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作豫
发布时间：2021-03-03 浏览量：1288 来源：广西红色历史文化
俞作豫，字备予，曾化名刘慈。他不仅参加过北伐战争，立下了卓著战功；而且与邓小平、李明瑞等组织领导了著名的龙州起义，创建了中国红军第八军和左江革命根据地，他为中国革命尤其是广西的革命斗争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不幸之不幸
1901年4月10日，俞作豫出生于广西北流县岭垌石梯口村（今平政乡岭垌村）的一个农民家庭。父亲俞庭铸，号璧阶，在家乡教私塾兼佃耕。前母陈氏生下俞作柏等四兄弟后病故，生母刘氏生有三个儿子，俞作豫是最小的一个，加之他出生时父亲年已半百，因而他深受父母的宠爱。由于俞作豫在宗族兄弟中排行十三，晚辈们都尊称他为“十三叔”。
俞作豫出生时，中国人民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这扇古老封闭的大门被西方殖民主义者的枪炮打开，中国由一个独立的封建主权国家一步步地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但是中国人民并不甘于屈辱，前仆后继，寻找使中国独立、富强的出路，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他们领导的轰轰烈烈的斗争虽然都失败了，没有把帝国主义势力赶出中国，没能使中国走上独立富强的道路，但是撼动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中国统治的根基，他们的斗争精神激励着每一个有进取心的中国人踏着他们的足迹继续奋斗。
少年时代的俞作豫身材矮小，口音重讷，但他聪明正直，有志气有胆识，敢作敢为。在父亲的教导下，他四岁开始描红认字，《三字经》、唐诗等背起来得心应手。他的母亲刘氏勤劳、善良、贤慧，在母亲的教育影响下，俞作豫逐渐形成了勤奋、善良、正直的性格。
俞作豫家拥有几亩薄田，父亲教私塾又有一点微薄收入，但是由于家中人口众多，一家的生活担子好沉好重，但俞庭铸为着儿子们能有出息，还是尽量设法供他们去读书，于是七岁的俞作豫和他的十一哥一起被父亲送到姑父李云东执教的岭垌大路寨学校，与李明瑞等表兄弟同窗就读。在学校里，除了读《古文观止》打好国语基础外，俞作豫对《三国演义》、《岳飞传》等历史小说非常感兴趣，特别仰慕书中的那些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侠义之士，受其影响，他决心自己也要做一个有胆识、有志气、敢作敢为的人。在学校里由于受到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变法维新思想的影响，他还读了“国家之文野，观其道路可知也”；“英国伦敦，异常之富，屋背地底，皆有铁路”之类的文章，知道了中国的贫穷落后，在幼小的心中就已萌生了要发愤图强，使自己的国家强大起来，不再受外人欺负的抱负，因此对祖国的贫穷落后感到十分焦虑，对侵略者十分仇恨，而对中国历史上的那些英雄人物和民间侠义之士则更加仰慕。
俞作豫字备予，也是他的别号。说起备予，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1913年，北流县立中学（四年制）建立，次年春开始正式招生。此时俞作豫年仅12岁，小学还未读完。他听说刚开办的县立中学要招新生，上进心极强的他便自己步行100多里赶到县城投考。全县应考者达400多人，仅择优录取120名，竞争相当激烈。俞作豫凭着自己的勤奋好学，入学考试成绩不错，大大超过了录取分数线，但因为他年纪小、个子矮，学校当局怀疑有人替他代笔，于是没有录取他。放榜那天，俞作豫特意起了个大早，他独自上县城看榜去了。他自信自己肯定是考得不错的，录取应在清理之中，但他左看右看见榜上没有自己的名字，觉得很委屈。为了弄个明白，他就径直去问校长。校长见他年纪小，很有胆识，便有意当面出题考他，没曾想小小年纪的俞作豫竟对答如流，令校长刮目相看，就有心想录取这位年纪尚小的学生，于是当即查阅他的试卷，发现他的成绩还真考得不错，校长便将他作为第一名备取生予以录取。这样，俞作豫也就成了全班年龄最小、个子最矮的学生，出操排队总是在排尾。对此，他的十一哥笑他：这可是“不幸中之有幸”。俞作豫则不在乎地说：“不对，是不幸之不幸。不是吗？本应正取的，反而弄到了备取。”为此，俞作豫就给自己起了个别号叫“备予”。“予者我也”，备予的意思就是我是一名备取生。俞作豫之所以取这个别号，一是为了纪念这次投考经历；二是为了更好地勉励自己，以后不再做“备取”生，要做“正取”生。
屡战屡胜屡升
随着农村经济日益破产，加上俞作豫一家人口多，开支大，生活每况愈下，甚至连喝米粥也难以为继。艰苦的生活环境，使俞作豫对现实社会日渐不满，也更激起了他为改变这种状况而努力学习的热情，因此他在中学读书时就非常用功，学习成绩优异，深受老师和同学的赞赏。
1918年，俞作豫中学毕业，开始了他人生旅途上的一个重大选择。如何去实现自己报效祖国的愿望呢？年轻的俞作豫认为，中国贫弱，屡受列强欺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军队力量的弱小。于是，他选择了尚武救国的道路。作为一个进步青年，他选择了到当时革命大本营的广州去从军。在护法军林虎部任连长的七哥俞作柏的资助下，俞作豫考入西南护法军二军广州燕塘讲武堂，系统学习军事。1919年，爆发了反帝爱国的五四运动，这次运动源于北京，也波及到了当时的广州。在广州讲武堂学习军事的俞作豫深受其影响，阅读了《新潮》、《新青年》等进步刊物，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想和新文化运动。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对他的人生观、世界观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1920年，俞作豫以优异成绩于讲武堂结业，和表兄李明瑞同到护法军游击营俞作柏连当见习排长，开始了自己的戎马生涯。此后，他历任桂军的排长、连长、营长。初生牛犊不怕虎，加上自己尚武救国的志向，俞作豫在讨伐旧桂系军阀陆荣廷、沈鸿英，驱逐云南军阀唐继尧等战斗中，英勇顽强，机智灵活，指挥得当，连战皆捷，屡立战功。1925年爆发了反帝爱国的五卅运动、为了声援五卅运动，又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省港大罢工，在其影响下，两广的工农革命运动蓬勃发展。受其影响，俞作豫阅读了一些革命书刊，开始了解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认识到了工农运动中孕育的伟大力量，思想觉悟有了进一步提高。1925年秋，在参加广东国民政府讨伐邓本殷的南征战斗中，俞作豫指挥才方，英勇善战，使军阀邓本殷的主力“除逃窜海南岛外，大部投降，少数上山为匪”，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和巩固做出了贡献。1926年初，俞作豫率部从钦州到南宁整编，升任国民革命军第七军第二旅第三团团长。
此时，他的七哥俞作柏任广西省政府委员兼农工厅厅长，继而担任南宁军校校长，并被选为广西省党部执行委员兼组织部长和农民部长，系广西国民党左派的领袖，对中国共产党有好感，并与中国共产党有联系。俞作柏还认识苏联顾问鲍罗廷，鲍罗廷曾赠给俞作柏一批“宣达革命主义的书籍和文件”，俞作柏将它们带回到南宁。俞作豫把这些书籍几乎都翻了一遍。中国共产党在广西的负责人黄日葵、陈勉恕等和一些左派进步人士，经常到俞作柏家聚谈。因而，俞作豫很快地认识了他们，并且为他们的主张所吸引和影响，和他们来往也越来越密切。在他们的影响和启发下，俞作豫阅读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ABC》以及《向导》、《政治周报》等一批马列主义著作和进步刊物，思想触动很大，对共产党也有了初步的认识，比较欣赏和赞同共产党的主张，对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本质也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思想觉悟也因此有了很大的提高。
1926年6月，俞作豫参加了国共合作共同进行的北伐战争。北伐战争的目的是为了推翻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建立革命的国民政府。在中共的推动下，北伐将士士气高涨，斗志昂扬。受革命思想的影响，在北伐战争中，俞作豫英勇善战，屡立战功。他率领的那个团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先头部队，配合担任主攻任务的第四军叶挺独立团攻打汀泗桥。汀泗桥是北洋军阀吴佩孚武汉大本营的鄂南天险门户和重兵把守的重要防线，系兵家必争的军事要地，因此战斗异常激烈。为了突破汀泗桥这条重要防线，俞作豫率部觅小路绕到敌后，与正面进攻的叶挺独立团前后夹击，猛袭敌阵，北伐军终于取得了汀泗桥战役的胜利。接着，在贺胜桥战役中，俞作豫又配合叶挺独立团的正面作战，率部义无反顾地涉水过湖，绕至敌后侧，给敌阵以猛烈袭击。吴佩孚虽然亲自督阵，但最终没有能够顶住北伐军的首尾夹击，大败而逃。这一仗，俞作豫团打得非常出色，立下大功。当时的独立团参谋长周士弟后来回忆说：“贺胜桥的胜利，虽然独立团起了决定作用，但如果没有友军的配合，吴佩孚主力是不能消灭的，贺胜桥是攻不破的。”周士弟所说的友军之一就是指俞作豫团。贺胜桥的胜利打开了武汉的最后一道大门，为攻克武汉奠定了基础。
在北伐的江西战场，俞作豫率部再立大功。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原本驰骋在两湖战场，只因蒋介石亲自指挥的江西战场没有像两湖战场那样迅速取得胜利。与恃强顽抗的孙传芳的几十万军队僵持着，军心逐渐消沉，为了改变这种不利局面，蒋介石下令第七军增援江西战场。作为第七军主力的李明瑞所率的第二旅，遂转兵南进。在李明瑞、俞作豫的指挥下，先在湖南平江全歼敌谢鸿钧部，继而又选准德安作为突破口，迅速地占领了德安。德安是孙传芳的后勤给养重地，是南昌与九江联系的交通枢纽，德安一失，孙传芳部军心不稳。为了夺回德安，孙传芳调集主力进行反扑。激战已不可避免，李明瑞、俞作豫采取较为机动灵活的战术，避免无谓的牺牲，自己主动撤出德安。但孙传芳部紧追不舍，并利用优势兵力包围了李明瑞的旅部驻地王家铺，而且切断了退路。面对兵力强大的敌军，李明瑞、俞作豫沉着指挥所部官兵，与敌军鏖战一昼夜，部队伤亡减员很大，弹药也所剩无几，要冲出敌人的包围硬拼消耗不行，必须另谋对策。李明瑞找俞作豫研究对策，最后决定将全旅士兵每人所剩的子弹全部收集起来，武装两个突击连，组成一个突击队，突出重围。俞作豫临危请命。突击队在他的率领下，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英勇奋战，冲垮了包围王家铺的十倍于己的孙传芳部，缴获大批的武器、弹药，全师重新武装起来。这时的孙传芳部不堪一击，李明瑞率部重占德安。德安这一仗打得十分漂亮，不仅第七军自己化险为夷，而且有力地支援了攻打南昌的战斗，使江西战场最后取得了胜利。在德安战役中，俞作豫可是立下了大功，按理说应该受到奖赏，可是由于其兄俞作柏亲共、表兄李明瑞与新桂系首脑有矛盾等原因，控制第七军的新桂系重要首脑白崇禧不但不奖赏他，反而排挤打击他。为了排挤异己势力，战后白崇禧召集俞团官兵训话，对在北伐中屡立战功的俞作豫大加指责和谩骂，并且以明升暗降的手法，调俞作豫任副师长，削去了其带兵的实权，即使这样还不放心，又令其移师武汉。具有强烈反帝反封建精神的俞作豫，不甘忍受桂系军阀的排斥和打击，便借口回家“省亲”，离开了桂系军阀部队。尚武救国的俞作豫此时感到好困惑、好彷徨，救国的出路在哪里？
转折关头跟共产党走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国革命由高潮转入低潮，大批共产党人、革命群众、进步人士等惨遭屠杀。在这革命的转折关头，面对反动派的屠杀政策，有的被吓倒而叛变了革命，有的开始动摇而退出了革命，有的却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而陷入徘徊苦闷之中。但是真正的革命者是吓不倒的，他们对革命的信念、对救国的信念是不会因革命转入低潮而动摇的，他们会继续革命斗争。俞作豫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在困惑、彷徨中继续探求革命的道路。
俞作豫对“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政策极为怀疑和不满。北伐战争打倒了北洋旧军阀，却又建立了国民党新军阀的反动统治，中国人民依然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国依然贫穷落后，中国人依然受外国人的欺负。在与中国共产党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俞作豫看到了中国出路的希望，认为惟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担负起拯救中国的历史重任。为此，他决定到上海去寻找中国共产党，寻找救国救民之路。1927年7月，俞作豫从武汉南下湖南株洲，绕道江西抵达上海。
俞作豫到达上海，上海却在蒋介石、白崇禧的指挥下充满着白色恐怖。但他决心寻找共产党、寻找救国救民出路的信念没有动摇。他在上海找到了广西同乡经常出入的“寰环旅社”，在那里遇到了当年熟识的广西籍共产党员谭寿林。历尽磨难终于找到共产党，就如同迷路的人找到了前进的方向和目标，因此俞作豫十分高兴。他向谭寿林坦率地倾吐了自己这次脱离桂系军队寻找共产党的原因及经过，表示对共产党十分崇仰，并希望自己也能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党的革命事业奉献自己的一切。谭寿林对他的遭遇十分同情，并帮他分析了当时中国革命的形势，认为革命的挫折是暂时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终究能够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中国的反动统治，中国终究要富强起来。在谭寿林的帮助下，俞作豫的思想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也更增添了革命的信心和勇气。
在中共组织的安排下，俞作豫由上海到达香港。到香港后，他见到了因受桂系追捕而被迫出走的同父异母兄长俞作柏，兄弟相见，各自倾诉衷肠。此时，中共广东省委机关也转移到了香港，许多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及国民党左派人士、左倾分子，都到香港活动或避难。俞作豫在俞作柏的公馆里见到了当时广西中共组织的负责人陈勉恕、朱锡昂等人，通过他们又认识了李立三、恽代英、杨殷、聂根等中共中央和中共广东党组织的负责人，并受到了他们的帮助和影响。尤其是恽代英，还亲自做他的思想工作。恽代英对俞作豫说：“国民党反动派投降了帝国主义，叛变了革命，撕毁了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穷凶极恶地屠杀我们工农群众，他们是军阀，已不再是革命的了，全国四万万同胞的命运和希望都落在我们共产党人的肩上，我们要把这种重担坚决地担当起来，而且一定能够担当起来的！”俞作豫更加清醒地认识到惟有共产党才能担当起“打倒军阀，除列强”的救国重任，才能最终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才能使中国强大起来，不再受侵略者的欺负。因此他“决意不返武汉复职，就地进行革命活动”。这时，俞作豫要求入党的愿望极为强烈，党组织根据他的表现和要求，同意吸收他为中共正式党员。1927年10月，由陈勉恕、朱锡昂介绍，俞作豫如愿以偿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人生中的一次伟大转变，由一个旧军人、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为一个革命军人、共产主义战士。
俞作豫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党的教育下，思想认识水平提高很快，也更积极自觉地投身于伟大的革命事业。1927年11月，俞作豫和朱锡昂、陈勉恕、朱士华等被党组织派回到广州，参加广州起义的准备工作，他的军事才干正好派上了用场。1927年12月11日爆发的广州起义，是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之后，我党领导的又一次规模较大的武装起义，给国民党反动派以沉重地打击。在这次起义中，俞作豫与广州工人赤卫队一起并肩作战，于西关附近和敌人展开了激烈的巷战。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俞作豫英勇无畏，奋不顾身，掩护同志们安全转移后才撤退。起义失败后，他于12月13日晚和陈勉恕、朱锡昂等人先避入曾当过南宁商会会长的周君实设在广州的“宝隆”商店，第二天又化装到沙面英租界搭乘英商轮船赴香港，仍住在俞作柏的公馆里，并与中共广东省委在香港的负责人杨殷等取得了联系。转移到香港后，俞作豫对革命的前途仍然充满信心，并不因为这次广州起义的失败而气馁，他在悼念牺牲同志的会上表示“绝不为敌人吓倒”，决心踏着烈士的血迹继续战斗。
回乡闹革命
广州起义失败后，中共广东省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决定派遣朱锡昂率领一批广西籍的党团员回广西开展革命工作，主要任务是“首先把党的基层组织恢复起来，到农村中发展革命力量，组织农民武装，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长期的艰苦斗争”。俞作豫被委以打前站的重任。遵照党的指示，俞作豫率领曾参加广州起义的广西留穗学生（大都是共青团员）十多人，长途跋涉，巧妙地避过国民党军警的盘查，几经周折于1928年春节前安全地到达预定的集中地俞作豫的家乡北流县城。接着，朱锡昂率领的一批人相继到达。为尽快地开展革命工作，为了党组织的保密安全，俞作豫和朱锡昂研究决定，选择城郊黎家在共青团员黎衍的家作为党的办事机关，并立即召开了党团员骨干会议，部署工作。
在党的领导下和朱锡昂的直接帮助下，俞作豫担任中共北流县委委员、县委书记期间的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首先是和朱锡昂一起尽快地恢复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他利用家乡的各种社会关系，亲自集资在北流县城永兴街（今大兴街）开设“华丰”号货栈，为党筹集经费，同时掩护地下党组织的活动，做党的联络工作，并在高街先后建立了“华兴隆”、“彭任甫医务所”两个地下联络站。由于党的活动场所、活动经费、联络站等问题的落实解决，在俞作豫和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下，北流、玉林等县党的组织便很快地恢复建立起来，使北流等县的革命活动有了领导基础。
其次是注意抓农运工作。北流县从前的农民组织只有一种自发的较原始的“田联会”。这田联会是一种佃农互相约束不许僭耕以及反抗田主的原始组织。由于农民群众的政治水平不高，反抗地主的斗争处于低级阶段，照样受地主阶级的剥削与压迫。俞作豫在北流工作期间，比较重视农运工作，他经常深入农村，了解农村的实际情况和农民的生活状况，并帮助他们提高认识水平，在此基础上建立秘密的劳农会，把农民群众组织起来。他有时化装成商人，有时化装成风水先生，头戴斗笠，身穿长布衫，身背长烟筒、罗盘，挂上布口袋，来到城郊以及边远山区，与农民们促膝谈心。谈农民弟兄们为什么劳作一年还是过苦日子，而地主豪绅们一年到头不干活却有吃有穿，还要骑在农民头上作威作福，农民弟兄们只有团结起来，打倒地主土豪才能有好日子过。他还特别注意教育团结青年农民，他根据当地青年爱拳术的特点，开设武术馆，请拳师教练，结果吸引了一大批当地青年农民。这些青年农民在俞作豫的影响下，思想觉悟有了一定的提高，大都参加了劳农会。在俞作豫等同志的共同努力下，在北流的九代坡、油甘违、牛骨垠、竹围村、不头垌、牛窝田头、塘岸、金城、民乐、白米、岭垌、大伦等村屯先后建立了劳农会，会员达500多人，他们成为农运斗争的骨干。
军人出身的俞作豫，是当时广西籍共产党员中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经过北伐战争、广州起义的战斗洗礼，深知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因此，他在搞农运的同时，很重视抓武装斗争，以保护农运成果。在他的努力下，北流县很快就建立了一支200多人的农民自卫军，并亲自抓农军的秘密操练，使农军的战斗素质得到提高，并在实践中得到了锻炼。一次，正当秋收季节，丛义村何姓地主强行收回九代坡蔡姓佃农的租耕地，并勾结县署无理抓了两个佃农作人质，借以打击刚刚成立不久的劳农会。俞作豫得知这个情况后，经分析研究决定，劳农会、农军不能退缩，而应该针锋相对，以长劳农会、农军的气势，挫地主的锐气，灭土豪的威风。于是，他组织指挥了一场武装反夺佃的斗争，以农军和劳农会会员为骨干，并发动200多名群众参加。这场斗争进行了一天，结果农军获胜，轰动了全县。县知事害怕事情闹得更大，不好收场，只得乖乖地释放了在押人质，并判决由何姓地主赔偿战斗中的损失。这次斗争的胜利，有力地打击了地主豪绅的嚣张气焰，鼓舞了农民群众，使广大农民群众看到了农军、劳农会的威力，看到了农军和劳农会确实是为农民谋利益的，因此参加农军和劳农会的人越来越多，从而使农军得到了壮大，劳农会也得到较快发展，北流的农运也更加有声有色了。后来，俞作豫等人又以北流、玉林等县的劳农会、自卫军为基础，组成了玉林五属农民武装自卫队。
俞作豫也注重舆论宣传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为了培训农运骨干和提高劳农会会员的思想认识水平，在俞作豫的推动下举办了两次农民同志训练班，讲解革命道理和在广大农村如何发动农民、组织农民、武装农民，深入开展革命斗争。在前作豫的主持和推动下，中共北流县委主办了《工农小报》，他由县委书记兼任编辑主任，负责编辑。通过这份小报介绍革命形势，传播革命道理，鼓舞革命斗志，在北流党团员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俞作豫在北流工作期间还注意开展兵运工作，策反和瓦解敌军。这时，驻北流的反动武装有桂系军阀正规军的一个连和县署的城防警兵一个中队。起初，有些同志认为这些反动军警是顽固派，不值得去做争取工作。俞作豫对桂军是比较熟悉的，他知道桂军士兵大多是穷苦人家出身，他们和工农群众并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而他们和长官之间矛盾是存在的，那些所谓的长官总是克扣士兵的军饷，打骂士兵，因此他认为做一些策反、瓦解工作是完全有可能的。于是他耐心地说服大家，使他们愉快地接受任务，积极地到敌军去做秘密策反工作。而俞作豫他自己曾在桂军中呆过，并且是北伐时的勇将，有一定的影响力，和土兵接触的机会也就多一些，他就经常利用这些机会，教育他们不要做军阀欺压民众的工具。经过俞作豫他们一段时间的启发教育，一部分士兵逐渐地有所觉悟，表示不再替军阀卖命，愿意听从吩咐，服从指挥。这样我党在北流城防兵与驻地桂系正规军中先后策反了一部分土兵，并为我党所掌握，其中的一部分后来成了组建广西警备第五大队的基础。由于做了策反工作，削弱了在北流地区的反动统治力量，从而为我党在该地区开展革命斗争提供了许多便利的条件。
俞作豫在北流工作期间还注意做一些“绿林”武装的反正工作。当时在北流的大容山、玉林的六万大山一带，有几股“绿林”武装，其中最大的一股有上百人枪，为首的叫邱宏才，此人略识文墨，颇有江湖侠义。对这些绿林武装，有人认为“绿林军惹不得”，俞作豫却说：“惹当然不行，要去争取他们。”俞作豫分析研究这些绿林武装的情况后，认为他们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杀人放火的土匪强盗，他们大多是破产农民，为生活所迫才占山为王、落草为寇，他们与国民党反动派的矛盾很深，因此只要工作做到家，是有可能把他们争取到革命营垒方面来的。俞作豫把这些绿林武装的情况以及争取他们反正的想法上报县委及朱锡昂同志。县委决定并征得朱锡昂的同意，重点做邱宏才部的工作。俞作豫早年在桂军当连长时，就驻防在六万大山一带，因此对这一带的情况比较熟悉。于是，俞作豫带领黄嘉谷、邱桂馨等人多次深入山寨，找“绿林”的头目进行谈心，教育他们参加革命，共同对付国民党反动派，并且答应接济他们粮食和用品。这些绿林头目，开始对前作豫这个桂军团长解甲归田和工农力量持怀疑态度，后来经过俞作豫等人的耐心说服和诚挚的交谈，逐步消除了思想顾虑，逐渐靠近我党。此后不久，一部分绿林军下山，碰到了国民党军警，双方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当这部分绿林军将被国民党军警消灭的关键时刻，俞作豫指派兴业农军及时赶到支援他们，在危难之际救了他们，使他们非常感动，他们相信了工农的力量，相信共产党是与他们同乘一条船的。这样，这支绿林军终于接受了我党的主张，同意改编为农民自卫军，从而壮大了我党的武装力量，有利于我党在北流地区的生存和发展。
重返虎穴搞兵运
正当俞作豫在家乡有声有色地开展革命工作之时，他突然接到了中共广东省委另外委派给他的任务，就是要他设法重返桂系军队做兵运工作。我党总结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认识到武装斗争对中国革命的极端重要性。而要开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武装斗争，没有我党自己掌握、领导的武装力量是不行的。
此时，我党建立自己领导、掌握的武装力量，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通过开展工农运动，直接建立工农武装力量，包括工人赤卫队、农民赤卫队和正规红军，这是主要渠道；二是通过党的兵运工作，策反、瓦解敌军，并争取把旧军队整编、改造成我党所领导、掌握的人民军队，这是我党掌握武装力量的一个重要渠道。由于俞作豫与桂系军队有着特殊的关系，他本人曾是一名英勇善战的桂系军官，又是俞作柏的亲弟和李明瑞的表弟，因而中共广东省委遂决定要俞作豫离开北流，重返旧部搞兵运，如能把他的表兄李明瑞策反过来则更好。李明瑞是北伐时期的名将，其部是桂系军队的主力，较有战斗力，他本人对共产党比较有好感，而他自己在桂系军队中也遭到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等的排斥和打击，积愤不平，早就想摆脱其羁绊，并且与蒋介石也是貌合神离，策反他是很有可能的，而且对中国革命特别是对广西的革命斗争非常有利。
1928年秋，李明瑞从武汉回广西探亲，途经香港。根据中共广东省委的指示，俞作豫利用这次机会做李明瑞的工作。俞作豫和李明瑞这个表兄从小一起长大，一起学习，一起当兵，一起打仗，较为投缘，李明瑞对俞作豫在桂系军队中的遭遇较同情，也曾为他打抱不平。因此，再次见面时两人都非常高兴，谈了许多往事，从北伐战争谈到大革命的失败，从“四一二”政变后的形势谈到当前国内的矛盾和斗争。特别是谈到中国的军阀统治时，俞作豫非常气愤，他说：“北伐时我们奋不顾身去打前锋，为的是国民革命早日成功，殊知消灭了老军阀，又出现了新军阀，德安一役就很清楚，我们孤军作战，李、白迟迟不增援，就是想借刀杀人嘛！”“而且取得胜利，立了战功，不仅没有受到奖赏，反而还受到白崇禧的无端指责与谩骂，并削去了我带兵的实权，我这才脱离桂系军阀部队的。”回忆往事，引起了李明瑞的共鸣，他说：“我们北伐的目的，原是为了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在历次战役中，我们广西子弟牺牲了不少，北洋军阀被打倒了，可以说我们对革命是有贡献的。但是现在又有新军阀起来了，比如蒋介石。蒋介石自从盘踞了南京、上海、浙江、安徽等富庶地区之后，勾结英、美、日等帝国主义，拼命扩充他的第一集团军军队，并利用中央的职权以限制其他集团的军队，培植自己的实力，排除异己，其所作所为，同军阀没有什么分别。”“桂系军队内部又怎样呢？李宗仁、白崇禧宁愿重用没有显著战功的胡宗铎、陶钧，而对七军立下战功的我、钟祖培等将领却置之不顾，这又怎么能服众呢？这不是军阀作风是什么？”这次会面，拉近了俞作豫与李明瑞之间的思想距离。
为了进一步做李明瑞的策反工作和李明瑞部的兵运工作，根据党组织的指示，俞作豫于1929年春重返武汉，以找亲戚关系谋职为名，再次找到李明瑞。李明瑞将俞作豫安排在他的第十五师参谋处工作。此后，俞作豫利用各种关系、各种机会积极地做兵运工作。此时蒋桂战争正在酝酿之中，李明瑞已经厌倦了军阀之间的混战，正不知如何是好，俞作柏、俞作豫就给他出谋划策，采取先倒桂后反蒋的策略。不久，蒋桂战争爆发，担任第四集团军第三路代总指挥的李明瑞，采纳了俞作柏、俞作豫提出的方案，在武汉前线突然宣布倒桂，蒋桂战争遂以桂系的失败而告终。蒋桂战争结束后，俞作豫随李明瑞的第十五师返回南宁，继续做兵运工作和对李明瑞的策反工作。李明瑞就任广西编遣特派员兼广西绥靖司令，统领全省军事，俞作柏就任广西省政府主席。广西开始了由俞、李主政的时期。
俞、李主政广西后，为了排挤蒋、桂在广西的统治势力，巩固自己在广西的统治地位，表示愿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并要求我党派干部到其军队和政权机关中工作。我党利用这个大好机会先后派遣邓小平（化名邓斌）、张云逸等一批党员干部到俞、李政权机关和军队中工作，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代表负责领导广西党组织的全盘工作。邓小平到广西后，根据俞、李主政广西前后对中共的政治态度及其内部的矛盾情况，认为与俞、李进行合作推动广西革命斗争是完全可能的，而且也是十分必要的，对广西革命斗争也是十分有利的。因此把做好俞、李的统战工作作为当时广西党组织的一项重要工作。在开展统战工作的过程中，俞作豫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他利用其特殊的社会关系，协助邓小平、张云逸等对俞作柏、李明瑞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我党通过俞作豫向俞、李提出了有利于革命运动的政策和措施，并促其实现。如通令开放工农运动，确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下令释放“四一二”政变以来被捕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进步人士，并加以任用；通令解散新桂系残余分子控制的各级国民党党部，逮捕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等等，广西的革命形势也随之开始好转。同时，我党为了掌握武装力量，通过俞作豫的活动，俞、李任命张云逸为广西警备第四大队大队长兼广西教导总队副主任，任命俞作豫为广西警备第五大队大队长。张云逸后来回忆说：“我们到南宁后，经过党的活动，并通过俞作豫，向李明瑞建议开办一个训练初级军官的教导总队，并且活动由我去负责，李明瑞果然答应了。”
广西警备第五大队是李明瑞就任广西编遣特派员后，由桂军第十五军第三师的刘志忠团的两个营和李伸陶的一个营及其他地方武装改编而成的，成分很复杂，不少军官出身地主，许多人曾是土匪或流氓，而且刘志忠团曾参加过“清党”反共，屠杀过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如何将这支队伍改造成为人民的革命武装，听从我党的指挥，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俞作豫就任大队长后，按照党的指示，对第五大队进行了初步的改造。但迫于当时的内外形势，一些思想较反动的旧军官仍身居要职，如副大队长蒙志仁、二营营长蒙志华，后来给我党开展工作造成了不少困难和重大损失。然而尽管如此，在俞作豫等同志的共同努力下，广西警备第五大队这支武装力量基本上是为我党所掌握的。
龙州城头红旗飘
1929年8月间，汪精卫派薛岳到南宁游说俞作柏、李明瑞共同反蒋。邓小平得知后，认为俞、李在广西执政的时间短，内部不一致，政治、经济基础又薄弱，立足未稳，仓促反蒋，必然会失败。我党就通过俞作豫力劝俞、李不要上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改组派的当。但俞、李经不起薛岳的游说和利诱，决定参加反蒋战争。
在此种情况下，我党通过俞作豫向李明瑞提出，广西教导总队、广西警备第四大队、第五大队尚未训练好，不宜参加前线战斗，留在后方维护地方秩序。李明瑞同意了这个要求，只是从教导总队抽走300多人回各师去。10月1日，俞、李在南宁召开反蒋誓师大会，通电反蒋。但是俞、李出兵反蒋不到十天就失败了，李明瑞只带得少数随从回到南宁，广西的形势急转直下。所幸的是我党所掌握的张云逸的教导总队、广西警备第四大队和俞作豫掌管的广西警备第五大队留在南宁，尚能保住南宁及左、右江地区。在这个历史紧要的关头，我党果断决定，邓小平和张云逸率领广西警备第四大队和教导总队开往右江，俞作豫率领广西警备第五大队并负责护送俞作柏、李明瑞进到龙州，为武装起义做准备。
龙州是我国南部的一个边陲重镇，位于广西左江上游，南面与越南接壤，东北通南宁，地处冲要，水陆交通便利，是左江上游各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历来是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争夺的要地。龙州一带，自1885年中法战争以来，实际上已沦为法国的殖民地。这一带通用的货币，基本是“法光”（即法国光洋），中国货币只作辅币使用，中国人失去了自己应有的主权。本地的土司就是土皇帝，而法国领事则是“太上皇”，土司与法帝国主义、军阀、土匪头子互相勾结，狼狈为奸，残酷地压迫剥削人民，加上连年军阀混战，民不聊生。龙州人民在国民党军阀的白色恐怖统治之下，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迫切要求改变现状。
1929年10月13日，俞作豫率领广西警备第五大队1000多人到达龙州后，立即召开了党员骨干会议，传达了党准备在龙州举行武装起义、开辟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指示，作了收编、改编旧军队和进一步开展群众工作的部署。根据会议精神和党的指示，俞作豫为做好龙州起义的准备工作，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
一是掌握左江地区政权。旧政府在龙州设有左江全边对汛督办公署（简称在江督办公署），左江督办是这个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俞作豫到龙州后，继续打着俞作柏的旗号，宣布自己就任左江督办。这样，俞作豫就以行政长官的合法身份，控制了龙州的边防大权和地方各级行政大权，进行税收、筹集革命活动经费等工作。“可惜的是那时毫无经验，对政权的重大作用认识不足，对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政权问题体会不深。”因而当俞作豫他们取得政权以后，只知道收税解决财政问题，却不会利用这个政权做更多有利于革命的事情。例如发动农民群众向政府告状，揭发地主豪绅的罪恶及种种不法行为（如私设公堂、监狱、杀害人命等），然后利用政权的力量，抄没其家财，收缴其武装，将他们一网打尽；也可以以编训名义，将各县土豪武装分别集中起来，然后缴下他们的枪械，如果这样做了，就会更容易发动群众起来斗争。然而，当时的广西党组织和俞作豫等领导同志却忽视了这个政权的重大作用，为以后的革命斗争造成了不必要的困难。
二是扩大武装力量。龙州乃桂系吕焕炎师的后方，但留守在龙州的兵力并不多，广西警备第五大队开到后，没有发生战斗，吕焕炎的留守部队和边防对汛队就投降了，收编充实到广西警备第五大队。俞作豫还利用自己左江督办的合法身份，收编、改编了督办公署直辖的13个武装巡逻队和其他边防、地方的反动武装，并招募一批工农青年和学生入伍，这样，广西警备第五大队由1000多人迅速扩充为六个营2000多人，暂时仍打着国民革命军的旗号。
对于土匪，俞作豫则采取剿抚兼施的办法，收编盘踞在养利、左县一带的土匪冯飞龙部为第一路游击大队；收编龙州、大青山、下秀土匪黄飞虎等部为第二路游击大队；收编宁明、思乐土匪黄廷儒等部为第三路游击大队；收编土匪钟显章部为第四路游击大队，并委任冯、黄等四人分别为四路游击司令（后均叛变）。对不愿接受收编并负隅顽抗的小股土匪则进行清剿消灭。在收编的土匪部队中，俞作豫抽调南宁地区的部分农军加以充实。
在收编扩编旧军队的同时，俞作豫也重视加强地方的群众武装，派出了一批政工人员配合何建南等同志，搞地方农运、工运，组织农民赤卫队和工人赤卫队，并从收缴的武器装备中抽出500多枝枪、1万多发子弹，拨给下冻区东、西、南、北四乡的农民赤卫队。农民赤卫队在何建南等的带领下，白天生产，晚上操练，掌握本领。
三是平定蒙志仁叛乱。1929年11月，粤桂战争又起，两大军阀混战于桂平、贵县之间，南宁守军很少，广西警备第四、五大队打算趁机在取南宁。但是，当俞作豫率领主力部队第一营到达驮芦时，副大队长蒙志仁、第二营营长蒙志华竟胁迫第二、四两营转回龙州，发动叛乱。留守龙州的部队仅有新编的第六营和部分机关人员，抗击不住，从龙州退守下冻一带，龙州遂为蒙志仁叛军占据。在龙州的部分留守人员，惨遭蒙志仁的拘禁和杀害。俞作豫得知消息后，放弃进攻南宁的打算，立即带领部队日夜兼程，经响水回到龙州近郊的水陇，正好李明瑞率卫士队和步兵连从右江返回左江到达这里。俞作豫和李明瑞会合后，立即召开排以上干部紧急军事会议，分析当时的敌我形势，李明瑞在会上说道：“蒙志仁竟然叛变革命了，从表面上看，他现在的兵力比我们这里的多一些，但实际上除他原来的第二营外，其余都是一时被胁从的，军心是惊惶涣散的，尤其是他得不到群众的支持，龙州的情况是混乱的，我们今晚就去袭击龙州，胜利是有把握的。”李明瑞是北伐战争中有名的将领，大家见他如此沉着镇定，心里都很踏实。俞作豫和李明瑞研究决定派政治上比较可靠、自己比较了解的第一营三连连长何家荣率三个连和一个手枪班攻城，其余两个连及其他部队、农军作为预备队。同时，发动工人赤卫队和农民赤卫队助战，包围龙州城，并断绝叛军的粮草。当晚，即分兵进攻县城，经三天三夜激战，叛匪营长潘益被击毙，另一叛匪营长受重伤，叛匪大部被消灭，蒙志仁率残部溃逃南宁。12月4日，光复龙州城。
四是整顿改造旧军队。当时，广西警备第五大队原来扩编的六个营，第二、四两营跟蒙志仁叛变后已被基本消灭，第三营去靖西剿匪在调回途中因受反动连长郑超的策动，也叛变退居靖西，新编的第五、六营，经过战斗仅剩下一部分，战斗力不强，比较完整的只有第一营。针对这种情况，俞作豫根据党的指示，决定以广西警备第五大队第一营为基础，加上边防部队和其他零星可以调动的武装合编为两个团。第一团团长由原来的第一营营长何凤川担任，第二团团长由共产党员宛旦平担任。蒙志仁的叛变，从反面给俞作豫他们上了一课，认识到旧军队内部成分复杂，对旧军队再不进行较彻底的整顿改造是不行的。
正好此时，邓小平在部署百色起义就绪后，带领何世昌、严敏等一批共产党员来到龙州。邓小平来到龙州后，传达了中共中央和中共广西前委关于举行龙州起义和建立红八军的指示，并与俞作豫、李明瑞等一起研究部署龙州起义的准备工作，认为起义之前的当务之急是要把旧军队改造好。遵照邓小平的指示，俞作豫、李明瑞、严敏、何世昌、宛旦平、袁也烈、何建南等一起着手进行对旧军队的整顿改造工作和建立地方政权的筹备工作。根据右江改造广西警备第四大队的经验，吸取蒙志仁叛变的教训，俞作豫等领导同志把旧军队的整顿改造，尤其是作为主力部队的第一团的整顿改造放在重要地位。首先他们抓了纯洁队伍工作。第一团团长何凤川，思想反动，一贯贪污腐化，自恃有功，不服从领导，打骂士兵，克扣士兵粮饷，屡教不改，士兵对他恨之入骨，但敢怒不敢言。为了削去他的“兵权”，俞作豫他们很是动了一番脑筋，因为何凤川在部队中还有一些死党，如果硬搞，搞得不好很有可能引起兵变，于是采取“调虎离山”之计，将何凤川留在龙州，暗中监视，然后把全团的士兵带到靖西执行任务，在执行任务中，启发士兵的阶级觉悟，揭露何凤川和其他反动军官的罪行。俞作豫还亲自向士兵宣讲士兵委员会条例，宣布官兵平等，使士兵懂得，当兵不是替军阀个人当工具，而是为人民谋利益，士兵的身份和人格应当受到尊重，不许任何的虐待和侮辱。在俞作豫等人的影响下，结果全体士兵一致要求撤换团长何凤川、一营营长李统承等反动军官的职务。李明瑞、俞作豫随即撤掉了何凤川等反动军官的职务，并“礼送”出境。从而将一些反动军官清理出了部队，消除了起义前的隐患，为起义铺平了道路。
反动军官被清除出去后，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培养革命骨干成了改造旧军队的重要环节。俞作豫在处理完何凤川等人后，立即派政治上比较可靠的何家荣接任第一团团长、共产党员袁也烈任团参谋长兼第一营营长、共产党员杨廷献任第二营营长。第一团营、连干部约半数是共产党员，排一级干部多数是由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分子担任。并根据当时党员少的具体情况，在部队秘密发展党的组织，在每个营里都建立了党支部，每个连队建立了党的外围组织士兵委员会。在连队建立的士兵委员会，有监督行政管理和经济的权力，有建议撤换军官职务的权力。士兵委员会的行动口号是反对克扣军饷，反对贪污伙食费用，反对打人骂人，实行官兵平等。士兵委员会采取的方法是发动士兵群众，开展诉苦运动，大诉阶级压迫、剥削之苦，大诉旧军官侮辱、打骂、虐待士兵之苦，联系实际对部队进行阶级教育，使士兵的阶级觉悟空前提高，革命意志十分坚定，使部队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通过改造，我党基本掌握了这支部队，使这支部队听从了党的指挥。当时对第二团也进行了整顿改造，但整顿改造得没有第一团那样彻底。邓小平从百色带去的党员大多充实到了第一团，第二团的干部大多仍是旧军官，虽然营里也建立了党支部，连里也建立了士兵委员会，但起的作用不大，如第二营营长刘贵廷等少数旧军官没有得到改造和考验，给后来的革命斗争造成了困难。而收编的土匪部队几乎原封未动，自上而下，土匪恶习未改，因为党还没有来得及在该部队中建立党的组织，所以也就谈不到政治工作的保证作用了，后来这些土匪恶习未改的队伍都叛变了。
五是提高干部、战士的军事政治素质和思想觉悟。为了提高干部的军事政治素质，俞作豫抓紧时间，举办了军事政治学校，并亲自兼任校长，培养了军事政治干部1000多人。
为了提高广大干部和战士的思想觉悟，除了办教导队、开会等形式外，俞作豫、何世昌、李明瑞等还经常到龙州中山公园给广大官兵讲课，进行革命任务和前途的教育。他们讲课的时候，不仅革命道理讲得好，使革命道理燃烧着大家的心；而且穿着朴素，虽然都是负责干部，但却穿着布鞋和粗布便衣，这种艰苦朴素的革命作风，也深深地感动了广大官兵。
有一次，俞作豫在中山公园给大家讲课时说：“同志们！弟兄们！我们要革命了，我们的革命就是要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官僚军阀，要分田地，要建立一个人人有饭吃、有衣穿、有书读、有房住，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这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不革命穷人就不能翻身。革命对穷人来说是没有什么损失的，如果有损失的话，那就是打掉贫困、饥饿、无知、疾病和枷锁，得来的是人人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有书读。你们大家说好不好？”听讲课的人都不约而同宏亮地回答：“好！”他接着说：“但是革命并不是很容易的，反革命的力量还很强大，他们不会轻易放松我们，他们要同我们拼个死活。我们要准备流血牺牲，要准备做长期的艰苦奋斗。因此，干革命就要不怕牺牲、不怕艰苦，我们大家是不是有这个勇气？”会场又爆发出雄壮的声音：“有！”接着他又说：“你们之中有没有暂时不愿参加革命的？如果有，愿意回家的话，可资遣回家，回去种地也是好的，但是不要反对革命，将来想参加革命，再来也欢迎。有没有人要回家？”他停下来等待回答，但会场上却鸦雀无声，沉静了好几分钟，没有一个人吱声。他再问：“有没有！”仍然是默然无声。他说：“好吧！大家都要革命，很好！今后我们要为革命事业同舟共济，生死与共，坚决为革命斗争到底！”像这样，经过很多次的中山公园的讲课，使广大官兵接受了革命的理论，提高了思想觉悟，就容易把革命力量组织起来，也容易发挥出战斗力。
此外，俞作豫他们还整顿了宣传出版机构，把原来的《群众报》改为《工农兵报》，创办了三日刊的《左江红旗》，并利用报纸揭露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种种罪行，宣传革命形势、任务和前途，使广大官兵和群众的政治思想觉悟得到了提高，他们的革命热情也被激发起来了。
俞作豫等除了重视抓武装工作外，还十分重视地方工作，派人筹建地方革命政权以及整顿、恢复和发展工会、农会、妇女会、学生会等群众组织，为起义奠定了一定的群众基础。
随着起义时机的成熟和准备工作的基本就绪，1930年2月1日，邓小平、李明瑞、俞作豫等胜利领导了龙州起义，正式建立了中国红军第八军和左江革命委员会，宣布李明瑞为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邓小平为红八军政委，俞作豫任红八军军长和左江革命委员会军事委员会主任，左江军委书记何世昌兼红八军政治部主任，宛旦平任参谋长，王逸任左江革命委员会主席。红八军下辖两个纵队（团），共2000多人，何家荣、宛旦平分别担任第一、二纵队长。同时还颁布了《中国红军第八军目前实施政纲》，表明中国红军第八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武装力量，是一支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反动统治、维护中国人民利益的人民军队。
在庆祝龙州起义的大会上，何世昌宣布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是：消灭剥削制度，实现共产主义；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建立工农民主政权，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废除苛捐杂税，为工农群众谋福利；废除帝国主义在华特权。俞作豫军长发表了讲话，他勉励大家要忠于党。忠于革命，为了共产主义的崇高事业，不怕任何艰苦牺牲去奋斗，并宣布在政治上、经济上官兵一律平等，严禁打骂侮辱士兵的军阀行为。然后他带领全体官兵撕下军帽上的国民党党徽，撕毁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树起了铁锤镰刀的红旗，并面对红旗向党举行了庄严的宣誓。宣誓后会场上响起了惊天动地的欢呼声：“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打倒军阀”、“打倒蒋介石”、“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土豪劣绅”……大家表示不仅要把铁锤镰刀的红旗插遍全广西，而且要插遍全中国。接着，举行了盛大的示威游行，其中有工人、农民、学生、居民和红军队伍，鞭炮声、锣鼓声、歌声、欢呼声响彻全城。当天下午，红八军的每位官兵都领到了当月的薪饷20元光洋，充分体现出了政治上、经济上官兵平等的地位，官兵的关系由过去的压迫与被压迫，一变而为平等友爱，部队的面貌焕然一新。当晚，在龙州城里举行了军民联欢大会，表演了各种精彩的节目，狂欢达旦。真是左江人民的开心之日，龙州城里一片沸腾，革命的红旗在龙州城头高高飘扬。
龙州起义后，在龙州城内召开了群众大会，揭露和控诉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发动群众没收了法帝国主义在龙州非法掠夺的财物，收缴了土豪劣绅藏在法领事馆的金银财宝，仅光洋就达15万元之巨，驱逐了作恶多端的法国领事嘉德夫妇、神甫童钺、武官和传教士等帝国主义分子七人出境，枪毙了与帝国主义相勾结的大土豪、资本家。法帝国主义对此恨之入骨，法国领事发出“照会”威胁说：“敝领事谁有立请越南政府派遣指定之武装卫队来署卫护。”接着又派遣飞机侵犯我凭祥领空，进行侦察，蓄意武装挑畔。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早就深恶痛绝的俞作豫，对法帝国主义的这种武装挑畔更是义愤填膺，他英勇地领导左江人民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发出了《中国红军第八军政治部为法帝国主义驻龙州领事无理照会告全国民众书》，严正声明：“中国人民在中国境内谋解放运动，不受任何帝国主义干涉！”号召全国一切被压迫的人们“不要徘徊观望”，“赶快团结起来，为解除我们的痛苦和争取中国的权利，必须同一切反动派奋斗”。红八军战士对侵犯我领空的法帝国主义的飞机迎头痛击，致使一架敌机坠落，机上三人一死二伤。
龙州起义中的反帝斗争，不仅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在左江地区的侵略势力，扩大了龙州起义的胜利成果，而且对当时全国的民族民主运动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共中央刊物《红旗》于1930年3月22日发表了社论《赤色的龙州》，其中指出：“在数天内的政权，他已经做了国民党军阀政府数十年所不能做所不敢做——不是，实在是所不愿做的事，实现了中国共产党之反帝国主义政纲，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纪元，在中国革命的发展上将有非常伟大的历史意义”，“在反帝运动上，更有重大的意义”。龙州起义和百色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国内外的敌人，极大地鼓舞了广西各族人民。
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龙州起义后，红八军为了扩大革命影响，帮助地方建设，将部队开赴左江各县剿匪，打土豪，建立革命政权，准备开展土地革命。俞作豫亲自率领一个营和军校学员到下冻，发动群众镇压了匪首黄飞虎的叛乱，恢复了下冻的革命秩序。在红八军的帮助下，龙州、上金、凭祥、养利、崇善、左县、雷平、龙茗等县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宁明、明江、思乐、万承、邕宁、上思等县成为游击区。左江革命根据地拥有人口70万。至此，左右江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成为全国较大的革命根据地之一。
1930年2月7日，邓小平在向中共中央汇报后，由上海回到龙州，召开了红八军军委和左江特委联席会议，传达中央指示，决定将红八军军委改组为红八军临时前委，以加强党对红八军的领导。会上邓小平还分析了当时左江的革命形势，估计敌人决不会甘心失败，必然进行疯狂的反扑，而红八军人数少，群众基础相对较薄弱，指示红八军向红七军靠拢。俞作豫执行邓小平关于向红七军靠拢的指示，将兵力收缩，同时派出第一纵队去靖西，以便打通前往右江的要道，并负责护送邓小平去右江。
果然不出邓小平所料，3月20日，桂系军阀得悉红八军第一纵队在靖西，其余主力分赴各地游击，尚未集中，便命令驻南宁的第十五军第一师师长梁朝玑率领四个团的兵力，并纠集地方反动武装共4000多人，分两路进犯龙州县城。当时驻守龙州的只有红八军军部卫士队和第二纵队的一个半营，加上工农武装，仅有2000人左右的兵力。在大敌当前的严峻时刻，俞作豫镇定自若地指挥指战员与敌人展开浴血奋战，多次打退敌人的疯狂进攻，大量杀伤敌人，但是由于敌我力量悬殊，为了保存有生力量，在俞作豫的率领下，红八军主动撤出龙州城，转战到凭祥，与驻凭祥的第二纵队二营刘贵廷（又名刘定西，旧军官出身）部会合。
到凭祥后，俞作豫召开了干部会议，先分析了这次失败的主要原因，一是在客观上敌人较强大，二是在主观上警惕性不高，戒备不严，加上冯飞龙部动摇投敌，使敌人得以优势兵力向龙州突然袭击。然后，他鼓励大家不要为临时的失败而气馁，红八军虽受了重大损失，但现在仍还有成千人枪，加上在靖西的第一纵队，共有近2000人，仍能与敌周旋，只要我们坚持战斗，胜利是有希望的。会后又整编了队伍，把在凭祥的队伍合编为一个团，由刘贵廷任团长。敌人一直从龙州尾追至凭祥，由于没有想到敌人来得这么快，警戒不够，红八军仓促应战。在俞作像的指挥下，红八军与优势之敌展开激烈的战斗。战斗中宛旦平等共产党员骨干不幸壮烈牺牲，红八军伤亡很大。在如此严重危急的情况下，作为指挥员的俞作豫当机立断，不与敌人硬拼下去，率部突围。
这时，红八军前往右江与红七军会合已不可能，俞作豫遂与何世昌商量决定向十万大山转移，准备上山打游击。在前往十万大山的路上，由于大都是新区，群众基础薄弱，加上敌人尾追不舍和当地反动民团的袭击，红八军损失巨大，到钦县大寺时，部队仅剩下了四五百人。
此时，部队的士气较为低落。为了更好地把剩下的部队带到十万大山去打游击，鼓舞士气，在俞作豫、何世昌的主持下，于大寺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然而在会议上，掌握部队实权的刘贵廷却借口部队非战斗人员太多，不利上山进行游击活动，不能把部队带到十万大山去，逼迫俞作豫和何世昌交出军权，赶走部队中的政工人员。俞、何迫于形势，责成刘贵廷率队留驻十万大山待命，自己率卫队30多人前往右江。俞作豫他们辗转到邕宁的那马村时，被当地的反动民团包围，在突围时何世昌不幸被捕，被送至邕宁县监押约半年，后被敌人发现他是红八军政治部主任，被县长黄昆山杀害。俞作豫率卫队冲出包围后，又遭吴圩的谢祖、陈仔秀的民团围攻，他率卫士奔至吴圩后背的石山洞中抵抗，为民团所包围。此时，莫俊峰和从左县退出的农军回到吴圩，听到民团围攻俞作豫的消息，便率领农民武装，打跑了民团，救出了俞作豫军长。
俞作豫脱险后，与吴圩地方党组织派去的唐希贤、廖光华、王敬轩等同志，共同研究当时广西革命的形势和他们自己目前所处的环境。当俞作豫了解到南宁城防空虚，仅有警察和民团防守时，便决定调刘贵廷团与农军配合袭攻南宁，既可扩大红军影响，又可救出何世昌。于是，俞作像派人追赶刘贵廷团速到吴圩会合，并由唐希贤、廖光华、王敬轩等协助莫俊峰召集农民武装做好准备。随后，刘贵廷率部赶到吴圩，农民武装也组织起1000多人。俞作豫遂命令刘贵廷率红军出狮子岭，经高岭村，然后渡江攻打南宁；他自己率领农民武装由七坡坳过槎路到江西岸，由溃村攻南宁。俞作豫率农军到达七坡坳时，与邕宁县长黄昆山所率的县警备队200多人接战，县警战斗力较弱，一触即溃，农军乘机占领槎路。黄昆山退据南宁，为阻止俞作豫他们渡江攻打南宁，勒令南岸的船只全部划到北岸。红军和农军没有了船只，不能渡江，因此攻打南宁的计划只好作罢。
为了防止敌人夹击红军和农军，俞作豫于是命令刘贵廷团退往邕宁的那马村，莫俊峰率农军退回吴圩。进驻龙州之敌得知南宁吃紧后便由龙州回援南宁。俞作豫率农军在渠黎腰击回援南宁之敌，因农军战斗力较弱，敌军乘机向那马和吴圩进攻。红军在那马坚持战斗，后被迫退向十万大山。俞作豫率刘贵廷、莫俊峰、唐希贤、廖光华、王敬轩等和红军退回吴圩和上思。面对红八军的失利，面对根据地的丢失，面对复杂的斗争形势，俞作豫仍然没有动摇对革命、对党的信念。为了把红八军的情况向上级党组织汇报以及及早取得上级党组织的指示，俞作豫决定派莫俊峰到香港与党组织联系。可是，莫俊峰去后许久没有回音。到8月间，俞作豫遂决定亲自赴香港寻找党的组织。他带着廖光华、王敬轩前往香港。俞作豫赴港后，刘贵廷率部投靠了广东军阀，叛变了革命。俞作豫到香港后，派廖光华、王敬轩到广州活动。廖光华、王敬轩两人因缺乏经验，被已叛变革命的交通员矮仔黄欺骗。这家伙伪装“上级”说，请俞作豫来广州参加重要会议。俞作豫得到廖光华、王敬轩的报告，因急于寻找党组织，便毫不怀疑地随矮仔黄到九龙兴嘴码头上船，在深圳下船后转乘特务早已准备好的汽车，就这样，俞作豫不幸被敌诱捕，随即被押往广州监狱。
国民党反动派对我党在各地领导的武装斗争非常惧怕，为急于得到我党的情况，特务们连夜提审了俞作豫，同时在报纸上公布了这个消息。我党组织和俞作豫的亲属得知俞作豫被捕的消息后，多方设法营救，但没有成功。
在狱中，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百般折磨，俞作豫毫不畏惧，他坦然地说：“我就是你们要抓的红八军军长，共产党员。”“我们干的是革命事业，即使暂时失败也得坚决去干，绝不能干对不起人民的事！”敌人见来硬的不行，就又变换手法，摆了酒席“款待”，并以高官厚禄引诱，面对敌人的软化利诱，俞作豫傲然挺立，不为所动，并揭露了敌人的阴谋。敌人面对坚贞不屈、大义凛然的俞作豫无计可施，便只得下了毒手。1930年9月6日，年仅29岁的俞作豫留下“十载英名宜自慰，一腔热血岂徒流”的悲壮诗句，表达了高度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对革命胜利的坚定信念，与廖先华、王敬轩一起在广州红花岗英勇就义。在行刑前，俞作豫神色自若，视死如归，昂首高呼：“打倒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革命胜利成功万岁！”他用自己的生命证实了为共产主义的事业奋斗终身的誓言。
聂荣臻在他的回忆录中对俞作像作了很高的评价。他说：“俞作豫同志1930年被捕，在香港时，我与他曾有接触，这是一位很好的同志，他对广西工作的开展和左、右江起义是有重要贡献的。”为纪念前作豫和红八军的烈士们，1962年2月在龙州中山公园建立了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由邓小平手书，碑文是：“革命胜利的果实，是先烈们的鲜血凝成的，红八军和人民革命先烈们的丰功伟绩永远活在我们的记忆里。”是的，俞作豫这位对广西革命斗争做出重要贡献的革命烈士将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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