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大恩
发布时间：2021-03-03 浏览量：1280 来源：广西红色历史文化
庞大恩，又名吴永康，字泽普，系广西兴业县长荣乡大贺村（今玉林市葵阳乡新荣村）人。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川陕革命根据地杰出的组织者和领导庞大恩，又名吴永康，字泽普，系广西兴业县长荣乡大贺村（今玉林市葵阳乡新荣村）人。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川陕革命根据地杰出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他曾在日记中写道：“我这条生命，即便是生于人所不知、死于人所不见，但是，也要暗暗地以一脉生气与人类方是。”他说的如此，做的更是这样。者之一。他曾在日记中写道：“我这条生命，即便是生于人所不知、死于人所不见，但是，也要暗暗地以一脉生气与人类方是。”他说的如此，做的更是这样。
奋发向上
1900年2月28日，庞大恩出生在大贺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亲庞昌勤是位勤耕苦种的老实农民，母亲吴氏是那个时代少有的没有裹足的农家妇女。庞大恩是长子，下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全家五口人全靠父母亲耕种一亩多沙子地和割草打柴维持生活。尽管如此，为了望子成龙，父母亲仍千方百计供送庞大恩上学读书。
庞大恩六岁入学，九岁读大馆书房。他自知家境贫穷，父母亲供他读书不易，所以学习刻苦勤古。他写的作文，立意新颖，语言流畅，曾令村上的秀才士绅大为惊叹。
1914年8月，庞大恩以优异成绩考入玉林州官办五属中学堂。学堂离家有80多里，父亲请本村贫苦农民卢有奇挑行李送他步行赴校。第二天早晨，卢有奇离校返家时，庞大恩直送他到校门外，并有礼貌地说：“十五叔，劳累你了，你好走。”随后又问卢有奇是否得了父亲给的工钱。卢告诉他已得了两天工钱200文。庞大恩听后说：这么辛苦，父亲给钱太少了。于是，他又硬加付给卢有奇一倍工钱。卢有奇深受感动，回去逢人便夸大恩小小年纪不但有学问，而且深明人情道理，同情关心穷人。这段佳话至今还在当地群众中流传。
在五属中学，庞大恩品学兼优，连续七个学期名列前茅，甚得班中同学钦佩，尤其是作文写得好，常被老师拿去“贴堂”，供全班同学观赏。
庞大恩学习努力，成绩好，父母亲满心喜悦，亲戚朋友赞不绝口，同时说媒的不说踏破门槛却也实在不少。在庞大恩中学毕业前夕，父母亲便为他选定了亲事和婚期，并屡次托人催他回家成亲。对于这种封建包办婚姻，庞大恩极为不满，加上毕业前功课又紧，他就借口准备毕业考试不肯回家。但是父母亲却不管三七二十一，按时把新娘接了回去。庞大恩知道后非常生气，他对父母亲说道：“我是以四海为家的，你们给我把女子抬回去！”但新娘不肯走，说进了庞家门，生是庞家人，死是庞家鬼。庞大恩无奈，出于对新娘的同情和怜悯，只得默认。
1918年秋，庞大恩中学毕业。按照宗族的规定，本宗族的子弟能中学毕业，其家里可享受一份“养贤租”（也叫“蒸尝”），庞大恩家当然也不例外。于是，他得以筹足盘缠学费，离开家乡，外出求学。
异国赤子
离开家乡后，庞大恩到了广州，进入外语补习学校进修日语。1919年春，在爱国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他为了寻求“救国的学问和救国的工业”，又东渡日本求学。
翌年，庞大恩依靠宗族的“蒸尝”，进入日本福冈县户烟町明治专门学校就读冶金科。他刻苦努力学习，各科成绩出类拔萃，1921年1月获准由自费转为官费留日学生。1924年9月，他又和一部分同学“获选补庚款”。
在日本留学期间，庞大恩日夜思念祖国的振兴和富强，设想着凭自己所学到的知识实施“工业救国”、“科学救国”。据夏衍后来回忆说：庞大恩常与他等留日学生谈论搞地质、开矿山、办工厂等设想，庞大恩“深信吾国必不亡，只要吾人努力，不必求兵强武扬，但求文明裨益促进人类幸福”。
庞大恩十分景仰孙中山先生救国救民、振兴中华的伟大宏愿，决心追随孙中山进行救国活动。1924年11月，孙中山北上途经门司港，庞大恩和夏衍、郑汉先等同学“抱莫大的希望”去谒见了孙中山先生。当他在报纸上看到孙中山先生病重的消息，十分忧虑。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不幸病逝，庞大恩获悉，极为悲痛，他在日记中写道：“呜呼痛哉！愿吾四万万人民都继孙氏后起，吾左右的朋友都奋发有为且永为孙氏纪念之碑。”为了悼念孙中山先生，他参加编印《孙中山先生大事表》，主持召开追悼孙中山先生大会并在会上发表讲话，力陈“孙先生大亚细亚主义之真相及废除不平等条约之紧切”，他对帝国主义侵我国土、杀我同胞和国内反动军阀腐败卖国的罪行义愤填膺。他在1925年5月留日学生集会上发表演说，发出了“我欲斩长鲸以红大海！我欲埋奸臣以吐民恨”的愤怒誓言，反对北洋军阀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卖国自肥的罪行。
此时，庞大恩决心为救国奔走呼号。他和夏衍、郑汉先等先后组织领导了爱国学生团体“行社”、“读书会”、“谈话会”和“同窗会”等，开展阅读进步书报，讨论时事政治，宣传反帝反封建等活动。他和夏衍共同起草的《行社纲约》中规定：“本社社员以‘公’、‘诚’、‘勇’、‘朴’为精神”，“严守下列之信条：1．不押邪；2．不赌；3．不吃烟酒；4．一夫一妻；5．不授受贿赂；6．不蓄奴婢；7．少使仆役。”在救国活动中，他与在日本的中共党员发生了联系，得到了党组织的教育和帮助，开始接触和接受马克思主义，从而逐渐认识到，救国救民不但要学习自然科学，而且要学习社会科学，学习革命理论。
庞大恩身在异邦，仍时刻密切关注着祖国的前途和人民的命运。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他在日记中写道：“吾同胞为国奋力而惨死若此，谁非人子？谁无父母？有热血者能不沸腾挺身而怒而号乎！”“上海、青岛之工人被杀案迭起……凡有血气者非愤起不可！”“国事如此，吾欲扶大刀斩国贼民奸；世界尽成浩劫，吾欲出人类于水火，怕甚日人？怕甚英美？”并组织进步留日学生一道“募捐救济上海劳动者”，“打快邮代电回国应援”，写声援书发向日本社会。
惨酷的现实，使庞大恩逐步懂得要救国只能靠革命、靠斗争的道理，改变了以“平和的手段去改造”社会的初衷和本身柔弱的性格。他参加了“中国青年学生会”和当时日共领导的外围组织“社会主义研究会”等实际斗争。为了宣传革命道理，发展革命力量，支援国内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他经常组织学生集会，在大小集会上发表救国演说，并亲自拟文稿、印传单、发声明和集资出版地下刊物，努力向留日学生和日本人民进行宣传和呼吁，尽管遭到日本军警的盘查、扣押、破坏，仍无所畏惧。他在日记中写道：“纵马悬崖，何后顾之有耶？吾已为破甑之人，一切何所顾虑！”
1925年冬，庞大恩在东京由中共党员、时任国民党中央海外部驻日总支部特派员的何兆芳，以及中共驻日秘密总支部负责人的何恐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在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下，以更高昂的革命热情投身到更伟大的革命斗争之中。
次年3月，庞大恩于明治专门学校毕业，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这时他已认识到，在外有帝国主义压迫和掠夺，内有腐败政府统治的情况下，企图实行“工业救国”、“科学救国”是很不现实的。于是，在1926年7月，他离日回国到上海，专门从事革命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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