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日葵
发布时间：2021-03-03 浏览量：1245 来源：广西红色历史文化
黄日葵，又名一葵、野葵、布山，号宗阳，是五四爱国运动中的学生骨干和猛将，我国早期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之一，北京最早的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和北京大学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也是早期中共广西党组织的主要领导人。
品学兼优
1898年6月23日，黄日葵出生在广西桂平县城厢五甲街兴隆坊的一个书香世家。父亲黄克轩，乃清朝晚期秀才，他品性善良，勤奋好学，热心家乡的教育事业，31岁时抱着教育救国的思想，东渡日本留学，回国后严守“读书不当官”的家训，在桂平县立中学任学监兼国文教师，辛亥革命期间，他联合县里几个进步绅士到县衙门逼着县知事交出大印。母亲陈氏，是一位对子女要求严格而又端庄贤慧的家庭主妇。黄日葵兄弟四人，他排行第二，为人纯朴正直，聪颖好学，沉静而富有感情，很得父母兄长的器重和两个弟弟的敬佩。黄日葵曾自述他“生于风气朴野的山国，长于家风淳厚的家庭”。
黄日葵深受父亲的影响，自幼勤奋好学，品学兼优，作文、书法、数学的成绩都很好，他的习作经常被老师张贴在墙上作为学生的范文。读中学时，他联合学校中学习成绩优异的学生，组织起“诗社”，经常聚集在一起“谈经史，论诗画”，得到老师的器重和同学的钦佩，尤其是得到举人出身的国文教师陈有功的喜爱，将他认为干儿子。一次，黄日葵在池塘里游泳溺水，被一位老农救起，黄家为答谢救命之恩，要送礼给老农，但这位老农什么也不要，只希望认黄日葵为干儿子，黄家只好答应。这样，黄日葵又多了一位农民干爹。
1916年10月，年已18岁的黄日葵于桂平县立中学毕业，准备北上“从事古学”，后因故未能成行。这时，逢同乡李炽南从日本回国度假，邀他同往日本“游学”。黄日葵素有此志，旬日之间决然成行。他从温暖的故乡，到了“商飚瑟瑟，瑞雪霏霏”的日本，进入东京的弘文书院学习日文。寒冬之中他刻苦学习，“未得片刻之暇”，因而“学业进步”。
1918年3月25日，北洋军阀段棋瑞政府与日本订立《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4月，黄日葵等中国留日学生得知这一消息，愤起反对，并于5月初在东京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遭到日本警察的残酷镇压，被打伤、拘捕几十人。日本警察这一罪恶行径，更激起黄日葵等中国留学生的愤怒和反抗，全体中国留日学生愤然罢学回国。
同年5月，黄日葵回到上海，立即加入了爱国学生组织的“中华民国留日学生救国团”，担任《救国日报》编辑。在《救国日报》上，他发表了《日本之危机》的长篇文章，以犀利的笔锋和铁的事实，揭露和声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镇压中国留学生的罪行。他还劝说湖南新民学会选派去日本留学的罗章龙等人不要去日本留学，他说道：“日本对我们中国学生的态度很坏，不是在短时间可能解决的。莫去日本了，日本不能容纳我们这些人。我们是中国人，可以在本国学习，如果要革命，也可以在中国进行。我们还是到北京大学去读书吧！”黄日葵的话，使罗章龙等人受到很大启发，他们打消了去日本留学的念头，返回湖南长沙，将情况告诉新民学会的同志，大家认为不去日本留学是对的，从而取消了留学日本的计划。
5月中旬，黄日葵同李达、李汉俊等回国留学生代表到达北京，进行宣传联络。5月21日，北京学生2000多人发动了向北洋军阀政府请愿的运动，要求废除《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这是中国学生的第一次游行请愿运动，成为五四爱国运动的前奏。在这次运动中，黄日葵始终站在最前列，同时进行紧张的复习。1918年秋，他考入北京大学英文预科，1920年升入英文系本科就读。
北京大学，自1917年蔡元培出任校长以后，就成为全国传播反帝反封建思想文化的中心。进入北京大学的黄日葵，由于志向相投，很快就同新文化运动的组织发动者陈独秀、李大钊等熟悉起来；在反对“中日军事协定”的宣传联络过程中，黄日葵又同邓中夏、高君宇、许德珩等成为亲密的学友，他们经常到李大钊的办公室聚谈，并且得到李大钊的具体指导和帮助。1918年6月，李大钊等七人发起筹备成立少年中国学会，次年7月1日正式成立，其宗旨是：“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并以“奋斗，实践，坚忍，俭朴”为信条，达到“少年中国”的理想。黄日葵、许德珩等就是经李大钊介绍，在筹备期间加入的首批会员。
1918年10月20日，爱国学生救国会在北京组织了国民杂志社，并于翌年创刊《国民》杂志。黄日葵是国民杂志社的重要成员，并担任《国民》杂志的特别编辑员，继而又被选举为编辑部干事，他同许德珩、邓中夏是《国民》杂志的实际主编。通过黄日葵与李大钊的联系，李大钊对国民杂志社给予积极的支持和指导，并应聘为顾问，还在《国民》上发表了许多论文。在李大钊的指导下，黄日葵对亚细亚问题进行研究，先后于1919年二三月在《国民》上发表了《东亚永久和平之基础》等文章，系统地列举了日本帝国主义与袁世凯相勾结，加紧侵略中国的罪恶活动，以及使中国内乱不止、东亚和平永无存在的事实。他认为，要保持东亚的永久和平，首先日本必须无条件地取消与袁世凯所订立的“二十一条”密约，取消“共同防敌协定”，放弃在华的侵略特权，交还台湾和退出朝鲜；其次，在日本国内必须实行民主政治，杜绝军国主义等。黄日葵的论文是讨伐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檄文，引起了各方面的注意。国民杂志社由于有黄日葵、邓中夏、许德珩、高君宇等作骨干，并发表了不少政论文章，公开谈论政治，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当时的爱国知识分子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19年3月，黄日葵、邓中夏、许德珩等还在李大钊的指导下，发起成立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经常到工厂农村去进行爱国宣传活动。北京东便门、蟠桃宫、护国寺等地，是他们经常前往讲演的地点。他们的讲演，联系实际，很受群众的欢迎。
此外，黄日葵还同邓中夏、高君宇等经常到李大钊的办公室和家中聚谈，共同研究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探求改造中国社会的方法和道路等问题。他们深感仅以宣传、教育等行动，已经不能满足当前斗争形势的需要。于是，他们经常讨论“直接行动”问题。所谓“直接行动”，就是不经当局同意、批准，直接采取法律范围以外的行动，发动群众进行斗争，达到革命的目的。李大钊所提出的“直接行动”的思想，振奋和鼓舞着黄日葵等一批爱国青年，并通过他们迅速地传播到广大青年学生之中。这样，一场即将到来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风暴在加紧酝酿着。
经受锻炼
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胜的协约国，在巴黎凡尔赛宫召开重新瓜分世界的“和平会议”。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也派代表参加。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下，中国代表向“和会”提出了取消帝国主义国家在华特权，取消日本与袁世凯签订的《二十一条》，归还日本抢占的原德国在山东的各种权益等提案。然而，“和会”在美、英、法、日等帝国主义国家的操纵下，拒绝了中国代表提出的大部分提案，对山东权益的归属问题虽然进行了长时间的争论，但4月29日仍决定把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全部转让给日本，并明文载入《凡尔赛和约》，而北洋军阀政府代表居然准备在“和约”上签字。5月初，消息传到国内，立即激起全国各阶层人民的强烈愤怒，其中青年学生的情绪尤为激昂。于是，以学生斗争为先导的五四爱国运动如同火山爆发般地开始了。
5月1日下午，救国会和参加国民杂志社的各校学生代表和北大一部分爱国师生，立即在北大西斋饭厅召开紧急会议，决定5月3日召开全体大会。5月3日晚，北大全体学生及高师、工专、法专等北京十多所学校的学生代表1000多人，在北大法科礼堂召开大会，各校学生代表声泪俱下纷纷发表演讲，会场上群情激愤。黄日葵被推为大会的三个记录员之一。大会决议通电全国，采取一致行动；致电巴黎专使，绝不在“和约”上签字；并决定于第二天到天安门集会，举行示威游行。
5月4日，北京各校3000余名学生走上街头，高呼“取消二十一条”、“还我山东”、“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口号，火烧了赵家楼胡同的曹汝霖住宅，痛打了卖国贼章宗祥。北洋军阀政府慌忙派遣军警逮捕了游行的部分学生。当日晚，北京大学学生开会，决定联络各校学生罢课并成立“北京大学学生干事会”，黄日葵、邓中夏被推选为干事。5月5日，为了营救被捕学生，黄日葵等人四处奔走呼吁。6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黄日葵是出席学联会的北大代表之一。次日，在同学和蔡元培校长的积极营救和社会各方面的压力下，北洋军阀政府被迫释放了被捕的学生。
5月19日，北京学联决定：北京各校即日起一律罢课，并发表罢课宣言，开展街头讲演活动。结果，学生们被北洋军阀政府诬为“纠众滋事，扰乱治安”，限令三日内一律上课。各校学生代表坚决拒绝，并商定一面坚持罢课，一面推选黄日葵、许德珩为代表，南下宣传，发动各地各界群众参加斗争，争取胜利。为了冲出反动军警对北京大学的重重包围，黄日葵和许德珩化装成商人模样出了北京城，然后乘火车经天津、济南，29日晚抵达南京。一路上生活十分清苦。从天津起，每人买几个半斤重的馒头，饿了就啃几口，渴了就喝凉水。沿途同各地学生会联络，到南京后，刚放下行装，不顾旅途疲劳，又立即去联络学联成员。
5月30日，黄日葵、许德珩和天津、南京的代表一起到达上海。第二天，他们参加了上海学生会联合工商各界召开的追悼北大学生郭钦光烈士的大会。6月1日下午，黄日葵、许德珩参加了成立全国学生联合会的筹备会议，到会的有北京、天津、南京、上海等地的学生代表及留日学生的代表。经讨论，一致决定通电全国各地学生联合会，限两星期内各派代表到沪，共同组织全国学联。6月3日下午，他们又赶到上海商会，报告北京学生被捕情况，要求采取一致行动，举行罢市和抵制日货，要求严惩卖国贼。6月5日，上海的工人、学生、商人联合举行罢工、罢课、罢市，“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
6月16日，全国学联会在上海举行，正式成立了全国学生联合会。黄日葵、许德珩等作为北京代表，参加了这次大会，黄日葵被选为会议日刊的编辑委员。会后，他和许德珩等继续在上海发动群众投入反对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的运动。在全国人民的强大压力下，北洋军阀政府不得不罢免了经办卖国外交的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个卖国贼的职务，并于6月28日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五四”反帝爱国运动取得了重大胜利。黄日葵等人于8月底返回北京。
五四运动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黄日葵积极勇敢地投身运动之中，在运动中经受了锻炼。以后，他积极研究社会主义，热情宣传革命思想。1919年10月，国民杂志社选举第二届职员，黄日葵是编辑部五名干事之一，并轮流担任编辑部主任。经黄日葵等的努力，停刊半年之久的《国民》杂志于1919年11月1日复刊。黄日葵在复刊的第二卷第一期上发表《新村之说明》一文，介绍了日本武者小路笃实的新村主义。他认为新村组织“在中国今日现状看来，正用得着”。这反映了他对社会主义理想的向往和探索，但还分不清科学社会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界限，把绝对平均主义乌托邦的新村主义也当做社会主义。这种情况，当时不只是黄日葵一人。但他很快从切身体验中认识到：新村主义的社会改良幻想只不过是善良而幼稚的愿望，在中国根本行不通。在李大钊的热情帮助和指导下，他抛弃了新村主义不切实际的空想，转而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积极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的活动，认真研究各种社会问题和各国工人运动的历史经验，这对于促使他分清真假社会主义、信仰马克思主义起了重要的作用。
1919年7月，黄日葵担任《少年中国》编辑部的临时译员。同年10月9日，他在少年中国学会北京总会上被选为编辑员，并任文牍股主任。1920年2月，《少年中国》编辑部改组，李大钊、黄日葵等五人被选为编辑。1920年9月18日，少年中国学会召开常会，选举学会第二年最高领导机构，李大钊、黄日葵等七人当选为评议部部员，黄日葵还被推为《少年中国》编辑部副主任。由他负责编辑的《少年中国》第四期，曾以妇女问题专号为妇女解放大声疾呼，他发表了《何故不许女子平等》一文，并在《国民》、《少年世界》上先后发表了《妇女问题评论》、《各国妇女运动史》等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系统地论述了妇女运动发展的历史，从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的角度，明确提出了“妇女运动与国民运动、被压迫阶级的民众运动（是）联系着的”，并以事实批判了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道德，驳斥了维护男尊女卑的谬论，特别为女子受教育的平等权利呼吁，为北京大学从1920年夏开始招收女生，实行男女同校，破除封建旧习，改革教育大造舆论。
黄日葵不仅积极参加反对封建礼教争取妇女解放的思想斗争，而且在实践上也身体力行。1920年8月，黄日葵由北京经上海回广西桂平探亲，并为北大图书馆募捐。当时，家中曾包办要他同桂平一染坊老板的女儿结婚，黄日葵断然拒绝。他于1920年11月初回到北京。
对于劳动问题、工人运动问题，黄日葵尤为重视，发表了不少有见地的文章。他翻译了《我们劳动者的铁锁》，于1919年6月1日在《少年中国学会会务报告》第四期上发表。在《少年世界》上，他发表和译载了《日本之劳动运动》、《日本青年文化同盟之成立及其宣言》、《最近英美之劳动运动》等文。在《日本之劳动运动》一文中，他介绍了日本劳工的团体友爱会、信友会、劳动运动本部、日本劳动联合会等33个工会的情况，以及劳动联合大会、日本劳动联盟大会等工人阶级劳动大会的情况，还介绍了日本东京炮兵工厂、山崎造船所、大坂炮兵工厂等工人罢工的情况。他在文章中指出，中国工人阶级也要建立工会，组织起来进行罢工斗争。在《日本青年文化同盟之成立及其宣言》一文中，他介绍了日本法政大学、早稻田大学的一些先进知识分子以改造社会为己任的团体及其宣言，并着重强调宣言中所指出的；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欧洲所掀起的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斗争和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在《最近英美之劳动运动》一文中，他介绍了英美工人阶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斗争觉悟提高的情况，指出英美工人所提出的已经不是工资问题和劳动条件问题的“消极要求”，“他们正在提出更根本的要求，向政府资本家作最后的挑战”，“无论如何，总想以自己的手段，决定自己的命运。”这反映了黄日葵从研究英美工人阶级在反对资本主义制度斗争的历史经验中，已经认识到工人运动必然发展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必然从经济斗争发展为政治斗争的趋势，以求推进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
黄日葵和少年中国学会同仁，不仅十分重视研究各国工人运动的情况和经验，而且注意同各国进步团体建立友谊联系。1920年4月28日，少年中国学会推派黄日葵等五名会员，以北京大学游日学生团名义赴日本考察，他们在日本进行一番联系、宣传、参观活动后，于同年6月16日回到北京。
实行生活革命
马克思主义经黄日葵等先进知识分子的积极宣传，在中国日益广泛传播；而黄日葵等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逐步接受了科学社会主义，走上了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进而成长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1920年11月，黄日葵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上半年，他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3年，黄日葵在北大25周年纪念会刊上发表《在中国近代思想史演进中的北大》一文，就真实地叙述了五四运动前后北大的实际情况，事实上也是黄日葵自己成长进步的真实记录。他在文中指出：五六年前，陈腐、停滞的北京大学，自看见新思想、新文化的光明以后，逐渐分成两派，一派以胡适之为首领的由鼓吹文学革命转变为国故整理的新潮派，一派是以陈独秀为首领的从爱国的政治热走向实际的社会革命运动的国民杂志社一派。五四运动后，国民杂志社这一派的倾向“越发分明了，他们显然是社会主义——尤其是布尔什维克的仰慕者了”，“北大的学生——国民杂志社分子，也有牺牲学业，跑到有工厂、矿山的地方去组织工人，教育工人了。北大的学生，也像俄国的前辈一样，濒万险者有之，坐牢狱者有之！”
1919年3月，黄日葵作为“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成员，经常到街头向群众宣传新思想新文化，以“唤起平民之自觉心”。五四运动中，他在北京、上海等地奔走呼号三个多月，成为北京学联和全国学联组织的活跃分子。
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秘密发起组织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于1921年11月17日正式公开征求会员。黄日葵与邓中夏、罗章龙、高君宇等都是在秘密组织时期的发起人和最早成员。此时，黄日葵更加自觉地、有计划地、认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研究社会主义。1920年，他在复仲苏信中写道：“暑假后，我要实行生活革命了。大概除正课外，上午致力英文（暑假后打算入英文系）及哲学、心理学………文学……下午阅报、杂志，晚间研究社会主义，或家族问题、妇女问题。”通过紧张的学习、研究，黄日葵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明确了中国的改革须有一种主义为指导，而且不能不是社会主义。
1921年7月1日至4日，少年中国学会在南京召开第二届年会，到会的共23人，黄日葵和高君宇、邓中夏、刘仁静等四人代表北京会员参加了大会。大会就学会宗旨、主义、政治活动等问题进行激烈的争论。黄日葵在会上作了发言，并且明确指出：“主义是时代的产物，今日为中国的改革，实觉须有一种主义的必要。而考察学会所以发生规定一种主义的问题，一、由于受时代潮流影响……不明确学会属何主义……大家不满意于这种现状；二、会员事实上已无法避免政治活动，不能无一定主义以为活动的标准；三、会员社会上各种活动，以所持主义各异，是非善恶各执一说，每引起误会。由这所以不可无共同的主义。学会今规定的宗旨，每人解释不同，这亦易招分裂。”在会上，黄日葵还提出：“因必入旧政界，然后可调查他的内容，以便求个切实改革方法，”“既有学会，则可监督加入政界的人，有主义以加入，则不致受人同化。”他这种为了了解和改革旧政界的目的，而有主义、有监督不致受同化的加入旧政界的主张，有着积极的意义，明显同那种为谋求一官半职而加入旧政界的投机政客大不相同。
会后，黄日葵、邓中夏受李大钊的委托，并应四川少年中国学会会员陈愚生的邀请，同沪宁方面的张闻天、杨贤江一起，于1921年夏到达四川重庆，在四川道尹公署教育科举办的暑期讲习所讲演。参加讲习所学习的大半为中小学教师及一部分进步青年，时间一个月。这次讲演活动对四川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1921年10月，少年中国学会召开常会决议，组织社会主义研究会，由邓中夏负责组织工作；并组织文学研究会，由黄日葵负责组织工作。
1922年7月，少年中国学会在杭州召开大会，黄日葵等北京会员未能出席，但由黄日葵、邓中夏、刘仁静、李大钊等署名向大会提出了《北京同人提案——为革命的德谟克拉西（民主主义）》。这个提案批判了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制定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指出学会应“共同认定一联合的战线，用革命的手段，以实现民主主义为前提”，“中国的国民党抱民主主义的理想，十余年来与恶势力奋斗”，“从今以后，我们要扶助他们，再不取旁观的态度”，并呼吁：“我们不要躲在战线后，空谈高深的主义与原理，我们要加入前线与军阀所代表的黑暗势力搏战。”杭州大会基本上接受了这个提案，接受了“对外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对内谋军阀势力之推翻”的主张，通过了《本会对时局的态度》，使少年中国学会向前迈进了一步。1922年8月10日，《先驱》发表了《少年中国学会最近的进步》，表示了中国共产党对少年中国学会这一进步的肯定。是年11月，北大学生干事会成立，黄日葵是干事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1923年，党组织根据黄日葵在五四运动中同南北各地学生有广泛联系和威信的条件，安排他继续开展学生运动。是年初，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对由湖南军阀赵恒惕保举而当上教育总长的无耻政客彭允彝安插私党、克扣教育经费等卑劣行径不满，及愤于军阀政府的压迫而辞职。在党组织和李大钊的领导下，黄日葵主持北大学生干事会立即组织北大学生发起“驱彭留蔡”运动，积极开展“驱彭”、“留蔡”，取消不平等条约，收回海关及租界，废督裁兵，取消治安警察法，争回庚子赔款为教育基金，教育经费独立等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
1月19日上午，黄日葵等四人作为北大学生代表赴总统府会见黎元洪，请求驱彭留蔡，黎元洪却以权在国会为借口推托责任。下午，黄日葵等人组织北大、医专、工专等校学生1000多人赴众议院再次请愿，众议院院长吴景濂指使大批军警殴打请愿学生，致使200多名学生负伤，50多人受重伤，黄日葵头部受伤，被送往医院急救。于是学潮更为扩大，北京学生成立了以黄日葵、何孟雄为主要负责人的北京学生联合会。由学联向法院指控吴景濂指使院警行凶。1月23日，黄日葵等人在《北大学生新闻》上发表《地检厅受理北大受伤学生起诉案》一文，向北京地区广大学生报道了这一斗争情况，控诉了军阀的残暴罪行。
1月31日，黄日葵与北大学生会代表和北京学联会代表到达济南，向山东学联、教育会、总商会等机关报告请愿时流血事件的经过，并请求援助。2月初，他们又到南京、上海与各学校团体联络。2月7日，中国共产党领导京汉铁路工人举行全线大罢工，北洋军阀政府实施镇压，制造了“二七”惨案。2月中旬，黄日葵等与上海的党组织取得联系，共同发动上海各界支持学生运动和工人大罢工，并声讨军阀杀害工人的暴行。3月15日，黄日葵、夏曦等作为北京学联代表，参加了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学生联合会代表大会。
8月20日，黄日葵又作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北京代表出席了在南京举行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代表大会。12月30日，他被推选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北京地委委员长，领导北京的20多个团支部的工作。
1924年春，黄日葵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担负青年工作。同时，他还担负中共北京东城支部的工作。同年7月，他在北京大学英文系毕业，并留校任助教。当年秋，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建立国民军，黄日葵被党组织和李大钊派往国民军中做宣传工作。
1925年，以广东为根据地的大革命运动迅猛发展。我党为加强广东地区的领导力量从各地抽调干部去广东。是年底，黄日葵被任命为改组后的共青团广东区委学生运动委员会书记。1926年2月，他又被国民党任命为中央青年部秘书，兼管青年军人工作，并担任童子军委员会首届委员兼政治训练处主任。
出色的政治部主任
1926年初，新桂系统一广西，政治中心由梧州移向南宁。中共广西党组织也向南宁发展。3月，两广统一，桂系军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李宗仁任军长，黄绍竑为党代表，黄日葵被派任政治部副主任。6月，第七军一部由桂入湘出师北伐，黄日葵与黄绍竑一起留守后方。8月，黄日葵离开广州到达南宁，就任第七军政治部副主任，并兼任南宁军校政治部主任。中共广东区委还派黄日葵为特派员，负责领导广西党的组织工作，担任中共南宁地委书记。黄日葵在南宁经常出席各种会议，发表演说，非常鼓舞人心。如1926年8月27日，他在南宁国民党区分部宣讲三民主义，报告在北京筹办国民党组织的经过，后来黄绍竑回忆说：当时“各党员异常欢迎，鼓掌不绝”。8月间，黄日葵从梧州广西宣传员养成所调去100多名学员，训练两个月后，编成20个队（每队四五人），派往百色、龙州左右江地区去做宣传工作。在黄日葵的积极努力下，1926年秋，我党在广西的党务各方面均有发展，尤其是农运及青年运动，同时国民党广西省党部亦整个在我们党的影响之下，组织亦渐扩大。到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前，广西党的组织，除梧州和南宁成立地方执行委员会外，还在桂林、桂平、柳州、岑溪、苍梧、武宣、平乐、贺县、怀集、贵县、龙州、东兰、恩隆、奉议等地建立了党的支部干事会。
在黄日葵的组织发动下，南宁的群众运动逐日高涨；梧州有工人1万余人，工会有23～30个，统一机关有梧州工人代表会，完全在我党指导之下，桂东南的农民运动也日益发展；以东兰为中心的右江流域的农民革命运动迅猛发展，不少乡村建立了农民武装和农民政权，向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发动了猛烈的攻击。
工农群众运动在广西的蓬勃发展，使统治广西的桂系军阀坐卧不安。早在1926年2月，东兰县长黄守先及土豪劣绅就与当地驻军相勾结，血腥镇压东兰的农民革命运动，制造了震动全国的“东兰惨案”。随着工农运动的进一步发展，1926年冬，黄绍竑又指使梧州警备司令部逮捕了梧州中共党的负责人谭寿林，镇压梧州工人运动。面对黄绍竑等的反动行径，我党进行了还击。一方面放手发动工农群众进行武装反抗；一方面联合俞作柏等左派势力同黄绍竑进行合法斗争。黄日葵曾在1926年12月的《广西政局之分析》中指出：桂系“领袖的冲突以前是黄、李冲突，现在就是俞作柏和黄绍竑冲突”，俞作柏当了“省党部组织部长后，便表现进步，到广州找鲍同志要顾问，回去巡察党务，惩办土豪劣绅，释放在梧被拘禁的学生”。俞作柏还同情和支持东兰农民运动，站在“农民方面，赶县长，杀土豪劣绅，此种表现，也使黄绍竑反对”。基于这种局势，黄日葵明确指出，我们应利用此种冲突，“在此冲突下功夫”。由于黄日葵采取正确的斗争策略，打击右派势力，壮大了革命力量，迫使黄绍竑不得不暂时收敛，被迫同意建立“东兰调查善后委员会”，对东兰惨案进行调查处置。
对于梧州反共事件，黄绍竑也不得不于1927年3月29日释放了谭寿林等人。但是黄绍竑不甘心失败，他视黄日葵为眼中钉，非拔除不可。1927年2月，黄绍竑借故把第七军政治部的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包括黄日葵等30多人“组织一个北伐军慰问队”，送到北伐军前线，实际上是把黄日葵赶出了广西，赶出了第七军政治部。
过罢1927年春节，黄日葵就率队出发了，下广州，经曲江、湖南、武汉，于4月初到达安徽芜湖。在芜湖，黄绍竑下令解散了“北伐军慰问队”。黄日葵即转往上海。在上海，他遇上了战友许德珩，并和许德珩一起去闸北总工会看望陈延年、赵世炎等同志，共同分析了当时局势，认为当时局势很紧张，说不定很快就会有武装冲突。于是，黄日葵、许德珩决定离开上海。就在他们离开上海的当天，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奋斗不息
黄日葵离开上海后，又奔往武汉。1927年4～6月，黄日葵接受党的派遣，到李品仙的第八军任政治部主任。由于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严重危害，使党不能有效地对蒋介石的叛变进行反击，继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5月17日夏斗寅在宜昌叛变，21日，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武汉国民政府汪精卫集团也在积极准备最后叛变革命，形势日趋紧张。5月25日，黄日葵参加了党在汉口举行的“东南各省农运工作扩大会议”，讨论了扩大东南各省农民运动问题，力争时局好转。
7月15日，汪精卫集团叛变，国共合作进行的国民革命夭折。黄日葵和我党许多著名的活动家、领导者，被汪精卫反革命集团通缉。
7月底，黄日葵按照党的指示，与部分共产党员从武汉奔赴南昌。他和恽代英等在周恩来为首的中共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的领导下，紧张地进行南昌起义的筹备工作。8月1日凌晨2时，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下，原北伐军3万多人举行了著名的南昌起义。8月1日上午9时，前委在原江西省政府西花厅召集中委、省委、特别市、海外党部等代表联席会议。参加会议的除起义领导人外，还有各省及旅居欧洲、日本、暹逻、古巴的海外华侨代表共40多人。黄日葵作为广西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推举周恩来、邓演达、吴玉章、宋庆龄、何香凝、于右任、苏兆征等25人为革命委员会委员。下设参谋团、秘书厅、财务委员会、宣传委员会、农工运动委员会、政治保卫处、党务委员会等领导机关。黄日葵担任宣传委员会委员并参加该委员会工作。
8月3日至6日，起义部队相继撤出南昌，南下广东。9月底10月初到达广东潮州、汕头地区。后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围攻下，南昌起义归于失败。黄日葵随起义部队南下，以后转到香港，1927年12月，又由香港到达上海。
黄日葵在上海等待组织分配工作期间，曾召集李其实、谭寿林、陈英等留沪的广西同志开会，总结党在广西工作的情况，并于1928年2月7日写了《给中央的报告》，向中共中央汇报了广西党的组织工作、工农革命运动的情况，并提出了今后工作的意见。在这期间，他抓紧时间看书学习，还翻译了一本外国文学，署名“黄潮音”，交上海泰东书局出版。
1928年春，年已30的黄日葵与立达学园的女学生文质彬结婚。文是四川人，1921年黄日葵至四川演讲时便已认识，在此危急之际，两人异地相逢，患难与共。但婚后不久，黄日葵被捕入狱。党组织通过当时负责南国剧社的田汉出面保释，得以获释。
为了避开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1928年秋，黄日葵化名为文斌，仓促离开上海去日本。1929年11月，他又被日本当局逮捕入狱，遭受电刑，加上疾病折磨，多次昏厥，但他坚贞不屈，始终没有说出他的真名和暴露自己的身份，使敌人束手无策。在狱中，黄日葵病情日益严重，日本当局只好通知当时在日本东京留学的赖国航保领出狱治疗。出狱后，黄日葵贫病交加，幸有友人帮助，才住进日本帝大医院治疗。他的爱人文质彬（化名为文秀娥）闻讯从上海赶到东京护理。
1930年春，黄日葵被日本当局勒令出境，他与文质彬一同回到上海。这时他的病没有完全好转，但他始终保持旺盛的革命精力。他曾对友人说：“我的身体不行了，但身上还有一支笔，写点东西，相信对革命事业还是有用的。”他在生活困难的条件下，坚持从事写作活动，进行革命宣传。他写了许多手稿，生前交给好友保管，但很可惜，后来在抗日战争时失掉了。
1930年冬，黄日葵的病情恶化，在组织帮助下，他化名陈亦农，住进上海红十字医院就医，但终未治愈，不幸于12月20日病逝。黄日葵逝世后，因无钱埋葬，厝棺上海数年。到1934年春，才由他的爱人文质彬、弟弟黄日焰及生前友好和战友苏怡、田汉等安葬于上海公墓，并由田汉题写碑文：“黄公日葵之墓。”
黄日葵的一生很短暂，仅历经了32个人生春秋。然而，他对党、对人民赤胆忠心，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默默无私地奉献出了自己毕生的精力和心血，其业绩将永载史册，其精神将彪炳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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