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荣
发布时间：2021-03-03 浏览量：1487 来源：广西红色历史文化
黄荣，1911年4月出生于广西凤山县盘阳区福厚乡干吾村（今巴马县西山乡干吾村）的一个壮族农民家庭。他16岁就跟着韦拔群闹革命，牢记韦拔群“我是壮族人民的儿子”的肺腑之言，发誓：只要这辈子活着，就要像拔哥那样，永远做党的人，永远做壮家的好儿子。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造福壮乡奋斗了70多个春秋，至今仍老骥伏枥，壮心不已。
跟拔哥闹革命
黄荣的家乡福厚乡，位于桂西的西山脚下，偏僻、封闭，非常贫穷落后。黄荣出生之时，全乡没有一所正规的学校，仅有几间私塾。由于家贫与学费昂贵，黄荣11岁时，才到离村三公里以外的周凡村私塾读书。可是，每年要交200斤大米、十块光洋的学费，对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来说，可不是一个小数目。读了一年，家里已撑不下去，黄荣只得自动退学，回家继续干农活和家务。
1925年，黄荣的同乡、革命青年黄明春从百色省立第五中学回到家乡，他深知穷人不识字没文化的痛苦，决定在家乡义务办学，传播文化，宣传革命，他以农舍作教室，创办了家乡第一所免费小学——福厚小学。黄荣和其他穷苦孩子一起进入该小学就读，并在黄明春的教育下，开始受到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
次年春，由于家里种蔗、养猪有些收入，家庭经济状况有所改善，其父将他送到离家120公里外的百色第一小学读书。当年暑假回家，黄荣大打摆子，病得不轻，既盖两床棉被，又喝辣椒汤，后来托人到80公里以外的田阳县买了三副中药服后方才逐渐康复。转眼到了回校上学，可从家里到百色第一小学，需步行十余天，大病刚刚痊愈的黄荣自然无能为力、然而，上学可是大事，岂能耽误，父亲和叔叔二话没说，找来一张椅子做担架，抬着黄荣走了整整三天山路赶到学校。至今，黄荣仍然记忆犹新。年底，黄荣放寒假回家，碰上同学黄卷全。黄卷全告诉他，南宁模范第五小学教学质量较好，而且有一个叫黄显书的朋友在南宁师范读书，如果他愿意去南宁模范第五小学读书，黄显书可以帮忙介绍。于是，黄荣和黄卷全于1927年3月到达南宁，在模范第五小学就读。
可是，好景不长，开学仅一个多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新桂系军阀紧步其后尘，在南宁大肆“清党”反共，到处捕杀共产党人和无辜群众，弄得人心惶惶，南宁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学校秩序混乱，上不了课，黄荣只好于同年5月离校回乡，投身韦拔群领导的农民运动。
其实，当黄荣还在福厚小学读书时，村里的农民运动已蓬勃开展，黄荣曾几次去听过韦拔群关于组织农会、建立农军的生动演讲，心中早已激起对韦拔群的崇敬和对革命的向往之情。因而黄荣回到家乡后不久，就加入了村里的农民协会组织，并于1927年6月，经乡农民协会推荐到韦拔群在东兰县武篆区开办的第三期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接受革命思想的教育，革命觉悟得到较大的提高。
东兰、凤山等地蓬勃发展的农民运动，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豪绅的恐慌，他们千方百计地予以镇压。1927年秋天，桂系军阀派遣朱为珍部一个师和龚寿仪部一个团及刘日福部的黄明远营，伙同豪绅地主武装，从河池、田州、百色分三路向东兰、凤山扑来，妄图一口吞掉右江农军。9月，黄明远带着一个营的兵力进攻凤山县城，企图镇压凤山县的农民运动。在严峻的形势下，农讲所的学员提前结业，在韦拔群的指挥下，开赴凤山县城附近，加入了东兰县农民自卫军反击黄明远部的战斗。他们在城东南的东山设下埋伏，采用诱敌深入方法，将敌人引进伏击圈，然后突然四面出击，打得敌人溃不成军，毙敌数十名，缴获了一批军用物资。
战斗结束后，黄荣与40多名东兰农讲所第三期学员因经受了实战考验而提前结业，奉命回到家乡积极发动群众参加农民协会和农军，发展革命力量。回到家乡后，黄荣担任盘阳区农民协会宣传员，他经常和农协的其他同志下乡收集材料，然后把这些材料整理成不同内容的演讲稿，每逢盘阳圩三天一次的圩日，就和黄卷益、梁福益等同志将两个方桌拼在一起作为演讲台，站在台上向群众演讲，揭露地主、土豪劣绅和民团巧取豪夺的罪行，启发、教育群众，深受群众的欢迎，取得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12月初，新桂系军阀不甘心失败，又派来为珍带领一个师的兵力进攻凤山县的盘阳区、凤凰区和百色县的甲篆区一带。面对敌人的进攻，韦拔群领导农军进行英勇的反击，除留少数农军和敌人保持正面接触外，其余部队兵分两路到平马、果德等地掏敌人的老窝，截断敌人退路。黄荣在战斗中非常勇敢，敢打敢拼。有一次，他和几个农民将一个行军掉队的敌兵抓了俘虏，还缴得了一枝枪。
1929年1月，黄荣奉调到凤山县农民协会工作。县农协主席是黄松坚，他还兼任中共凤山县委书记。当时，黄松坚领导的凤山农民自卫军击退了桂系军阀黄明远、龚寿仪部队对凤山的进攻之后，部队有所损失。为了对付敌人的再次进攻，黄松坚把农军的武器装备、兵力布置、后勤供应以及东兰、凤山两地农军联合作战等情况写了一封信，需要派人送给总指挥韦拔群，向他请示汇报。
一天清晨，黄松坚把黄荣叫去，对他说：“县委交通员很少，拟要你做交通员，你意见如何？”黄荣拍着胸膛说：“我不怕苦不怕死，党要我干啥我就干啥，坚决完成党交给的任务。”黄松坚非常高兴，他轻轻地拍着黄荣的肩膀说：“好样的！不愧是韦总指挥培养出来的好学生！现在决定你担任县农民协会交通员，专门负责与韦拔群总指挥联系工作。此项任务责任重大，稍有疏忽，都会给农民自卫军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宁可自己掉脑袋，也要保守机密，懂吗？”黄荣兴奋地点了点头。随后，黄松坚将写好的信交给了黄荣。
那时，东兰、凤山农民运动的指挥中心在东兰武篆，韦拔群就在那里。黄荣非常谨慎地将黄主席交给的信装进内衣的衣缝里，然后将自己装扮成一个乡里的小贩，身穿一套桂西壮族的土布衣服，肩挑一担20多斤的茶油，头带一顶破草帽，并把一包用棕子叶包好的午饭挂在扁担头上，就开始上路了。
从凤山到武篆，有100多里路，且大部分是山路，途中要通过土匪盘踞的地段和难行的大石山区。由于天气寒冷，人们都呆在家中，黄荣走了一个多小时，没见到什么人，接着就进入了土匪活动区。走了约七八里路，黄荣感觉不大对劲，他发现身后有两个人神色诡秘地跟着他，他立刻意识到问题严重。这时，黄松坚的嘱咐在他耳畔响起。他镇定自若地向前走着，突然计上心头。他走到山路的一拐弯处，就迅速地跑进草丛中藏了起来。当那两人走到拐弯处时，发现刚才的“小贩”不见了踪影，急得在那里直打转，还说什么回去不好向团总交差。当他们正准备继续向前追赶时，黄荣突然从藏身处冒了出来，并对他们说：“两位兄弟，我乃经商之人，历来与人无怨，与世无争，只求养家糊口。如今挑担路过宝地，是挑点咱们凤山产的茶油到下段去换点黄糖。我见两兄弟紧跟我多时，就跟你们逗着玩一下。其实我这担茶油也值不了几个钱，无需用人‘保护’。既然你们两位辛辛苦苦‘送’我这么远，每人就拿一块大洋作辛苦费，后面你们就不用再‘送’了，免得回去辛苦。两位兄弟意见如何？”
黄荣的突然出现和先声夺人的一席话，让那两个家伙吃惊不小。但听他这么一说，又见他手中的两块大洋，他们也就笑嘻嘻地说：“大哥，我们也是奉命行事。不瞒你说，现在‘“共匪’活动又厉害起来了，我们团总下令要我们严加看守，不放过任何一个可疑的人。见大哥你这模样，不是他们的人，是我们多疑了。”说罢就接过黄荣递过去的两块大洋，转身走了。黄荣继续挑起担子赶路，且在土匪区内没有再碰到什么麻烦。
闯过土匪区后，黄荣进入难行的大石山区。这里山高林密，山道曲折，岔路很多，又是瑶族居住区。瑶族人有个习惯，路上相见，不管认识与否，都要打一声招呼，他们一听口音就知道你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黄荣进入大石山区之后，虽然没什么危险，但是仍然保持着高度警惕。为了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他在路上碰到瑶胞，打招呼时他就用瑶语，把自己扮成本地人，一路没有引起别人的怀疑，巧妙地通过了这段漫长、难行的大石山区。
经过十多个小时的艰苦跋涉，黄荣终于在太阳落山之前赶到了武篆，将信交给了韦拔群。第二天，他又带着总指挥的指示信返回了凤山。仅1929年1月到9月，黄荣就三次冒着生命危险圆满完成了为黄松坚和韦拔群两位领导人传递密件、通报紧急军情的任务，得到两位领导人的表扬。在斗争中，黄荣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思想上也进一步成熟起来。
1929年8月，黄松坚在凤山县下三区筹建党组织工作，发展农民运动骨干入党。同年10月，中共凤山县特别支部在盘阳区成立，黄荣由李艳林、梁福益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0月的一天，支部书记黄松坚找黄荣谈话，极为严肃地对他说：“黄荣同志，经过严格的考察，你完全符合共产党员的条件。现在我宣布，组织上批准你加入中国共产党，希望你要更加努力为党工作，为解放全中国的劳苦大众，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继而黄松坚领着黄荣来到县特别支部的秘密办公地点盘阳文昌阁，举行了庄严的入党宣誓仪式。从此，黄荣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他将整个身心投入到革命工作之中。
从卫士到报务员
1929年夏，蒋桂军阀混战结束。6月，俞作柏、李明瑞回广西执政。以后，我党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大力发展广西的革命力量。9月27日，俞、李仓促通电反蒋，不久倒蒋宣告失败。10月，邓小平、张云逸等根据当时广西的革命形势，及时率领我党在南宁掌握的广西警备第四、五大队和教导总队撤往左、右江地区，准备发动武装起义。
为支持武装起义，右江各地的农会和农军将许多优秀青年输送到警备第四大队参军，将各地征收到的税款陆续送到百色第四大队司令部。
10月底，奉黄松坚之命，黄荣和李艳林及两名农军战士，带着在凤山县征收到的税款500块大洋和黄松坚给张云逸的亲笔信送往百色，他来不及转告父母亲，就启程上路了。经三天艰苦跋涉，他们安全抵达百色，将信和税款送到张云逸的司令部。司令部的唐副官收下税款后，热情地给他们介绍了新的革命形势，他们很受鼓舞。张云逸亲自接见了他们，夸奖他们的任完成得很好，并询问他们家乡的农运、农军情况，还征求他们的意见：“你们是愿意留下来当兵还是回凤山？”黄荣和李艳林回答说：“愿意留下来！”随后，在唐副官的安排下，黄荣和李艳林到政治部报名参了军，黄荣被编在司令部卫士班，当了一名卫士，李艳林则留在政治部工作。当年12月11日，在邓小平、张云逸、韦拔群等领导下，百色起义胜利举行，中国红军第七军宣告诞生，18岁的黄荣成了一名光荣的红七军战士，在红七军军部担任警卫员。他所在的警卫班有12名战士，除了担负保卫军首长的安全外，有时还要担任呈送急件、密件的任务。
1930年10月初，红七军奉命从平马出发，经凌云、凤山、东兰于10月底到达河池。11月初，红七军在河池整编，将纵队改称师，黄荣被分配到军部经理处监护队任文书。此时，“左”倾错误路线统治着党中央，下令刚刚诞生不足一年的红七军离开右江根据地，去攻打中心城市，以求实现全国红军会师武汉的冒险计划。
11月初，红七奉命离开右江革命根据地北上，转战于广西、湖南、广东三省边境。1931年2月3日，红七军到达广东乳源县梅花村，与故发生激战。这次战斗，红七军毙伤敌1000余人，自身也付出了伤亡六七百人的惨重代价，其中干部伤亡达三分之二。2月中旬，部队经长途跋涉，进抵乐昌河畔的杨溪渡口，准备全军由此渡河，进入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会合。然而，由于渡口仅有两只小船，一次只能渡三四十人。当第五十五团与第五十八团一部分刚渡过河，韶关的敌人已疯狂扑来，并以猛烈的火力封锁了渡口，击毁了渡船。军部和一部分未过河的部队在张云逸军长的率领下由原路退回大坪。这时，除特务连等几个连是战斗部队外，其余都是非战斗人员，部队处境极其险恶。
第二天天刚放亮，张云逸军长将部队集合起来，向大家激动地说：
“同志们！找中央红军是我们惟一的出路！可是到处有敌人阻拦我们，追击我们，几个连的战斗人员能对付得了吗？不能。因此，我希望每个共产党员、每个革命战士，都要武装起来，用实际行动告诉敌人：我们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是打不垮拖不烂的！”
这些激昂的话语，震撼着每个指战员的心灵，大家情绪高涨，纷纷报名要求下连队。黄荣也报了名，被分配在军部特务连六班当战士。在当地党组织和群众帮助下，张云逸率领红七军未过河的部队经数日急行军于坪石渡过乐昌河，继而长途跋涉到达湘赣苏区的酃县黄泥潭。4月，被打散的红七军在江西永新城得以会合，黄荣被组织重新调回经理处监护队当文书。以后，红七军投入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反“围剿”作战，黄荣作为监护队的文书，没有直接参加战斗，担负看管俘虏和清点缴获的枪枝弹药任务。在看管俘虏时，他积极做俘虏的政治思想工作，大力宣传我党的方针、政策，宣传红军是人民的军队，实行官兵一致、人人平等，宣传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通过他与战友们的积极努力，扩大了红军的影响，不少俘虏自愿留下来参加了红军。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黄荣被军部经理处选送入中央军委无线电通讯学校第三期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当时，学校要求学员的文化程度要在初中以上，而黄荣却只有小学文化，面对那些英文字母、代码，他傻了眼，这些东西他过去可是连听也没听说过。在困难面前，黄荣没有退缩，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克服一切困难，切实掌握无线电通讯技术，为革命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在学习中，别人用一份力，黄荣就用两份功，他不仅上课认真听教员讲解，作好笔记，而且课后抓紧点滴时间复习、预习，多写多练，别人在休息和娱乐，他就到屋外去背英语单词，在沙地上练习电码。功夫不负有心人，经黄荣的刻苦努力，他和其他同学一样，在规定的时间内熟练地掌握了中、英文的收发报技术，于1932年4月顺利结业，他被分配到红三军团电台实习。
1932年10月，国民党军调兵遣将，准备对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第四次“围剿”，红三军团转移至宁都以北青塘一带进行休整。一天晚上，黄荣抄收完中央军委的一份特急电报，由于军情紧急，他急忙转身去叫通信员送报，不料小腿碰到了电瓶，重重地摔倒在地，腿上的伤口当即碰成一个大血泡。第二天，血泡肿大，黄荣疼得大汗淋漓，走路也走不动了。电台领导立即派一副担架和一名通信员护送他到后方的宁都医院医治。历经半年的治疗，伤口逐渐愈合，但尚未痊愈，黄荣已归队心切，多次要求出院，院方很感动，只得研究同意了他的请求。
出院后，黄荣沿着兵站路线寻找自己的部队，在宁都县洛口镇找到了红三军团电台。吃罢晚饭，电台队长吴如生找他谈话：“你离开电台已半年了，业务肯定生疏不少，我们的意见是要你改行做其他的工作。”怎么？自己掌握的技术还没发挥出多大作用就要改行，那多可惜，多浪费，无论如何也不能放弃自己的专业。黄荣相信自己的业务能力，便向队长恳求道：“请允许我再实习一个月，如果不能独立上机，我愿意改行。”电台政委杨光池见黄荣决心大，便同意了他的请求。电台报务主任李健华给他排了班，大胆让他上机操作，自己则坐在一旁指导。第一天，由于黄荣原来学得扎实，抄收了总部的三份电报，并发了四份电报，没有出现任何差错。李健华主任告诉他，收、发报基本正常，只是发报的速度慢了些，达不到要求，以后要努力提高发报技能。由于黄荣刻苦练习，实习不到一个月，他就独立上机熟练操作了。不久，他奉命调到新成立的红七军团电台当报务员，继而军委三局决定将黄荣和该电台队长荆振昌分配到红三军团第五师电台工作。
1934年1月，红五师攻克福建沙县。在攻克沙县的第二天早晨，敌军疯狂反扑，派飞机对红五师实施轰炸扫射。突然，一枚炸弹落在报务室门前，大门被炸得粉碎，四名电台工作人员当场被炸伤，黄荣的右腿不幸被弹片击中，他顾不上包扎，忍着巨痛将电报接收完毕方才离开电台，立即被送到福建归化后方医院治疗。当时，条件有限，该医院的设备十分简陋，无法进行手术取出弹片，只好用食盐水将伤口消了消毒，然后用纱布缠了起来。后来，伤口虽然愈合了，但那块弹片却一直嵌在他的右膝里没有取出来，伴随着他走过了几十年的革命历程，成了他革命生涯的宝贵见证。伤势稍好后，黄荣申请归队，领导上考虑到他的伤口尚未痊愈，将他暂留在归化军分区司令部电台工作。
参加长征
1934年6月，黄荣奉调到红五军团电台当报务员。在王明“左”倾路线的指导下，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实行战略转移。10月中旬，黄荣随部队踏上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漫漫征途。他所在的红五军团担任全军的后卫，电台一直随军团部行动。经过十余天的行军，离湘江大约还有三天的行程，敌人发觉了红军的意图，不仅调集三四十万大军从地面围追堵截，而且每天都派飞机低空盘旋轰炸扫射。为了防空，减少伤亡，红五军团白天躲在树林里，晚上打着火把前进。后来，电台政委指示：为了争取时间抢渡湘江，电台不能停下来隐蔽，要拉大距离，快速通过敌人的炮火封锁区。在行进中，电台有数名战士负伤，但黄荣等电台的指战员克服重重困难，保护电台安全地渡过了湘江，并且及时地与中央军委取得了联系，保障了全军团通讯联络的畅通。
湘江战役，中央红军主力顽强作战，通过了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但全军遭受了重大损失，从中央根据地出发时的8万多人减少到不足4万人，仅湘江战役中就伤亡近3万人。面对严峻的形势，中共中央决定向敌人统治薄弱的贵州前进。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了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此后，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中央红军灵活出击，奋勇北上，1935年6月进入四川西北懋功一带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两军会合后，党中央在两河口召开会议，决定将红军分为左、右两路军北上抗日。红五军团编入左路军，黄荣从中央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五军团调入红四方面军总部二局当报务员，后来又奉命担任二局电台二台台长。
同年9月，正当毛泽东、周恩来等率领右路军越过草地之时，率领左路军的红军总政委张国焘却背着中央，电令右路军政委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党中央。同时，他不听中共中央的劝告，命令红四方面军全部转头南下，并且另立中央，自封党中央主席，挟持朱德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等一起南下。结果南下四处碰壁，伤亡巨大。因粮食短缺，缺乏兵员补充，被迫于人烟稀少的甘孜炉霍地区休整，不得不二过雪山、三过草地。时任红四方面军总部二局电台二台台长的黄荣，与其他同志一道，坚决拥护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坚决反对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行为，故其行动受到监视。后来，由于党中央的英明决策，加上左路军广大指战员不懈的斗争，红二、四方面军会合后一道北上，于1936年10月胜利到达陕北。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黄荣所在的部队奉命进到西安附近的三原一带集结待命，一方面支持张学良、杨虎城逼蒋抗日的爱国行动，一方面做发动群众和扩大红军的工作。不久，在我党的促进下，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1937年1月，红四方面军总部二局从三原返回延安并入中央军委二局，黄荣升任二局第三科副科长，专门负责抄收敌方电讯，及时地向党中央、中央军委提供敌情动态等重要情报。由于他们提供的情报及时、准确，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制定作战计划提供了很好的依据，经常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表扬，二局电台队被誉称为“黑暗中的灯塔”。
不消失的电波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同年8月和10月，中国工农红军和在南方8省坚持艰苦游击战争的红军游击队相继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次年7月，中共中央为加强新四军的干部力量，决定从延安调100余名干部到新四军工作。黄荣、李景瑞和郭隆辉等人，在原红七军干部冯达飞的带领下，从延安出发经西安、武汉，于1938年7月下旬抵达新四军军部所在地安徽泾县云岭村，黄荣被任命为军部电台总队第三分队队长，开始了在新四军的战斗生活。
同年11月底，黄荣奉命带上一部电台，随张云逸参谋长渡过长江，到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部，传达中共中央的指示，要新四军第四支队开赴津浦路沿线抗日。一周后，他又随张参谋长到大别山的立煌县（今金寨县）与安徽省政府主席廖磊谈判，以解决新四军第四支队的军饷和弹药问题。黄荣带着电台始终保持与军部的通讯联系。
1939年4月，黄荣随张参谋长到第四支队司令部所在地庐江县东汤池筹建新四军江北指挥部。5月，经中共中央批准，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成立，黄荣被任命为江北指挥部电台队队长，主要负责与第四、五支队和江北游击纵队、新四军军部及中共中原局等电台的通讯联络。
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决定重建新四军军部，黄荣任新四军第二师三科科长兼电台大队长，随部队开赴津浦路东，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随着部队的不断发展壮大，各旅、团都要求增加电台和报务人员，报务人员显得明显不足。在师参谋长的指示下，黄荣办起了报务训练班，他指定陈超为报务训练班主任，并请原在国民党部队当报务员的鲍清泉作教员，从各旅、团挑选了一些优秀战士作为第一期学员。第一期报务训练班在淮南半塔集开办，经半年严格的学习训练，学员完成了规定的各个科目的学业。在总结第一期办学的经验基础上，他接着在黄花塘又举办了第二、三期报务训练班。在开办训练班期间，黄荣对学员要求非常严格，确保培训质量。他对学员的学习提出了四点要求：一是在收发电报中要求“准确、迅速，中英文字码书写要端正、清楚”；二是在收发话时要熟练使用英语对话；三是要懂得收发报机的构造、通讯原理，能够排除一般故障；四是要严格遵守通报纪律和保守通讯秘密。他在淮南先后开办三期报务训练班，共培训学员40多人，学员回到各部队后，很快都能胜任通讯工作，受到单位的普遍好评。
1944年10月，黄荣奉调新四军军部任三科副科长兼电台总队副总队长。此前，他在新四军第二师参加了伟大的整风运动，认真学习了古田会议决议等一些重要文献，经过整风，他在思想上对革命队伍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有了一个清醒的认识。黄荣到任后，总队长曹丹辉向他介绍了电台总队的基本情况，使他了解到：从整体上看，新四军全军的通讯情况是好的，但有些电台工作人员不时违反通讯纪律，影响了工作的顺利开展。为了改变这种不良现象，确保新四军全军的通讯畅通无阻，黄荣先从军部抓起，从严格遵守通讯纪律入手，以提高通讯技术、遵守通讯纪律为内容，制定了一整套措施和方法。例如：对总队各分队的报务员、见习员，他采取平时分散实习、集中上课和分组讨论，周末进行收发报评比竞赛、张榜公布成绩的方法，既提高了大家对业务的兴趣，又加强了对报务人员的管理。通过整顿，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培养了一批遵守纪律和熟练掌握收发报技术的技术能手。1945年10月，在新四军开展全军整训运动前夕，黄荣在军直群众大会和军直机关干部学习交流座谈会上，作了《我们是怎样进行培训工作的》典型发言，受到与会同志的好评，以后该发言稿被华东通信联络分局刊载在《通讯业务》第三期上。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胜利结束。抗战胜利后，新四军奉命挺进山东，军部与山东军区合并，成立华东军区司令部，统一领导华东地区的人民武装力量。
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华东军区司令部决定以原山东通讯学校为基础，再从部队挑选一批战士到校学习，成立华东通讯学校，为军区部队培养通讯技术人才，任命黄荣为该校校长。学校下设两个队，男生和女生各一个队，共有学员200多人，教员大部分系华东通讯局选派的得力干部。学校设在山东临沂，后来国民党反动派调集几十万兵力大举进攻山东解放区，通讯学校奉命并入华东军政大学，编为第八大队，黄荣任大队政治委员。在敌人重兵压境面前，他带领学员和敌人兜起了圈子，克服重重困难，边走边学，转移到胶东掖县朱桥、平里店一带后，第一届200多名学员圆满完成了学业。
1947年7月，华东军区任命黄荣为华东通讯局副局长兼管华东通讯学校。以后，他和吕少清等同志到烟台地区招收了200多名新生，又从军区部队招收了部分战士继续办学。可是，新学期开学不久，敌人就大举进攻胶东根据地，学校被迫从陆地、海上两路向渤海区转移，移驻渤海地区惠民境内。1948年7月，又从阳信县出发，经惠民、滨县，渡过黄河，在鲁中益都县郊区办学，恢复了通讯学校建制，黄荣担任校长兼政委。
1948年9月，中央军委三局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通讯工作会议，黄荣出席了会议。三局局长王诤在会议上作了工作报告，并传达了中共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精神。当时，解放战争已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解放全中国已为期不远。会议结束后，他在返回途中于济南遇上华东军区领导同志，黄荣向他们汇报了三局通讯工作会议的情况。华东军区领导同志听了黄荣的汇报后，指示黄荣：“现在全国的形势越来越好，部队在不断地发展壮大，技术干部的需求量也会随之增大，你们在济南就地招生，再加一个电讯学校。”之后，华东军区在济南成立了华东电讯工程专科学校，任命黄荣为校长。学校下设两个系：电讯工程系和报务系，招收学员00多人。在此前后，黄荣先后参加了研究有关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解放上海的通讯保障工作，为夺取战役的胜利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1949年5月，南京、上海先后解放，黄荣奉命负责接管上海市的通讯工作，并被任命为华东电讯管理局副局长。接着，他以上海市军管会军事代表的身份接管了上海市电讯局，向电讯局全体职工宣布了三条决定：一是全体职工要遵守市军管会颁布的法令；二是职工仍在原来的工作岗位上工作；三是职工原来的生活工资待遇不变。由于措施得力，人心稳定，再加上上海地下党先前做了大量的工作，整个接管工作非常顺利，电讯设备保存完好，整个电讯系统没有出现混乱的局面。同年7月，华东局任命他为上海市电讯局局长。
交通“领头雁”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集中优势兵力发起广西战役。由于解放广西需要大量的干部，华东军区副司令员张云逸向中共华东局建议，凡是广西籍在华东地区工作的同志一律返回广西家乡工作。华东局同意了这个建议，经过调查摸底，确定黄荣夫妇等42人回广西工作。于是，黄荣夫妇在组织的安排下，愉快地回到了阔别20年的故乡。
1949年12月11日，广西全境宣告解放。次年1月中旬，黄荣从桂林出发，5日后到达南宁，全家在中华电影院隔壁的一家小旅店安顿下来。春节后，组织上安排他改行，分管交通。黄荣愉快地接受了组织的安排。1950年2月，黄荣恋恋不舍地脱下了心爱的军装，担任广西省人民政府交通厅厅长兼省邮电管理局局长，他积极投身到广西翻天覆地的经济建设之中。
当时，黄荣面对的是一个破烂不堪的交通摊子。白崇禧集团在广西覆灭之时，对广西的交通基础设施大肆进行破坏，并有计划地留下了大批武装特务潜伏在广西境内，组织暴乱、暗杀、破坏活动，他们其中的一项主要工作就是破坏交通，妄图扼杀我新生的人民政权。在白崇禧集团及土匪的破坏下，广西的公路、桥梁、渡口遭到严重破坏，全省能行车的公路仅存500多公里，并且国民党匪
徒还在不断杀害我抢修公路的职工和护航、护路的解放军战士，疯狂地毁路烧桥。全省的水陆交通基本上处于瘫痪状态，严重地影响着全省的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黄荣上任之后，深感自己肩上担子的份量。他针对国民党统治时期全省交通管理机构繁杂，管理制度混乱的状况，立即进行了交通行政机构的改革，建立起一系列的规章制度，实行统一领导，加强行业管理。在体制上，他将原国民党交通部公路总局在广西的直属机构与桂系军阀的地方公路运输机构进行合并，统一建制。在省人民政府交通厅下设省公路局、省运输局、省航运局三个直属机构，具体分管全省交通方面的有关业务，各地区行署、市、县人民政府建立了交通科。实施全省统一规章制度，统一调度指挥，形成了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科学完整的交通管理体系。对旧政权遗留下来的交通职工，采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实行统一安排，一视同仁，量才录用。由于政策正确，引导教育有力，整个交通系统的人心很快稳定下来，他们的积极性也被调动起来，交通管理体制混乱的状况得到了根本的转变。
接着，黄荣遵照省委、省政府的指示，组织召开了全省交通工作会议，研究部署抢修公路、恢复交通的工作。决定采取全民总动员的方针，一方面动员交通厅直属的省公路局，加上各地区公路段，组织专业队伍抢修公路、桥梁、渡口；另一方面通过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动员近万名民工上阵，将抢修的重点放在横贯东西、连通南北的公路主干线上。经军民协同作战，到1950年，南宁至柳州、桂林到黄沙河、南宁至百色、南宁至凭祥、玉林至戎圩等交通主干道先后恢复通车，从而扭转了广西交通瘫痪的局面。
1950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电令广西省委、广西军区，限于1951年“五一”节前彻底消灭广西境内的股匪。黄荣根据省委、省政府的指示精神，立即组织动员各方面的力量抢修支前公路。一是继续完善那些交通主干道；二是为配合人民解放军剿除盘踞在大瑶山和十万大山的国民党残渣余孽，重点组织修建了贵县至桂平、柳州至荔浦、柳州至武宣、荔浦至蒙江、上思至防城与东兴等围绕大瑶山和十万大山四周的公路，为我军快速机动和后勤物资的运送等提供了良好的交通条件，使我军迅速形成对敌人的包围歼灭之势，为彻底消灭广西的匪患做出了重要贡献。
经全省交通系统员工的积极努力，广西的公路交通恢复工作进展迅速，到1952年，全省公路通车里程已达5068公里，大大改善了广西的交通局面。
“一五”期间，根据中央交通部“公路运输要有重点地恢复、改建、新建具有国防、政治、经济价值的主要干线，并适当照顾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需要，修建连通老、少、边、山、穷地区的公路”的指示精神，黄荣领导规划和实施了广西公路交通新建和改建工作。除修建一批沿江、沿海、沿边的国防线路和重点经济干线之外，还着眼老少边山穷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的需要，使原来不通公路的天峨、凌云、昭平、乐业、资源、隆安等县城先后通了公路，沟通了与外地的联系，使那里的人们从封闭的世界中走了出来，受到广大山区群众的热烈欢迎，全省形成了四通八达的公路交通网络。
在恢复、改造和新建公路的同时，黄荣又积极发挥公路运输的作用。他针对当时运输管理混乱的状况，建立起全省汽车运输企业管理体系，加强经营管理，大力开展“安全、四定、车辆月产2000吨公里”的劳动竞赛，提高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同时，尽力增加投入，建设了一批汽车站和汽车修理厂，使全省运输生产有了明显改观。到1957年，全省客运量比1950年增长了20倍、货运量增长了16倍。
在恢复陆路交通、改善陆路运输的同时，黄荣还领导交通航运部门逐步恢复了内河运输和海上运输，为解放海南岛作出了贡献。为了适应水路运输的需要，黄荣组织交通航运部门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整治航道，同时对内河及沿海主要港口进行扩建，逐步完善航运基础设施，加强对航运的管理，使水路运输能力大大提高。1957年与1951年比较，广西全省的航运客运量增长了22倍，货运量增长了42倍。
搞建设离不开人才，黄荣上任之初，广西交通专业人才很少，干部不足，严重制约着交通事业的发展。对此，黄荣一方面进行内部挖潜，任人唯贤，无论是来自解放区南下的同志，还是从旧政权中的留用人员，都一视同仁，平等相待，充分发挥每个人的专长，为他们提供施展才能的舞台。另一方面，通过委托广西大学培训和自己筹办交通学校及各种培训班，大量培养交通专业人才，并在实践中让他们锻炼提高。同时，他非常重视对年轻干部的培养使用，有的还被选送到省外、国外深造。经不懈的多方面努力，造就和培养了大批交通建设事业的专业人才，为广西的交通建设奠定了良好的人才基础。
在恢复交通工作的同时，黄荣于1951年10月参加了柳州的第一批土地改革工作。当时在省委的直接领导下，全省组织了三个规模较大的土改工作团，黄荣被省委任命为柳州土改工作团团长，进驻柳州沙塘，领导柳州的土地改革工作。随后，以政务院文教委员会所属各单位为主组成的全国政协中南区土改工作第二十团120人到达柳州，再加上柳州各地市抽调来的数百人，三者一起组成一个土改总团，黄荣担任总团长，总团共有土改工作队队员1300多人。在开始工作之前，他和其他团领导及柳州地委的领导同志向工作队员介绍当地的基本情况，组织大家深入细致地学习党的土地改革政策，学习土地改革的具体方法步骤和“依靠贫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消灭地主阶级”的基本路线，减小了工作的盲目性，提高了队员的思想认识。同时强调工作队进村后，要和群众实行三同（与贫雇农同吃、同住、同劳动），访贫问苦，确实掌握基本情况。
准备工作就绪后，各分团随即按计划混合编成各中队、小队分驻各村、屯开展工作，引导贫雇农诉苦，激发和提高贫雇农的阶级觉悟。然后，组织和整顿阶级队伍，及时开展对地主、土豪劣绅的面对面斗争，分掉了他们霸占的田地和生产用具，追缴了他们私藏的枪支弹药等等。年底，团部分别在长塘乡和沙塘区召开斗争、公审大会，镇压了几个罪大恶极、民愤极大的地主恶霸，为贫雇农报了仇，申了冤，除了害，群众无不拍手称快。在群众斗争广泛开展起来以后，黄荣又及时指示当地各级领导和土改工作队员，要注意教育农民和严格执行党的政策、策略，区别对待。一方面要依靠人民法庭，另一方面要做艰苦深入的思想工作，防止“一刀切”，进一步分化瓦解地主阶级，减少土改的阻力。
经过100多天的艰苦努力，柳州第一批土改于1952年2月胜利结束。通过土地改革，柳州的广大贫雇农无偿地获得了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料，在政治上、经济上翻身做了主人，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制度的基础被彻底消灭。土改结束后，黄荣又回到省里交通建设的主管岗位。
再度改行
1958年10月，中央一机部派出40多名干部支援广西发展机械工业，以此为基础，成立了广西机械工业局，黄荣被任命为该局局长。次年，他又奉命兼任农机局局长。1961年机械局与农机局合并，组成机械工业厅，他任厅长。
由于历史的原因，广西工业基础十分薄弱。1958年1月，毛泽东主席在南宁主持中央工作会议，一天，他见到一座高出屋顶的烟囱，便问道：“这是么子工厂呀？”覃应机回答说：“是砖瓦厂。”毛主席不禁笑了起来，风趣地说：“你们广西还算有一家工厂嘛！”说得大家都不约而同地笑了。虽然是说笑，却反映了广西工业底子薄弱的实情。机械工业在广西当时基本上是空白，只能从事一些简单的机械修配，没有机械制造能力。1958年，全国掀起了大办机械的热潮，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黄荣抓住有利时机，采取新建和改建的方法，自力更生，建设和发展了一批机械企业，柳州拖拉机厂便是在那时建设起来的。
1959年，黄荣到中央农机部开会，向主持会议的某司司长汇报说：“我们自治区领导要求试制拖拉机，请中央调拔一些试制钢材。”听说广西也想生产拖拉机，该司长实在大吃一惊，还没等黄荣汇报完就说：“你们广西也想弄拖拉机？要知道，全国才有两三家拖拉机制造厂，你们需要的钢材，须经过部长批准后才能给。”黄荣听了该司长的话，心中自然很不高兴。从北京回来后，他将这件事向自治区领导作了汇报，时任自治区主席的韦国清给他予以鼓励，对他说：“咱们要发扬自力更生的精神，一定在广西制造出拖拉机，支援农业生产，没有试制经费，由区财政厅负责给；没有试制钢材，由物资部门调配。”吃了这颗“定心丸”后，黄荣就放手大干起来。他首先来到柳州机械厂，向厂里的领导干部传达了中央农机部召开的会议情况和韦国清主席对广西生产拖拉机的指示精神，大家听了以后非常高兴，纷纷表示：这是自治区党委、政府对我们的信任，我们一定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争取早日在我们广西制造出拖拉机，完成区党委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
会后，厂里立即成立了拖拉机试制小组，李丹厂长亲自任组长，指定了两名工程师负责图纸设计和制造模具、工艺、加工专用设备的筹备工作。大家心中都憋着一股劲，试制工作进展迅速。在各相关厂家的大力协助下，经过全厂干部职工一年多的艰苦努力，于1960年国庆节前夕试制成功第一台37型拖拉机，广西终于拥有自己生产的拖拉机，它标志着广西的机械制造工业迈上了一个新台阶。试制成功后，黄荣指示他们将拖拉机运到南宁，给自治区领导表演，让他们亲眼看一看。自治区韦国清主席、覃应机副主席等领导看了表演后，非常高兴，当即对他们的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并要他们把拖拉机运到北京，请农机部作审查鉴定。遵照自治区领导的指示，黄荣组织力量将拖拉机运到北京，并于1960年10月上旬把拖拉机开到中央农机部的院子里进行表演。农机部部长陈正人看过表演后兴奋地说：“你们广西的同志干劲足，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试制成功拖拉机，很了不起，希望你们继续努力，提高产品质量，为以后进行批量生产打下基础。”从北京表演回来后，柳州机械厂召开了拖拉机试制成功庆祝大会，黄荣亲自到会祝贺，并勉励全厂干部职工，要不骄不躁，继续努力，争取更上一层楼。从此，37型拖拉机的生产被列入国家计划，广西的拖拉机生产迎来了一个良好的发展阶段。
1962年，中央根据全国工业基本建设发展过猛，摊子铺得太大，战线拉得过长的情况，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要求各地采取保、停、关、并、缩、转六条措施，压缩工业建设规模，精简企业人员。当时，广西的机械工业也同样面临着精简、压缩的问题。如何贯彻中央提出的“八字”方针，在广西机械行业内部形成了两种意见：一种是能压减就尽量多压减，一些正在建设的企业应当下马停建；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广西机械工业基础本来就很薄弱，没有几家有规模的企业，要尽可能多保留些，有些还可采取“砍树留根”的办法，待条件成熟时再恢复起来。黄荣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根据广西机械工业的实际情况，认为第二种意见较为妥当，决定采纳。他想方设法将南宁冶金矿山机械厂、柳州空气压缩机厂、柳州工程机械厂等主要的机械企业保留了下来。现在，这些企业几乎都已发展成为全国同行业的“大哥大”。对于南宁电线厂，当时就实行“砍树留根”的办法，保留了少量精干的技术骨干人员和建厂筹办人员，后来该厂抓住机会，迅速发展，其电线电缆等系列产品在国内占有很大的市场，享有较高的信誉。由于黄荣指导思想正确，采取措施得力，在精简调整的过程中，既较好地贯彻了中央的“八字”方针，又为广西保留了一批机械制造的骨干企业。
在领导广西机械行业贯彻中央“八字”方针的过程中，黄荣注重在调整中加强企业的管理。1965年1月12日，他在全区机械工业会议的讲话中提出：现在要把加强和提高企业管理作为贯彻“八字”方针的一项重要内容来抓。机械工业厅还专门制定下发了全区机械行业关于加强企业管理的“两赶三消灭”规划目标，即努力学赶国内和国外的先进管理经验；消灭等外品，消灭因管理不善造成的亏损，消灭低于本企业历史最好水平的落后现象。该规划采取用质量、成本、工效、消耗四个指标衡量企业管理的好坏，重点是质量和成本这两个指标。会后，“两赶三消灭”工作在全行业中扎扎实实地开展起来，各企业都不断加强管理，企业本身得到很好地发展。不久，该活动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南宁、柳州、桂林、玉林等地市先后有一批企业跨入管理先进行列。
从1958年开始，广西机械工业开始由修配走向制造，国民经济各部门生产建设的需要呈现出多样化、扩大化的趋势。黄荣意识到，要适应这一趋势，机械工业必须不断提高制造技术水平，开发新产品。为此，他选择了南宁机械厂、桂林机床厂等一批较具规模的老企业进行技术改造，抓紧完成了南宁冶金矿山机械厂、柳州空气压缩机厂、桂林电表厂等企业的后期建设工作。这些厂的基本建设、技术改造完成和投产以后，广西机械行业的生产能力和制造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对那些规模较小、生产技术水平不高的小厂，按照规划和生产布局的要求，进行了改组、改造和联合，既充分发挥这些企业的作用，又增强了行业的整体力量。
在黄荣担任机械工业厅长期间，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号召各行各业都要大力支援农业生产的发展。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进一步明确提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强调把发展农业放在首要地位，正确处理工业和农业的相互关系，把工业部门的工作转移到支援农业发展的轨道上来。机械行业在支援农业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黄荣立即把机械工业厅的工作作了重大调整，积极动员和组织机械工业大力支援农业，并着力抓了以下三方面的工作。
一是积极组织全行业打好重点支农产品的歼灭战。1964年2月8日，机械厅向广西各地、市局和有关企业发出了“关于打好支农产品歼灭战的通知”，其中指出：为了贯彻自治区党委工交会议州机械厂召开了拖拉机试制成功庆祝大会，黄荣亲自到会祝贺，并勉励全厂干部职工，要不骄不躁，继续努力，争取更上一层楼。从此，37型拖拉机的生产被列入国家计划，广西的拖拉机生产迎来了一个良好的发展阶段。
1962年，中央根据全国工业基本建设发展过猛，摊子铺得太大，战线拉得过长的情况，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要求各地采取保、停、关、并、缩、转六条措施，压缩工业建设规模，精简企业人员。当时，广西的机械工业也同样面临着精简、压缩的问题。如何贯彻中央提出的“八字”方针，在广西机械行业内部形成了两种意见：一种是能压减就尽量多压减，一些正在建设的企业应当下马停建；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广西机械工业基础本来就很薄弱，没有几家有规模的企业，要尽可能多保留些，有些还可采取“砍树留根”的办法，待条件成熟时再恢复起来。黄荣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根据广西机械工业的实际情况，认为第二种意见较为妥当，决定采纳。他想方设法将南宁冶金矿山机械厂、柳州空气压缩机厂、柳州工程机械厂等主要的机械企业保留了下来。现在，这些企业几乎都已发展成为全国同行业的“大哥大”。对于南宁电线厂，当时就实行“砍树留根”的办法，保留了少量精干的技术骨干人员和建厂筹办人员，后来该厂抓住机会，迅速发展，其电线电缆等系列产品在国内占有很大的市场，享有较高的信誉。由于黄荣指导思想正确，采取措施得力，在精简调整的过程中，既较好地贯彻了中央的“八字”方针，又为广西保留了一批机械制造的骨干企业。
在领导广西机械行业贯彻中央“八字”方针的过程中，黄荣注重在调整中加强企业的管理。1965年1月12日，他在全区机械工业会议的讲话中提出：现在要把加强和提高企业管理作为贯彻“八字”方针的一项重要内容来抓。机械工业厅还专门制定下发了全区机械行业关于加强企业管理的“两赶三消灭”规划目标，即努力学赶国内和国外的先进管理经验；消灭等外品，消灭因管理不善造成的亏损，消灭低于本企业历史最好水平的落后现象。该规划采取用质量、成本、工效、消耗四个指标衡量企业管理的好坏，重点是质量和成本这两个指标。会后，“两赶三消灭”工作在全行业中扎扎实实地开展起来，各企业都不断加强管理，企业本身得到很好地发展。不久，该活动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南宁、柳州、桂林、玉林等地市先后有一批企业跨入管理先进行列。
从1958年开始，广西机械工业开始由修配走向制造，国民经济各部门生产建设的需要呈现出多样化、扩大化的趋势。黄荣意识到，要适应这一趋势，机械工业必须不断提高制造技术水平，开发新产品。为此，他选择了南宁机械厂、桂林机床厂等一批较具规模的老企业进行技术改造，抓紧完成了南宁冶金矿山机械厂、柳州空气压缩机厂、桂林电表厂等企业的后期建设工作。这些厂的基本建设、技术改造完成和投产以后，广西机械行业的生产能力和制造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对那些规模较小、生产技术水平不高的小厂，按照规划和生产布局的要求，进行了改组、改造和联合，既充分发挥这些企业的作用，又增强了行业的整体力量。
在黄荣担任机械工业厅长期间，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号召各行各业都要大力支援农业生产的发展。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进一步明确提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强调把发展农业放在首要地位，正确处理工业和农业的相互关系，把工业部门的工作转移到支援农业发展的轨道上来。机械行业在支援农业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黄荣立即把机械工业厅的工作作了重大调整，积极动员和组织机械工业大力支援农业，并着力抓了以下三方面的工作。
一是积极组织全行业打好重点支农产品的歼灭战。1964年2月8日，机械厅向广西各地、市局和有关企业发出了“关于打好支农产品歼灭战的通知”，其中指出：为了贯彻自治区党委工交会议精神，更好地支援农业及其他部门，机械工业的工作重点是打好水轮泵、中型拖拉机、手扶拖拉机和化肥设备等几个产品的歼灭战。根据该通知精神，全行业迅速行动，经过上上下下的共同努力，达到了预期的目的。1965年，机械厅同区经委在柳州联合召开了全区机械工业支援农业工作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把机械工业转移到支援农业的轨道上来，对全行业的支农任务进行了部署和安排，要求全行业树立全局观念，以大局为重，不管是企业还是管理部门，是农具制造厂还是农机配件厂，都要围绕支农这个中心，通力协作，确保支援农业需要的机械化和半机械化农机具的生产任务保质保量如期完成。
二是确定了生产犁耙、排灌、插播、收割和农副产品加工机械等农机具生产的定点企业。将柳州拖拉机厂、南宁手扶拖拉机厂、柳州农机厂、桂林联合收割机厂、桂林水泵厂等较大的农机具生产企业和一批生产碾米机、粉碎机、榨油机等农副产品加工机械的生产企业，列入了定点支农企业。这些企业既完成了支农任务，又在支农生产中不断发展壮大，成为广西农机产品的专业生产厂家。现在，广西已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农机制造体系，农机制造在广西机械工业中占据着优势的地位。
三是大力推广水轮泵。广西地处我国南方，农业以种植水稻为主，所以解决排灌机械是广西机械工业支农的一大任务。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当时广西的大部分农村还没有通电，排灌机械的动力成为问题。然而，广西具有河流众多，水力资源丰富的优势，很多地方都可以充分利用江河的水位落差，安装使用水轮泵来灌溉农田。为此，黄荣和区水电厅厅长蔡勇为一起深入农村，专门就此事进行调查论证，经研究决定在广西推广使用水轮泵，这是一条低投入、高效益的路子，非常符合广西的实际。1964年2月5日，黄荣专门向自治区党委写了“关于广西推广使用水轮泵的四点意见”的报告，其中提出：拦河筑坝，留三孔闸门；民办公助，国家提供机器和水管，农民负责土石方开挖；综合利用，所发的电既用来灌溉，也用来照明和农副产品加工；培训技术人员，在全区实施推广。2月18日，区党委批准了该报告，并指出：发展水轮泵是水利建设的一件大事，在一切有条件安装水轮泵的地方，首先设法安装使用水轮泵。
得到区常委的肯定答复后，黄荣立即组织地、市局和有关企业，根据农村的实际，掀起了一个大力生产水轮泵的热潮。他们确定柳州农机厂等企业定点生产适应不同水位落差的各种型号的水轮泵。各地农村的水轮泵站在自治区的领导下，相继建立起来，农田排灌问题得到了很好地解决，受到了中央农机部的充分肯定和赞扬，各兄弟省、市也派人前来广西参观学习，其经验得到推广。
黄荣在机械厅任职后期，根据毛主席“备战备荒”和加强“三线”建设的指示，将一些老企业进行分散拆开，分出的人员和设备搬迁到河池、百色、融水等地区，先后建成了一批国防军工企业和平战结合企业，它们后来在抗美援越和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方面发挥出了重要的作用。
重操旧业
本世纪60年代，美国发动侵越战争，继而将侵略战争进一步升级。美国政府不顾我国政府的强烈谴责和反对，经常派遣飞机窜入我国领空、派遣军舰进入我国领海进行挑衅。为了抗美援越，支援兄弟邻邦的反侵略战争，自治区党委遵照中央军委的战略部署，于1965年5月成立交通指挥部，任命黄荣为指挥部主任，同时兼任交通厅党组书记。黄荣回到了曾经战斗过的岗位，又干起了交通这一行。上任伊始，他就从铁路、公路、水运等部门抽调了一批干部，组成精干的交通指挥部领导班子，领导全区的交通战备工作。
广西与越南有着很长的边境线，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由于战备和援越的需要，广西的公路建设项目陡然增多，除了修建中、越两国协定接线的公路外，还有国家交通部和中央军委、总参谋部、总后勤部规划建设的战备公路。这些任务非常繁重，工期短，时间紧迫。为了完成任务，黄荣从交通厅抽调公路局局长石槐林、公路工程大队大队长李敬国和筑路机械大队大队长王泽湘等一些主要领导分别到各个指挥所负责指挥施工，同时发动当地上千名干部带领数万名民工上路，掀起了修路的热潮。
当时，他们重点修建从桂北临桂县五通镇起，经桂林、柳州、河池、百色，最终到达中越边境靖西的龙邦镇这条全长达912．94公里、代号为“0539”的公路。同时，修筑从崇左经龙州至水口关、从宁明至越南板质和从崇左至宁明飞机场等一系列的公路。不久，时任国家计委主任的谷牧同志到广西视察战备工作，区党委向他汇报了广西“0539”公路的施工进展情况，要求中央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给予支援。谷牧同志指示：“你们可以派人到北京汇报。”受自治区党委的委托，黄荣亲自前往北京向中央有关领导同志汇报广西交通战备工作的进展情况及存在的困难等等。中央有关领导听了黄荣的汇报后，指示国家计委先后拨款4000多万元，并调拨了40多台压路机、推土机、工程车、铲车等筑路机械给广西。黄荣以此为基础，组建了广西交通史上第一支机械筑路队伍——交通厅筑路机械大队。同时，中央还调派了一批技术人员和近万名外地民工及人民解放军两个工兵团开赴广西，支援广西的公路建设。由于人力、物力、财力得到保证，施工进度大大加快。从1965年6月到1970年底，广西全区共完成战备公路及大桥工程等项目146个，修建公路1657．2公里，新建、改建桥梁20座，改造危桥256座，大大提高了广西公路的运输能力，缓解了抗美援越运输紧张的状况，有力地支援了援越抗美战争，对巩固我国边防，促进广西地方经济的发展均具有重要的意义。
危急时刻显身手
1969年3月，黄荣被任命为自治区革委会生产指挥组副组长，继而担任工交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兼工交政治部主任，全面负责整个自治区的工业和交通工作。当时，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和破坏，全区的工交系统成了一个烂摊子，职工队伍思想混乱，企业管理松弛，生产停滞不前，领导机构已名存实亡。黄荣上任后，大胆提出了工交工作“恢复、处理、整顿”的工作思路，一举扭转了全区工交战线混乱的局面。
然而，“文革”不断升级，发展成为“文攻武卫”。于是全区工交系统的领导机构被冲得七零八落，不少熟悉工作的领导干部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有的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没有被打倒的也被派到广西大学从事教育工作，机关工作人员大部分被下放到地、市、县的基层“锻炼”去了，而负责机关工作的大多是对工交生产不熟悉的部队“支左”干部。面对这种情况，黄荣认为建立一套精干高效的指挥机构和一支业务精、经验足的干部队伍势在必行。他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到工交部门原来领导同志的情况后，又大胆地向生产指挥组领导安平生、陈开路建议：凡是没有严重问题的同志，都恢复工作；凡是有海外关系和历史上有问题但不是很严重的技术干部和机关干部，先给他们安排工作，以后若发现新问题，再按照党纪政纪严肃处理。他的建议得到了区革委会领导的采纳，从1971年到1972年，先后有300多名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和地、市、县基层的干部被“解放”出来。1973年初，工交战线的各
级领导机构和领导班子相继建立起来，并且很快就投入了运作，各种报表、例会制度也得到恢复与建立。接着，他要求各单位建立生产旬报、月报制度，尽快恢复生产秩序。几乎每天一上班，黄荣就到调度室看报表，及时掌握全行业的生产情况。每个季度，他都要举行一次由工交系统各厅局负责同志参加的工交生产形势分析会，向他们通报和分析工交生产情况，研究和解决存在的各种问题，并对下步的工作作出部署。他还经常要求各单位抓好“开门红”、“时间过半、任务过半”和“年底超产”等几个关键阶段的生产活动，确保生产任务的完成。
由于“文革”“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当时抓生产被当做“唯生产力论”予以批判；抓规章制度被说成是“管、卡、压”；实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超产奖励，则是“物质刺激，奖金挂帅”。结果造成广大干部、职工思想认识严重混乱，大大挫伤了干部、职工的生产积极性，无章可依，有章不循带来了企业生产的大滑坡、大倒退。黄荣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和工交办公室其他领导研究后决定，下大气力对县及县以上的国有工交企业进行分期、分批整顿。首先从整顿企业领导班子入手，重点解决领导班子的“软、懒、散”问题，改进他们的工作作风，调动干部的积极性。
为了增长干部的见识和学习外地的先进经验，增强干部的使命感和危机感，结合企业的整顿，黄荣组织选派了一些领导干部和企业管理人员分期分批到大庆、上海等先进企业和地区参观取经，学习他们如何进行企业基层建设、如何建立以岗位责任制为中心的各项管理制度等经验和做法。通过参观学习，大家的眼界开阔了，混乱的思想认识澄清了，各企业逐步恢复和建立了生产计划管理、财务和质量管理、设备和安全管理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制度。企业管理和生产状况逐步好转，扭转了生产下滑的局面，涌现出了一批先进典型。如：北暮盐场、南宁化工厂就被誉为“大庆式企业”，受到自治区领导的表彰。
在工交生产恢复和发展的同时，黄荣仍然把生产的重点放在支援农业上，从1971年开始，他先后领导组织了钢铁、农机、化肥、煤炭生产大会战，直接推动了广西工农业的发展和经济走出低谷，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黄荣在担任工交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期间，通过配好班子和用好人才以办好企业。当时，区党委规定，全区大、中型企业的领导班子，都要由工交政治部进行考核任免。那时，全区大中型企业的数量，已由他上任时的55个增加到了120个，要配好这么多企业的领导班子，并不是一件易事。作为工交政治部主任的黄荣，在干部的使用上，坚持按照我党的干部使用政策，任人唯贤，大胆破除论资排辈、干部能上不能下的老套，实行能者上、庸者下，让一批有才能、懂管理的干部脱颖而出，提高了企业领导班子的整体水平。
柳州钢铁厂是自治区的大型骨干企业，但由于管理不善和技术力量缺乏等多方面的原因，生产连年亏损。1974年，黄荣慧眼识珠，向区党委推荐江平秋到柳钢厂任厂长，鞠国栋任党委书记，马培塘任副厂长，区党委采纳了他的建议。他们三人到职后，加强企业管理，深挖企业内部潜力，不断进行技术改造和新产品的研制开发，如建立氧气站，采用氧气顶吹炼钢技术，仅此一项，就使炼一吨钢消耗的焦炭量由原来的1．5吨下降到一吨以下，用电量由1500度下降到1200度以下，大大缩短了冶炼时间，增加了产量，提高了质量，降低了产品成本。此外，他们动员全厂技术干部研制650型轧钢机和20平方米的烧结机，在30多个厂家的大力协作下，两种设备研制成功并投入了生产，轧出了优质钢板。还有，无缝车间生产出了五号、六号无缝钢管，线材车间生产出了25号螺纹钢等等。这些新产品的开发成功，一举改变了企业的落后局面，企业效益连连飙升，由过去每年亏损2000多万元到1981年已年盈余达3000多万元。
黄荣不仅对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予以重用，而且对技术人员更是珍爱有加。他对老工人和技术人员都尽力从政治上关心，工作上照顾，学习上支持，生活上优待，使他们解除后顾之忧而积极努力工作。
为了解决区内化肥生产厂家的块煤缺口问题，黄荣亲自向区化工局化工研究所主任王增益工程师请教，并大胆采用其建议，利用区内丰富的石灰石资源和区内红茂煤矿粉煤粘性好的有利条件，以石灰碳化煤球代替块煤作为生产小化肥的原料，经武鸣氮肥厂改进和反复试验，获得成功，使广西解决了长期靠从外地运进块煤的问题。
1977年12月，在自治区第五届人大会议上，黄荣当选为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主管工交工作。当时“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各行各业正处在恢复和发展阶段。自治区主席覃应机提出：要把工交企业生产管理、成本、质量认真抓一抓。黄荣那时主要负责指导和协调轻工、纺织、化工、医药、电子、煤炭、冶金、机械、建材、交通运输和邮电通讯等部门的工作，他不仅积极解决资金周转困难和原料供应不足等实际问题，同时清除“停产闹革命”等错误做法的影响，将停产、半停产的企业迅速恢复起来。他在全区工交系统提倡树立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观念，使各项生产经营活动重新走上了正规有序的轨道，有力地促进了广西工交经济的发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神州大地，广西的工交事业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不少的挑战。黄荣根据当时的发展形势，大力进行企业的整顿，对那些消耗高、产品无市场、连年亏损的企业，果断采取关、停、并、转措施。据统计，当时共关掉小化肥、小农机、小冶炼厂等企业达70多家。同时，他根据市场的需要，大力组织企业开发适销对路和短缺产品，如耐用消费品、轻化产品等，使许多企业在市场中寻觅到出路，并根据扬长避短、发挥优势的原则，有计划地重点发展优势行业和拳头产品，提高了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能力。
称职的人大主任
1979年年底，自治区第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召开，根据地方组织法的规定，决定设立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为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并选举产生了自治区第五届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委员。黄荣在这次会议上当选为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干人大工作，又是主官，对黄荣来说可是一个全新的领域，担子不轻。当时，由于“文化大革命”对民主和法制的严重践踏，人们对民主和法制建设，对人大的性质、地位等存在一些模糊的认识。人大常委会设立之初，正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和改革开放刚刚扬起风帆，如何开创人大常委会工作的局面，成为摆在黄荣面前的一副重担，但他勇敢地挑起来了。他和常委会的其他同志一道，不断加强常委会的建设，认真组织大家学习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地方组织法等有关法律，学习党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领导对人大工作的一系列指示精神，提高大家对做人大工作的认识，破除人大工作就是开开会、举举手、表表决的错误思想，增强大家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作为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他在工作中严格坚持民主集中制，坚持集体依法行使职权，在地方人大常委会工作中不断开拓前进。
在任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期间，黄荣将立法、普法工作作为人大工作的重点。他亲自主持、组织制定了《广西壮族自治区自治条例（草案）》，上报全国人大审议通过。1980年7月，自治区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实施细则》，这是他任人大主任后制定的第一个地方性法规，在艰辛的探索中，他根据社会经济政治生活的需要，不断加强地方立法工作。在他任职期间，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共制定地方性法规11件，批准了南宁市地方性法规六件，这些法规的建立，有效地保障和促进了全区各项事业健康顺利地发展。
198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决议。根据这一决议，在1982年5月召开的自治区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上，黄荣组织对宪法修正草案进行了专题讨论和研究，并通过了《关于组织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决议》，决定在全区范围内开展对宪法修改草案的大讨论。根据决议精神，各地、市、县及时对这项工作进行了认真部署，通过各种方式向社会宣传国家修改宪法的重大意义，发动广大干部群众加入到大讨论之中，广泛征求和听取各族人民群众与社会各界人士对宪法修改草案的意见和建议。通过讨论，提高了人们的民主意识，增强了法制观念，促进了全区的两个文明建设。
依法讨论决定本行政区域内的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卫、民政、民族工作等重大事项，是法律赋予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的一项重要职权。在黄荣担任人大常委会主任的几年中，他依法履行职权，先后主持召开了33次人大常委会议，讨论有关广西区域内的政治、经济、教科文卫、民族工作等一批重大事项，并作出相应的决议、决定十余项。1981年上半年，自治区对全区的社会治安进行集中整顿，由于种种原因，社会治安仍然没有根本好转，有些地方的治安问题甚至相当严重。当年9月，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听取并审议了自治区人民政府、高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检察院关于整顿社会治安工作的汇报，作出了《关于进一步整顿社会治安的决议》，其中指出：各级人民政府要把整顿社会治安作为政府的一件大事来抓，通过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建立治安责任制，健全基层治保和联防组织等措施，切实抓好社会治安的综合治理；各级政法机关要充分发挥职能部门的作用，依法从快从重处理和打击一批杀人、抢劫、强奸、爆炸和其他严重破坏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决议作出后，各级人民政府和政法机关进行了精心组织和周密部署，人民群众大力支持，积极提供线索和情况，协助政法机关开展工作，有力地打击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各种刑事犯罪案件大大下降，全区社会治安明显好转。
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带来了大量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和资金，同时各种形形色色的思想也随之涌进，人们的思想观念受到巨大的冲击。面对这种情况，黄荣深刻地认识到，我们在大力进行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还应大力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成败。为了促进全区的精神文明建设，1983年，自治区六届人大常委会听取和审议了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文化、教育、广播、电视、公安等部门的专题汇报。汇报会上，针对委员们提出的理论界、文化界等战线存在的问题，黄荣要求自治区的宣传、教育、文艺等有关部门切实采取措施，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对各种文艺团体、文化刊物、音像制品等方面的管理；广泛开展各种健康有益、积极向上的群众文化活动，用社会主义思想占领人们的思想文化阵地，抵制资产阶级各种腐朽思想和文化的侵蚀，确保全区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事业顺利而深入地进行下去。
黄荣在任期间，还领导自治区人大常委会通过听取工作汇报、组织人大代表和常委会成员视察、办理代表提案、受理群众来信来访、开展执法检查等形式行使法律赋予人大的监督职权。
1980年6月，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成立刚半年，黄荣就牵头常委会委员分别到桂林、百色、河池等地进行视察，检直了解基层选举工作，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呼声，为制定自治区选举实施细则和下半年选举试点工作的开展进行积极准备。
开展执法检查，纠正有些地方和部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错误做法，是人大常委会实施监督的又一重要形式。1985年，自治区第六届人大常委会民族、法律、财政、教科文卫四个专门委员会检查了自治区贯彻实施《刑法》、《合同法》、《专利法》、《民族区域自治法》、《文物保护法》、《食品卫生法（试行）》、《药品管理法》等法律的情况，发现有些地方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相当普遍，对此，人大常委会要求有关部门对这些现象认真予以纠正，坚决维护法律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1985年，根据有关规定，中共中央批准黄荣离职休养。黄荣虽然离开了工作岗位，但他时刻关注着国家和自治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他用自己的行动始终实践着自己立下的铿锵誓言：只要这辈子活着，就要像拔哥那样，永远做党的人，永远做壮家的好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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