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拔群

    韦拔群是中国红军第七军和广西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毛泽东曾经称赞他“是壮族人民的好儿子，农民的好领袖，党的好干部”。他一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为我党我军的历史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愤不平”

    1894年2月6日，韦拔群出生在广西东兰县武篆区中和乡勉峨村东里屯（现东兰县武篆镇那烈村东里屯）的一个比较富裕的壮族家庭。他初名秉吉，后名秉乾，在贵州讲武堂学习时又改名萃，字拔群。其父韦尔章，系清朝例监武生，一生忧郁不得志，于韦拔群童年时去世。全家由祖父韦天宝主持家务。

    韦拔群出生之时，中国在晚清政府的腐败统治之下，已经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内忧外患，民族危机极其严重。地处黔桂边偏僻山区的东兰县，交通闭塞，土地贫瘠，人烟稀少，但“军阀贪官、劣绅、土豪、土霸互相勾结，任意摧残，天灾人祸，纷至沓来，流离转徙，民不聊生”，尽管如此，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仍多如牛毛，当时在群众中尤其是穷苦农民中流传着这样一句歌谣：“自古未闻粪有税，如今只有屁无捐。”

    出生在比较富有家庭的韦拔群，当然没有尝过穷苦人的辛酸苦辣。但是，他的童年和少年，是在家乡度过的，他耳闻目睹了家乡贫苦农民的悲惨生活。他长年生活在农村，常与贫苦农民接触，尤其是常与他们的子弟一起下地劳动、拣野菜、捉鱼、打鸟、掏鸟窝、捣蜂窝，渐渐地了解了穷人的苦难，并予以同情。同时，他痛恨不平的世道，厌烦剥削穷人、束缚自己的富有家庭。他常背着家人把家里的粮食、银钱、衣物送给穷苦的伙伴，甚至在严寒的冬天，也甘愿脱下自己的棉衣送给挨冻的穷人御寒。在一个青黄不接的日子里，他看到伙伴们上山去拣野菜，他也跟去玩，他以为伙伴们拣野菜用来喂猪，而伙伴们告诉他是用来当饭吃，他感到很吃惊。他想，我家的大米拿去喂猪，伙伴们却拣野菜当饭吃，这世道太不公平了，他当即对大家说：“不拣了，晚上到我家去要粮吧！”伙伴们一听都很高兴，但又怕他家里人不给，韦拔群却说他自有办法。当天晚上，伙伴们都去了，他家里仅有祖父一人在家织鱼网，于是韦拔群指挥一部分伙伴在门外捉迷藏，把祖父骗出门外，自己带着另一部分伙伴去搬粮食，就这样连续搬了几个晚上，他祖父也没有发现。由于韦拔群同情和济助穷人，因而从小就受到穷苦人民的爱戴和尊重，男女老少都亲切地称他为“拔哥”。

    韦拔群生长的右江山区，虽然偏僻、贫困，然而却是一个具有光荣斗争传统的地区，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反抗封建统治的斗争。特别是1851年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爆发的太平天国农民运动，曾得到了右江人民的积极响应。太平军将领黄十率领的起义军占领右江凤山等地长达三年之久，人民踊跃参军参战。韦拔群年幼时最喜欢听村里的父老和家里的佣人盘妈讲述太平天国的故事。太平天国的英雄们锄奸济贫、为民除害的反抗精神，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当时武篆圩上，有一个卖唱的穷苦老人，常常在年节圩日，拨动三弦，唱起忧伤小调，有时唱穷人的苦情，有时唱太平天国的故事，有时又唱人民对官府的怨恨和反抗，韦拔群常到圩上听老人弹唱。一次，圩已散了，他见老人还未离去，就把自己身上所有的钱给了这个卖唱的老人，老人十分感动地说：“孩子，谢谢你！你的心好，好心会有好报。来，我给你一个人唱吧。”老人拨动了琴弦，唱起了穷人的心声：

    山连山来坡连坡，人间不平虎狼多，

    穷人血泪化风雨，长年流满红水河。

    几时云雾能吹散？迎来天晴日不落，

    见时盼得春光到，琴音由悲变欢乐。

    韦拔群听着听着，忍不住眼泪夺眶而出，他充满了同情，也充满了仇恨。

    韦拔群八九岁时，被送入村里的私塾读书。他讨厌乏味的“四书”、“五经”和束缚自己的教育方法，常逃学与伙伴们玩耍，或躲在家里找时新的书看，他从新书中开始看到了新的社会生活，渐渐产生了向外求知的思想。1908年，韦拔群已14岁，他考入县立高等小学就读。他在这所全县最高的学府里，结识了许多学友，不少人后来成为与他共同进行革命斗争的战友。

    1911年，为了追求新的生活，17岁的韦拔群毅然离开家乡，考入宜山县庆远中学，那是桂西地区的一所官办中学，学生多来自富有家庭，校方对学生思想控制很严，韦拔群对此十分不满。一次，学校强令学生捐资给举人出身的校长祝寿，韦拔群因曾议论校方又拒绝捐资祝寿，学校当局便以“不尊重和侮辱师长”的罪名将他开除出校。

    1911年10月，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260多年的清王朝和在中国持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并于次年1月建立起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这给在求索中的韦拔群带来了新的希望。同年秋，韦拔群由一位亲戚介绍转入广西桂林法政学堂就读，家人认为此乃难得机会，希望他从此进入政界从政为官，光宗耀祖。然而，韦拔群却十分厌恶为官生财之道，厌恶钻营图利，希望学到知识，报效民国。可是，令韦拔群大失所望的是，该校从校长、老师到学生，大多来自官商富家，所教所学的是为官之道，对此，韦拔群极为愤慨。他入学不久，又碰上省教育司长亲临学校训视。校长为了讨好上司，规定学生要穿戴整齐，列队迎候。当教育司长下轿视察学生队伍时，韦拔群怒目斜视，他突然愤怒地取下大沿帽，脱下长马褂，公开表示“抗议”，他的举动使教育司长大为惊愕，校长更是急得头冒冷汗。事后，校长传韦拔群到主事厅对他严加训斥，韦拔群大声反问道：“校长大人，自中山先生建立民国以来，所教所学，原应该以民用为根本，但是政法学堂教些什么呢？专讲为官之道，不讲新政良策，专走腐败守旧老路，不考虑国家大计，这难道是目前所需要的吗？”一串连珠炮似的责问，把校长问得哑口无言，最后他竟无耻地说：“这么说来，你是不想做官啦！”韦拔群当即把帽子往地上一甩，又跺了几脚，回答说：“我原不是为官而来，是想学些知识，以造福社会……”他说完便怒气冲冲地走出了校长主事厅。

    1914年，韦拔群离开桂林法政学堂，回到家乡东兰，他变卖了部分家产，偕同一位好友，北上武汉，而后沿长江漫游。途中，他看到了成群的乞丐、凶恶的军警以及横行在江中的外国船只，也听到了“打倒丧权辱国的袁世凯”、“取消不平等条约”等震耳欲聋的口号，他亲身感受到“三民主义”正在深入民心，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乃是拯救中国的良方。次年初，他途经广州回到东兰。

    艰辛探索

    1915年12月，窃国大盗袁世凯改元称帝，掀起复辟帝制逆流。当月，孙中山联络滇军将领蔡锷等组成反袁联合阵线，组织护国军，发动护国战争。

    翌年春，护国军的一支募兵队伍进抵黔桂边募兵。久怀报国大志的韦拔群获悉，认为报国的时机到了，于是又变卖家产，从武篆招募了100多名有志青年举起义旗，购买了部分武器，跋山涉水去到贵州，编入黔军熊克诚旅，并被委任为新兵连副，投入讨袁战争。他率部袭松坎，夺綦江，身先士卒，果断指挥，部属对他心悦诚服。但是，正当他们进军重庆之时，窃国大盗袁世凯却暴病猝死，讨袁战争即告结束。但入黔以后，韦拔群不满连长打骂士兵，与其多次口角，因而遭到诬告，他在讨袁战争后被扣上“买动军心，图谋不轨”的罪名，在重庆被降职、撤职以致被捕入狱。后来，广西籍的一位长官，念及韦拔群是广西同乡，千里投军，报国志大，便说服上司，将他保释出狱，并保送入贵州讲武堂学习。

    当时，贵州讲武堂的教官多是日本士官生。韦拔群在那里学到了不少军事理论和军事技能。在贵州讲武堂学习期间，时逢震撼世界的俄国十月革命爆发，韦拔群和一些爱国青年军官争相传阅十月革命的传单、书报，并秘密展开讨论，很快接受了十月革命的思想，认为中国也应当有这样的革命。从讲武堂结业后，韦拔群被分到黔军驻重庆的张毅军部当参谋。

    不久，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并迅速席卷全国，韦拔群由衷高兴，他和一些进步的青年军官一道阅读《新青年》等进步书刊，商讨救国道理，并勇敢地在军中宣传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揭露旧军队的反动与黑暗。他以“愤不平”的笔名秘密散发、张贴“拥护社会革命”、“提倡改革军制”的传单、标语，并把进步书刊盖上“愤不平”的印记，寄赠东兰好友，以表示他要铲除人间不平事的志向。韦拔群的活动，在军中产生了很大影响，不久被军部查究，韦拔群毅然弃职出走。

    此时，韦拔群深受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的影响，思想已有较大的进步，但面对社会的种种问题，仍然疑虑重重，他决心去找国父孙中山，亲自聆听教诲。1920年9月，他再次沿长江东下抵达上海，不巧孙中山于他到沪前夕率国民党本部由南京迁到广州。10月，韦拔群又离开上海到达广州。当时，以马君武为首的一批广西籍国民党人在广州进行推翻旧桂系军阀陆荣廷反动统治的革命活动，他们在孙中山、廖仲恺的支持下，组织了“改造广西同志会”，韦拔群到广州后即加入了该组织，并被选为政治组副组长。1921年6月，孙中山出兵广西讨伐陆荣廷，陆荣廷兵败逃往越南，旧桂系宣告垮台，孙中山即任命马君武为广西省省长。8月，韦拔群随马君武从广州返回广西南宁，以后相继被委任为南丹、东兰县长。此时，广西旧桂系虽已垮台，但大权旁落广东军阀陈炯明之手。陈妄图独霸两广，与孙中山分庭抗礼，取而代之，因而当时的广西仍是一片腐败混乱局面。面对如此局势，韦拔群怒不可遏，谢绝了马君武的挽留和任命，于是年9月返回家乡东兰。

    几年的军旅和游历生活，使韦拔群大开眼界，特别是上海、广州之行，使他进一步领会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精神，激发了他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的志向，并开始领悟到：只有用武力才能打破现状，实现三民主义。而在这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从此中国革命的面目焕然一新。但是，韦拔群却全然不知。

    9月16日，韦拔群回到家乡东兰，所到之处，见到的是“公田款”、“枪械费”、“团防捐”之类的告示，听到的是人民痛苦的呻吟，离别五年多的家乡，比过去更加混乱黑暗。他在家没住几天，就去联络黄大权（黄子衡）、牙苏民（牙玉玑）、陈伯民（陈新图）、黄榜巍等十多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向他们叙述了外出五年多的见闻和回乡闹革命的想法，得到了他们的一致支持。他们秘密组织了革命同盟“改造东兰同志会”，其宗旨是反对军阀，反对贪官污吏，反对土豪劣绅，改造东兰的旧政治、旧经济、旧文化。在韦拔群的组织下，成立了演讲团，散发各种有关社会革命的宣传品。韦拔群同黄大权等一起，拿着白纸旗，经常到武篆圩场上宣传、演讲，公开号召农民起来“打破不平，救家乡，救广西，救中国”、“实行社会革命”。

    1922年1月，由于旧桂系军阀陆荣廷的残部窜回东兰，巧立名目征收捐税，穷苦百姓深受其害。韦拔群便带领“改造东兰同志会”的成员在武篆区召开国民大会，团结一致抵抗捐税，大造社会革命的舆论，并打出了“广西不得了”的旗帜。会后，他与会员陈伯民一道，步行三日，专程到百色县城见桂军旅长刘日福，向他陈述百姓疾苦，要求免征苛捐杂税。刘日福无奈，被迫撤销征收苛捐杂税的命令。

    2月，韦拔群从百色回到武篆，又带领“改造东兰同志会”的会员和当地农民群众数百人，对武篆区的大土豪杜瑶甫、陈继虞、黄若金进行清算斗争，清算他们把持地方公款、鱼肉乡里百姓的恶行。开始这三个大土豪顽固抵赖，经过—一清算之后，他们只得老老实实低头认罪，赔偿了公款，并交出了几条公枪。

    接着，韦拔群又和“改造东兰同志会”的成员，到各区组织演讲团，开展反军阀、反贪官、反土豪和反苛捐杂税的宣传，斗争逐渐从武篆影响到东兰全县。同时，韦拔群积极领导群众收集枪技，打造长矛、大刀，以对付反动派的镇压。

    为了更广泛地发动群众和组织力量，韦拔群于1922年农历三月三传统歌节，召集同志会成员到离家不远的北帝岩秘密开会，决定将秘密的“改造东兰同志会”改为逐步公开的“东兰公民会”（后改名为农民协会），同时借用“中国国民党广西特别党部”的名义，由韦拔群起草了《敬告同胞》的文告，号召工、农、商、学、兵各界同胞团结起来，实行国民革命，组织工团军、农团军、学生军、商团军和正规军，赶走帝国主义，打倒土豪劣绅。这是东兰早期农民运动的战斗纲领，从此东兰农民开始了有领导、有纲领的斗争。

    1922年9月9日，韦拔群借重九登高之机，召集东兰、凤山、百色等县革命青年100多人，到本村后面的银海洲上集会，宣布成立“公民会”，要求大家积极扩大组织，发展会员。在集会上，一个瑶族青年举起腰刀，当场把一只公鸡的头剁掉，把血滴进一大碗酒里，然后分给众人，韦拔群端着血酒对大家说：“弟兄们！眼前我们结成革命团体，有枪的拿枪，有刀的拿刀，为了改造这个黑暗社会，我们死也不散……”到会的人举刀饮酒，齐声盟誓：“同心革命，背叛者天诛地灭。”并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不交租，不还债，不纳税”、“拥护俄国共产党，拥护社会革命”等口号。还决定建立“农民自卫军”，开展公开的武装斗争。官府和土豪劣绅对韦拔群领导的革命活动十分恐惧，斥责韦拔群为“逆贼”，将起来革命的群众指为“拔党”。

    1923年初，韦拔群带领战友们分头到东兰各地宣传发动群众，着手组织以农民为主体的“公民会”和农民自卫军。在西山区的弄凡峒，韦拔群等召集当地的壮、瑶族群众在福厚圩开会，到会群众1000多人，听了韦拔群的演讲后，一齐宣誓加入公民会，并选出了会长、副会长。第二天各族同胞拿出火枪100多枝和许多大刀、长矛，组成农民自卫队，并选出了队长、副队长。在韦拔群的积极发动、组织下，东兰各地的公民会和农民自卫军纷纷建立起来。

    6月16日，根据贫苦农民的要求，韦拔群率领公民会员和农民自卫军120多人，对东兰县的大土豪、六哨团总韦龙甫进行清算斗争。队伍临近县城时，韦拔群挑选出40名精壮汉子组成冲锋队，身藏手枪、短刀，由罗全周带队，到韦龙甫家附近埋伏，其余的人在城外接应，等韦拔群与驻军交涉回来后再动手。罗全周末等韦拔群回来就直撞韦龙甫家，把他绑了起来。韦的小老婆趁人不备，从后门溜出，向驻军行贿求救，驻军营长派兵将韦龙甫救出，并抓走六名自卫军战士。经韦拔群和群众抗议、交涉，三天后将被关押的农军战士释放出来。

    这次清算斗争失利后，韦拔群立即召集黄大权、陈伯民、牙苏民等人开会，总结经验教训，大家认为土豪劣绅与官府衙门是一个窝子里的毒蛇，不用刀枪是动不了他们一根毫毛的，决定大家返回各地集合农军，联合攻打县城。

    7月1日凌晨，在韦拔群的指挥下，东兰农军300多人，从各地汇集东兰县城周围，兵分四路埋伏。天刚破晓，四路农军在韦拔群的号令下，同时发起进攻，激烈的枪声划破了黎明前的寂静，伪县府的官吏惊慌失措。当时城内有县警和民团约150人，凭借三个碉堡顽抗。韦拔群指挥农军奋勇战斗，然而天公不作美，突降暴雨，农军使用的火枪引药被淋湿，加上县城的九曲河水暴涨，农军无法过河，黄榜巍等五人中弹牺牲，其他各路农军虽多次发起冲锋，因武器短缺、火力太弱而无法攻下县城，韦拔群被迫指挥农军撤退休整。7月31日，韦拔群又指挥农军第二次攻打县城，因敌人增派了兵力，敌众我寡，加上农军报仇心切，仓促进攻，攻城再次失败。

    两次攻城失败，使韦拔群和各路农军领导人冷静下来，不仅看到了敌人的疯狂和强大，也看到了自己力量分散和薄弱等缺点。他们在总结经验教训后，作了第三次攻打县城的部署，决定大力扩充人员，增加武器，制定有效的攻城办法，加强各路农军的协同作战。10月下旬，韦拔群趁敌驻军调离东兰，县城防守空虚之机，率领四路农军1000多人，星夜将县城团团围住，出其不意地占领了敌人的碉堡和有利地形。天刚放亮，1000多名农军手持单响鸟枪、大刀、长矛，从四面八方涌入县城。顿时，杀声震天，人如潮涌，敌人从梦中惊醒，无力还手，只好躲进县衙门负隅顽抗。韦拔群指挥农军步步紧逼，县衙门内一片混乱，县知事蒙元良和团总韦龙甫趁夜仓皇赤脚翻墙逃出县衙，从后山逃走，县警备队大部投降，农军占领了县衙门，东兰城首次获得了解放。农军砸开监狱，释放了无辜被关押的群众，抄了韦龙甫的家产分给贫苦农民。韦拔群在县城主持召开了有2000多人参加的群众大会，追悼牺牲的战友，庆祝攻城胜利，并在会上宣布取消苛捐杂税，废除各种剥削契约，提倡民族平等和男女平权。农民自卫军在县城纪律严明，商店照常营业，学生照常上课，市面秩序井然，广大穷苦人民欢天喜地，如同过新年一般。

    三打东兰是韦拔群领导农民武装斗争的一次重要尝试，沉重地打击了桂系军阀在东兰的反动统治，充分显示了农民武装的强大力量，揭开了右江农民武装斗争的序幕。同时，也引起了反动派的恐慌。驻百色的桂军旅长刘日福，接到农军破城的消息后，立即出兵镇压；当地的民团土豪也趁机反扑，农军几次被冲散。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韦拔群将农军化整为零，撤回原地，分散隐蔽，刚解放不久的东兰城又被敌人占领。以后，敌人实施分化瓦解农军和韦拔群等领导人的策略，宣布撤销蒙元良的职务，派黄瑶琼接任县知事。黄到任后，以一副“宽大为怀”的姿态，调解农民与政府的矛盾，并提议成立参事会及议事会，吸收公民会员参加，还特地给韦拔群留了一个“席位”。韦拔群识破了敌人的阴谋，率领公民会员和农军继续斗争。敌人的阴谋失败后，积极调动军队，武装民团，企图把东兰的农军一举歼灭。

    韦拔群没有被敌人的嚣张气焰所吓倒，他继续发展公民会员和农军，打造武器，储备粮食，察看攻守地形，准备与反动派作坚决的斗争。他对战友们说：“此次战争，官党以力服人，人民虽受重大损失，然其心不死，革命时日不断，强权虽猛，公理尤刚……兰民必有仰头之日，此拔群之断言也。”三打东兰的胜利，使他看到了反动派的虚弱本质和农民的伟大力量，对胜利充满了信心，但这种斗争如何坚持下去？农民运动朝何处发展？推翻了反动派的政权又用什么样的政权去代替？正当他犯难之时，获悉孙中山与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实行合作，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这给求索中的韦拔群以巨大的鼓舞和力量，他决心到广州去找孙中山，去找共产党。他在临别前对战友们说；“此次去广州，目的必在求学，学到用时方恨少，不然人生世间等于与鸡犬争食。’他勉励大家说：“强暴不铲除，革命之心不死；只要有坚强的革命意志，人民必有光天化日的日子”。

    1924年8月，韦拔群偕同战友陈伯民，化装成商人，躲过了广西当局的通缉和沿途的重重关卡，绕道贵州、云南，经越南、香港，于1925年1月到达广州，找到了中国共产党，进入中共主办的第三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在那里，他认识了仰慕已久的彭湃、阮啸仙、陈延年等共产党人。他如鱼得水，激动不已。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崭新的革命理论，系统地学习了《农民运动》、《三民主义》、《苏俄概况》、《社会主义》等课程，虚心地向彭湃等人汇报东兰农民运动情况，请他们给予指导。阮啸仙称赞他是“奋斗了很久，才有点成绩”的学生。在农讲所，韦拔群初步接触了马列主义，学习了苏俄十月革命的经验，领会了党的农运路线，短短几个月的学习，使他的人生观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实现了由一个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转变，他坚信孙中山、共产党能够救中国，穷人抬头之日不会太远了。

    1925年4月，因斗争需要，韦拔群和陈伯民提前结业，被当时由廖仲恺兼任部长的中央农民部委任为农运特派员，返回广西开展农运。由于当时云南军阀唐继尧攻打广西，滇、桂军阀混战厮杀，广西政局动荡不安，韦拔群决计回到东兰。他回乡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家里所藏的各种剥削契约全部烧掉。一天，他派人把所有的长工、佃户、债户请到家里，大家进门一看，只见一堆熊熊燃烧的大火，不见拔哥。过了一会，拔哥面带笑容，身穿一套很旧的学生装，打着赤脚，从屋里走了出来，向大家鞠躬问安。接着，两个家人抬着一个大木箱跟着出来，拔哥站在火堆旁大声宣布：“从今天起，凡租种我家的田地，一律归租佃户主所有；凡借贷我家的债务，一律予以免交。”接着，他叫家人把箱子里的契约倒出来，当着众人之面，全部烧掉。在场的佃户、债户都十分激动，纷纷向拔哥作揖致谢。韦拔群又说：“大家所租种的田地，借贷的钱粮，本来就是大家的。今天还给大家是应该的。今后，富人的田地、钱粮都要分给穷人！”为了在家乡宣传孙中山、共产党的思想，他悄悄乘一只竹筏，到本村附近的小龙潭内秘密翻印从农讲所带回的文件，而后广为散发。他亲自带着一群学生，到圩场、村寨宣传，同时着手恢复和发展农会和农军。1925年8月13日，右江第一个县农民协会——东兰县农民协会成立，由陈伯民任主任，韦拔群任军事部长，拥有会员2万多人。

    为了把农民运动推向整个右江，韦拔群和陈伯民仿照广州农讲所的做法，开办了东兰农民运动讲习所。1925年9月15日，广西第一个农讲所在东兰北帝岩开学，韦拔群任农讲所主任，陈伯民任管理员，学员以东兰为主，也有来自右江地区的凤山、百色、奉议等11个县的各族农运骨干和青年学生，共276人。课程是韦拔群从广州带回翻印的《农民运动》、《苏俄概况》等；经费主要靠韦拔群变卖家产所得，部分靠学生捐助或劳动自给；教员来自参加农运的中、小学教师，韦拔群也亲自讲课。开学那天，韦拔群亲笔书写了“劳动、互助、奋斗、牺牲”的校训和“快乐事业，莫如革命”、“要革命的站拢来，不革命的走开去”等标语，贴在教室上方和山洞内外。近300名师生在“打倒军阀”的战歌声中举行了开学典礼，韦拔群作了长篇演讲，他从太平天国运动讲到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和国共合作的大好形势，从广东彭湃领导的农民运动讲到东兰、右江的农民运动，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指明了今后的任务，要求学员潜心学习理论，坚信孙中山和共产党的领导，学习苏俄，改造右江。教员、学员代表先后发言，一致表示要教好、学好，办好农讲所。农讲所坚持每天出操，上午三节理论课，下午两节军事课，课余时间开荒种地、上山打柴。每一期都坚持社会宣传和社会调查。学员们经常在年节圩日，敲锣打鼓，挥舞小红旗，唱着革命歌曲上街宣传，他们用演讲、山歌、标语、传单等形式宣传革命道理，号召人民团结起来，反对租债剥削、苛捐杂税，打倒帝国主义和土豪劣绅。群众最爱听拔哥的山歌和演讲，他常用壮族人民熟悉的故事、比喻，通俗易懂地宣传革命道理。除宣传发动群众外，学员结业前还要做社会调查，弄清农村的阶级状况，写调查报告。同时，还要随时准备打仗。

    1925年12月，东兰县知事黄守先，勾结土豪龙显云、陈儒珍，率县警、民团数十人，偷袭农讲所。韦拔群率领学员以岩洞为屏障，从前洞阻击牵制，从后洞出兵袭击，使来犯之敌仓皇溃逃。第一届农讲所原计划学半年，因反动派的不断捣乱破坏而提前结束。当时的环境虽然恶劣，但农讲所仍坚持办了三期，共培训农运骨干600多人，他们一批一批地返回右江和红水河沿岸各地，有力地推动了右江和红水河地区农民运动的迅猛发展。到1926年初，右江各县已广泛组织了农会和农军，农民运动在整个右江地区蓬勃地开展起来。1925年11月，中共广东区委在梧州建立中共广西第一个党支部。同时，左江地区的革命运动也开始兴起，左、右江的革命运动开始连成一片，并逐步纳入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

    1926年，新桂系军阀统一广西。2月，广西统治当局派龚寿仪带领1个团的兵力到东兰扫荡蒙仁潜（陆荣廷旧部旅长，原广西省长）残部。对农民运动怀有刻骨仇恨的县知事黄守先和大土豪杜瑶甫，趁机与龚寿仪互相勾结，对东兰农民运动进行血腥镇压，一天内就将韦拔群的家乡东里屯及那烈、板免、那峨、肃内、廷怀、板东等十个屯全部烧光。全县被烧、抢、抓、勒索的农民达7418家，被抢走牛马2467头，被勒索款项83683元，被杀害的群众达700多人，制造了震惊省内外的广西东兰农民惨案。在这次惨案中，韦拔群家里的房屋不仅全部被烧毁，妻子陈兰芬和刚出生12天的婴儿也被龚匪抓到东兰监禁。

    面对匪军的残酷屠杀和镇压，韦拔群一方面率领农民自卫军退入西山，在西山成立东兰县革命委员会，继续领导各族人民英勇抗击敌人；另一方面，利用当时国共合作的时机，于1926年5月以东兰县农民协会名义向广州国民政府、中央党部发出《快邮代电》，控诉军阀和官僚豪绅互相勾结镇压东兰农运的罪行，要求“惩办其惨杀农民烧掳农村之罪犯官僚”、“恢复农民运动讲习所”等。同时，韦拔群还派陈伯民、陈守和两人到南宁先后向省党部的农民部、青年部和省党部执委、监委联席会议报告东兰农民被焚杀事件。7月，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刊第一六五期以“东兰县农民之浩劫”为题作了报道，指出：“因交通不便，贪官等又以‘赤化’、‘过激’、‘土匪’等罪名蒙蔽政府，所以外面到现在因农民的快邮代电才知道详情。”

    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的支持帮助下，省党部不得不派农民部长陈协五（国民党左派）到东兰进行调查。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陈协五写了一份比较真实反映东兰惨案的调查报告。这篇题为《广西东兰农民之惨案》，在广州我党主办的《农民运动》月刊上刊登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中共广西地方党组织也发动各方面力量声援东兰农民的斗争，迫使广西当局成立“东兰调查善后委员会”，中共广西地方党组织趁机派出陈勉恕、黄若珊、关学参等共产党员参加这个调查组，于1926年10月到东兰进行调查慰问。12月4日，陈勉恕写了《广西东兰农民运动之实际情况》的调查报告，肯定了东兰农民运动的正义性。赞扬韦拔群领导的东兰农运“是广西农民运动的一个先锋队”。在各方面的压力下，广西省政府被迫承认东兰农民运动的合法地位。东兰县知事黄守先被“交法庭讯办”，镇压农运的刽子手龚寿仪“由第七军司令部查核办理”，而大土豪杜瑶甫则被通缉和没收其财产。随着这次斗争的胜利，各地农民运动又蓬勃开展起来。1926年9月，韦拔群指挥四路农军第二次攻下东兰县城，东兰县革命委员会从西山迁入县城。

    11月5日，韦拔群在县城召开农民代表大会，到会代表268人，大会决定改县革命委员会为县农民协会，韦拔群被推选为县农协会军事部长。与此同时，中共广西党组织先后派遣中共党员陈洪涛、严敏等到东兰协助工作。当月，韦拔群与陈伯民、陈洪涛在武篆育才小学开办了第二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招收学员120多人，其中成立一个妇女班，招收妇女骨干42名。到1926年底，东兰县各区、乡都成立了农民协会，“共有区农会11个，乡农会134个，男会员75660人，女会员2685人，农民自卫军有500余人”。1926年12月5日，中共中央局根据中共中央农委书记毛泽东提供的各地农运情况，在写给共产国际的《中央局报告（10、11月份）》中，汇报了广西农民运动的情况，高度评价了韦拔群领导的东兰农民运动，指出“广西之东兰县，今年曾发生县长援助劣绅土豪屠杀农民数百人之惨剧”，“现时经韦拔群同志之努力又将东兰农民组织好，把土豪劣绅击退至西江之东岸。韦同志在东兰已成了海陆丰之彭湃，极得农民信仰”。

    此时，仍是国共合作时期，新桂系中的一些反动派虽视左、右江地区的农民运动为心腹大患，但在脚跟尚未站稳之前，仍表面与共产党合作，因而我党的一批干部进入广西军、政界，党的组织由梧州向南宁发展，并通过当时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广西农民部，加强了对左、右江农民运动的领导。在全省编辑、出版农运丛刊和宣传品，其中有廖仲恺的演讲、农会章程、农民自卫军组织大纲等；同时仿照广州农讲所的做法，在南宁开办了广西农民运动讲习所；成立了苍梧（辖梧州一带）、镇南（辖左江一带）、田南（辖右江一带）三个农运办事处。韦拔群先后任田南道农运办事处副主任、主任兼第一路农军总指挥，广西农民运动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黄治峰、覃道平等人领导的右江各县农会、农军纷纷建立。各地农会宣布废除封建政权，免除苛捐杂税，没收土豪劣绅的土地财产，收缴烧毁剥削契约，以至处决少数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扫荡地主武装，“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口号响彻右江，整个右江成了农会的天下。

    1926年秋，我党派陈勉恕担任东兰知县。同年11月，韦拔群经严敏、陈勉恕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在黑暗中摸索、苦斗的韦拔群，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创建根据地

    1927年4月，国民党右派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国共合作破裂，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陷于失败。面对革命的失败和蒋介石的屠杀政策，韦拔群毫不气馁，仍然率领右江农军坚持公开的武装斗争。

    1927年5月，在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工作的中共恩奉特支书记余少杰率领部分官兵起义后，留在右江地区坚持地下斗争。6月，余少杰在恩隆县七里山区（现属巴马县）召开右江各县农运领导人会议，韦拔群出席了会议。会议决定在没有和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之前，暂时成立“广西临时军政委员会”（亦称“三南总部”），统一领导右江地区的武装斗争。韦拔群被选为五个常委之一。

    7月，余少杰在奉议县花茶村召开右江各县农军领导人会议，决定将右江地区农民自卫军整编为第一、第二、第三路军，韦拔群担任右江农民自卫军第一路军总指挥。

    8月，新桂系军阀命令第七军第五师师长兼田南“清乡”总办刘日福派兵镇压东兰、凤山农运。刘日福派黄明远一个营，伙同地方反动武装大举进攻东兰，扬言“要在三个月内把东兰农军消灭”。韦拔群当时正在武篆举办第三期农讲所，他闻讯后，立即在东兰县兰木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决定将右江农民自卫军第一路军整编为三个自卫团和一个独立大队，准备迎击敌人。

    致黄明远营首先进犯凤山。韦拔群亲自率领农讲所100多名学员到凤山社更乡迎击敌人。同时，命令黄大权率领第二自卫团在凤山县城南面的平乐阻击敌人，命令特务连、驳壳枪队在二、三都扰敌后方。黄大权阻击失利后，退守社更乡。8月17日，韦拔群令黄大权率第二自卫团在凌云消灭劣绅武装返回平乐，以构成对黄明远营的包围之势。黄营因此被围困在县城达一个月之久。后敌副师长朱为珍率龚寿仪团等数千人攻打东兰，韦拔群被迫率农民武装转移到峰峦重叠、地势险要的东兰西山坚持斗争。韦拔群在西山平峒设立指挥部，利用有利地形，将数百名农军组成若干精干灵活的小分队，充分利用人熟、地熟和山区有利地形，神出鬼没地袭击敌人。小分队特别注意打击敌军的向导和走狗——土豪劣绅及其反动武装，使敌军变成瞎子、聋子。农军先后处决了梁士训、韦钟璜等一批土豪、民团头子，捣毁了数处团局，收缴了他们的武器以补充自己。敌人见硬打不行，便把农军的家小抓起来，关进良民村，妄图以此来动摇、瓦解山里的农军。韦拔群和战士们决计用里应外合的办法粉碎敌人的阴谋。黄昏时分，三五成群的农军战士化装成砍柴、背草的百姓，故意通过敌人的岗哨，被敌人关进良民村。到了深更半夜，韦拔群便派出部队偷袭良民村的敌军，农军里应外合，打死敌军，救出家小。有时又派出侦察，引诱敌人进入农军埋伏的峡谷，将敌军歼灭。在一年多反屠杀的斗争中，韦拔群与农军战士、革命群众一起住山洞，睡丛林，打伏击，摸敌营，由于他深深扎根群众之中，人民群众万难不散，宁死不屈，当时右江一带流传着这样一首山歌：

    斧头不怕硬丝柴，革命不怕反动派；

    官僚豪绅齐打倒，农民翻身站起来。

    乌鸦要叫尽它叫，风吹竹子尽它摇；

    决心跟着共产党，踏不断的铁板桥。

    广西反动统治当局视韦拔群等为严重威胁，于1927年12月12日通令悬赏缉捕韦拔群等24人。

    1929年春，中共党员李正儒前往东兰西山向韦拔群传达党的指示，协助韦拔群工作，并在西山重建东兰县革命委员会，后将革委会搬到武篆。与此同时，韦拔群根据党的指示，分派干部到凤山、南丹、河池等地活动，于1929年8月间在东兰县太平区板纳村召开东兰、凤山两县农民武装动员大会。到会农民武装达1000多人，会上号召两县的农民武装加强联系，进一步开展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武装斗争，为百色起义的胜利和红七军的诞生奠定了重要基础。

    1929年3～6月，蒋、桂战争爆发，新桂系失败。俞作柏、李明瑞分别担任广西省政府主席和第四编遣区主任，主掌广西军、政，广西政局开始好转。

    俞作柏是国民党左派，李明瑞是桂系的得力将领，他们不满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同情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他们主政广西后，表示愿与中国共产党合作，要求中共派人到广西工作。中共中央正确地分析了广西的政局，先后派遣邓小平、张云逸、袁任远、叶季壮等人到广西，由中央特派员邓小平负责领导。邓小平等到广西后，集中主要精力抓兵运、农运和统战工作。在兵运方面，许多共产党员被派到李明瑞部队任职，张云逸任警备第四大队大队长兼教导总队副总队长，其他一些人也在省府和军队中担任要职；在农运工作方面，邓小平十分重视韦拔群及其领导的右江农民运动，经联络、介绍，韦拔群于8月14日化名“农有三”与陈洪涛等秘密到达南宁，向中共广西临时省委请示汇报工作。在南宁期间，党组织为了加强东兰农军武装力量，介绍韦拔群与广西省主席俞作柏见面，经协商，俞作柏同意以成立“右江护商大队”的名义，拨给东兰、凤山地区农军一个营的武器装备，共计长短枪300多枝，子弹2万多发，并调东兰农军300多人到南宁领枪、集训。

    8月中旬，我党在南宁组织召开了广西全省农民代表大会。会上，韦拔群当选为省农民协会副主任。从此，韦拔群在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广西临时省委的领导下，以公开的身份从事农民运动。9月1日，中共广西省代表大会在南宁召开，邓小平传达了中共“六大”精神，大会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全面分析了广西自“四一二”政变以来工农运动的形势和经验教训，提出了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武装，“准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工农民主政权等方针、任务。为了迎接武装起义的胜利和工农民主政权的诞生，党一方面由邓小平、张云逸等率领部队进入右江的百色等地，组织、发动群众，消灭盘踞在那里的国民党桂军警备第三大队及其地方武装，歼敌1000多人，缴枪700多枝，扫清了右江地区的主要障碍；另一方面指示韦拔群等农运领导人，进一步巩固以东兰、凤山为中心的右江农民运动，尽力扩大农会，加紧武装农军，做好起义的策应工作。遵照党的指示，各地农运领导人迅速返回本地，积极扩大农军，开展武装斗争。韦拔群于9月中旬带着300多名全副武装的农军，从南宁返回东兰。10月，中共东兰县第一次代表大会在那伦村召开，严敏当选为书记，韦拔群参加了大会，并被选为县委委员。

    县党代会后，韦拔群以县革命委员会军事部主任名义，指挥从南宁领枪回来的农军攻打太平、武篆团局。接着，又于当月下旬指挥农军乘胜攻占了东兰县城。敌人乘夜弃城向安篓、隘洞方向溃逃，县长邬尘曼揣着官印，随着残兵赤脚奔逃。

    农军进入东兰县城后，东兰县革命委员会随即迁入县城，并颁布了《广西东兰县革命委员会最低政纲草案》，提出和实施“废除钱粮田赋”，“实行焚烧契约债券”，“实行不交租、不还债”，“没收地主、豪绅的土地，分给贫民”，“严禁虐待瑶民”，“瑶民经济、政治、教育、工资上与其他人民一律平等”等政策、方针；号召各界各民族团结起来，储粮筹款，参军参战，用实际行动迎接武装起义和工农民主政权的成立。当月底，张云逸派共产党员李朴到东兰协助严敏和韦拔群加速起义的准备工作，并将部分武器装备和修理设备运到东兰，建立了东兰兵工厂。

    12月，韦拔群与凤山县农民协会主任廖源芳等率领东兰、凤山农民武装，配合共产党员新任凤山县长李植华带去的武装，攻占了凤山县城。

    1929年10月，俞、李突然发动倒蒋战争，出师受挫，新桂系重新控制广西，广西政局开始恶化。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同意百色起义提前举行。

    1929年12月11日，在邓小平、张云逸、韦拔群等组织领导下，震撼祖国南疆的百色起义胜利举行，宣告成立了中国红军第七军，张云逸任军长、邓小平任政委，下辖三个纵队。韦拔群率领的东兰、凤山一带的农民自卫军，编为第三纵队，韦拔群任纵队长。当天，在恩隆县平马镇召开右江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右江苏维埃政府，雷经天当选为政府主席，韦拔群、陈洪涛等当选为政府委员。当天下午，平马镇的工人、农民、学生、居民和红七军指战员及来自附近的人民群众数万人，在镇北广场举行盛大的庆祝大会，当张云逸、雷经天、韦拔群、陈洪涛等红七军领导和政府成员出现在会场时，数万群众一片欢腾。会后进行了盛大的庆祝游行。在右江工农民主政府成立的同时，正式建立了中共右江特委，在红七军前委的领导下，负责地方党的工作。同时，右江各县也陆续成立了县工农民主政府和县赤卫军。

    红七军和新生的革命政权成立后，韦拔群积极投入到巩固和发展根据地的斗争。首先，他将自己领导的右江农军及时、大量地编入红七军。当时全军有约6000人，除部分是从国民党军队改编过来的外，大部分是由右江农军改编而成的，而韦拔群所领导的第三纵队则全部是由东兰、凤山农军改编的。当他看到与自己并肩战斗的战友编入红军、穿上军装时，心里无比的高兴和欣慰。他深情地勉励战友们不要忘记祖祖辈辈的苦难，要珍惜用烈士鲜血换来的胜利，跟着共产党革命到底。接着，韦拔群率领第三纵队在红七军前委的领导下，着力肃清右江地区的反动势力。当时右江的残匪和地主民团等反动势力对新生的革命政权极端害怕和仇恨，1930年初，他们拼揍2000多人，两次袭击红七军军部所在地百色镇，均遭失败；继而，恩隆县大土豪谭典章、谭典礼兄弟与土匪邓恩高、黄贵朝等结成一伙，到处袭扰红军，破坏农会，韦拔群派出部队，与敌激战七昼夜，一举消灭了这股反动武装，活捉了谭典章兄弟；溃逃到黔桂边界河池、南丹一带的桂军营长韦锦成，到那里纠集土匪民团1000多人，直逼东兰、凤山，妄图消灭韦拔群率领的第三纵队，韦拔群当即派出部队阻击敌人，并将其各个击破；百色恶霸地主罗肇修、罗肇高兄弟，勾结东兰土豪民团，杀害革命群众，破坏新生政权，韦拔群亲自率队将其击溃；接着，又率领部队打垮了凤山县县长罗宝达对根据地的进攻。同时，韦拔群等积极动员各族人民参军支前，壮大红七军的力量，并注重扩大革命根据地。

    1930年2月，桂系军阀趁红七军和新生政权诞生之初，突然出动四个团32个连的兵力，在桂军师长李画新的指挥下，分两路袭击红七军驻隆安部队，妄图打开缺口，袭取右江腹地。2月4日下午，战斗打响，红七军三个纵队的21个连队投入战斗，与敌人展开激战。一纵为中路，二纵为右路，韦拔群率领的三纵为左路。韦拔群沉着、果断地指挥所属部队勇猛歼敌。血战五昼夜，双方伤亡较大，最后红七军全线出击，敌人招架不住纷纷清退。然而，敌人迅速增加兵力，敌众我寡，红七军被迫撤出战斗。可是，当红七军从隆安撤出转移到百色县亭泗泗（现属巴马县）时，又遭到4000多敌军截击，形势非常严峻。韦拔群立即在第三纵队组织起一支敢死队，配合主力部队，沉重地打击敌人。第三天，红七军顺利进入凤山县盘阳区休整。

    隆安、亭泗两战，使红七军领导认识到，死守根据地只能越守越小，必须在巩固的同时向外开辟新区。3月，红七军前委在盘阳镇举行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研究下一步工作方针，决定由军长张云逸率第一、二纵队向敌人力量薄弱的黔桂边界的南丹、河池一带山区开展游击战争，由韦拔群率第三纵队坚守根据地，保卫后方。红七军主力离开右江后，百色即被桂军控制，各地的土豪民团一时十分嚣张，他们到处杀害民主政府的干部和根据地军民，纵火焚烧村庄，闹得右江地区鸡犬不宁，一片乌烟瘴气。针对如此严重情况，右江民主政府和第三纵队及时组织力量，狠狠地回击敌人。民主政府抽调各县赤卫军，组成四个营，并设立右江赤卫军总指挥部，指挥赤卫军对敌作战，各县民主政府都改为战时编制，政府领导亲自带兵打仗。韦拔群领导的第三纵队及时补充了兵员和武器，在赤卫军的配合下，狠狠打击敌人，在右江盆地、红水河边，神出鬼没转战一个多月，先后歼灭、瓦解桂军及土匪民团数十股，粉碎了敌人对右江根据地的进犯。

    1930年3月2日，中共中央通过中共广东省委转达对红七军前委的指示信，批准了中共红七军前委名单，韦拔群被批准为前委委员。

    4月，邓小平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后回到右江，来到韦拔群的家乡东兰武篆，领导右江根据地的土地革命试点工作，指导创办了东里屯共耕社。韦拔群随邓政委一起住在魁星楼，协助邓政委进行土地革命的领导工作。他找根据地的干部和群众开会、谈心，宣传土地革命的意义；他陪同邓政委到农村进行实地考察，动员群众入社。为了激励群众入社，韦拔群动员家人带头把全部耕地、耕牛和农具首先入社，邓政委赞扬他说：“做得对，给党员干部们做出了好榜样！”阳春3月，春耕开始，韦拔群陪同邓政委深入田间，检查春耕，韦拔群还下田和群众开展插秧竞赛。5月，邓小平离开武篆，韦拔群继续指导共耕社的试办工作。由于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当年，共耕社获得大丰收，成年人每人分得粮食800多斤，小孩分得500多斤，并留出公粮1万多斤。共耕社的试办成功，在广大翻身农民面前展现了一幅光明的图景，他们从心底里更加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当时，在右江根据地就广泛流传着这样的山歌：“跟着共产党，翻身各有份，不论老和少，人人有田耕”；“人人分得地，户户有田耙，土地回老家，枯树发新芽。”

    坚持武装斗争

    1930年10月，正当右江根据地土地革命即将全面展开之时，立三“左”倾路线传到了右江，命令红七军离开根据地去攻打柳州、桂林，而后夺取广州，进而“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是年11月，红七军奉命离开右江，集中到河池六甲一带整编，军前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和全国红军统一番号，宣布将红七军和龙州起义中建立的红八军的余部改编为红七军第十九、二十、二十一师三个师，第十九、二十师北上；第二十一师留守右江革命根据地，韦拔群任第二十一师师长。他愉快地服从军前委决定，把自己从东兰、凤山带去的第三纵队1000多人马、武器，几乎全部交给了第十九、二十师，自己仅留下一面印有第二十一师番号的军旗和100多名老弱病残的部下。当时许多与韦拔群生死患难的战友，都不愿离开拔哥，不愿离开家乡，纷纷要求跟拔哥留下坚持根据地的斗争。韦拔群深深地理解战友们的心情，但他想到的是全局的利益。

    在整编动员大会上，韦拔群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弟兄们，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要无条件地执行党给予的一切任务。我们是工农红军，要无条件地为工农利益去战斗。我们的目的是解放全人类，革命者处处都是家乡。现在胜利地离开家乡，将来必定会胜利地回到家乡来……”听了拔哥的动员，大家深受感动，都表示坚决服从安排，不给右江人民丢脸。

    临别那天晚上，张云逸军长亲自为韦拔群送行。张军长拉着他的手，深情地说：“拔群同志，我陪你走一段吧！”当晚明月当空，秋风习习，他俩一边走，一边谈心，从右江农运谈到百色起义，从红七军的建立谈到土地革命的开展，又从右江革命形势谈到全国革命形势和今后的战斗任务。他俩走到一个高坡上停了下来，张军长说：“拔群同志，红七军主力北上后，给你们留下的斗争任务更加艰巨、更加复杂，也更加光荣了。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革命的前途是光明的。井冈山的红旗给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你们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光明，要紧紧依靠右江各族人民，一定坚持到红七军打回来！”韦拔群坚定地对张军长说：“请军长放心！困难再大，任务再艰巨，我们也一定能坚持革命到底！”张军长送了一程又一程，不觉送了20多里，韦拔群考虑沿途是新开辟的游击区，张军长只带来两个警卫员，怕路上不安全，又带着几位战士把张军长回送了十余里，两人才依依惜别。

    韦拔群带着第二十一师的番号、军旗和100多名部下，当夜离开河池回到东兰，立即与政委陈洪涛、副师长黄松坚等研究组建红二十一师和巩固根据地的工作。决定将东兰、凤山、都安、恩隆、奉议等县的赤卫军常备营2000多人及时编入红二十一师，组建第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团三个团和一个独立营，各县再新建或扩建赤卫军常备营，在区、乡建立赤卫队。这些赤卫军和红二十一师配合，战时统一调动，平时就地坚持斗争，这样根据地又有了自己强大的武装。1931年1月上旬，韦拔群等在恩隆县的乙圩镇召开了红二十一师成立大会。红二十一师、各县赤卫军和当地人民群众上万人，将会场挤得水泄不通。当韦拔群师长和陈洪涛政委等领导人出现在会场时，人们热烈欢呼鼓掌，他们都想着：只要有了党和拔哥，有了红军和赤卫队，什么敌人也不怕，什么困难也能克服。

    红七军主力北上后，右江的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早已虎视眈眈的桂系军阀，认为时机已到，当即调兵遣将，集结兵力，同时勾结黔军驻黔、桂边界的王海平部并扶持各地土豪民团，培训奸细特务。1931年春，桂系头子白崇禧下令桂军第七军师长廖磊（后任副军长、军长）及张发奎的第四军一部开过右江，占领百色、奉议等县，并任命了不计其数的“剿共”司令。匪军、民团和特务奸细，到处杀人放火、打家劫舍，向韦拔群等率领的红二十一师、赤卫军和根据地进行疯狂反扑，白色恐怖又笼罩着右江大地。

    1931年3月，廖磊指挥三个正规团6000多人，连同土匪民团共约1万人，向东兰、凤山大举进犯，开始了血腥的第一次“围剿”。所到之处，烧屋杀人，水中放毒，就是田地里的农作物也放马踏毁。他们采取步步为营、缩小包围圈的战术，妄图把红军和赤卫军一举消灭。面对数倍的敌人，韦拔群毫不畏惧。他首先指示各县民主政府组织人民群众坚壁清野，连人带粮转入山区，避开敌人锋芒，运用“敌少我打，敌多我盘旋打圈子”的战术，发挥土地雷的作用，灵活地打击敌人。他将红二十一师的三个团分别布防在百色、黔桂边和红水河边三个方向，阻击三面进犯之敌。韦拔群一方面指挥外线部队布防作战，同时率领部分兵力保护群众转入西山，作为长期斗争的根据地，并随时准备接应回撤的部队。他坚持阻击战、游击战，不打大仗、硬仗，不坚守城镇和平原地区，并在敌军大部队进犯之前，及时消灭各地的反动武装，消除隐患，拔除“钉子”。同时，他和陈洪涛等注意宣传发动群众，瓦解敌军，在右江根据地大量张贴、刷写了《骂国民党反动派四字经》、《告国民党军阀士兵转变为工农红军四字经》等传单、标语。

    3月下旬，廖磊亲率部队袭占东兰武篆，开始“分区搜剿”。敌人进至武篆后，看到十室九空，连煮饭的锅和柴火都找不到，被迫用车到百里之外运来炊具和柴草。韦拔群指挥红军在敌人的运输线上埋伏下重兵，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敌人被迫改为人工运输，有时是士兵出外挑粮，有时是押老百姓去挑粮，韦拔群仍然指挥红军和赤卫队半路伏击敌人。当敌人进山“搜剿”时，只见到处是石峰插天，悬崖陡壁，不敢贸然进山。而当敌人撤退时，韦拔群指挥红军和赤卫军大杀回马枪，打得敌人狼狈逃窜。除了在军事上巧妙地打击敌人和大力开展政治攻势之外，韦拔群和陈洪涛等还着力挑拨桂军与黔军的矛盾，使其互相火并。他们假造公章、密函，使黔军王海平部的阮参谋长被部属暗杀，王海平即率部哗变，向桂军反戈开火，廖磊被迫调集兵力对付王海平部。韦拔群趁机率部四处出击，敌军到处挨打，十分被动。5月，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与广东军阀陈济棠互相勾结，联合反蒋，急令廖磊撤出东兰、凤山等地，仅留下少数匪军和一个所谓的“东风剿匪司令部”傀儡，便慌忙开拔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宣告破产。

    韦拔群和根据地军民深知，敌人是决不会甘心失败的。1931年8月，红二十一师党委在西山召开紧急会议，根据上级指示，决定将红二十一师改为“中国工农红军独立第三师”，韦拔群和陈洪涛仍分任师长、政委。会议分析研究了第一次反“围剿”后的形势，确定了下一步的工作方针、任务：一是抓紧整顿、补充部队，迅速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同时做好地方政府和人民群众坚壁清野、疏散转移的工作；二是派人到广东、香港找党组织联系，以求援助；三是把三个团缩编为若干个灵活精悍的“杀奸团”，在根据地内对付敌人，把独立营编为外线作战部队，跳出包围圈，到外线打游击，筹粮筹款，开辟新区；四是由独立师副师长黄松坚、中共东兰县委书记黄举平等，带领一部分干部到右江下游和黔桂边山区发展党组织，创建新的根据地。在韦拔群、陈洪涛等人的领导下，右江军民加紧进行反“围剿”的准备。

    会后，韦拔群、陈洪涛、黄松坚等率师部直属队和红六十一团800多名指战员从西山经中山到东山的苏托、苏邦、麻品峒一带进行整训，学习中央指示精神，总结第一次反“围剿”斗争的经验教训，从而提高了指战员的思想政治觉悟，增强了反“围剿”斗争的决心和信心。9月底，经东山弄沙峒东渡红水河，向都安、河池边区游击。先攻下板合，后进入都安与河池交界的弄福、弄跃一带瑶胞居住地区开展宣传发动群众工作。接着，攻打都安县九顿圩蒙元彩团局，缴获了一批枪枝弹药和物资。这时，桂军韩彩凤部和石化龙部闻讯由河池赶去围攻，妄图纠合地方民团对红军构成方圆数百里的大包围，然后把红军赶到红水河东岸，一举消灭。韦拔群得到情报后，立即率领部队紧急撤退，乘夜抄小路冲出敌人的包围圈，留下一个营在板合阻击敌人，其余部队迅速强渡红水河到东山苏托。继而趁东兰县城守敌空虚，突然袭击县城，当红水河的守敌来援时，又迅速撤出战斗，再渡红水河，一举摧毁荫圩、凤凰两个团局，回师西山。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由于敌人严密封锁和山川阻隔，韦拔群末能出席这次会议，但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

    11月中旬，桂系军阀对东兰、凤山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敌人出动正规军和反动民团等共7000多人，以少数兵力于红水河一带布防，防止红军渡河突围，而用主要兵力重点进攻西山。韦拔群和陈洪涛带领部队转战在西山的千山万壑之间，避敌主力，相机歼敌。敌人找不到红军，就到处抓捕群众，强迫他们带队入山，踩雷开路；抓不到人就放火烧房屋，人民群众受到很大损失。西山军民由于早有准备，储备了粮草，又有第一次反“围剿”的斗争经验，军民斗志十分高昂。正当敌人酝酿新的进攻之时，敌军阵营发生分裂。第四军军长张发奎原是粤军将领，后与桂军联合，为了摆脱桂军的控制，便以“九一八”事变爆发，部队要准备抗日为借口，把部队调离了右江，所剩桂军由于战线长，兵力分散，无力“搜剿”、也被迫撤军。

    1932年4月，韦拔群率师部转移到西山弄岩、弄统。敌人多次对西山进行“搜剿”，妄图捕杀韦拔群等领导人，但“屡搜空回，不能一次奏功”。5月17日，国民党广西省政府又“悬赏1万元购缉”韦拔群、“5000元购缉”陈洪涛。韦拔群与陈洪涛商议，决定将计就计，派两名警卫战士向敌人谎报说：我们反水了，已把韦拔群捆在岩洞里，请派人验证。武篆民团局长梁旭秋便派叛徒陈守先和自己的两个兄弟前往洞口验视。他们不知韦拔群脸上涂的是鸡血，回报说“验证属实”，便派人挑了2000银元前往接收。但他们到了交接地点，事先埋伏的红军当场击毙叛徒陈守先，并擒获梁旭秋的两个兄弟，智取了敌人的2000元花红钱。敌人哀叹说：“赔了夫人又折兵，羞愤不可名状。”

    8月，蒋桂军阀之间的矛盾暂趋缓和，桂系军阀为解除其心腹之患，又调集1万多兵力，对东兰、凤山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更大规模、残酷的反革命“围剿”。白崇禧在南宁召开了专门军政会议，制定了“军事经济政治同时并进”的“进剿”方针。在实施过程中，采取“缩网收鱼”的策略，步步为营，节节搜索推进。为了断绝群众对红军的接济和联系，敌人除了继续采取杀光、烧光、抢光、铲光的“血洗政策”外，还强迫西山群众到指定的峒场里集中管制，不让群众带一粒粮食和一根火柴上山，妄图把红军饿死、困死。

    在艰苦的岁月里，韦拔群和陈洪涛始终坚守在西山，转战在万峰错杂的丛林中。他们和战士、群众一样，以野菜充饥，以辣椒当盐，以岩洞栖身。当敌军进到东兰、凤山，尤其是开进武篆，不但十室九空，而且到处是地雷、陷阱、危桥、毒水，搜剿还未开始，敌军已伤亡不少。每当夜幕降临，红军的“杀奸团”更是大显身手，他们悄悄模进敌营，放枪、投弹、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弄得敌人寝食难安，心惊肉跳，甚至常常互相残杀。有时，抓获敌人的便衣侦探经教育后，又放回营房假报军情，引得敌人误入红军的伏击圈。有时红军战士又化装成割草、砍柴的农民，身藏武器，接近敌人，出其不意地消灭敌人；有时当敌人刚刚端碗吃饭或熄灯睡觉，韦拔群又组织红军在山上突然打枪放鞭炮，打乱敌人的生活秩序。敌军进武篆十多天，不但没抓到一个红军，反而一日数惊，伤亡不少。白崇禧曾多次召开训示会，要官兵们不惜牺牲，建立奇功，但“搜剿”毫无进展。

    在反“围剿”斗争的日日夜夜中，韦拔群始终与军民同生死，共患难，哪里有群众，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拔哥。他给当时出生的孩子取名为坚持，以勉励军民坚持斗争。疯狂的敌人四处受到韦拔群率领的根据地军民的痛击，对韦拔群既怕又恨，在武力不济的情况下，只好收买叛徒暗害韦拔群。

    1932年10月18日，正在西山指挥军民坚持奋战的韦拔群，到东里屯对面山上的双茶洞等政委陈洪涛秘密开会，警卫员罗日乖和韦昂随行。韦昂是韦拔群的族侄，从小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后经韦拔群教育参加了革命，但他经不起艰苦斗争的考验，梦想领取敌人的巨赏，即起杀害韦拔群的歹心。他诡称山上没有东西吃，要下山去找些东西回来给拔哥吃，韦拔群开始不同意，但看到实在没有东西可吃，只得同意他下山。韦昂下山后即与敌联络，领受了“任务”，直到天将断黑时才拿着一些米和把生黄豆荚回到洞里。当晚，重病缠身、十分虚弱的韦拔群倒床熟睡，警卫员小罗也在洞外睡着了。韦昂认为升官发财的时机已到，便几次走到床边试推韦拔群，见他未醒，接着就用手托起韦拔群的头，试抽枕下的手枪，韦拔群仍未醒。丧心病狂的韦昂便抽出韦拔群枕下的手枪，对其头部连扣三枪。韦拔群被叛徒韦昂杀害，年仅38岁。

    韦拔群牺牲后，右江根据地广大军民十分悲痛。然而，敌人在狞笑，他们把韦拔群的头用药水泡起来，送到南宁、柳州、桂林、梧州等地游展，并大肆鼓吹他们“围剿”的“胜利”。根据地的军民冒着生命危险，到双茶洞将拔哥的遗体背回，安葬在他故居的特牙山上，为了掩敌耳目，在坟上建了一座小庙，起名为“红神庙”，说拔哥已变成搭救穷人的红神。为了纪念韦拔群烈士，在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将韦拔群的遗骸重新安葬于东兰县烈士陵园。

    韦拔群牺牲后不久，另一名叛徒又出卖了陈洪涛政委。由于这两位主要领导人的牺牲，使右江根据地的第三次反“围剿”惨痛地失败了。但是，英勇的右江人民并没有屈服，在独立三师副师长黄松坚、中共东兰县委书记黄举平等的领导下，坚持艰苦的游击战争，直到新中国诞生。

    领袖的深切怀念

    韦拔群的牺牲，对中国革命，尤其是对广西的革命斗争是一个巨大的损失。毛泽东、邓小平等为之惋惜，并予以深切的怀念。

    1934年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代表大会在红都瑞金召开，毛泽东主席在会上提议为韦拔群等同志的牺牲致哀。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非常怀念韦拔群烈士，他几乎每次见到广西人，都要深切地谈起韦拔群。1955年，覃应机与张云逸、谢扶民等到广州见毛主席，毛主席深情地对他们说：“韦拔群是广州农讲所最好的学生！”次年8月，广西民委副主任黄举平率广西少数民族参观团到北京等地参观，毛主席在怀仁堂接见他们。毛主席握着黄举平的手问：“你是哪里人？”黄举平回答：“我是东兰县的。”毛主席又问：“东兰出了个韦拔群？”黄举平点头回答：“是的。我们都称他为‘拔哥’，他在右江地区威望很高，各族人民对他的印象很深！”毛主席深有感慨地说：“是啊，群众对他很爱戴，可惜他牺牲了！”

    50年代，一位在毛泽东身边担任警卫工作的都安籍瑶族战士，回家探亲后写了个调查报告，当毛泽东批改他的调查报告时，知道他家乡靠近东兰，便问他：“东兰有一个革命先烈叫韦拔群，你知道吗？”那位战士回答：“报告毛主席，我听说过。”毛泽东便对他说：“东兰是个革命根据地，过去韦拔群同志就在那里领导人民闹革命，后来为革命牺牲了。他是壮族人民的好儿子，农民的好领袖，党的好干部！”

    1958年1月，毛泽东在南宁主持中央工作会议，在会议期间，他对韦国清说道：“韦拔群是个好同志，我过去搞农运，有些东西还是从韦拔群那里学来的。”

    60年代初期，有一位广西贺县籍的文艺工作者，因工作关系，经常见到毛主席。毛泽东知道她是广西籍后，就问她是否知道韦拔群，并对她说：“韦拔群搞农运很出色，是个好同志。”

    作为红七、红八军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卓越领导人的邓小平，对韦拔群更是深切地怀念。他曾经回忆道：“广西右江地区，是一个比较有群众基础的地区，这里有韦拔群同志那样优秀的、很有威信的农民群众的领袖。东兰、凤山地区是韦拔群同志长期工作的地区，是很好的革命根据地，这给红七军的建立与活动以极大的便利。”

    1962年12月，在纪念百色起义33周年之际，邓小平又亲笔题词：

    “韦拔群同志以他的一生献给了党和人民的解放事业，最后献出了他的生命。

    他在对敌斗争中，始终是英勇顽强、百折不挠的。他不愧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英雄。

    他最善于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的疾苦，对人民解放事业，具有无限忠心的崇高感情。他不愧是名副其实的人民群众的领袖。

    他一贯谨守党所分配给他的工作岗位，准确地执行党的方针和政策，严格地遵守党的纪律。他不愧是一个模范的共产党员。

    韦拔群同志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他永远是我们和我们子孙后代学习的榜样，我们永远纪念他！”

    1981年12月10日，邓小平在纪念百色起义52周年的亲笔题词中又写道：“纪念李明瑞、韦拔群等同志百色起义的革命先烈，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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