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木芬
发布时间：2021-03-09 浏览量：939 来源：中共梧州党史人物传：第一辑
黄木芬，钦防华侨抗日游击大队党代表、参谋长，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在越南塘花作战中壮烈牺牲，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革命烈士。
黄木芬，曾用名周才业、陈汉东、赖家兴，原籍广东省罗定县（今罗定市），1917年10月出生于梧州。其父黄汝聪，10多岁时因家贫，从罗定县到梧州以挑水运木柴为生。一向勤俭持家，存有积蓄后便自营柴店，随着生意的发展，生活逐渐富裕起来，在市郊旺步建有房屋，置有地产，抚育子女7人。
1931年秋，黄木芬在梧州市城厢小学毕业后，考入苍梧县立初级中学读书，曾任该校学生自治会主席。当时该校的教室简陋，多是危房，黄木芬领导全校同学向正在召开的苍梧县参议会请愿示威，并要求在会上发言，迫使当时参加会议的县长陈文中出来表态，同意拨款修缮学校危房。斗争的胜利，使黄木芬赢得了同学的拥戴。
1935年1月起，黄木芬联络宁培璁（刘毅生）、李毓筹（李育筹）、区邦定（区镇）、廖伯祥（廖托）等10多位有爱国心、要求进步的梧州初级中学同学组成“血花社”。该社以砥砺学业、锻炼身体、探讨救国救民的真理为宗旨。“血花”意指革命志士的热血必将浇灌成为胜利的花朵。黄木芬被选为社长。他们除锻炼身体、练习演讲和辩论的技能外，还阅读各种书报，如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新生》及其所著的《萍踪寄语》，胡愈之的《莫斯科印象记》，戈公振的《从东北到庶联》（当时戈公振把苏联译为庶联）及其他宣传马列主义的通俗读物，还有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及《甘地传》等。他们共同分析各种思潮的正误，以求确立自己的理想。黄木芬认真主持社里模拟的辩论会、演讲会，辩论“民主与独裁”、“政府腐败怎样办？”等现实问题，起到了开动脑筋，去伪存真的作用。黄木芬与血花社其他成员一起，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深入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
1935年夏，黄木芬反对父母为其包办婚姻，和两位同学一道到苍梧县新地女方家里，向女方父亲提出解除由父母包定的婚约而被逐出女方家门。黄木芬的父亲生了气，声言与其脱离父子关系并将其逐出家门。从此，他走上了独立生活的道路。同年夏，广东省中山翠亨村“总理故乡纪念中学”（简称“纪中”）派员到梧州招生。黄木芬与梧州血花社成员宁培璁、李毓筹等报考并被录取。8月，在同学的资助下，黄木芬到“纪中”读书。他得到国文教师、老同盟会员廖嗣兰的关怀、帮助，解决了学费和食宿费的困难。他天资聪明，勤奋好学，生活艰苦，在同学中颇有威望。同年9月，他和同在“纪中”求学的原梧州血花社的成员及其他同学成立中山县总理故乡纪念中学前进社，他被选为社长。他们继续原血花社的活动。在读书方面，则更加倾向于进步书刊，如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金仲华主编的《永生》、柳堤主编的《读书生活》、薛暮桥主编的《中国农村》、沈滋九主编的《妇女生活》以及艾思奇的《哲学讲话》（后改为《大众哲学》）、狄超白的经济学、汉夫的政治学、鲁迅的作品等。前进社的活动，对黄木芬等社员追求进步，倾向革命，认识中国共产党起了一定的作用。
1936年8月，“纪中”原校长黄中廑被排挤，思想反动的杨国荃任校长后，禁锢学生思想，不准学生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并将撰写宣传抗日文章的进步学生梁孝刚开除。黄木芬、陈纬（陈践明，前进社成员）等对此十分愤慨。他们先后赶回中山，发动一批进步同学成立“纪中”护校运动委员会，推举中间偏左的唐涤生担任主任。他们提出“踢开绊脚石，扫清救亡运动前进障碍”的口号，发动全校学生罢课，开展驱逐校长杨国荃的斗争。正当驱杨斗争进入高潮的时候，10月1日清晨，杨国荃勾结国民党中山县县长杨子毅派出军警160多人包围了“纪中”，捕去黄木芬等10多个同学。在狱中，黄木芬英勇不屈，领导同学开展绝食斗争，以争取社会同情；高歌《义勇军进行曲》和《码头工人》等歌曲以鼓励自己，团结难友；接见来访记者，利用报刊申诉自己和同学被无理逮捕的经过，揭露杨国荃等镇压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行径。他还担任难友代表与中山县政府的代表对话，据理力争，驳得对方哑口无言，并声言杨不下台就拒绝出狱，弄得对方连声叹息而去。“纪中”驱杨斗争更加如火如荼，并通过各种关系，争取中山县各中学声援“纪中”学潮。经过一个多月斗争，在社会各界人士强烈抗议镇压学运和各方面支援学生的情况下，当局不得不撤掉杨国荃“纪中”校长的职务，无条件释放全部被捕学生，驱杨斗争获得全胜。
1936年11月，陈纬被中共中山县工作委员会吸收为党员，并接受组织中山县学生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和在“纪中”发展中国青年同盟组织、吸收先进分子入党的任务。在陈纬的领导下，“纪中”发起成立“援绥联合会”，继而又派出黄木芬、廖伯祥（原血花社、前进社成员）等4人前往县城石歧各中学串连发动，成立中山县学生自治总会，作为全县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机构。在黄木芬等人的努力下，中山县爆发了有6000人参加的学界抗日救亡大示威，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在斗争中，黄木芬的政治觉悟迅速提高，积极靠拢党。1937年1月，经陈纬介绍，黄木芬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决心为中华民族解放，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自己的一生。入党后，他曾被派到石岐活动，组织一批人员创办中山县学生自治总会的机关刊物《中山学生》，宣传中共抗日主张。除学生撰稿外，中山县的中共党员也给该刊撰稿。该刊在社会中有较大的影响，可惜因经费困难，仅出几期便停刊了。
“纪中”校长杨国荃垮台后由孙中山之子孙科自兼校长，实际工作由教务主任司徒优代理，训育主任和军训教官由两名特务分子把持。他们千方百计破坏学生运动，上报黑名单，迫害进步师生。这一伙人的倒行逆施引起了全校师生的愤怒。1937年5月，在中共中山县工委的领导下，黄木芬又发动和领导了“纪中”的学潮。他一方面发动全校同学人人写信给孙科校长，要求撤换司徒优一伙；另一方面又亲自带领请愿团到县城要求县长兼“纪中”董事长的杨子毅撤换司徒优等人。司徒优等闻讯后马上宣布开除黄木芬等10多人的学籍，宣布提前放假；并勾结国民党驻军一个营进驻学校，用武力驱逐学生离校。黄木芬等转移到广州继续领导斗争。最后，孙科宣布“纪中”停办高中。
1937年11月，黄木芬到广州参加由抗战教育实践社办的学习班学习。12月，学习班结束后，成立了以刘向东为领队，黄木芬为团长的抗战教育实践社流动工作团，成员有30多人。该团先在广州学习唱歌、排练话剧并巡回演出，筹集经费；然后到东莞、宝安交界的天堂围、观澜一带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先后建立该地抗敌后援会、青年抗日同志会等抗日群众团体。年底，工作团转到中山县，黄木芬继续在观澜、天堂围一带工作。他积极开展统战工作，教育和争取了观澜乡抗敌后援会副主任、开明绅士吴盛堂和在宝安、九龙地区颇有声望、富有正义感的洪门会首领曾鸿文的支持，迅速打开局面。1938年上半年，他在观澜、龙华地区组织了抗日自卫队等形式的抗日武装，为后来党组织在宝安建立抗日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1938年10月11日，侵华日军在大亚湾登陆。21日侵占广州，东江下游和广州地区沦为敌占区。广大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纷纷拿起武器，抗击敌人，保卫家乡。同月下旬，根据中共东莞中心县委的决定，中共东宝边区工作委员会在章阁村成立，张广业（张和）任书记，黄木芬、黄高杨为委员，领导宝安和东莞县的塘头厦、龙岗、清溪、樟木头一带地区人民进行抗日斗争。当时，在东莞、宝安一带的国民党正规军1万余人，与日军一触即溃，除九一三团和九一四团残部撤到宝安的观澜山区外，其余大部分溃散瓦解。为了争取滞留在观澜山区的国民党军队和中共领导的部队一起坚持抗战，东宝边工区派党员王启光（王次华）与国民党步兵第九一三团团长李纯会谈。李纯同意在该团成立临时政治部。边区工委派党员王启光、蔡于培任该部正副主任，并在临时政治部下成立一个武装政治大队，由黄木芬任大队长。在黄木芬等积极工作了，政治大队很快发展到三四十人，有10多支枪。这是中共在宝安组建人民抗日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开端。
12月中旬，中共东宝边区工委成立东宝惠（阳）边区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一、第二大队。黄木芬任第一大队长。他认真负责，不辞劳苦，深入调查研究，动员群众交出国民党军队溃退时丢下的一批武器，计有机枪1挺，长短枪五六十支，改善了部队的装备。
1938年底，中共东莞中心县委决定由黄木芬等带领的东宝惠边区人民抗日游击队和王作尧带领的部分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共200余人，集中在东莞的苦草洞进行整编。1939年1月初，从中挑选120人组成由中共领导并取得国民党军队番号的第四战区第四游击纵队直属第二大队，王作尧任大队长。另成立一个政工大队，由黄木芬任大队长。王作尧、黄木芬的部队在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下，取得合法名义，从而有利于发动群众，更好地取得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侨的支持，发展壮大队伍，有力地打击日本侵略军。这两个大队和另外一些游击队同为中共领导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的前身。黄木芬为东江纵队的创建人之一。
1940年3月9日，国民党广东当局纠集3000余兵力，围攻东江抗日前线的人民抗日武装，曾生、王作尧等领导部队突围向海陆丰转移，沿途遭顽军拦截追击，损失严重，处境困难。根据党的指示，黄木芬撤退到香港。
1940年6月，黄木芬和王启光受党的委派到广东南路地区开辟敌后游击根据地。是年秋末，他们辗转到达钦县（今广西钦州市）时，入侵粤桂南的日军已撤退，国民党恢复了统治。年底，黄木芬被安排担任中共钦县特支委员，改名周才业，在那觅陆家小学以教书作掩护，开展党的活动。他同特支的其他领导成员一起，利用原有的群众基础和地方士绅的关系，安排一些共产党员到当地担任小学教师，以学校为阵地，开展工作。
1941年12月，中共南路特委重新组建钦县特别支部，林国兴任书记，黄木芬为组织委员。钦县特支很快打开局面，接着发展了一批党员和骨干。1943年9月，黄木芬被派到小董镇工作。他曾争取陆家小学教师陆植三、凌德秀、钟超三等参加抗日活动，并动员他们拿出3万元资金在小董镇开设祥兴碗铺，建立党的交通站并筹集党的活动经费。他和林国兴等密切配合，以小董镇联保校为基地，分别在圩镇、学校和附近农村开展对工农群众和青年教师的宣传教育和培养骨干等工作。
1944年9月22日，日军侵占梧州。11月，日军沿湘桂线南下，南宁告急。中共钦县党组织积极作好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准备工作，将钦县划分为两个工作区，东区由林国兴负责，西区以黄木芬为主要领导，梁子材协助。12月，日军已打通湘桂线，钦防一带已成为敌后，中共南路特委根据上级指示和斗争形势的发展，决定建立独立自主的人民抗日武装，发动武装起义。
1945年1月，中共钦县特派员卢文在六虾村主持召开党员干部会议，研究和部署起义工作。会议决定由黄木芬负责动员陆植三献出轻机枪和其他枪支弹药给武装起义队伍；说服陆植三等献出开店的3万元作为起义经费；到大寺、那桑等村动员进步学生、小学教师和农民参加起义。黄木芬按时完成了各项任务。2月上旬，钦县人民抗日解放军成立，朱守刚任指挥，黄木芬任副指挥。2月17日凌晨，举行了有13O多人参加的小董起义。是日进攻小董顽军未克，队伍撤到六虾、八甲等地与顽军5O0多人周旋。由于起义时间仓促，准备不足和缺乏经验，在敌人重兵追击下，队伍被打散，林国兴等13人被捕后牺牲。起义队伍损失很大，只好分散隐蔽。起义失败后，敌人到处追捕起义人员，悬赏4万元通缉黄木芬。他曾在那良镇被捕，经防城党组织派苏勋（沈耀勋）等营救而脱险。是年3月，根据党组织的安排，黄木芬改名陈汉东，到防城县组织武装起义。他曾化名赖家兴，扮作小商贩，在那良地区走村串户，访贫问苦，走到哪里就同哪里的群众交朋友，拉家常，谈革命理想。5月的一天，黄木芬带着手枪前往那楼，途中突遇国民党那良镇的士兵，他佯称自己是严端侨（那良中学教师）、沈耀勋（那主小学教师）的同学，经营鸦片生意路经此地。后得到严、沈鼎力保释而脱险。几天后，为了部署抗击占领那良的日伪军，黄木芬独自从大勉去那楼。他用针线把沈鸿周（大勉抗日自卫队长）送的一枚应急金戒指和10多颗驳壳枪子弹缝在身上衣服后就起程了。他走到佛子沟时，突遇2O几个全副武装的顽军，躲避不及，被国民党大勉镇队副沈季勋认出，说黄木芬就是他上次错放的共产党人。黄木芬被搜去子弹，五花大绑。沈示意一名班长把黄木芬解押到山弯僻地就地枪决。头脑清醒且富有斗争经验的黄木芬觉察了敌人的阴谋，强烈要求立即送他到镇队。但班长一声不吭，脸色更阴沉。于是，他决定先作这个班长的工作。他首先说明自己确实是生意人，接着解释那天带着手枪是为了防匪自卫，他准备请人讲情把被缴去的驳壳枪领回，故今天带着子弹。这个班长不理会，令黄木芬往前走。黄木芬意识到前面不远就是刑场了，在这万分危急的生死关头，他面不改色心不慌，反而显得异常的沉着和镇定。他再一次对班长说：“我看你大概也是穷人出身吧？我身上有只金戒指，我想送给你，不过我希望你要高抬贵手，不要错杀无辜。”这个班长的脸色起了变化。此时，正好来了10多个群众。黄木芬大声向群众说：“我叫赖家兴，是个生意人，同大勉沈鸿周是朋友。请大家发慈心，叫沈鸿周快来救我。”经过多次工作，这个班长同意把黄木芬解到大勉交给镇队。沈鸿周马上派人交涉，黄木芬再次获释。
1945年6月14日中共防城特派员谢王岗组织领导那良起义，组建了钦防人民抗日游击大队（又称钦防华侨抗日游击大队），沈鸿周任大队长，黄木芬为党代表，公开职务为参谋长。大队共有150多人，配备轻机枪6挺、步枪60多支、手枪30多支。游击大队发布《抗日宣言》，然后开赴敌后，开拓十万大山和中越边境游击根据地。越南海宁省塘花地区有10多个自然村数千居民，大部分为华侨、华裔，群众的抗日热情很高。敌伪经常到那里活动。钦防抗日游击大队进入塘花地区后，接连打了三仗，毙俘日伪军官兵20多人，狠狠打击了敌人的气焰。
6月28日晚，黄木芬率领10多名男女政工队员，押着14名被俘的伪军前往越南上塘花，连夜召开群众大会，对俘虏进行教育后，每人发给路费20元西贡币，当即释放。当夜，政工队员在瘦洞村住下，准备次日伏击送饷路过那里的日伪军，但意外遭到日军的包围。黄木芬组织突围，他挥枪击毙了一个敌人，并冲到了村口。由于地形不利，加上敌众我寡，在激战中黄木芬壮烈牺牲，年仅2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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