的考验，也包括受冤枉、委屈的考验。你放心吧，我决不埋怨党，决不灰心泄气，一定跟上队伍，完成北上抗日的任务。”
过雪山时，雷经天的身体垮了，倒在雪地里起不来，他发誓决不掉队。老战友莫文骅路过见了他，给了他两块姜，这两块姜可是救命姜啊！雷经天用它擦身奇迹般地爬起来跟上队伍过了雪山，最后坚持到达陕北。1935年冬，经中央党务委员会审查批准，雷经天重新入党。算党龄，他少了十年，但在逆境和挫折中，他又在政治上站起来了。为此，他激动不已，更加坚定革命立场，以更出色的工作成绩报答党。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党组织把雷经天调到中央粮食部任秘书科长。1945年初，中共中央委托陈毅主持召开红七军干部会，总结红七军和广西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工作，对雷经天的历史，作出了正确的结论。1945年6月，中共中央对雷经天的历史审查结束，6月2日中组部作出《关于雷经天同志党籍问题的决定》，指出：“根据廖华、周恩来、聂荣臻、陈赓、林伯渠、叶季壮、莫文骅、邓发、陈郁、凯丰、陈慧清诸同志的证明，其历史是清楚的”，“雷经天并无改组派嫌疑，相反政治上是坚定的。因此在重新研究了雷经天同志的历史及诸同志的证明后，中央组织部认为过去开除其党籍是错误的，并修正1935年中央党务委员会对他重新入党的决定，恢复其1925年5月的党籍”。彭真在《决定》上签了字，并代表中央把这个决定告知雷经天。十多年的冤屈得到了昭雪，二十年前的党籍得以恢复，雷经天感动得热泪盈眶。“七大”结束后第二天，雷经无奉命率领八路军三支队南下。行前，他夫人刚生小孩，而且不久有一小孩患病早逝，他强忍悲痛安慰夫人：“我的一生都是党的，党叫我到哪里，就去哪里，绝不能讨价还价。”
雷经天两次蒙受冤案，在党中央关怀下，得到正确解决。他虽屡受冤屈，但始终赤胆忠心，矢志不移地跟着党，真不愧为“特殊材料做成的人！”直到1975年，莫文骅还在雷经天的夫人吴树琴面前深有感触地说：“经天受那么多挫折，还是坚强的，真是难能可贵。”
“雷青天”与“马青天”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挑起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全面抗战开始。这时，董必武兼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任法庭庭长。不久，董必武调往重庆，即由雷经天代理高院院长。当年10月初，雷经天受理“黄克功枪杀刘茜”要案。
案犯黄克功可是非等闲之辈，他曾是一位有功之臣，参加过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跟随毛泽东上了井冈山坚持艰苦斗争，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参加了中央苏区的五次反“围剿”战争，带领部队打过很多仗，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担任过红军旅长，到达陕北后，进入抗日军政大学，担任第六队队长的领导工作。但他辜负了党对他的培养和信任，不注意思想改造，不能正确认识和处理婚姻恋爱问题，目无党纪国法，逼婚未遂，开枪打死陕北公学女学生刘茜，走上了犯罪的道路。犯下如此罪行后，他又给毛泽东主席写信表示认罪服罪，请求毛主席给他一挺机枪，让他到抗日前线与日本鬼子血战到底，杀敌立功赎罪。
黄克功枪杀刘茜一案，在延安这个革命圣地立即掀起轩然大波。“抗大”干部逼婚杀人，这还了得，这可是我党我军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事情。人们议论纷纷，愤怒痛斥这种惨无人道的罪行，许多人主张将黄克功这个革命败类立即枪决，以严肃革命纪律；但也有人认为，黄克功曾出生入死，消灭多少敌人，战功赫赫，一时感情冲动失手打死一个女学生，坦白从轻发落罢了，让他戴罪到抗日前线杀敌立功可是一名难得的虎将。
恢复党籍还没多久，而且身上还背着“改组派”大黑锅的雷经天，刚代理高院院长，就碰上这样棘手的案子，心里不免犯难。然而，雷经天知道，党有党纪，国有国法，没有规矩何成方圆。而且毛主席经常教导党的干部不要脱离群众，不要为个人私利而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要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这样做，群众才会拥护我们，才会把革命当做他们的生命。作为一个人民法官，一案当前，首先想到的应是运用法律去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在执法当中充分体现人民的意志。况且，边区作为抗日的模范地区，处理好党群关系、军民关系尤为重要，敌人也正在千方百计地破坏边区党和军队与群众的鱼水关系，我们对干部更要严格执行党的纪律，如果徇私枉法，不杀黄克功，将有损于我党我军的威信，将会失去民心，为亲者痛，仇者快，直接危害党和人民的事业。这样做，毛主席显然是不会同意的。
雷经天思前想后，并征求了一些同志的意见，然后挥笔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报告了案情和处理意见，建议严格依法办事，对黄克功处以极刑。
毛主席与人民群众的心是息息相通的。雷经天的意见得到了毛主席的大力支持。1937年10月10日，毛主席给雷经天回了信。全文如下：
雷经天同志：
你的及黄克功的信均收阅。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当此国家危急、革命紧张之时，黄克功卑鄙无耻、残忍自私至如此程度，他之处死，是他的自己行为决定的。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戒。请你在公审会上，当着黄克功及到会群众，除宣布法庭判决外，并宣布我这封信。对刘茜同志之家属，应给以安慰与抚恤。
雷经天收到毛泽东主席的信后，极为激动。第二天．他就在延安大操场上主持召开了公审大会，在会上当众宣读了毛主席的这封信，随后对黄克功作了宣判并将黄克功枪决。毛主席给雷经天的这封信，其中闪烁的光辉思想，在雷经天以后的革命生涯中，始终像一盏明灯指引着他前进的方向。
枪毙黄克功，对全国各抗日根据地的军民，特别是对我党我军的领导干部敲响了警钟：“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申明和严肃了我党我军严明的纪律，使边区军民受到了深刻的教育。雷经天也为当时正在创建的边区民主司法制度，树立了榜样。
随后，为解决边区缺少司法干部的困难，雷经天从1937年12月起，先后举办了四期干部训练班，他亲自给学员讲授政治理论课，很受学员欢迎。这些学员毕业后，大都成为边区司法部门的骨干。为了在全体司法干部中树立新的工作作风，雷经天提出“廉洁、明辨、公平、正直、果敢、强毅、详细、谨慎”的工作准则，要求全体边区司法干部严格遵守，并亲自作出表率。他作报告，都是自己动手写稿；凡是重大案件，都亲自办理；每件判决书，都详细审核。在昏暗的油灯下，他经常工作到深夜。他根据党的方针政策，参照中央根据地的司法经验，在建立边区司法组织系统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在高等法院设立了刑庭、民庭、检察处等部门；在专区设立分庭，由专员兼任庭长；县设裁判员，乡设仲裁员。为了防止审判中发生偏差，还在各县组织裁判委员会，由县委书记、县长、保安科长、保安大队长和裁判员组成，集体讨论和决定各县的重大案件。
在雷经天提议下，边区法院还建立了巡回审判制度和调解制度，确立了以“调解为主，审判为辅”的新方针。由于民间调解的广泛推行，司法干部深入农村，依靠群众办案，使司法工作出现了新面貌。陇东专员兼法院分庭庭长马锡五，根据办案的新方针，深入群众作调查时，遇到刘巧儿告状，控告其家庭包办婚姻，把她卖给地主。马锡五在查清事实真相后，坚决支持刘巧儿婚姻自主。由此，“马青天”的赞誉在陇东地区广为流传。雷经天总结马锡五的办案经验，上报边区政府，中央非常赞赏，认为这是司法工作的方向。“马锡五审判方式”从此在边区司法系统全面推广。他还明确提出，边区司法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保障抗战胜利，保卫民主政权，保持革命秩序，保护人民利益”。边区法院据此严肃处理了大量的刑事案件，有效地打击了破坏边区的犯罪活动。对已判刑的罪犯，边区法院采取教育改造为主的方针，建立了新式的监所管理制度，并组织犯人参加工农业生产劳动，仅1939年就开荒2895亩，收获粮食5．4万斤、瓜菜5万斤，基本达到自给。经过教育和感化，不少犯人得到改造，成为新人。世界学联代表团到边区参观之时，称赞边区监狱是一所学校。
边区人民对雷经天在司法战线上做出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安塞县李家沟秧歌队给法院拜年时，曾歌唱道：“法院院长雷青天，办案公道众人夸。”为了表彰雷经天的功绩，边区劳模大会授予雷经天特等劳动模范工作者的光荣称号。
转战南北
为了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1945年4～6月，我党在延安召开“七大”，雷经天以西北局候补代表的资格列席了大会。会议期间，中央决定抽调警备第一旅和八路军总部警卫团，合编为八路军南下三支队，到湘粤桂边区开辟根据地，任命文年生为司令员，雷经天为政委。雷经天坚决执行中央的决定，在“七大”结束后的第二天，就从延安车队出发远征。
不久，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南下三支队奉命转去东北，在锦州与冀热辽军区的部队合编，成立第三前线司令部，李运昌为司令员兼政委，雷经天为副政委。1946年初，雷经天被调到晋察冀中央局任秘书长。不久，他因旧病复发，到河北阜平县休养。1947年4月间，刘少奇、朱德到阜平找雷经天谈话，派他到山东去瓦解国民党的两广部队。这时，雷经天尚未康复，但他仍愉快地接受了任务，带病到山东，与两广高级军官交涉，陈述利害，阐述革命形势，畅谈新中国的光明前途，终于说服了这些军官弃暗投明，倒戈反蒋，将部队接受改编，被编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两广纵队。
1947年8月，根据中共中央决定，正式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两广纵队，曾生为司令员，雷经天为政委和党委书记，归华东野战军指挥。1948年秋，华东野战军抓住战机，布置济南战役。济南是敌人在山东的战略要地，有十几万兵力守备，设有坚固的工事。当时分给广纵的任务，是配合兄弟部队攻打济南外围有守敌3000多人的长清县城。只有打下县城，才能占领济南飞机场，切断敌人的空中运输线。雷经天根据战斗任务，在战前进行深入动员，并派参谋长姜茂生建立前线指挥所。战斗打响后，广纵迅速出击，全歼长清守敌后，又一鼓作气占领飞机场，仅俘虏就达2000多人，缴获了大批物资。雷经天对留守部队再三强调：一切缴获要归公，不准私拿一针一线。
济南战役胜利后，华野召开高干会议，研究和部署淮海战役，分给两广纵队的任务，是配合三纵队等部在徐州西北方向牵制敌人。在战斗中，我三纵和广纵吸引了敌三个兵团，有力地支援了华野主力全歼黄百韬兵团。随后，广纵挺进到徐州以南30里的纱帽山、白虎山、两面山一线布防，阻击敌人向南突围。此时，广纵仅有三个团的兵力，在津浦路以西防守几十里长的阵地。黄百韬兵团被全歼后，徐州守敌惊恐万状。杜聿明派孙元良兵团向南突围，先以一个师的兵力，在重炮掩护下，向二团阵地秤砣山轮番猛攻，继以兵团主力全线突围，广纵被迫后撤。雷经天深深懂得，这场阻击战事关重大，如敌突围出来，我军既不能全歼杜聿明集团，又不能配合中原野战军全歼黄维兵团。在反复的争夺战中，广纵已伤亡2000余人。在此危急关头，雷经天临危不惧，他和曾生、姜茂生等人密切配合，沉着指挥，动员能打仗的警卫、政工和后勤人员都投入战斗，姜茂生并且亲自到二团组织兵力进行反击，收复了秤砣山阵地，胜利完成了阻击孙元良兵团的艰巨任务，对围歼杜聿明集团起了重要作用，因而受到华东野战军首长的多次表扬、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后，广纵划归第四野战军指挥。1949年7月，雷经天奉命率部参加解放华南的大进军，经河南、湖北、江西三省，向广东挺进。
1949年10月14日解放广州后，雷经天奉命担任广西省人民政府第三副主席。年底，他和张云逸主席一起来到梧州。张云逸找他谈话：按资历讲，你应是第一副主席；但按职务讲，陈漫远是兵团级干部，应安排为第一副主席；还要照顾统战关系，安排李任仁为第二副主席；你只好当第三副主席。雷经天从大局出发，毫不计较个人名利地位，愉快地接受组织的任命，肩负起广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的重任。
再度受屈
1950年6月，雷经天奉命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中南分院院长。为了充分行使人民法院镇压敌人、保护人民的职权，雷经天运用在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工作的经验，配合镇反、土改等中心任务，组织巡回法庭，到各地去随时随地进行审判，加快案件的处理。他还选定武汉市人民法院为重点，每月下去一次检查工作，或者请市法院的同志到分院汇报工作。这种深入基层，雷厉风行的优良作风，受到法院干部的称赞。
然而，正当雷经天在中南分院勤奋工作之时，却因“季万与沈才英离婚案”的判决，又受到他革命生涯中的第三次错误处分。
中南分院在审理这个案子的过程中，经征求有关单位意见，认为季与沈的离婚理由不能成立，报经中南军政委员会同意，作出季、沈不准离婚的判决。不久，《长江日报》发表季万等人的信件，不服中南分院判决。对此，雷经天不够冷静，语言偏激，坚持维持原判，经公开讨论后，才改判离婚。此外，在处理一农妇被害案时，雷经天忽略了现场、口供、旁证等证据材料的研究，片面强调“蒸骨验尸”方法。
1953年司法改革时，有些同志抓住雷经天在审理季万离婚等案件中的问题，无限上纲，指控他“犯有隐瞒错误，抵抗批评，进行非组织活动及在工作上严重失职等错误”，决定给予雷经天“留党察看两年”，继而“撤销本兼各职”的处分，工资从七级降为十级。雷经天虽受到不应有的处分，但他胸怀坦然，他曾说道：“母亲对儿子的责罚不见得都是对的，但她是为了自己的儿子好，这个愿望总是一致的。”
雷经天在中南分院的工作中，有几个案件判处不妥，作风上有些主观骄傲，但他的全部工作是好的，认真负责，勤勤恳恳。对季万案件的处理，也完全符合组织原则；而处理一农妇被害案虽有差错，也不过是工作方法上的一次处理失误。显然组织处分不仅过重，而且是错误的。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于1955年作出决定：“按期取消雷经天同志留党察看两年处分。”1984年经中共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复查，并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批准：“同意撤销1953年6月给予雷经天同志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和1954年6月对雷经天同志撤销本兼各职的处理决定。”再次为雷经天平反恢复了名誉。
1956年，雷经天被调到上海华东政法学院担任院长兼党委书记。他到任后就明确提出：领导深入下层，首先抓教学；党委每学期召开两次专门会议，研究教学计划和总结教学经验；党委正副书记、正副院长，要选择一门课程，一面学习，一面了解情况。他还亲自参加一个教研组的活动。为了密切干群关系，雷经天提出要建立“负责同志接见群众的制度”，规定每星期四下午，院领导轮流接见来访的师生。他既爱护干部，又严格要求，他指出：“党员若在待遇上特殊化的必须纠正，并由总务人事部门作出统一规定”。政法学院的住房不够好，有的同志在市区替雷经天找好房子住，国家每年要补贴几百元，雷经天予以婉言谢绝，仍住普通房间。外出开会，他不坐小轿车，而和同志们一起坐大客车。炊事员生病，他都亲自去探望。这种艰苦朴素的作风，深得全院师生好评。
1958年，上海市委决定成立上海社会科学院，由雷经天任院长，李培南任党委书记。当时，上海社科院既是社会科学的高等学府，又是研究机关，筹建任务相当繁重复杂。但雷经天抱病坚持工作，率领上海社科院的同志向教育和科研进军。这时，他不幸得了肝癌，病情严重，有时肝区疼痛得他大汗淋漓，但他从不叫喊。护士沈福英对他说：“你痛就喊出来好了。”他回答说：“战争年代负伤都不曾叫过，这点疼痛算得了什么。”很多同志去看望他，为了使同志们少走路，他下楼到会客室同大家见面，说服同志们不必为他多来。他在弥留之际，还向医护人员断断续续地说：“我不行了，药品留给其他同志用吧。不要浪费了。”
1959年8月11日清晨，雷经天在上海病逝，享年5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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