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子昆
发布时间：2021-03-03 浏览量：916 来源：广西红色历史文化
周子昆，原名维宽，字仲和。他是毛泽东赞赏的红军教头，敢打硬仗、敢与分裂主义作斗争的难得将才，最终倒在叛徒枪口下的新四军副参谋长兼教导总队总队长，是对革命有功的优秀干部。
投笔从戎
周子昆祖籍湖南，因家贫流落到广西，后定居桂林。1901年，周子昆出生在桂林的这个贫寒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周福臻，是教书先生；母亲陈氏，是家庭妇女。周子昆上无兄姐，下有一弟一妹。全家人的生计，主要靠父亲教书所得的微薄薪水，生活拮据可想而知。为了弥补生活费的不足，母亲只得给人家做些针线活挣几个钱。
然而，大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在周子昆15岁那年，父亲积劳成疾不幸去世。家中缺了顶梁柱，生活更是艰难。在亲友的帮助下，好不容易草草安葬了父亲，母亲被迫以手工织布维持全家生活，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了下顿。周子昆在外祖母的倾力资助下，发愤学习，1919年毕业于广西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当年，五四爱国运动在全国大、中城市轰轰烈烈地开展，广西也不例外，作为热血青年的周子昆当然加入了行列，并受到了革命斗争的影响和反帝反封建的启发。
1920年，周于昆毕业即失业，因生活所迫，离家到桂军刘震寰部找出路。他开始当号兵，后任上士、事务长、排长等职，生活有了着落，但军阀部队的种种弊端，使他逐渐产生厌恶情绪。当时，刘震寰的部队军风腐败，欺侮百姓，鱼肉人民。在部队内部，官兵之间尔虞我诈，互相排挤，弱肉强食，当官的喝兵血，任意打骂、体罚和侮辱士兵。耳闻目睹，周子昆感到很失望，但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去处，便暗下决心：自己不做坏事，要对得起老百姓，对得起天地良心，不辜负母亲的期望。
1925年5月，滇系军阀杨希闵，联合刘震寰，勾结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在广州发动叛乱，企图推翻孙中山领导的广东革命政府。6月，该叛乱被广东革命军平定。周子昆毅然投身革命，加入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不久调到孙中山的“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
大元帅府铁甲车队，是1924年国共合作后，在孙中山的赞同下，由中国共产党两广区委军事部长周恩来亲自筹建组织起来的一支革命武装。这支武装使周子昆耳目一新：内部关系融洽，官兵平等，官兵同乐，充满着革命的活力。周子昆如同进入了一个温暖的大家庭，心清十分愉快。
在铁甲车队，周子昆受到了强烈的革命教育。他学习了三民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习了国内外革命斗争的形势，了解了帝国主义、资本家和地主阶级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罪恶，聆听了著名共产党人周恩来、彭湃等的讲课和作的报告。铁甲车队党代表廖乾吾还多次找周子昆个别谈话，对他进行启发教育和帮助。周子昆在铁甲车队这支革命队伍中，如饥似渴地吮吸着政治营养，满怀青春热情，认真学习革命理论，苦练军事技术，在政治思想上和军事技术上都有了长足的进步。不久，他由队员升任班长。
1925年6月，广州、香港20多万工人，为声援上海五卅运动，举行声势浩大的省港大罢工。中共广东区委为打击英帝国主义，决定对香港实行全面封锁，边界口岸都派工人纠察队巡逻。铁甲车队奉命调到深圳、沙头角一带，协助工人纠察队执行封锁任务。英帝国主义来取各种破坏手段，派出大批军警进驻边界，并在深圳对面的山上架起大炮，炮口对着铁甲车队，英国军舰也常到沙头角一带海面进行恫吓、挑衅。周子昆和铁甲车队的指战员一道，面对帝国主义列强，毫不畏惧，斗志昂扬，英勇地同工人纠察队并肩巡逻，坚守岗位，圆满完成了上级赋予的任务。在革命斗争的磨炼中，周子昆迅速成长起来。1925年10月15日，他由铁甲车队党代表廖乾吾和共产党员卢德铭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同年11月，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成立独立团，叶挺任团长。中共广东区委决定将铁甲车队并入叶挺独立团。叶挺独立团，是中国共产党直接掌握的第一支武装部队，连以上干部全部是共产党员。周子昆随队编入独立团第二营第四连，并由班长提升为排长。
遵照中共广东区委的指示，叶挺独立团加强军政训练，开展反贪污、反打骂、反嫖妓、反赌博等活动，一扫过去旧军队的种种弊端。周子昆所在的第二营党小组，认真贯彻党的指示，揭发了第五连连长刘光烈贪污并打骂士兵的恶劣行为，揭发了第六连排长薛仰宗打骂士兵等不法行为。周子昆处处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事事以身作则，和士兵打成一片，关心士兵的疾苦，受到全排士兵的信赖和尊敬。
在和士兵们相处的过程中，周子昆发现排里有些士兵在花名册上填写的籍贯和自己是同乡，然而口音却跟自己完全不同，他感到纳闷。于是，他找这些战士谈心，耐心地启发他们，从而了解到一些战士的姓名、籍贯是假的。周子昆将此情况及时向党组织作了汇报。组织上根据他反映的情况，作了调查分析，发现这不是个别现象，于是在全团范围内进行革命人生观教育，反复讲清：过去在旧军队里当兵是为了混饭吃，报假姓名、假籍贯是为了和当官的套近乎，拉老乡，给自己留条后路；叶挺独立团是革命的队伍，是为劳苦大众谋解放的，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光荣的和神圣的。通过革命人生观教育，全团干部、战士懂得了新、旧军队的区别，普遍地提高了扛枪为人民的觉悟，那些原来报假姓名、假籍贯的战士，都自动改正过来，从而进一步纯洁了组织，提高了战斗力。
屡建战功
1926年夏，国共合作进行北伐战争，打击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
叶挺独立团奉命担任北伐军先遣队，于5月开赴湖南前线。出发前，中共广东区委指示叶挺独立团：要加强党的领导，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注意搞好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搞好与友军的团结；要勇敢作战，吃苦耐劳，在北伐中起先锋模范作用。周子昆听取了上述传达，在讨论时他坚定地表示：“完全拥护党的指示，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决定。”
在叶挺的率领下，独立团肩负着北伐先锋的光荣使命，从广州乘火车到韶关，然后步行到乐昌，又从乐昌出发翻越粤湘交界的五岭山脉的九峰山。行军途中，周子昆以身作则，走在全排前列，并帮助体弱的士兵扛枪背背包，而且勉励全排士兵说：“我们是革命军人，是英雄好汉，一定要克服困难，不怕疲劳，坚持就是胜利。”在他的带领下，全排土兵情绪高涨，没有一个掉队的。
5月31日，叶挺独立团抵达湖南永兴县城，接到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唐生智的告急电报：“安仁兵力单薄，贵团务速赴援。”叶挺独立团当即冒雨强行军北上，于6月2日上午赶到安仁县城。周子昆所在的第二营，奉命进入渌口第一线防御阵地，协助友军一个营担任正面防御。当日下午，直系军阀吴佩孚的部队2000余人，向渌口阵地发动猛攻，叶挺独立团第二营立即投入战斗。当晚，敌人突破友邻阵地，友军全线溃退，进攻之敌趁势从侧翼包围叶挺独立团第二营，战斗激烈，战况危急。在激战中，周子昆率领全排战士顽强地坚守阵地，机智地打退了敌人多次冲锋，阵地几经失而复得。4日深夜，叶挺率领增援部队绕到敌人侧后发动突然攻击，敌人惊慌失措，全线溃退。叶挺独立团乘胜追击，于5日晨攻占攸县县城，歼敌一部，击退敌人六个团的反扑，给予直系军阀吴佩孚的部队以沉重打击。渌口阻击和攻占攸县的胜利，不仅为北伐军开辟了前进的道路，而且增强了北伐军的胜利信心，扩大了共产党的影响，鼓舞了各地工人、农民和青年学生参加北伐的热情。随后，叶挺独立团智取汀泗桥，勇克贺胜桥，直捣武汉三镇，屡建战功，赢得了“铁军”的光荣称号。不久，叶挺独立团改编为第四军二十师七十三团。叶挺调任第二十五师副师长，周士第任第七十三团团长，卢德铭任参谋长。周子昆因在北伐诸战中英勇善战，出色地完成作战任务，屡立战功，被晋升为连长。
1927年元旦，为庆祝北伐胜利和广东革命政府迁都武汉，武汉市人民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周子昆所在的第七十三团，担负汉口方面的宣传任务。1月3日下午，英帝国主义派兵干涉江汉关附近的宣传活动，打死、打伤群众多人。5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武汉数十万人民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并冲进汉口奖租界，英国水兵和领事馆人员狼狈逃上英国军舰。这时，一些帝国主义分子扬言要再来一次“八国联军”进行恐吓。第七十三团奉命进入战备状态，准备随时出动，打击敢于来犯的帝国主义。周子昆及时向全连进行临战动员，他说：“武汉人民收回这几平方公里被霸占的主权，帝国主义都不让，不打倒帝国主义，我们能生存吗！”他激励战士们：“要不怕牺牲，随时准备参战，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誓死保卫祖国神圣的领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武汉人民不怕帝国主义的炮舰威胁，坚持斗争，终于迫使英帝国主义者在2月19日与国民政府签订了协议，正式将英租界无条件地交还给中国。这是中国人民近百年来反帝斗争史上的重大胜利。周子昆为能够亲身参加收回汉口奖租界的斗争并取得胜利，感到非常荣幸和自豪。
1927年春，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举办军官教导大队，周子昆受命担任教导大队大队长。他精心组织、施教，学员的战术、技术水平得到明显提高。不久，周子昆仍回第七十三团工作，并于4月下旬随军继续北伐，由武汉向河南攻击前进。他率部参加了上蔡城和东、西洪桥等重要战斗，打败了奉系军阀张作霖的部队。由于他战功卓著，由连长晋升为第七十三团二营营长。随后，第七十三团奉命回武汉担负警卫任务。7月15日，武汉汪精卫政府继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公开反共，第七十三团奉命随第二十五师离开武汉，开往南浔铁路线上的马回岭。
继续革命
蒋介石、汪精卫等相继背叛革命，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陷于失败，全国陷入一片白色恐怖。面对反动派要将革命者斩尽杀绝的屠杀政策，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为了挽救中国革命，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坚定的革命精神，又拿起武器继续战斗。
1927年8月1日，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率领北伐军3万余人在江西省会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当天，在聂荣臻的主持下，第二十师七十三团等部队在马回岭举行起义。周子昆衷心拥护中共中央发动武装起义的英明决定，他表示党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一切听从党的安排。是日下午，第七十三团全部、第七十五团三个营和第七十四团一个连，以“打野外”为名，急速向南昌开进。当部队到达德安附近时，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和第四军二十五师师长李汉魂，率卫队营乘专列赶到，企图阻止起义。聂荣臻命令起义部队鸣枪警告，张发奎和李汉魂仓皇跳车而逃，其卫队营500余人被起义部队缴械。8月2日，第七十三团等部抵达南昌，与在南昌起义的部队胜利会师。起义胜利后，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发表了宣言，提出了革命政纲。
南昌起义使国民党反动派大为惊恐，慌忙调集重兵包围南昌。8月3日，起义军开始撤离南昌，向广东潮州、汕头地区进军。周子昆所在的起义军第十一军二十五师担负全军的后卫任务，于8月7日离开南昌。此时，国民党军钱大钧部十个团集结于会昌一带，黄绍竑部七个团集结于瑞金以西，在蒋介石的指挥下，堵截起义军南下。8月30日晨，起义军向会昌之敌发起攻击。时任营长的周子昆，奉命率部担任阻击任务。在战斗中，他勇敢坚定，指挥全营顽强地阻击敌人，打退敌人多次进攻，完成了阻击任务，保证了起义军攻占会昌的胜利。
9月下旬，起义军主力占领潮汕地区，周子昆奉命随第二十五师留守大埔西北的三河坝，归起义军第九军副军长朱德指挥，担任牵制敌人的任务。数日后，周子昆又率部随师移至东文部、笔枝尾山、龙虎坑、下村一带布防，抗击敌钱大钧部十个团的进攻，与数倍之敌激战三昼夜，歼敌1000多人。但是，终因敌人援军强大，第二十五师势单力薄，而且又与起义军主力失去联系，于是在朱德的指挥下冲出敌人重围，转道饶平，北撤至福建武平地区。此时，第二十五师由于连续作战，屡遭强敌袭击，损失巨大，全师已不足2000人。接着，部队转移到赣南安远。这一带几乎是崇山峻岭，环境十分恶劣，生活条件极其艰苦，加之部队接连失利，并且仍受敌人的追击，于是部队思想混乱，不少人不辞而别，自动离队。朱德把部队集合在一起，对大家说：“俄国在1905年革命失败后，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暂时的，到1917年，革命终于成功了。中国的革命现在失败了，也是黑暗的，但黑暗也是暂时的，中国也会有一个1917年。革命总会取得胜利的。”他并且当众宣布：“愿意继续革命的，跟我走；不愿意革命的，可以回家，也不勉强。”在这严峻的时刻，周子昆毫不动摇，怀着坚定的信念，率领全营指战员跟随朱德继续革命，由赣南转战到湘南。周子昆这种坚定的革命精神，受到朱德的高度称赞，也给予全营指战员以很大的影响。
以后，剩余的部队在朱德、陈毅等率领下辗转送抵湖南宜章蟒山洞一带，并于1928年农历除夕在湘南组织发动了年关暴动。在朱德、陈毅的指挥下，周子昆率部夺取了宜章县城，参加了著名的湘南起义。在当地中共党组织的配合下，湘南起义很快发展到耒阳、永兴、资兴等十几个县，先后建立起工农兵苏维埃政府，领导农民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等斗争。湘南起义胜利后，建立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朱德任师长，陈毅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下辖第二十八、二十九团。南昌起义军余部编为第二十八团，由朱德兼任团长，周子昆任该团第一营营长；胡少海领导的湘南农军编为第二十九团。随后，朱德率领第二十八团以周子昆的第一营为先锋向郴州挺进，在碣岭和良田等地击溃敌人，乘胜占领郴州县城。1月29日，第二十八团与敌激战后又占领耒阳县城。在湘南起义的各次战斗中，周子昆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他意志坚强，作战骁勇，为战斗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湘南起义的胜利，使国民党反动派非常恐慌，遂于1928年3月调集湘粤桂等大批军阀部队，向湘南起义军发动进攻。在强敌进击下，3月下旬湘南起义失败，起义军遭受严重挫折。为了保存革命力量，4月初，朱德、陈毅等率领湘南起义军余部与湘南起义农军撤离湘南地区，向井冈山转移，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合。部队分两路出发，周子昆随朱德率领的一路，从耒阳经茶陵向井冈山进军；陈毅率领的另一路，从郴州经资兴向井冈山进发。行军途中，周子昆带头拉起牺牲的同志遗留下的步枪，一背就是三枝，全营其他指战员争相仿效。团参谋长见周子昆身体虚弱，背着三枝步枪太沉重难以支持，便劝他把枪扔掉一两支。周子昆回答说：“共产党加枪杆子等于革命成功，你别小看这三枝枪，到了井冈山就成一个班。”4月下旬，在毛泽东派遣的井冈山工农革命部队的接应下，朱德和陈毅率领的两路起义军到达井冈山地区的砻市，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
红军“教头”
5月4日，在宁冈砻市朱、毛两军举行会师大会。根据中共湘南特委的决定，两支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随后改称为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陈毅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十、十一、十二师三个师，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编为第十师二十八团，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军余部编为第十一师三十一团。整编后周子昆继续担任第二十八团一营营长。
部队整编后，别的营、连人多枪少，而周子昆的一营却不仅每人一枝枪，而且多出十余技枪。毛泽东知道后，连声称赞说：“周子昆这个营长很有远见，很有远见。”当年8月，为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和提高部队的战术水平，并为地方赤卫队和工农暴动队培养干部，朱德、毛泽东等领导同志决定举办红四军教导队。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史上的第一个教导队。为办好教导队，朱德、毛泽东亲自选定周子昆担任教导队的副队长。周子昆到教导队任职后，以高度的革命热情，积极组织教学，精心施教，严格要求，既当领导，又当教员，不仅讲授技术、战术课，而且还带领大家一起操练。在周子昆等人的努力下，教导队培训的干部，军事素质和指挥能力都有明显的提高。
1929年1月，湘赣两省国民党军队“会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为调动敌人，1月14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第二十八、三十一团和独立营、特务营等部队，向赣南、闽西进军。周子昆随朱、毛出征，先在吉安东固一带指挥部队作战，后被留在该地负责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第四团教导队的军事教学工作，他以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培养了一批基层军事干部，为江西红军的发展和战斗力的提高做出了贡献。
1930年6月，工农红军第一军团成立，周子昆调任红一军团第三军参谋长。8月，他协助军长黄公略指挥红三军，和兄弟部队协同作战，在湖南浏阳文家市战斗中，全歼了国民党戴斗垣旅。
同年12月，蒋介石调集10万大军，向江西革命根据地发动一次反革命“围剿”。红军在朱德、毛泽东的指挥下，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以一部引敌，主力则在黄陂以西君埠一带隐蔽集结，待机歼敌。12月30日，国民党军第十八师师长兼前敌总指挥张辉瓒率师部及两个旅孤军深入永丰县南端的龙冈地区。当日，朱德、毛泽东下令埋伏在龙冈附近的红一、三军团主力对敌出击。红三军奉命担任正面攻击，在黄公略和周子民的指挥下，指战员奋勇杀敌，与兄弟部队一道，一举将敌师部和两个旅共9000余人全部歼灭，活捉了张辉瓒。接着，红三军乘胜追至东韶，协同兄弟部队又歼灭了国民党军谭道源部一个多旅。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
1931年4～9月，红三军又参加了第二、三次反“围剿”作战。周子昆协助黄公略军长坚决贯彻朱德、毛泽东的作战方针，组织指挥部队诱敌深入，连战连捷，为第二、三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连创佳绩。9月15日，红三军在向吉安东固方向转移途中，黄公略军长为掩护部队，组织机枪射击敌机，不幸被敌机炸伤，因伤势过重于当日夜间光荣牺牲。黄公略牺牲后，周子昆被任命为红三军军长。以后，他和政治委员蔡会文一起，带领红三军健儿，发扬黄公略的战斗精神，随方面军开赴福建，投入扩大闽西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1932年3月，周子昆调任红五军团参谋长。红五军团，是由1931年12月在江西宁都起义的原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改编而成的。周子昆到红五军团任参谋长后，他和刘伯坚主任一起，积极协助军团政委肖劲光，为这支部队的革命化建设和战斗力的提高做了大量工作。在与红一军团组成东路军的作战中，周子昆协助军团总指挥季振同，指挥了攻克龙岩的战斗，接着又指挥部队一举攻克漳州城，消灭了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师，取得了重大战果。
1932年6月，东路军回师赣南，周子昆调任红一方面军后方指挥部总指挥。1933年初任江西军区参谋长，6月担任福建军区司令员兼第三十四师师长，率部参加了第四次反“围剿”作战。在朱德、周恩来的指挥下，他率部坚决实施“声东击西，集中兵力，大兵团伏击”的战法，为夺取第四次反“围剿”斗争的重大胜利再立战功。
1934年6月，中革军委下令对红一方面军进行大整编，一律撤销军部，由小师小团整编为大师大团。周子昆奉命担任独立二十二师师长。随后，他奉命率部驻守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南大门会昌一线。继而和政委王开湘、参谋长孙毅、政治部主任刘道生等奉命率领独立二十二师参加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左冲右突，部队伤亡巨大，除在罗田歼敌一个营和大批民团武装外，没有取得多大战绩。
“难得的将才”
1934年10月，由于“左”倾错误领导者实施瞎指挥，红一方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接连失利，部队遭受严重损失，革命根据地日益缩小，被迫实行战略转移——长征。这时，独立二十二师划归红九军团建制和指挥，担负中共中央、军委机关左翼的掩护任务。
10月16日，红二十二师在周子昆等率领下，携带着大量的辎重开始长征。部队边打边走，行动缓慢，当到达赣粤边的大余、南雄一带时，遭敌截击，周子昆奉命率部阻击该敌。他率领红二十二师六十四团与敌展开激战，连续打退敌人多次冲锋，胜利地完成了阻击任务。罗炳辉军团长和蔡树藩政委赞扬周子昆指挥的“二十二师完成任务很好，特别是六十四团打得勇敢，打得坚决，保证了中央、军委纵队的安全！”
以后，周子昆率部顽强作战，历尽艰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随中央主力红军进入贵州境内。一天，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下令周子昆率领的红二十二师正面强攻平黄。周子昆到前沿观察，见平黄城高墙厚，易守难攻，决定先打下城外场坝高地，再从右侧破城。李德当即反对，他说：“这是游击战法，不宜用。”周子昆急忙力争：“游击战法，正规战法，我看能打胜仗就是好战法！”这下可触到了李德的痛处：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李德抛弃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而且已被实战证明行之有效的战法，搞什么大兵团的正规战，致使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进行长征，而长征又是搬家式、避战式、拼命式行动，结果中央红军损失惨重。蛮横的李德听罢顿时暴跳如雷，他指责周子昆违抗军令，是有意把部队搞垮，下令警卫班把周子昆绑起来送军法处审判。但警卫班的同志都不肯动手，李德更加恼火。当时，毛泽东正好在场，他对李德说：“这个人是我在井冈山时的‘教头’，就交我处置吧！”这样，毛泽东既巧妙地保护了周子昆，也给李德下了台阶。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中共中央根据两个方面军会师后的形势，确定共同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8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沙窝召开扩大会议，重申继续北上的正确方针，并决定将红一、四方面军组成左、右路军分头北上。周子昆随同由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和总参谋长刘伯承组成的红军总司令部在左路军行动。随后，周子昆调任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上级指挥科科长。
9月中旬，张国焘在中阿坝召开高级干部会议，攻击中央北上方针，要左路军南下，并强迫周子昆等人表态。周子昆激动地说：“想想在长征路上，我们牺牲那么多的同志，他们为的是什么？是革命的胜利。北上才有胜利的希望，南下显然没有出路。我即使战死，也要死在北上的路上！”在场的朱德、刘伯承等人听后，都报以热烈的掌声。
1936年7月，红二方面军在四川甘孜同红四方面军和红军总司令部会合后，周子昆调任红军总司令部第一局局长，协助红军总部首长组织作战指挥。这时，反对北上的张国焘，在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等领导同志的说服和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积极要求下，被迫同意继续执行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针。但在北上途中，张国焘又出尔反尔，拒不执行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周子昆毅然站在朱德总司令和刘伯承总参谋长一边，坚决执行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同张国焘的错误主张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1936年9月22日，朱德总司令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说：“西北局决议通过之静、会战役计划，正在执行，现有发生少数同志不同意见，拟根本推翻这一原案。”“子昆、我是坚决遵守这一原案，如将此原案推翻，我不能负此责任。”在朱德等坚持原则和坚持团结的努力下，推动张国焘继续北上，终于使红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红军于1936年10月在甘肃会宁、静宁地区会师，宣告长征胜利结束。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同志在谈到中阿坝会议时曾说道：“周子昆不但敢打硬仗，还敢打分裂主义，真是难得的将才。”
1937年1月，周子昆奉命到“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学习。不久，他一边学习，一边工作。杨得志在《横戈马上》的回忆录中对周子昆在“抗大”的工作活动做了如下叙述：
“我和周子昆是在延安‘抗大’认识的。那时我是军事七队的学员兼队长，他是我们队的教员。他对教学严肃、认真、负责，对同志热情、谦虚、诚恳。为了完成毛主席交给的任务，尽快培养出深入敌后抗战的军事指挥员，他经常顶着烈日，爬山越岭，带领学员搞现地教学。有一次，毛主席要我给大家讲讲游击战争的问题。我怕讲不好，周子昆同志便耐心地帮我准备发言稿。为了搞好教学，他经常向我了解红一团的作战情况。有一次，学校要每个学员写一份理论性的关于游击战争的经验总结。我是打了多年游击战争的，但要把实践经验变成理论确实有些困难。一天晚上，我冒着大雨钻进他的窑洞，他正伏在灯下备课。听我说明来意，他立即放下手里的工作，高兴地和我研究起来，直到鸡叫……”
新四军“教头”
1937年春天的一个下午，毛泽东找周子昆谈话，说：“根据西安事变达成的协议和抗战形势的发展，我们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将统一改编为抗日部队，你要准备去南方，那里的游击队将要集中起来编成一支抗日队伍。但目前条件还不成熟，暂时不能公开，需要保密。”周子昆听后非常兴奋。他表示：“感谢主席和党中央对我的信任。”不过，他向主席提出，在“抗大”学习的机会难得，希望待学完后再走。从这以后，毛泽东又多次同周子昆谈话，并指出：“把山上的部队集中起来也不容易，一定会遇到不少困难。比如说吃饭穿衣就是两大问题。到时候要依靠人民群众，依靠党，依靠你们自己来解决。离我们远了，有什么事情，多发电报来，经常与党中央取得联系。”
1937年10月，国共两党经过谈判达成协议，将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11月6月，毛泽东主席致电在南京的中共中央代表博古：“初步决定新四军隶属八路军，编两师四旅八团，拟以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陈毅为政治部主任，周子昆为参谋长……”当时，周子昆仍在延安“抗大”，他渴望早日驰骋疆场，驱逐日寇，挽救民族危亡。毛泽东主席亲自提名，内定他为新四军这支新的抗日武装的参谋长，他既激动、兴奋，又感到担子不轻，压力不小。
12月下旬，周子昆在枣园与毛泽东、林伯渠等领导同志—一握手话别，毛泽东握着周子昆的手微笑着说：“你是井冈山的教头，此去江南，开展游击战争，大有英雄用武之地啊！”临行时，毛泽东、林伯渠、谢觉哉、罗瑞卿等领导人亲自到周子昆家送行，并和他合影留念。毛泽东把周子昆送上车后才离去。
1938年1月3日，周子昆奉命带领30多名干部到达武汉，与先期到达武汉的叶挺、项英、张云逸等同志会合，随后转赴南昌。
1月6日，新四军军部在江西南昌正式宣布成立，叶挺任军长，项奖任副军长，张云逸任参谋长，周子昆任副参谋长，袁国平为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为副主任。新四军成立之初，当务之急，是把分散在江西、福建、广东、湖南、湖北、河南、浙江、安徽八省14个地区的红二十八军和几十支红军游击队集中起来，加以编组。当时，国民党当局一方面表示同意将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共同抗日；另一方面又暗中破坏，妄图借机消灭红军游击队。在红军游击队的内部，由于长期几乎与外界隔绝，不少人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理解，少数人对改编有抵触情绪。为了尽快完成新四军的组编，周子昆协助叶挺、项英、陈毅、张云逸等到各地奔走，多方联系，进行了大量的宣传教育工作和组织工作。经过三个多月的积极努力，于4月4日将分散在南方八省14个地区坚持艰苦游击战争的红军游击队集中到皖南岩寺，统一整编为四个支队和一个特务营，全军共10300余人，有枪6200余枝。
刚组建的新四军军部机关，人员来自各方。为发挥军部机关的效能，周子昆和张云逸一起，抓组织建设，配备干部，使各项工作迅速展开。他运用自己丰富的军事工作经验，为军部机关建立起工作秩序，健全了工作制度。他运用在抗大学到的游击战争理论，组织军部机关干部学习游击战争，并引导大家联系新四军所处地区的实际，进行研究讨论。他还亲自做学习小结，回答大家学习中提出的问题，使军部机关的干部，尤其是司令部参谋人员的素质，得到了明显提高。
随后，周子昂协助叶挺、项英组织新四军先遣支队挺进苏南敌后，新四军第一、二、四支队展开于苏南、苏皖边和皖中地区，第三支队进至皖南抗日前线，并先后取得了蒋家河口、韦岗等战斗胜利。
1938年9月，新四军为适应部队发展壮大和根据地建设的需要，培训从上海、南京、杭州、宁波等沦陷区奔赴皖南的爱国青年，轮训部队干部，经中央军委批准，以原教导营为基础，扩建成立教导总队，周子昆兼任教导总队总队长。为了抓好教导总队的筹备和开展教学工作，周子昆将住处从军部搬到教导总队。他在教导总队工作的日日夜夜，以延安“抗大”作为教导总队的榜样，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强调从实战需要出发。他以毛泽东为抗大的题词“勇敢、坚定、沉着，向斗争中学习，为民族解放事业，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作为学员的座右铭。他严谨治学，注重学员的政治思想教育，教育学员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培养学员为民族解放而英勇献身的精神。
在教导总队，周子昆常常亲自讲授一些重要课程，他言传身教，循循善诱。由于他的实战经验丰富，把战争理论讲得生动具体，深受学员欢迎。在他的遗物中，至今还保存着他亲自编写的教案、讲授提纲和心得体会，生动地反映出他为新四军培养优秀军政人才而辛勤耕耘的业绩。在教学中，他强调把演练当真仗打，要求学员大胆运用学到的战术原则，培养严格的战场纪律。在周子昆的领导和治理下，军教导总队培训出来的干部，都具有较强的组织指挥能力。
1938年11月，张云逸奉命去安徽无为地区组织并领导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的工作，新四军的参谋工作主要由周子昆负责主持。他认真研究敌情，总结作战经验，参与重要军事工作的研究和重要决策的制定，成为叶、项的得力助手。同时，他积极加强机关的组织、思想、业务、作风等方面的建设，提高参谋人员的素质，组织畅通的指挥系统，从而保证了部队的发展壮大和作战的胜利。
1939年3月，周子昆主持召开了新四军第二次参谋工作会议，这是新四军在大江南北不断取得胜利、部队不断发展壮大的情况下召开的。新四军江南各支队、各团参谋长和部分军事首长参加了会议。会上，叶挺军长、项英副军长、袁国平主任等分别作了报告和发言；周子昆对新四军一年来的参谋工作与今后任务，作了系统的总结发言。会议还制定了《参谋工作条例》和《军事工作条例》。这次会议的召开及其贯彻，对新四军参谋工作建设和军事建设，均起了重要作用。
对于部队的体育，周子昆亦很重视，并有独到的见解。1939年5月，他在《抗敌》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军队中的体育》一文，强调指出：“军队的体育，是巩固与提高战斗力的主要工具之一。是根据战争和军队的要求而进行体育的。绝不是打高尔夫球为了娱乐舒情而体育……在原则上应该是团体胜于个人，内容胜于形式，实践胜于理论，经常胜于竞赛。这样才能使体育成为全军每个人的运动，也才能使体育运动直接运用到提高战斗力上去。”6月，他在新四军“纪念五卅运动会”的总结讲话中，又进一步提出：“我们的体育运动不是一般的体育运动，我们的体育运动是围绕在军事上的，围绕在战斗的胜利上的。脱离了这个中心的体育运动，我们就不需要。”
壮志未酬
1939年11月，日伪军3000余人，先后三次进犯皖南，企图夺占皖南新四军的前沿阵地。周子昆协助叶挺、项英指挥第三支队进行英勇抗击，歼敌450余人，并乘胜收复了繁昌县城，巩固了皖南抗日根据地。
1940年10月，日军出动1万余人，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再次“扫荡”皖南，向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驻地猛扑。周子昆亲临前线指挥部队英勇阻击。一天，他在前沿阵地一间小茅棚的指挥所里，正在用望远镜观察敌情，突然日军飞机俯冲而来，并投下一串串炸弹，指挥所四周霎时成为一片浓烟火海，尘柱冲天，周子昆被气浪掀翻在地，身子被炸起的泥土埋掉了半截，满头、满脸、满嘴全是尘土。他身旁的警卫员一看情况不妙，赶忙撑起来将他拉了出来。可他吐掉嘴里的泥沙，拍打了几下身上的尘土，又若无其事地继续指挥战斗。这次反“扫荡”，歼灭日军3000余人，并乘胜收复了泾县县城。
从1938年到1940年的三年间，新四军对敌作战4000余次，歼灭日伪军5．5万余人；歼灭进犯的国民党顽固派军队3．4万余人；自身比组建时壮大了九倍，在大江南北建立起抗日根据地。这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正确领导和人民群众大力支援的结果，是新四军广大指战员艰苦奋战的结果，其中自然也有副参谋长周子昆的一份心血和辛劳。
1940年下半年，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加快结束侵华战争的步伐，以便抽兵南进，策应德国法西斯在欧洲战场的行动。为此，日本政府加紧对国民党蒋介石实施政治诱降。一心想消灭新四军的蒋介石，见新四军在与日伪军的作战中不仅没有被消灭，反而在抗战中得到发展，非常气恼和恐慌。在外诱内忧的情况下，蒋介石置中华民族存亡于不顾，又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一手制造了亲者痛仇者快的皖南事变。
1941年1月，新四军军部为顾全团结抗战的大局，奉命率领在皖南坚持抗战的新四军部队9000余人，从云岭地区出发，向长江以北转移。当行至茂林地区时，遭到预伏的国民党顽固派军队8万余人的突然袭击。新四军指战员被迫奋起自卫，多次打退国民党顽军的进攻，但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遭受重大损失。周子昆与项英等数十人突出重围后，隐蔽在赤坑山蜜蜂洞，待机北渡。在这极端险难的情况下，周子昆仍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他勉励大家说：“干革命是随时要准备牺牲的，我们这次虽然失败了，但这是暂时的，不管革命有多少千难万险，最后一定是会成功的。我们哪怕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冲出去，找到部队继续战斗！”然而，在3月13日深夜，周子昆与项英不幸被叛徒杀害。周子昆牺牲后，毛泽东同志极为悲痛，他专门发了唁电：“沉痛悼念忠诚的革命战士周子昆，”称周子昆是“对革命有功的优秀干部”。
1955年6月，人民解放军南京部队遵照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指示，将周子昆的遗骸移葬于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
周子昆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的革命业绩，将永载史册，光照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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