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明瑞
发布时间：2021-03-03 浏览量：1854 来源：广西红色历史文化
李明瑞，乳名阿妹，号裕生。他毕业于滇军讲武堂韶州分校，参加过孙中山领导的讨伐旧桂系军阀及驱逐入桂滇军的战争。国共合作开展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之时，他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七军第二旅旅长，是北伐军中赫赫有名的虎将。大革命失败后，他和俞作柏一度主政广西。继而参加了著名的百色起义，并成为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担任了中国红军第七军、第八军的总指挥。他治军严明，英勇善战，指挥有方，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阿妹大丈夫
1896年11月9日，李明瑞出生在广西北流县清湾乡朱砂地村香雨公故宅。
朱砂地村，相传是东晋道家葛洪取朱砂炼砂丹之地。这里，山清水秀，古树参天，聚居着全县最闻名的几十户李氏望族。自明末清初以来，李氏望族书香鼎盛，名人辈出。然而，后代却坐享天福，有的不务正业游手好闲，有的吃喝嫖赌，于是日渐衰落。李明瑞的远祖就是李氏望族中煊赫的书香世家之一，而随着历史的变迁和时光的流逝，到祖父李文林时，家境已每况愈下。李明瑞三岁之时，祖父母双双撒手西去，父亲李云东及其兄弟为了撑门面、讲排场，要把葬礼搞得隆重有气派，便忍痛将家中所剩田地变卖一空。此后，李明瑞一家已是家徒四壁，清贫如洗。好在父亲李云东博览群书，又写得一手好字，有时帮人家写书信、状纸、春联、门额，有时受聘为私塾先生，常常有些报酬收入；母亲俞庭媓克勤克俭，种菜养猪，料理家务。日子虽然艰难，常常不得温饱，但仍然顽强地活着。
李明瑞是长子，他的呱呱落地，使父母亲心花怒放。李云东从外面捡牛粪回家获悉，手脚未洗，立马就翻书查字典，想给儿子取个最吉利的名字。母亲俞庭媓头胎得子，自然高兴得不得了，她当即托人往60里以外的岭垌娘家给父母亲报喜，并请她娘找人替孩子算命。俞庭媓是父母亲疼爱的掌上明珠，既是小女，又聪明、能干、漂亮，头胎又生男孩，父母亲乐得手舞足蹈，实在高兴万分。他们深知李云东近年家道中落，尽可能筹办一些婴儿所需的被服、衣物，并请最好的算命先生给李明瑞算了命。到李明瑞满月那天，俞庭媓的母亲便带着一帮亲戚，提着大包小包，前去祝贺。母亲低声对爱女说道：“孩子的生辰八字挺好，以后必有富贵之日。但算命先生说，他的八字与你相克啊！”俞庭媓听着，先是满脸喜悦，接着是满脸愁云，心里很不舒畅。怎么办？俞庭媓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既然母子命里相克，孩子又天庭饱满，地阁方正，一双眼睛黑溜溜有神，鼻子端正俊直，小嘴唇薄薄的，小脸蛋更是白皙可爱，何不来个偷梁换柱，暂且叫做“阿妹”，以后他长大了对她也不要叫什么妈呀、娘呀什么的了，就叫“阿嫂”，表面不是母子关系，不就可以趋吉避凶啦！这样，既免母子相克，又能保孩子长命富贵。李云东本想按族谱给孩子排瑞字辈，又翻字典查得瑾和明两个意义甚好的字，见爱妻如此一说，也就表示同意，从此“阿妹”的名字就叫开了。
1899年，阿妹已三岁，祖父母去世，家里空空。恰逢“阿嫂”的十二姐夫因赌钱赌输了想不开上吊自杀了，十二姐想将在平旦村的田地出租。李云东夫妇一商量，便租下了那些田地，举家搬到了离朱砂地村十里外的平旦村，住进十二姐在平旦村的一间田头屋。
平旦村，仅有十多户人家，几乎全是贫苦农民。李云东夫妇初来乍到，人地生疏，但村里风气朴实，村民对他们颇为友善。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夫唱妇随，其乐融融。在平旦村，他们先后给阿妹添了三个弟弟，生活日益困难。而阿妹是父母亲重振家业的希望，在平旦村有贫苦农民逗玩，还能与他们的子弟玩耍，小伙伴们都称他为阿妹哥，父母亲又教他读书认字，背诗诵词，虽然生活很苦，但心情很愉快。阿妹七岁时，外祖父母怜惜他，将他接到几十里远的岭垌石梯口俞家，和舅父母的儿子俞作柏、俞作豫等表兄弟一起到私塾去读书。父亲又给起了个书名——明瑞，号裕生。在外祖父母家，李明瑞不仅得到外祖父母的疼爱，也很得舅父、舅母的喜欢，更和表兄弟们一起食宿、读书、习武和玩耍，如同亲兄弟一般。
1909年，李明瑞13岁，在舅父的资助下，他考入北流县立高等小学。当时，清朝政府濒于崩溃，民主革命的呼声在全国日甚一日。北流，是广西有名的侨乡，城里不乏仁人志士，民主、自由气氛十分活跃，反帝、反封建相当强烈。正在读书的李明瑞，间接或直接地受到了民主革命新思想的影响。在这偏僻贫穷的北流县城里，李明瑞还亲眼目睹了帝国主义的传教士、奸商等到处横行霸道、逞凶作恶、欺压和剥削中国人民的种种罪行，切身痛感清朝政府的黑暗、腐朽与没落。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腐败的清朝政府被推翻。李明瑞得知，当即让新婚不久的小媳妇替自己剪掉头上的发辫，并把岳飞“还我河山”、“精忠报国”的誓言抄贴于床头，作为自己的座右铭，表示追随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理想，同封建王朝彻底决裂。次年底，李明瑞高小毕业，在毕业前夕，他写下了《论岳飞》一文。他写道：“岳飞，大将才也。宋自徽钦北狩，社稷南迁，外患之急莫有甚于此时者。惟岳飞竟以数千之众，一挫敌于黄天荡，再挫敌于朱仙镇，功诚伟矣！”经过辛亥革命思想的熏陶，年仅16岁的李明瑞，已经把自己同祖国的命运紧密相连，并渴望为国效力，建功立业。
1913年秋，李明瑞以优异成绩考入玉林五属中学。1917年夏，他又以优异成绩于玉林五属中学毕业。此时，他和许多有志青年一样，本欲东渡日本留学，走维新救国道路，但迫于家境贫寒，只得回乡务农；而他的表兄俞作柏正在保定军官学校学习，与李明瑞常有书信往来。俞作柏早在辛亥革命前就加入了反清同盟会，武昌起义时，他以同盟会会员身份在桂林参加组织北伐学生军响应起义，后随军经武汉至南京，是孙中山的狂热追随者。俞作柏投身革命的行动，对李明瑞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回乡务农的李明瑞，便抓紧一切空余时间复习功课，并自订了练武计划，定期向舅父请教，决心有朝一日像表哥那样，投身戎马报效国家。
1918年秋，李明瑞肩挑行李，怀揣家中卖猪换得的20块银元，乘船北上梧州，沿西江顺流直下广州，然后逆水而上，抵达粤北韶州（今韶关）。他这次是应已在桂军护国第二军林虎部任参谋的表兄俞作柏之约，去投考刚创办的韶州滇军讲武堂。考试时，主考官见他有文化，又会武术，颇为欣赏，加之他表哥前作柏介绍，并由林虎将军推荐，于是李明瑞顺利地考取了该校的炮兵科，实现了自己的夙愿。以后，他刻苦攻读学业，不允许自己有一丝一毫的马虎。他不仅努力学习专业，而且关心政治，关心时局，对当时处于军阀割据、四分五裂局面的中国的命运忧心如焚，还开始系统地研究《孙子兵法》等中国古典军事著作。对当时介绍到中国的一些外国军事名人及其学术著作，他亦颇感兴趣，尤其崇拜靠大炮发迹的拿破仑。李明瑞勤奋好学，涉猎的知识面很广，其中对军事史、数学、地理游记等方面的知识更是孜孜以求。因而，他的学习成绩优良，在同期的26名广西籍学生中，他一直名列前茅，在全讲武堂亦是一名佼佼者。
1920年9月，李明瑞以品学兼优的成绩于讲武堂毕业，被派往驻防肇庆的桂军林虎部任见习官，六个月后调到该部俞作柏连任排长，以后随军退回广西。1923年，他因不满旧桂系的腐败军纪，随俞作柏出走，加入隶属于孙中山领导的“广西讨贼军”。李明瑞积极参加讨伐旧桂系军阀陆荣廷、沈鸿英以及驱逐入桂滇军唐继尧、龙云等部的战斗，为统一广西做出了重要贡献。由于作战勇敢，屡立战功，几年间李明瑞由排长擢升为连长、营长直到团长。
北伐虎将
1925年秋，广东南路军阀邓本殷聚众数万，兴兵作乱，陈炯明叛军在东江蠢蠢欲动，川军熊克武南来虎砚眈眈于粤北。四面受敌的广东国民革命政府被迫发起第二次东征和南征。时任南征军第三路俞作柏部第三团团长的李明瑞，奉命率部经广西陆川、北流进入化县，攻夺邓本殷主力盘踞的高州城（今茂名）。战斗中，他出色地运用古代欧洲战争的“横队战术”，以时分时合的散兵队形，巧妙地避开敌人密集强大的火力，突然跃进到敌人眼皮底下，一弹不发，占领敌前沿阵地，迫敌弃城而逃，继而率部乘胜追击，将敌大部俘虏，并协同友军相继光复了钦州、廉江、合浦、防城等地，及时解除了国民革命政府的南部之忧。
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李明瑞升任国民革命军第七军第二旅旅长。他率部从桂林北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运动的大力支持下，一路横扫，过衡阳，战长沙，饮马汩罗河，连克顽敌。特别是在攻克汀泗桥、贺胜桥的战役中，他亲临前线指挥，身先士卒，冲锋陷阵，率部密切配合担任主攻的叶挺独立团勇猛作战，一举击溃直系军阀吴佩孚的主力，并在追击战中将直系军阀家大霈部全部缴械。
是年9月，李明瑞奉命从武昌挥师入赣支援东线战场，首战箬溪，以大迂回的战术，在兄弟部队的配合下，取得北伐军入赣后的第一个大捷，全歼北洋直系军阀孙传芳部主力两万余人。新桂系首领、第七军军长李宗仁对李明瑞大加赞扬，称他是智勇双全的“虎将”。10月，李明瑞率部兵临德安城下，出奇兵从西门首先突入城内，动摇了敌阵，取得了攻坚战的全局胜利。此役全歼孙传芳军卢香亭、李俊义两部精锐，毙伤俘敌达万人，战果辉煌。接着，在决定国民革命军第七军生死存亡的王家铺战役中，他率领全旅担任正面突破，将敌拦腰斩断，并派尖兵捣毁敌司令部，打乱了敌军的指挥系统，致敌数万之众陷入群龙无首的境地，不仅一举挽救全军于险境，而且歼强敌于瞬间，李明瑞再一次为北伐立下了赫赫战功。由于李明瑞率部英勇善战，连战连捷，被誉称为北伐军中的“虎将”。
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中国的反动统治，革命人民为之欢欣鼓舞，外国帝国主义和中国的封建军阀却又恨又怕。1927年4月，混进革命营垒的新军阀代表蒋介石，突然掉转枪口，悍然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搜捕、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镇压革命运动。在此复杂紧急的历史关头，真诚拥护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李明瑞，审时度势，不为逆流所动，对蒋介石反人民、反革命的倒行逆施公开表示不满和抵制。就在一片“清党”反共的白色恐怖之中，他斗胆任用共产党员姜祖武作私人秘书，把参加过鄂西暴动被反动当局查缉的共产党员童陆生任命为作战科科长加以保护。
当直接参与谋划政变的广西军阀头目黄绍竑，窜到第七军驻地芜湖，以该军党代表身份召集全军营团以上军官训话，鼓吹要在第七军“清党”反共之时，李明瑞竟当着黄绍竑的面直言不讳地说：“自从清党、政治部解散之后，部队的士气和军风涣散了许多，是很大的损失。”恰在此时，连续发生了他耳闻目睹的两件事，对他的思想震动很大。一是他的表兄俞作柏因接近共产党，支持工农革命，被黄绍竑视为“共产党嫌疑”被迫出走香港；二是在其手下担任过团长、战功卓著的表弟俞作豫，由于受其兄俞作柏的牵连，无端遭到新桂系头目白崇禧的打击和排挤，亦被迫离队去了香港。这两件事，使李明瑞彻底认清了蒋介石、黄绍竑、白崇禧之流背弃三民主义、以人民为敌的反动本质，认识到他们之所以参加北伐，只不过是以新军阀取代旧军阀统治而已。
1927年8月，直系军阀孙传芳在英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纠集十余万军队偷渡长江，气势汹汹地逼近南京。此时，已升任第七军第一师师长的李明瑞，毅然率领全师与敌激战七昼夜。在争夺栖霞山高地的关键战斗中，他率部冒着英帝国主义军舰的猛烈炮火冲锋陷阵，带头第一个冲上山顶，一举攻下了孙传芳赖以控制战局的主要制高点，进而取得龙潭战役的重大胜利，保卫了南京及全城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可恨的是，当时担任守卫南京的总指挥官、蒋介石的心腹何应钦，在强敌压境面前，惊慌失措，贪生怕死，竟准备放弃南京逃走。这一现实更使李明瑞看透了蒋介石这伙新军阀的丑恶嘴脸和反动实质，一股要求摆脱新军阀桎梏、另谋出路的强烈意识，在李明瑞心中迸发而出。但他忍辱负重，等待时机。
1928年夏，李明瑞在参加指挥讨伐奉系军阀张宗昌之后，率领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军事参观团抵达北平。在“广西旅平同乡会和留平学会”的欢迎会上，他公开在大众场合痛斥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军阀“只知有己，而不知有公众”，“只晓得升官发财，却不讲究利国福民”。他还指出：“照这种的情形，革命是没有希望的。”他呼吁人民“亲密的团结和严密的组织”起来，打倒这些“国家和社会之蠹”的“野心家”。
从北平回到第七军驻地武汉不久，李明瑞回桂省亲，途经香港，与在香港的表兄俞作柏、表弟俞作豫等相见、叙谈，并商议了利用蒋桂矛盾爆发战争的机会，光倒桂后反蒋的军事计划。回到北流后，李明瑞又与已任中共地下党北流县委书记的俞作豫秘密会谈，听取并接受了中共地下党的意见，与俞作豫拟就了行动计划——决定利用正在酝酿中的蒋桂战争“倒桂反蒋”。为了消除后顾之忧，假期满后，李明瑞亲自把家眷送到上海安顿好，即返武汉筹谋大计。
主政广西
1929年春，蒋桂战争在长江中游地区一触即发，如同箭在弦上。这时，李明瑞被推为桂军前线第三路代总指挥，而蒋介石为了瓦解桂军，亦频频派员到香港活动俞作柏向李明瑞策反。这些有利条件，加快了李明瑞倒桂反蒋的决心和行动。然而，究竟是先倒桂后反蒋，还是先反蒋后倒桂？正当李明瑞举棋不定之际，俞作柏秘密来到了汉口，俞作豫亦受中共指示重返武汉。三人经商量后决定：先借蒋倒桂，然后回广西积蓄力量再寻机反蒋。
3月28日下午，正当蒋桂两军在湖北麻城黄陂地区进入短兵相接之际，李明瑞以桂军第三路代总指挥的名义在黄陂一线阵地突然召集他所管辖的旅、团全体官兵开会。据当时他的参谋长吕鉴周及其部下团长张文鸿回忆，会上李明瑞慷慨激昂地说：“我们北伐的目的，原是为了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北洋军阀虽然被打倒，但是现在又有新军阀起来了，如蒋介石、胡宗铎、陶钧等就是。他们所作所为同军阀没有区别。胡宗铎、陶钧这两个新军阀自从西征取得了武汉后，一方面收编部队与土匪，编为十八军、十九军；另一方面占踞全省地盘，操纵全省军政财权，横征暴敛，无所不为……这样的军队，大家看看还有一点革命气味没有……现在即使我们打败了蒋介石，还不是为胡、陶这些新军阀制造大搜大刮、鱼肉百姓的机会？结果我们还是吃亏的。我的意见是这样：把我们的队伍开到安全的地方去，不参加这一场肮脏的战争，由他们两方面新军阀自己去拼吧。等到他们打到精疲力尽的时候，不管哪方面打赢，我们再把他们消灭。”这些话，激起了所有听讲官兵对胡、陶的更大愤恨，纷纷表示服从命令。于是，李明瑞宣布独立，当日就率领队伍开往湖北孝感一带。随后，各团营在孝感分头贴出了“打倒新军阀胡宗铎、陶钧”的标语，第二天又张贴出了反对李宗仁、白崇禧的布告，官兵极为活跃。
李明瑞以能征善战著称，突然宣布不参加蒋桂军阀战争，消息传出，如同晴天霹雳，桂军全军震动，士无斗志。胡宗铎、陶钧、夏威等慌作一团，骄横一时的桂系第四集团军号称14万人，至此土崩瓦解。总司令李宗仁闻讯，慌忙逃窜香港。
李明瑞阵前倒桂，使人民避免了一场军阀混战的灾难。而蒋介石不费一枪一弹消灭了桂系，做梦也没想到，急忙通电全国，向报界自夸说：“兵不血刃而定武汉。”
新桂系第四集团军瓦解后，蒋介石以李明瑞反桂系有功，遂委任他为第四编遣区主任、军事特派员、广西绥靖司令兼国民党整编第十五师师长，统管广西全省军权。同时，任命俞作柏为广西省主席。
1929年6月，李明瑞率部回桂，与表兄俞作柏共同主政广西。但暂时功成的李明瑞并没有放弃“倒桂反蒋”的大计，他一回到广西，就和俞作柏着手积蓄力量，准备讨蒋。可是，由于新桂系军阀的连年征战，留下的却是个满目疮痍的烂摊子。当时，广西财政入不敷出，军费开支极度困难，马上起兵反蒋的条件尚不成熟。李明瑞深知，单枪匹马对付蒋介石并非一件易事，当务之急，必须寻找志同道合、而且远比自己高明而又可靠的同盟者携手合作，才能成此大业。这一想法，正与俞作柏不谋而合。于是，他们通过俞作豫作中介，公开邀请中国共产党人到广西共商反蒋大计。
在此背景之下，中共中央代表邓小平化名邓斌于1929年7月来到南宁，以广西省政府秘书的公开身份秘密领导中共广西地下党的工作。在“俞公馆”，李明瑞和邓小平第一次会面。邓小平热情诚恳、平易近人的美好风范，给李明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李明瑞比邓小平年长几岁，他对这位满口地道四川口音、谈吐精明的中共中央代表特别尊敬。会面时，他认真听取了邓小平对时局的精辟分析，对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深入浅出、言简意赅的阐述，以及对中国革命前途种种令人折服的分析和预见等等，从而使他对中国共产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了解。在李明瑞的提议和允许下，先后进入广西的共产党人张云逸、陈豪人、袁任远、李谦、冯达飞、袁振武等，都作为他的朋友或客人受到了他的热情欢迎和接待，一律予以任用，有的还被安排在省府或军队中担任要职，如经他同意，张云逸、俞作豫分别担任了广西警备第四、五大队的大队长等职务。这两支队伍，以后成为中共发动左右江武装起义的基本力量。李明瑞当的是国民党蒋介石的官，却视共产党为挚友和知已，对共产党提出的要求和意见，他总是积极采纳和予以满足。他慨然接受中共建议，同意释放“清党”中被关押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人士，果断地处决了一批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血债累累的反动分子。他还接受中共的要求，积极支持工农群众运动，支持农民赤卫军等等。特别是对韦拔群领导的右江农军，他更是大力支持。他曾对其部属经理处长陈镜波说过：“以后凡是拔哥（韦拔群）那里来的人，要枪给枪，要钱给钱，暂时没有的也要想办法给！”李明瑞所实行的这些进步政策和做法，为中国共产党在广西掌握武装、恢复党组织、发动群众、举行武装起义，创造了极为重要的条件。在当时全国白色恐怖十分严重的情况下，惟独广西出现了国民党政权与共产党合作的局面。新桂系军阀首领李宗仁闻讯，大为震惊，他惊呼道：“自从俞作柏、李明瑞南归，为虎添翼，共祸始炽，桂省已成共产党之西南根据地。”
然而，正当形势朝着有利于革命方向发展之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反蒋心切的李明瑞、俞作柏，未能冷静思考中共劝其保持中立、暂不反蒋的意见，回到广西后的第四个月——1929年10月，仓促发动了反蒋战争。由于准备不足，部属被蒋介石收买，不战而败。刹时，几乎成了光杆司令的李明瑞，陷入了极度苦闷和矛盾之中。昔日所谓的心腹亲信、难兄难弟，一个个见利忘义，走的走，散的散，国民党蒋介石的势力迅速卷土重来。李明瑞在南宁难以立足，他思来想去，只有一条路，找共产党从长计议。可是，一想到不久前因没有听从邓小平等共产党人的劝告而招致惨败的事，心里又犯了难。就在这时，中国共产党向他伸出了温暖之手。在李明瑞居住的“李公馆”，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几次深夜登门探访，送去了中共中央对他的亲切问候。邓小平好言开导，安慰鼓励他，还以中共中央代表的名义邀请他共赴百色、龙州地区，商讨革命大计。在中国共产党的感召下，李明瑞深深体会到，中国共产党处事英明，待人以诚。更使他在痛苦的教训中认识到，只有紧紧依靠共产党的力量，才可能打倒蒋介石之类的新军阀。他当即采纳中国共产党的意见，将广西的金库、机械库以及军用器材等，交由邓小平、张云逸率领的警备第四大队运往右江百色。然后他与俞作柏一起登上西去的火轮，随同俞作豫率领的警备第五大队前往左江龙州。以后，俞作柏经龙州转道越南去了香港，而李明瑞却不甘心失败，留在了龙州，在邓小平的帮助教育下，毅然走上了以革命武装反对反革命武装的光明大道。
替人民打工
1929年11月初，中共中央根据广西革命形势的发展，批准了左右江武装起义的计划，下达了建立中国红军第七军和第八军的命令，以进驻右江地区的广西警备第四大队和韦拔群等领导的右江农军武装改编为红七军，以进驻左江地区的警备第五大队为基础组建红八军，任命张云逸为红七军军长，俞作豫为红八军军长，邓小平为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和红七军、红八军政委，李明瑞为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
李明瑞是抱定一死的决心参加革命的。他曾说：我投奔共产党，心已定，愿已足，今生别无他求，惟矢志共产主义事业。当时曾有人跟他开玩笑说：“李总指挥，你在国民党那里当过师长，蒋介石又准备给你当军长，当省主席，你却跑到我们这里来吃苦，划不来呀！”李明瑞笑笑说：“蒋介石给我当官，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安的不是好心。国民党右派给我的苦头我尝够了，好不容易才走上今天跟共产党闹革命的光明道路。为了共产主义事业，我心甘情愿和大家同甘共苦，我决不愿当国民党的高官，享受厚禄。”李明瑞说到做到，言行一致。他非常疼爱自己的妻子儿女，在反蒋失败后，他曾一度打算从此告别戎马生涯，解甲归田，与家人共享天伦之乐。自从投身革命后，他甘愿抛弃自己的一切。一到龙州，他便立即给家中的父母亲写信，其中说道：“从孩提起，你们教诲我学习岳飞，精忠报国，为民献身，如今我立志照办了……”他又托人带信给远居在上海的妻子罗昭仪，信中说道：“当今国难民危之际，我岂能袖手旁观而苟且偷安？我立志跟着共产党走，‘马革裹尸’也在所不惜。因此，我现在不是做官，而是替人民打工。”他要妻子养好儿女，学会独立生活，以后再不要和他通信，并替儿女改换名字，以免受到牵连。他深知，要革命，就要付出血的代价。对此，他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在送走原在身边工作的胞弟李静生时，他叮嘱道：“我今后如何，不可逆料，以后照顾父母，由你多负责了。”他又写信给正在日本留学的胞弟李毅生说：“革命未必自我而成功，惟尽吾力之所能至。”
根据中共前委的安排，李明瑞留在龙州与俞作豫一起负责领导和部署左江的龙州起义，以策应在右江举行的百色起义。谋划起义，百事待兴，军队要整编，群众要发动，组织要整顿。而左江龙州与右江百色又不尽相同。警备第五大队虽为中共所掌握，但成分复杂，尚未彻底改造。加上龙州地处边陲，地主民团武装和土司的残余势力都较强，土匪更是多如牛毛，反动势力与法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互相勾结，狼狈为奸。此外，自“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共左江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领导力量远比右江地区薄弱。在此极端艰难的情况下，李明瑞虽不是共产党员，但他遵照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前委的指示，坚定不移地和俞作豫挑起了组织领导左江起义的革命重担。
1929年11月下旬，窃据第五大队副大队长职务的旧军官蒙志仁，乘李明瑞、俞作豫外出之机，率第二、四两营哗变，占据龙州。龙州是发动起义、开辟左江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如不及时平定叛军，整个左右江地区的武装起义计划将会受到严重破坏。李明瑞闻讯后，立即会同俞作豫率领部分队伍星夜赶回龙州，与叛军展开夺城战斗，叛军依仗人多枪多，负隅顽抗。李明瑞果断命令部队封锁城池，断敌粮草，并连续向叛军发起猛攻。经几昼夜激战，终于击溃叛军，夺回龙州。龙州叛乱平息后，对如何彻底改造好第五大队这支旧军队，给了李明瑞一个清醒的启示：必须在思想上组织上对部队进行全面整顿，尤其要纯洁干部队伍。这是一项既艰巨又十分复杂的工作，李明瑞多么希望前委派人来加强领导工作啊！就在这时，完成了右江起义部署的邓小平，从百色赶来了！
党代表的到来，给边陲古城龙州带来了勃勃生气！也给李明瑞带来了信心、智慧和力量！邓小平和李明瑞、俞作豫长谈并部署工作后，离开龙州去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李明瑞和俞作豫一道，按照邓小平的指示，夜以继日地开展对第五大队的整顿改造工作。由军阀部队改编而来的第五大队，原是一支乌合之众，地痞流氓、土匪恶霸混在其中，吹嫖赌饮贪五毒俱全。几个月来，经过教育和改造，部队有了一定进步，但由于少数旧军官恶习难改，一有风吹草动，便沉渣泛起，危害革命，龙州叛乱就是明显一例。根据邓小平、张云逸等在百色改造第四大队旧军队的经验，李明瑞在俞作豫等人的协助下，首先自下而上发动士兵群众，召开诉苦、揭发大会，把那些贪污公款、克扣士兵粮饷、打骂士兵的不法军官公之于众，当场宣布撤换，代之以共产党员或进步军官担任。同时，在部队中建立了士兵委员会，实行军事公开、财务公开、官兵平等等制度。在整顿过程中，李明瑞以身作则，不徇私情，对一些民愤极大的旧属亲信毫不迁就。第一团团长何凤川，旧军官出身，跟随李明瑞多年，又是同乡，但何一贯贪污腐化、营私舞弊、欺压下属、打骂士兵。龙州叛乱后，何凤川自恃平叛有功，更加肆无忌惮，胡作非为，在群众中影响极坏。李明瑞和俞作豫商量后，毅然撤掉何凤川的团长职务，派人押送出境，委共产党员袁振武担任第一团参谋长兼第一营营长。经过整顿，第五大队的面貌大为改观，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可靠的工农革命武装。随着这支革命队伍的日益壮大，左江地区的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大片区域纷纷建立了县乡级革命政权，与正在开辟的右江革命根据地遥相呼应。
李明瑞加入革命行列，国民党蒋介石大为震惊。慑于李明瑞的威名，蒋介石曾多次派心腹带着“广西省主席”、“十五军军长”的委任状和巨款向李明瑞及其亲属游说，并以“是非顺逆成败祸福尚希熟筹”相胁迫。面对蒋介石的威逼利诱，李明瑞不为所动，断然拒绝。事后，他挥毫赋诗道：
高官厚禄视粪土，
为民效劳堪清高。
革命志坚如磐石，
愿作壮士抗浊流。
1929年12月11日，酝酿已久的百色起义爆发，宣告红七军正式成立，革命狂飙迅速席卷右江两岸。由于工作需要，李明瑞奉命于1930年1月下旬赶往右江。在他赶赴右江的途中，俞作豫于1930年2月组织发动了龙州起义，宣告中国红军第八军诞生。当月，经中共中央批准，经过斗争考验的李明瑞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李明瑞把自己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更新的战斗姿态迎接一个又一个的严峻考验。
左右江起义的胜利，使国民党反动派惊恐万状。1930年2月，国民党桂系军阀纠集四个团3000余人的兵力向右江隆安根据地发动突然袭击。由于敌众我寡，红七军第一纵队经几昼夜奋战未能突出重围，纵队政治部主任沈静斋英勇牺牲，司令员李谦身负重伤。在此紧急关头，李明瑞率领红七军一部及时赶到救援。据时任军部参谋的莫文骅后来回忆：“李明瑞在枪林弹雨之中穿来穿去，泰然自若，一边观察火线上的情况，一边注意周围弹着点。然后，他乘机指挥援军杀开血路，攻进城内，救出被围部队。继而，以撤诱敌，猛杀回马枪，重创追敌，并乘胜率军横扫，打败敌人一个团，夺回被敌侵占的右江苏维埃政府驻地平马镇。”
是年3月，中共红七军前委在凤山县盘阳圩举行会议，决定乘桂系军阀卷入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中原大战广西空虚之机，主力向外线游击，寻机歼敌。4月，李明瑞和张云逸率领红七军第一、二纵队东渡红水河，向黔桂边挺进。红七军进占河池后，在当地成立了县革命委员会。之后，第二纵队留在河池地区，李明瑞继续率领第一纵队孤军游击，连克怀远等城镇，忽而向北进军，巧克宜北。一时，红七军所到之处，敌军望风披靡，广西国民党反动当局大为震惊。此后，红七军挥戈疾进，以七昼夜急行军长驱直入黔境，兵逼榕江城。榕江乃贵州军阀王家烈后方重镇，城高池深，兵众粮足。红七军虽以疲惫之师攻打以逸待劳之敌，但李明瑞指挥有方，先虚张声势猛攻东门和北门，诱敌重点防守，分散其兵力；后乘敌不备，以猝不及防之势强攻南门，仅以一小时激战，便一举攻占榕江，毙伤敌军500余人，俘敌600余人，此役乃红七军建立以来首次大捷，军威大震，有力地支援了湘、黔、桂边区人民的革命武装斗争。
5月，李明瑞班师河池，与从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回到广西的邓小平会合。邓小平眼见这位昔日的北伐名将，今日已成为红军栋梁的总指挥，感到非常欣慰。在河池，邓小平主持召开了部队党员大会，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土地革命的指示，决定红七军回师右江，收复被敌乘虚而占的根据地，以保证土地革命的顺利进行。会上，邓小平赞扬李明瑞一心革命、勇挑重担的精神，并号召红军广大指战员向他学习。6月上旬，李明瑞率领红七军主力攻打百色镇，拉开了收复右江根据地的战斗序幕。在最后决战的关键时刻，他亲任炮手，测准目标后，以仅剩的三发山炮弹，轰塌敌坚固堡垒，为攻城部队开辟了通路。部队破城而入，打垮守敌，光复百色，计歼敌700余人，缴枪500枝、迫击炮两门、子弹三四万发，而红七军仅伤亡30余人。一时，李明瑞的神威传为军中佳话。随后，红七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东下，悉数收复右江沿岸恩隆等各县根据地，威逼广西首府南宁，再一次震撼了国民党桂系军阀。
李明瑞不仅以军事指挥才能在红七军中享有崇高威望，而且他刻苦学习，努力改造世界观，积极提高革命觉悟，并以自己的模范行动，赢得了广大指战员的信赖和尊敬。
李明瑞在龙州参加筹划起义工作之时，他就体会到：作为一名旧军人，必须加紧思想改造，严格要求自己，才能革命到底，永不迷失方向。他多次在各种场合以自己在旧军队的亲身经历自我剖析，以求得更多人的监督和帮助。在他没有被任命为总指挥以前，人们出于尊敬，习惯地称他为“李师长”、“特派员”，他却纠正说：“我现在不是师长，也不是特派员，而是光荣的红军战士，就叫我的号——‘裕生’好了。’当他担任红七、八军总指挥后，首先把身上的旧式军服脱掉，换上红军服装，穿上草鞋，然后高兴地对大家说：“我也和你们一样了。”以后，大家便亲切地喊他为“李总指挥”。生活上，他从不讲特殊，战士吃什么，他就吃什么。行军打仗，他经常把自己的战马让给伤病员骑。在危急关头，他亲自把伤员背离危险区。入党后，革命斗争实践使他切身感到：仅有军事本领，单凭过去的经验，是远远不够的，必须用革命理论指导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红军指挥员。尽管戎马倥偬，他仍抓紧时间读书学习，常常学习到深夜。正如当时军部特务连指导员黄一平后来回忆所说：“李明瑞到革命队伍后，就有追求真理和要求进步的强烈愿望。我经常看到他阅读《共产党宣言》、《唯物主义观浅说》、《共产主义ABC》等革命理论著作，还在书上划上许多条条杠杠，圈圈点点。”正是马列主义的熏陶，革命斗争的考验，邓小平等共产党人的帮助和影响，促使李明瑞确立了革命的人生观，从一名爱国的旧军官转变为一名坚定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使他迅速成长为一名智勇双全、文武兼优、立场坚定、思想成熟的红军指挥员。
在收复百色之后，李明瑞的手下败将、百色守敌国民党军团长岑建英，曾利用在讲武堂同期学友的关系，“推心置腹”、言语“恳切”写信力劝李明瑞“脱离共产党，归回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怀抱”。李明瑞没有被昔日同窗好友、今乃革命敌人的“好心”所迷惑，也没有像过去碰到类似情况那样不予理睬，一拒了之，他以一个彻底革命者的广阔胸怀，对岑晓以大义。他在回信中，首先以自己在军阀队伍中的切身体会激发岑建英说：“国民党的味道已尝够了：他要利用你时，双手捧你，他不需要你时，一脚踢开。”继而耐心向岑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和红七军的宗旨，语重心长地指出：“共产党的前途是光明的”，红军“饷项公开、官兵平等”，并规劝岑“及早觉悟”，“弃暗投明，投向共产党红七军”。虽然当时岑建英未能幡然悔悟，但对李明瑞的肺腑之言却一生刻骨铭心。解放后，岑建英虽年已耄耋，但每追思及此，犹悔恨不已。他曾著文说道：“可恨我中毒太深，名位冲昏头脑，拒绝了金玉良言，甘心与人民为敌，今日回想起来，深感神明内疚，悔之已晚。”
挥师北上
1930年9月，中国共产党内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之风吹到右江。9月30日，中共中央南方局代表邓拔奇（又名邓岗）到达平马镇，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调红七军迅速攻打柳州、桂林、广州等大城市，阻止两广军阀北上增援，以保证全国红军“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命令。
对于这一盲动主义行动，红七军前委领导成员争论激烈，但为了顾全大局，避免分裂，前委服从了中央的命令。李明瑞不是前委委员，但他按照党的组织原则，执行了中央的命令和前委的决定。10月初，红七军第一、二、三、四纵队共7000多人分别从平马、那坡、田州、东兰等地开始向河池集结整编。途中，李明瑞欣然接受前委的嘱托，不辞辛劳前往黔桂边寻找失去联系的红八军第一纵队。他长途跋涉，沿红水河两岸翻山越岭，历尽千难万险，终于找到了坚持艰苦斗争的红八军第一纵队的300多名指战员，为当时急需扩编的红七军增添了一批战斗骨干。11月初，红七军各纵队集结河池。7日，在邓拔奇主持下召开了红七军第一次党员大会，改选了前委，整编了红七军，将红七军下属各纵队改编为第十九、二十、二十一师三个师，张云逸任军长，邓小平任政委，李明瑞仍任总指挥。此后，第十九、二十师奉命北上，第二十一师仅留有番号、旗帜和不足100人的老弱病残，由韦拔群等率领坚持右江根据地的艰苦斗争。
11月9日至10日，红七军第十九、二十师先后从河池出发，踏上了艰难曲折、英勇悲壮的北上征程。
红七军孤军北上，李明瑞主张采取避实就虚、保存实力的谨慎战略方针。部队出征的当天，连夺德胜、怀远两镇，鉴于庆远有敌重兵防守，李明瑞和邓小平力主绕道北进，反对硬攻庆远、柳州，因而避免了一场恶战。红七军北上的举动，引起了桂系军阀的注意和戒备。11月18日，红七军主力挺进到罗城四把村附近的一个峡谷，遭到李宗仁部教导师的拦击。教导师皆排以上军官，装备精良，并先我占领制高点，又分三路合围而来。激战中，桂敌杨腾辉师又从柳州驰援教导师，攻击红七军后路。红七军腹背受敌，加之地形不利，前锋部队数次突击，仍未能冲出峡谷。时近黄昏，桂敌又出动一个师向红七军右侧迂回攻击。在此十分危急的情况下，李明瑞亲临前沿阵地，迅速观察周围地形。他从敌人的火力中分析判断，左侧的一个山凹口敌人兵力薄弱，即令部队挑选出12名身强力壮、善于爬山的战士，组成突击小分队，从山后攀绝壁抢夺山凹口。果然，不到20分钟，山凹口即为突击小分队占领，使大部队很快从山凹口撤出峡谷，脱离了绝境。原来，山凹口荆棘丛生，山势陡峭，桂敌只配备了一个排的兵力据守。经验丰富的李明瑞一下子就从敌人的火力中判断出虚实，出奇制胜，粉碎了桂敌企图消灭红七军于北上初征中的阴谋。
11月下旬，红七军进抵三防镇后召开了党员大会。会上，李明瑞针对四把失利的教训，积极支持邓小平提出的放弃攻打柳州大城市改攻长安镇的正确主张。长安位于桂北，水陆便利，是湘黔桂的重要通道，历来为桂系军阀所重视，驻有守军一个师。为了打好这一仗，李明瑞亲临第一线指挥，他根据长安镇面积小、木房多的特点，指挥部队于夜间用毛柴捆扎成火把，火攻敌巢，将近万名守军逼困在只有几百平方米的镇中心狭小地带。由于桂敌大批援军赶到，为保存实力，红七军被迫撤出战斗。长安之战，虽未达到预期目的，但给新桂系军阀以沉重打击，几天之内将敌三个师打得焦头烂额，死伤近1000人。
四把、长安两仗，使离开根据地的红七军初次尝到了苦头：大量的伤病员处置困难，兵员、弹药给养几无来源。为了寻求补充，撤出长安后，红七军马不停蹄，穿过三江地区的原始森林，于12月下旬直插湖南武岗。不料武岗城池高深，内有重兵把守，红七军与敌激战五天五夜，正相持不下，湖南军阀何键又调所部五个团增援，致使红七军腹背受敌。危急之中，李明瑞和邓小平、张云逸等来到第一线指挥撤退。由于敌人出动飞机炸断木桥，部队一时无法退回东岸，几成溃散之状。在这千钧一发的紧要时刻，李明瑞以大将风度，站在被炸断的木桥上，沉着指挥部队从下游浅滩渡河突围。同时，他下令集中全军所有的迫击炮、山炮、重机枪以及准备用来攻城的炸药、鞭炮等一齐发射鸣放。霎时，炮声、炸药爆炸声、鞭炮炸响声震耳欲聋。敌人误认为红军援兵赶到，不敢追击，待敌人知道上当受骗后，红七军已远远甩开敌人，回师广西，进占全州。
至此，红七军已离开右江根据地艰苦转战桂黔湘边近两个月，一路险境迭出，疲于奔命，没有攻下一座城池，部队却减员三分之一以上。作为全军总指挥的李明瑞，心清格外沉重，他对立三路线产生了怀疑。尤其是看到从北伐战争开始跟随自己南征北战多年的老战士、老部下一个个相继牺牲在北上途中，更使他痛定思痛，辗转难眠。在全州，前委召开了紧急会议，在围绕“攻不攻打桂林”的问题上形成了针锋相对的两种意见。李明瑞以总指挥的身份列席了会议，他坚定地站在邓小平一边，支持到湘桂粤边寻求休整补充、逐步靠拢江西中央红军的意见，反对邓拔奇和政治部主任陈豪人等几位前委坚持攻打桂林等大城市的错误主张。全州会议恢复了邓小平在红七军中的正确领导，部分地抛弃了李立三的“左”倾错误，使几经挫折的红七军逐步转呈生机。在关系到红七军前途和命运的历史性转折关头，李明瑞坚持原则，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为挽救红七军做出了重要贡献。
1931年1月，湘南正是北风刺骨、雨雪霏霏的隆冬季节。红七军从全州向江华挺进。途中，红七军面临着与大自然作斗争的严峻挑战。冰天雪地，寒风袭人，部队指战员穿的仍然是离开右江根据地时的短衣单裤，冻得浑身发抖。特别是那些没有鞋子穿的同志，光着脚板在雪地里行军，双脚裂开了一道道血口，雪水浸入血口，痛得冷汗热汗一齐冒。有的战士脚上长了冻疮，肿得像个大馒头，几乎难以迈步。有些身体较虚弱的指战员渐渐支持不住，蹲在路上想歇一会就再也起不来了。李明瑞看到部队的这种状况，心里非常难过。为了鼓舞士气，他把坐骑让给伤病员，自己背着背包，打着赤脚加入行军队列，与战士们一起顶风冒雪，同甘共苦。他还把自己惟一的一条薄毛毯和一小块雨布送给伤病员御寒。休息时，他不顾疲劳，给指战员们表演武术，几下拳脚，几套招式，就把大家吸引住了，使大家忘记了寒冷和劳累。经过艰难的长途跋涉，红七军终于经江华到达湘粤桂边界的广西桂岭圩。这时，全军从出发时浩浩荡荡的7000余人减少到3500多人。为了适应游击战争的环境，前委决定将红七军两个师缩编为第五十五、五十八两个团，干部降职使用，李明瑞兼任第五十八团团长。
是年2月，整编不久的红七军在向粤北挺进途中，又一次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红七军挺进粤北，震惊了国民党南京政府。蒋介石连连急电湘桂粤国民党军阀派兵到兰山、临武、宜章、乳源、韶关等地，从南、北、东三面进行环形围堵。2月3日，红七军从敌军的缝隙中刚穿过到湘粤边境的广东乐昌县梅花村，湘粤军阀的四个团便相继疯狂扑来。此时，红七军缩编后的两个团，兵力不到3000人，武器弹药严重不足。大敌当前，李明瑞毅然挑起指挥全局战斗的重任，他连夜和邓小平、张云逸等筹谋划策，制订作战方案，视察地形，布置战场。战斗开始后，他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哪里最危险，就出现在哪里。敌人仗着人多势众，不惜血本多次发起集团冲锋。为了激励红军战士们奋勇杀敌，李明瑞端着冲锋枪指挥战斗，每次敌人攻上来时，他总是第一个带头向敌人冲去，边冲边喊：“共产党员，跟我冲啊！”在他的鼓舞下，全军指战员同仇敌忾，与湘粤敌军展开了殊死搏斗。敌人倾尽四个团的兵力轮番进攻，均被红七军指战员顽强击退。但是，由于红七军弹药消耗过大，减员严重，邓小平政委决定部队撤出战斗。李明瑞一直坚持到部队安全撤退完毕，才最后一批离开阵地。
梅花村战斗后，前委召开紧急会议，作出了具有重要意义的决定：拒绝执行立三路线，放弃攻打广州的计划，到中央根据地与朱（德）、毛（泽东）红军会师。这次会议批准李明瑞转为中共正式党员，并增补为红七军前委委员。
李明瑞临危受命，勇挑重担，在急风暴雨般的战火中接受新的考验。2月5日，红七军抵达乐昌、韶关之间的杨溪渡口，拟横渡又名乐昌河的武水，北进江西，实现会合“朱毛”的计划。就在渡河当中，突然间敌人以数倍的兵力从韶关、乐昌南北方向夹击而来，将红七军截为两段，张云逸率领的红五十八团及军直属队末能渡河。敌人来势凶猛，企图将红七军刚渡河上岸的部队消灭于背水岸边。军情突然，形势危急，李明瑞立即带领两个连队迅速抢占河岸制高点迎击敌人，掩护邓小平指挥大部队转移，同时命令教导大队长许卓，带领一个排掩护后面的部队渡河。李明瑞深知背水作战之大忌，便沉着鼓励大家说：“共产党员要冲锋在前，退却在后。革命战士要勇敢战斗，不怕牺牲！我们的革命是有出路的！我们一定能冲破敌人的封锁，到达江西苏区与朱毛红军会合！”“同志们！不要怕，这次无论如何要到中央苏区去。”由于李明瑞果断地处置危局和他率队英勇阻击，使一度显得慌乱的队伍很快恢复平静。在邓小平和李明瑞的组织指挥下，部队终于冲破了敌人的围堵，挥戈继续向江西挺进。
2月中旬，当邓小平、李明瑞率领渡过乐昌河的红七军部队在江西崇义城被敌重兵包围之时，李明瑞又以“形之以敌，敌必从之”的高超指挥艺术智胜敌人。此时赣南细雨蒙蒙，雾气弥漫。清晨，战幕拉开，敌人以为红军远道而来已是疲惫之师，即分数路合围强攻。其时，邓小平去杰坝未返，敌人又来得突然，但李明瑞却异常冷静。他同前委其他领导同志分析敌情后，决定利用当天雨雾迷茫的有利条件，避实就虚，以假乱真，同敌人展开斗智战。他一面派出小部队以较强火力装出坚守的态势迷惑敌人；一面迅速指挥大部队从城北一条敌人没有注意到的小山路悄悄撤退。当部队全部撤出崇义城后，敌人仍在雨雾中拼命攻城，结果几路敌军入城后在雨雾中火拼厮杀。直到云开雾散，红七军已撤到几十里地以外，敌人才知中计，大呼上当。
崇义突围后，邓小平离开部队去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带领红七军会合中央红军的重担就主要落在了李明瑞的身上。这时，部队经数月辗转苦战，已疲惫不堪。尤其乐昌河一战，红七军被截为两半，又相互失去了联系，因此有些人对能否北上会合中央红军产生了悲观情绪。李明瑞作为部队的主将，十分冷静地分析了形势，决心战胜眼前的困难，将这支队伍团结好，带到中央根据地去。他紧紧依靠党组织，并以自己的模范行动，率领指战员高举革命红旗，继续北上。从离开崇义后的一路行军途中，他常放声吟诵“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诗句以自勉，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他还常给战士们讲故事，说笑话，并鼓励说：“共产党的前途是光明的，我是国民党军队过来的人，心里最清楚。我坚信革命一定会成功！’他的言行，使部队受到了很大的鼓舞。
3月下旬，李明瑞率部经上犹、遂川到达湘赣根据地永新县天河镇，与湘赣独立师的一个团会合。4月上旬，由张云逸率领的红七军第五十八团和军直属队也饱尝艰辛到达永新县与李明瑞率领的第五十五团胜利会合。在永新召开的红七军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上，李明瑞被选为前委常委。
4月，根据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决定，李明瑞担任河西总指挥部总指挥，统一指挥赣江以西的红七军、红二十军和独立一师。4月中旬，为配合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二次反“围剿”斗争，李明瑞指挥所部发起主攻安福的战斗。这是李明瑞初次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朱德“集中优势兵力，先打弱敌，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的战略方针取得胜利的一个典型战例。开始，李明瑞根据敌寡我众的特点，拟集中红七军、红二十军以及独立师全部兵力，一举克敌。然而，即将破城之际，突然获悉敌人从吉安驰援，他便果断下令所部全线撤退，诱敌出城。守城敌军果然出城追击，他又及时派出小部队与敌且战且退，并命令部队沿途“丢枪弃物”，使追击之敌确信红军败退而无所顾及，这样一直将追敌引出数十里外准备好的“口袋”之中，最后敌人措手不及，纷纷俯首就擒。战斗仅一天时间，就歼敌一个团，俘敌七八百人，缴枪1000余枝、迫击炮数门。5月，李明瑞又率部出击莲花、宜春，回兵湘赣边，连克茶陵、安仁、攸县、酃县、遂川等县城，配合红一方面军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斗争的伟大胜利。
5月，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决定将红二十军编入红七军，李明瑞被任命为红七军军长。7月初，李明瑞奉命率领红七军东渡赣江，在兴国与红一方面军第三军团会合，接受彭德怀军团长、滕代远政委指挥。至此，红七军历时七个多月、行程近万里北上会合“朱毛”红军的光辉征程宣告胜利结束。
7月中旬，红七军到达瑞金地区。在壬田寨，李明瑞受到了毛泽东总政委和朱德总司令的亲切接见，并参加了毛泽东主持的高级领导干部会议，参与商讨中央根据地的第三次反“围剿”斗争的重大战略决策。在第三次反“围剿”斗争中，李明瑞率部连续作战，穷追猛打，于东固方石岭以一个多小时的闪电奇袭，全歼敌韩德勤第五十二师。这一仗，宣告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斗争的最后胜利。9月，在瑞金召开的庆祝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大会上，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授予红七军一面锦旗，上书“转战千里”四个大字。11月，第一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兵代表大会胜利召开，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毛泽东，亲手把一面绣有“千里来龙”题词的精美锦旗授予了红七军。这是中国共产党给予红七军也包含李明瑞的最高奖赏。
永垂不朽
常言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在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路线开始向李明瑞袭来。刚从苏联回国即被任命为红七军政委的葛耀山，组织起肃反委员会，积极推行肃反扩大化的错误政策，实施“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大抓所谓“AB团”、“改组派”，使李明瑞无端受到怀疑和打击。他们说李明瑞是什么“假革命”、“混进革命队伍中的军阀残余”等等。对此，李明瑞心胸坦然。他仍然以革命利益为重，顶住各种恫吓和威胁，埋头努力为党工作，以实际行动向组织表明自己的清白和忠诚。此外，他多次表明要找组织谈话申诉。
然而，李明瑞这一合理要求，不仅没有得到允许，反而遭到越来越严厉的打击，终致酿成了无可挽回的悲剧。1931年10月23日，李明瑞前往前线视察，途中在于都县黄龙镇朱田村，被冠以“逃跑投敌”的莫须有罪名，惨遭杀害，年仅35岁。李明瑞被错误杀害，是中国工农红军的一大损失。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1945年中共“七大”期间，李明瑞沉埋14年的冤案终于得到公开平反昭雪。为此，中共中央决定，追认李明瑞为革命烈士。36年后的1981年12月11日，正值百色起义52周年之际，当年左右江起义领导人、红七军红八军政委邓小平亲笔题词：“纪念李明瑞、韦拔群等同志百色起义的革命先烈，永垂不朽！”这是对李明瑞一生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1984年纪念百色起义55周年之时，中共中央、国务院又批准在南宁修建了李明瑞、韦拔群纪念碑和陈列馆，以供后人学习和缅怀。
与李明瑞结下深厚的战斗友情，有过并肩作战、生死与共战斗历程、“最了解李明瑞，也最信任李明瑞”的邓小平，不仅多次提出：“李明瑞是被错杀的，”而且反复强调：“要多宣传李明瑞，他是一个能艰苦奋斗的人，勇敢，善于指挥，行军、冲锋、打仗总在前。”并且批示：对“李明瑞烈士的家属要妥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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