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振亚
发布时间：2021-03-03 浏览量：718 来源：广西红色历史文化
李振亚，乳名阿四，原名李荣，又名李伯崇、李崇。他参加过百色起义，先后担任过红军学校教官、红色干部团营长、红三十三军参谋长和琼崖纵队参谋长、副司令员等重要职务，1948年9月在海南岛的陵万战役攻势行动中英勇牺牲。他一生戎马，对党对人民碧血丹心，是人民心中的常胜将军。他的忠勇形象，万人景仰；他的革命精神，将永远鼓舞和激励后人。
投身革命
1908年，李振亚出生在广西藤县金鸡乡大坟村的一户贫苦农民家庭。
李振亚的父亲李静兰，是个勤耕苦种的老实农民，母亲是位农家妇女。他们俩在李振亚八九岁时就先后离开了人世。李振亚有三个哥哥，大哥礼祯于1923年出洋去新加坡打工谋生，十年后回家死去；二哥善祯随祖父李有才在家起早贪黑，脸朝黄土背朝天耕田种地；三哥容周，背井离乡，流落南宁、龙州等地打工。姐姐则早已出嫁。李振亚小时随父母亲生活，做些力所能及的农家劳动，并在村里读了两年私塾，由于父母亲相继去世，他被迫辍学，随祖父放牛务农。
1925年，李振亚17岁，由于生活十分贫困，他被迫到离家七八里的金鸡圩的一家饭馆当杂工，继而到一家裁缝店当学徒，不仅收入微薄，而且受老板的欺压，他愤然辞工。次年，李振亚又到更远的南宁、龙州等地打工，仍然是天下乌鸦一般黑。
1929年3月，蒋桂军阀混战爆发，桂系军阀战败。有进步倾向的俞作柏、李明瑞等乘机掌握了广西的军政大权，他们受共产党的影响，同情革命，再加上与蒋、桂军阀之间有矛盾，于是要求共产党派干部协助他们工作。中共中央决定派邓小平、张云逸等前往广西，以便从中掌握武装，建立革命队伍；中共各地党组织也输送了一批党团员以及工农积极分子到部队充当骨干。在此情况下，李振亚参加了李明瑞的广西军队，他与莫文骅等人一起在广西警备第四大队任副官。
1929年12月11日，在邓小平、张云逸等组织领导下，部队在百色举行了武装起义。起义胜利后，部队改编为红七军，下辖三个纵队，同时成立了右江苏维埃政权。李振亚参加了百色武装起义，被委任为红七军军部副官。
百色起义的胜利，使广西的反动势力极为惊恐，他们不甘心失败，慌忙纠集反动地主土匪武装2000余人，从百色西部地区向百色袭击。当时邓小平去了龙州，张云逸去了平马镇，起义部队主力则开到了果德、平马一带活动。留在百色的仅有军直属队，连同军部工作人员等总共不足500人。面对敌人的突然袭击，军部工作人员叶季壮、李振亚以及军部教导队队长许卓等人，临危不惧，挺身而出，带领战士们迅速投入战斗。他们先在城内筑起街垒，阻击敌人，奋勇杀敌，接着在司号员小李吹的冲锋号下，拎着驳壳枪，一鼓作气从军部附近的街口直向大街冲击，将土匪击退。
李振亚战斗顽强，平时工作积极，革命立场坚定，斗争坚决，在百色起义胜利后不久，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得力助手
1930年3月，红七军军部率领第一、二纵队转移到桂黔边一带活动。李振亚随军部行动，负责部队的后勤工作。4月底，部队进占贵州榕江县城。李振亚与一些干部将没收得来的反动官僚地主的衣物和粮食分配给当地贫苦群众，并向群众宣传党的主张和政策。几天后，部队回师右江根据地，李振亚担任红七军第二纵队第二营副官，参加了在平马镇进行的为期三个月的整训。
9月，中共中央代表邓岗抵达平马，传达中央指示，要红七军离开右江革命根据地，去攻打柳州、桂林等城市，最后夺取广州，以保证全国红军首先夺取武汉的“争取一省数省的胜利”。中共红七军前委领导人邓小平等对此持不同意见，但因为中央已作了决定，只好贯彻执行。为此，军部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取消了纵队，改编为第十九、二十、二十一师三个师。韦拔群仅带着红二十一师的番号、旗帜和数十人的老弱病残留在右江坚持斗争，其余部队全部奉命北上。整编后，李振亚任红二十师第五十八团第二营政委，率部随军行动。
可是，红七军北上三个月，却疲于奔命，不仅没有攻占一座大城市，相反使自己伤亡和减员严重。12月底，红七军占领全州，这时部队已减员一半以上。面对这一残酷的现实，广大指战员对于中央立三“左”倾冒险主义日益产生怀疑与不满。在广大指战员的强烈要求下，红七军前委在全州召开会议，认真总结了几个月来的经验教训，决定取消攻打柳州、桂林以及夺取广州的冒险计划，改向广东小北江一带进军，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取得暂时的立足点，然后再挺进中央革命根据地，与中央红军会合。
1931年1月中旬，红七军进抵贺县桂岭。红七军前委决定将两个师缩编为第五十五、五十八两个团；干部降级使用，精简机关，充实连队。李振亚奉调到红五十八团任团部副官，主管后勤工作。4月，红七军第二次党代会召开，批判了立三“左”倾错误给部队带来的影响，整顿了部队。7月，红七军进抵江西兴国，与中央红军胜利会师，接着划归红三军团指挥。李振亚积极搞好部队的后勤供应工作，每次行军和对敌作战之前，他都认真细致地检查各连队的枪支、弹药以及粮食等物资的准备情况，如发现不足或不适用等情况时，就及时处理，或补充或调换。部队平日驻防时，他反复教育战士们一定要关心群众生活，模范遵守群众纪律，搞好清洁卫生等等。当部队要出发时，他到各驻地进行检查，嘱咐战士们要把借用老百姓的各种东西及时清点退还；有违反群众纪律的，就进行严肃处理。当年曾与李振亚一道工作、担任红五十八团政委的云广英，后来回忆李振亚时说：“他给我的印象很好，很深刻。他在艰苦和任何艰险的战斗情况下，革命意志很坚强，工作责任心很强。在行军作战时，他都主动、积极、勇敢地完成他的工作任务，又能善于团结干部和群众，特别对一般工作人员的教育，都做的很好。因之，在该团工作中，他给我们完成各项战斗任务帮助很大，的确起到了得力的助手作用。”
1931年7月，红七军投入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反“围剿”斗争。8月中旬，红七军与兄弟部队互相配合，经三天急行军，奔袭黄陂敌毛炳文师，全歼敌军四个团。9月中旬，在牵制和消灭敌韩德勤部的方石岭战斗中，再一次立下了战功。李振亚参加了这次反“围剿”斗争，出色地完成了战斗任务。
屡建功勋
1932年1月，李振亚被选送到瑞金红军学校第二期指挥系学习。5月结业后，李振亚被留在红军学校担任营长。
9月，由于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红军学校奉命扩编成四所红军学校：红军大学、彭杨步兵学校、公略步兵学校和特科学校。李振亚奉命调到公略步兵学校，担任第一营营长。
公略步兵学校的任务是培训红军的连排级军政干部，学员都是从部队的连长、指导员、排长和青年干事等中间挑选出来的。1934年9月，公略步兵学校奉命由江西雩都县迁移到瑞金的九堡。李振亚在学校任职以身作则，既是教员，又是指挥员。他理论联系实际，言传身教，不仅在课堂授课，而且还经常带领学员到野外演习，并率领全营学员参加第四次反“围剿”作战。尽管当时环境极端困难，但他都出色地完成了教学任务，在短短的时间里，学校为前方各军团培养了数百名军事指挥员。在公略步兵学校，他被评为模范教员。
1934年10月，由于王明的“左”倾错误领导，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离开中央苏区长征，实行战略大转移。为了适应长征作战的需要，10月中旬，四所红军学校及上级干部队奉中革军委命令，在九堡集中整编，合并为红色干部团，随中央红军一道长征。红色干部团除担负着在实战中培养干部和进行战斗的双重任务外，还同时肩负着警卫和保卫中央纵队行军、宿营安全的重任。红色干部团经整编后，原公略、彭杨学校编为军事第一营、第二营和第三营，特科学校编为第四营，红军大学编入上级干部队。红色干部团团长为陈赓，政委为宋任穷。李振亚被任命为第一营营长，下辖三个连，战士都是由原来的连、排干部组成，担负侦察敌情、清除障碍的任务。
10月18日，红色干部团在陈赓、宋任穷率领下，奉命出发，开始长征。11月，进入广西境内。12月初，突破湘江后，干部团进入苗山。一次，部队正在苗区宿营，国民党反动派派遣的特务偷偷潜进苗家山寨，在半夜时分乘人不备纵火焚烧苗家房屋，同时造谣、诬蔑说是共产党杀人放火。李振亚与其他战士奋不顾身地投入灭火，并抓住了几名纵火者，供认了国民党反动派企图通过放火挑拨少数民族仇恨共产党和红军的阴谋。干部团指战员们及时向群众进行宣传，使群众了解了放火的真相。随后，干部团发动战士们帮助苗家群众修筑房屋，还发放了一些钱给群众度过困难，密切了苗族群众和红军的关系。事后，朱德来到红色干部团，奖励了一营李振亚等同志的突出表现。
12月15日，干部团与其他兄弟部队占领贵州黎平，并在黎平进行休整。1935年1月，红军攻占遵义。红色干部团紧随中央纵队进入遵义，担负警卫任务。
遵义会议胜利结束后，红色干部团于1月中旬离开遵义，经娄山关、桐梓向西挺进至土城一带，准备随红军大队在土城渡过赤水河，夺取兰田坝、大渡、江安，然后横渡长江。可是，红军的行动引起了国民党的极大恐慌。蒋介石命令川军倾其全力于川黔边境布防，并派教导师严密封锁长江，防止红军北渡。中央军委乃命令红色干部团配合红三军团于土城攻打敌教导师。
干部团一营战士在李振亚指挥下，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敌人依托坚固工事，居高临下，负隅顽抗。李振亚身先士卒，亲临第一线指挥作战。当时地形对我不利，一营攻击时，既受到正面敌人的阻击，又遭到左右两条山梁的敌军火力侧射。一营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李振亚的背包被打进数发子弹，帽沿也穿了两个洞。后来，敌我双方形成对峙局面，而大批川军又源源不断地增援。于是，土城战斗本能达到预期目的，我军乃决定于1月29日拂晓前脱离接触，一渡赤水，向川南与滇东机动。
为了甩掉追击的敌军，尽快北上抗日，4月下旬，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央红军兵分左、中、右三路，速渡金沙江。4月29日，当红色干部团前进到离金沙江200多里的彝民地区时，接到了中央军委关于夺取金沙江皎平渡口的命令。为了保证这一任务的完成，决定以干部团第三营为先遣营，九连为前卫连，由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直接指挥，昼夜兼程跑步向皎平渡推进。干部团第一营、二营、四营和上干队等则由陈赓等率领，随后跟进。当天晚上，先遣营占领了渡口，夺取了仅存的一条船，将一个排送到了北岸。李振亚奉命率领第一营担任渡江掩护任务。
第二天清晨，刘伯承到达金沙江畔时，得知左右两个渡口因船只已被敌人烧毁，又无法架桥，全军都将由皎平渡渡江，于是命令陈赓率领第一、二、四营等部迅速夺取皎平渡以北40里的通安州，占据高地，直接控制皎平渡口，掩护全军安全渡江。陈赓接受命令后，立即命令李振亚率领第一营战士跑步前进，抢占通安镇右山阵地。一营和其他各营按照上级的命令，向敌军发动勇猛进攻。敌军抵挡不住，纷纷溃退，至当天黄昏前，敌军已全线溃退，我军占领了通安州。这样，红军数万人靠六条木船，得以从皎平渡安全过江。从此，红军跳出了数十万敌人围追堵截的包围圈，实现了渡江北上的战略意图。中央军委通令嘉奖了红色干部团。
5月25日，在刘伯承、聂荣臻等指挥下，红一师第一团夺取了安顺场，又组织17勇士抢渡了大渡河。红色干部团随红一师从此渡河。由于安顺场不能架设浮桥，修好了的几只船也无法解决全部红军的渡河问题。而向我追击的敌军很快就要赶到，形势十分危急。刘、聂等首长认为必须夺取沪定桥，乃命令红二师沿江左岸北进，已经过了江的红一师则沿江右岸配合红二师夹江北进；干部团接替红一师，掩护兄弟部队执行任务。
不久，敌军一个先头旅赶到。情况紧急，上级命令干部团至少要坚守一天。处在敌众我寡的严重情况下，一营战士在李振亚的指挥下，凭借有利地形，与敌人展开激战，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战斗中，李振亚腿部受伤，坚持不下火线，带伤继续指挥战斗，终于和其他兄弟部队一道，完成了坚守一天的战斗任务。
6月，红一方面军越过雪山、草地后，在达维、懋功等地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会师后，组成了前敌总指挥部，叶剑英任参谋长，李振亚奉命调到总指挥部任作战科科长。
为了便于统一指挥，也利于互相学习，经中央批准，决定红一、四方面军之间互相调配部分干部和部队。红四方面军调派了三个团共3800人到红一方面军；红一方面军调派了李卓然、张宗逊、陈伯钧、李天佑、李聚奎等一批干部到红四方面军工作。李振亚奉命从前敌总指挥部作战科调到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三军，担任军参谋长。
8月，中央军委在毛儿盖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将红军分为左、右两路，继续北上。以红一方面军的第一、三军团、中央直属纵队和红四方面军的第四、三十军合并组成右路军；以红一方面军的第五、九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的第九、三十一、三十三军合并组成左路军。李振亚随第三十三军调入左路军行动。
以后，左、右路军相继出发北上。但当左路军进抵阿坝地区后，张国焘阴谋搞分裂，对抗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针，竟然命令左路军以及右路军中原属红四方面军的第四、三十军转头南下，企图在川康边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建立根据地，甚至公然宣布另立中央。随左路军行动的朱德、刘伯承坚持原则和团结，对张国焘的反党行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李振亚坚定地站在朱德、刘伯承一边，积极参加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为此，李振亚遭到了张国焘的打击与排挤，被调到军政治部当娱乐股股长。
1936年7月，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地区会师，共同北上，10月间于甘肃会宁地区与红一方面军会合。中央命令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率第三十军、第九军、第四军、第五军、第三十一军西渡黄河。10月底，除第四军、三十一军因敌军控制黄河渡口而被阻于河东外，其余各军均相继渡过黄河，组成西路军，向甘肃河西走廊前进。李振亚奉命随红五军参加西征作战。
西路军先后在古浪、永昌、山丹、高台、倪家营子等地，同马步芳、马步青等部的优势敌军进行了长达四个多月的恶战，虽然给敌人以很大杀伤，但我军亦遭到了严重损失与挫折。李振亚在西路军亦经历了多次艰苦战斗。1937年春，西路军惨遭失败，余部转入祁连山区，李振亚在毕占云支队任参谋长，后不幸被俘。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后，李振亚经中共中央营救，抵达延安。
上校教官
李振亚到延安后，向党组织详细汇报了随西路军西征的艰苦经历，受到了有关领导的亲切慰问。不久，他被分配到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三大队第五中队任中队长兼教官。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共中央向全国发表了抗战宣言，呼吁国民党以及全国一切抗日力量团结起来，共同抗日。在国共双方的共同努力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形成，国共第二次合作得以实现，从而推动了全国抗日形势的发展。不久，李振亚奉调到第十八集团军总部任参谋，在朱德、彭德怀的领导下奔赴抗日前线，开辟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
1938年10月下旬，朱德代表中共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在武汉与国民党蒋介石等协商，在湖南衡阳的南岳合作开办抗日游击干部训练班，为华南地区培养抗日游击作战的干部人才。12月，中共中央决定叶剑英为南岳训练班副教育长，李振亚以八路军总部高级参谋、上校教官的身份与其他30多位中高级干部由延安南下南岳，参加训练班的筹备工作。
1939年2月25日，训练班第一期正式开学，学员1046人，大部分是国民党军的中下级军官，少数是中共地方组织选调去的游击区干部和爱国知识青年，训练时间为三个月。整个教学课程，军事训练约占五成半，政治教育为四成半。由共产党八路军方面派出的教官，主要负责讲授抗日游击战略、战术和游击政治工作等课程。李振亚担负讲授游击战争中的政治工作和抗日游击战术课程。
是年5月25日，游击干部训练班第一期结业，李振亚奉命去广东工作。6月初，他抵达广东韶关八路军办事处，参加中共广东省委在曲江纂溪村开办的党员训练班工作，讲授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敌后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七八月间，训练班尚未结束，中共广东省委命李振亚立即动身，前往广东东江抗日游击队所在地广东惠阳坪山，主持中共广东省委举办的游击训练班工作。
第一期游击干部训练班设在坪山沙博村。训练班于9月开课，李振亚任训练班主任，负责全面工作。邬强任副主任兼教官。第一期训练班时间三个月，于12月结束。1940年1月，李振亚又主持举办了第二期训练班。
1940年2月，经中共东南特委军委书记梁鸿钧和政训员卢伟良介绍，李振亚与从马来亚回国参加抗日的爱国华侨女青年、当时正在曾生部队电台工作的东江华侨服务团文森队队长、游击队员王春红结为伴侣。
此时，国民党顽固派掀起反共逆流，国民党广东当局蓄意制造事端。面对这一严重情况，3月初，中共东南特委与东江军事委员会领导人，在惠阳坪山召开了东江军事紧急会议，决定东江军事委员会领导下的曾生、王作尧两支部队离开惠（阳）、东（莞）、宝（安）抗日前线，向海陆丰地区转移。3月1日，李振亚被任命为中共东江军事委员会参谋长。
3月8日晚，正当我东江抗日军民在惠阳坪山举行“三八”国际妇女节纪念活动时，国民党顽军3000多人发动了突然袭击。曾生部队在曾生、梁鸿钧、李振亚等率领下，突破敌人的包围，向海陆丰转移；王作尧部队也同时离开东、宝地区，向海陆丰转移。两支部队在东移过程中，受到了国民党顽军的前堵后追，历经多次激战，部队受到很大损失，但他们克服了重重困难，于4月抵达海陆丰后分散活动。李振亚夫妇则奉命前往中共广东省委领导机关所在地香港，向省委汇报部队情况。5月，中共中央军委电令：曾生、王作尧部队立即返回东、宝、惠前线，继续坚持抗日斗争；李振亚夫妇立即前往海南岛工作。
大智大勇
李振亚原计划到香港后请示中央，要求到新四军去工作。他接到中共中央军委的电令后，便愉快地服从组织的安排，前往海南岛。1940年6月，他改名李振亚，王春红改名王超，夫妇俩化装成商人，在中共琼崖特委交通员张瑞民的带领下，离开香港，偷渡琼州海峡，于7月抵达海南琼崖抗日独立总队的驻地——澄迈县的美合。
李振亚抵达海南后，受到了琼崖特委领导人冯白驹等的热烈欢迎。根据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的指示，李振亚被任命为琼崖特委直接领导的抗日部队——广东省琼崖抗日游击队独立第一总队（简称琼崖独立总队）参谋长。
琼崖独立总队是由琼崖工农红军改编的，由于长期坚持武装斗争，缺乏必要的训练和休整。李振亚到海南后，针对上述情况，在中共琼崖特委的领导下，积极协助冯白驹抓部队建设工作。他初到海南时，总队部正在美合根据地举办培养各级干部的“琼崖抗日公学”。他主动要求参加公学的工作，从教学计划以至教学内容，都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他还亲自编写军事教材，主讲军事课。他联系实际，讲授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和军事理论，讲授游击战争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为了提高教学效果，他自己动手制作作战地图模型，使学员们学懂记牢。
1940年9月，李振亚被中共琼崖特委任命为琼崖独立总队参谋长后，更是积极协助冯白驹抓总部机关的政治、军事和后勤建设，将总部的政训室改为政治部，下设组织、宣传和民运三科；在总队部设立了参谋、经理、卫生三处，李振亚兼管参谋处，然后他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又在参谋处成立了作战、训练、侦察、通讯和管理五科，建立起精悍的军事指挥机构，大大提高了总部的指挥作战与管理能力。此外，他还创办了《军政杂志》，以加强宣传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毛泽东的战略思想。
1940年秋至1941年春，李振亚参与指挥了合岭、美合、罗蓬坡等战斗，有力地打击了日伪顽军的嚣张气焰，坚定了根据地军民克敌制胜的斗志，并开辟了乐（会）万（宁）抗日根据地。
为了有计划地培养党政军干部，李振亚建议创办琼崖抗日军事政治干部学校。1941年5月，特委任命他兼任军政干校的校长和政委。军政干校设军事队和政治队，校址设在乐会、万宁两县交界处的六连岭。李振亚把延安“抗大”的一套教学方针和教学方法具体运用到军政干校，明确提出了以抗大制定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作为教学宗旨。他带领全体教职工和学员奔赴六连岭，自己动手，进行建校活动。校舍建成后，立即转入紧张的学习生活。李振亚主持制定教学计划，编写教材，还亲自主讲军事课和主持军事训练。当时战事频繁，日军和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经常到六连岭骚扰。李振亚便带领军事队的学员们到附近部队参加实战锻炼，回来后又及时进行总结，把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使学员们的战术指挥水平和军事知识提高很快。李振亚还带领政治队的学员到六连岭附近向民众做政治宣传鼓动工作，动员民众交粮、运粮，参加担架队，使学员们从实践中学会做政治工作的本领。军政干校开办后不久，国民党顽固派配合日伪军向我六连岭发动进攻。李振亚率领军政干校的学员配合部队反击敌人，在山岭上坚持斗争三天三夜，最后为了保存实力主动撤离。敌人攻上山后，大肆焚烧，学员们艰苦创业建设起来的教室、校舍全被烧毁。以后，军政干校在六连岭山区的各个村庄里流动办学。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这所“抗大”式的军政干校，为琼崖抗日部队和地方党政机关培养和输送了一大批干部，其中有不少后来成为海南革命斗争的领导骨干。
经过李振亚等的不懈努力和积极工作，琼崖部队日渐走上了正规化的道路，政治素质、军事素质以及战略战术水平等都得到很大提高。李振亚为琼崖抗日部队的建设做出了卓越贡献，正如中共中央香港分局领导的刊物《群众》后来载文所指出的：“琼纵的参谋工作，是经过李振亚的手建立起来的，从而逐步提高部队的作战与管教。由小小的游击队伍，逐渐提高到正规兵团，由游击战到学会运动战，就是这样的锻炼出今天琼崖人民解放的武装力量——琼纵。在这个建军工作上，他的贡献也是不可磨灭的。”
1942年初，李振亚又奉命兼任独立总队第三支队支队长。夏天，琼崖特委决定开展陵（水）保（亭）等地区的工作。李振亚奉命带领一支20多人的精干短枪班，前往指导工作。在此期间，他在边区工委的配合下，指挥短枪班袭击日军什岭据点，打死日军十余人；袭击坚持反共立场、投靠日军的顽军梅有仁地方大队，缴获枪支弹药一批；袭击船竿村反动头子胡朝卿，又缴获一批枪弹；严厉惩处陵水大汉奸梁大同，没收其财产分给贫苦群众。李振亚还认真做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争取了一名黎族上层人士、时任国民党地方大队长的王昭信与我军合作抗日，同情和支持我军的抗日活动，打击破坏抗日的伪军和顽军。
1942年9月，中共琼崖特委召开第九次扩大会议，李振亚被增选为琼崖特委执委会委员。
1944年秋，奉中共中央军委命令，琼崖独立总队改编为广东省琼崖抗日游击队独立纵队（简称琼崖独立纵队），冯白驹任司令员兼政委，李振亚任参谋长。
五指山区位于海南岛的中心，聚居着黎、苗等族人民。那里山高林密，地势险要，在军事上易守难攻，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早在抗战初期，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向中共琼崖特委指示：必须按照毛泽东的军事思想，逐步把五指山根据地建设好。1945年初，党中央又指示琼崖特委应该扩大巩固中心根据地，积蓄力量，准备反攻，迎接抗战的最后胜利。李振亚衷心拥护党中央的这一正确决策。他与纵队副司令员庄田认真研究后，向琼崖特委和琼纵提出成立一支部队，以集中力量开辟五指山中心根据地的建议。琼崖特委迅即采纳这一意见。决定从琼纵第一、二、四支队中各抽出一个主力大队，组成挺进支队，作为开辟五指山中心根据地的主力部队，任命李振亚兼任挺进支队支队长。
这时，国民党顽军琼崖守备第二团驻守在五指山区白沙县罗任村一带，控制着五指山的腹地。为阻止我军进山，顽军派出了一个前哨连，驻所在去罗任的必经之地合口村。为了摸清敌人的情况，李振亚首先派出一个侦察小组，秘密地潜到敌据点附近进行侦察，将敌人的兵力部署、地形、工事构筑等情况摸得一清二楚，然后制订出了周密的作战方案。按照作战方案，第一大队在副支队长张世英率领下，乘夜向合口敌人发起猛烈进攻。不到半小时，除少数敌兵逃脱外，大部被歼灭。晚上，仍由副支队长张世英率领第一大队偷袭敌军械厂，其余部队一部分佯攻罗任，一部分向白水港进攻。经激战，将白水港的敌人全部歼灭。罗任守敌见白水港失守，慌忙在路逃窜。
罗任战斗结束后，李振亚下令部队集中罗任休整，总结战斗经验，同时派出干部组成群众工作组，深入到黎族、苗族同胞村寨做群众工作。
1945年8月，国民党顽军保安第六团进驻鹦哥岭下的毛栈、毛贵一带，妄图阻挡挺进支队前进。李振亚派人摸清敌人情况后，决心将其歼灭。8月23日，在李振亚指挥下，挺进支队向敌团部和一营发起猛烈进攻，激战半小时，部队就逼近了敌团部。敌团长杨开东见状，急忙率领残兵逃命。挺进支队第二大队乘胜追击，但因山洪暴发，杨开东一伙得以逃脱。
战斗结束后，挺进支队从敌人遗下的文件中发现一份国民党政府发布的关于日军无条件投降的通令，方知日寇已于8月15日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共琼崖特委立即下令各支队迅速从五指山区分头出击，进攻日伪占领区，收复失地，扩大解放区。李振亚奉命率领挺进支队西出南丰圩，包围驻守那大镇的敌人，解放了和庆、和舍一带，缴获了大批武器。李振亚大智大勇，有胆有识，为海南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一位海南老干部对此激情地说：“我们海南部队的同志，都有这样一种感觉，只要是李振亚同志领导和指挥战斗，都有战胜敌人的百倍信心。”
碧血丹心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不顾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团结的强烈愿望，积极准备发动反革命内战。
1946年2月，国民党第四十六军向海南五指山区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中共琼崖特委、独立纵队领导机关早已撤出五指山白沙根据地，向澄迈转移，敌人扑了空。与此同时，李振亚等奉命带领部队反击敌人，为自卫反击战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不久，李振亚率领挺进支队第二、三大队攻占了处于敌后、具有重要军事价值的新盈港；随后，又连克加乐、石浮、仁兴、大同等圩镇和据点，歼灭了一批敌保安队和土顽武装，进一步扩大了琼纵的军事、政治影响。
1946年10月，敌第四十六军调离海南，改派国民党保二、保三、保四、保五、保六、保七等六个保安总队，在第九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蔡劲军的统领下，继续向我琼崖独立纵队和根据地进攻。1947年3月，蔡劲军命令保六总队队长杨开东，带领两个正规营和数百名地方土顽，进犯琼纵挺进支队驻地风脚村一带。
李振亚接到情报，立即召集支队其他领导人商量对策。当时挺进支队在这一带活动的只有五个中队，在兵力对比上，敌强我弱。于是，个别同志主张避开敌人锋芒，分散活动。李振亚则主张以一个中队的兵力吸引、消耗敌人，其他四个中队隐蔽待敌，看准一路敌人，伺机出击，局部歼敌。李振亚的作战方案，获得大家一致赞同。4月28日，杨开东率部向风脚村进犯，他自恃兵强马壮，武器精良，发动多次攻击，但均被挺进支队击退。杨开东见强攻未能奏效，又下令其加强营赶来助战。李振亚果断下令部队全线出击，对敌实施前后夹击，杨开东措手不及，所率部队伤亡惨重，当即率残部仓皇逃命。此战，歼敌两个连，缴获轻机枪三挺、重机枪一挺、六○炮三门、步枪200余枝、子弹一批、电台一部。
接着，挺进支队和第四支队配合作战，在澄迈西昌至坡尾公路上的鸡寮沟再获大捷，歼灭敌保六总队两个连，缴获机枪六挺和一批武器装备。龟缩于南坤、林加一带据点的敌军，惶惶不可终日，害怕我军随时发起袭击，于是放弃了这些据点，收缩到了屯昌。
1947年2月，为了加强琼崖纵队的军事领导力量，中央军委任命李振亚为琼崖纵队第一副司令员。4月初，琼纵决定成立前进支队，担负清除白沙一带敌军，开辟五指山中心根据地的任务。前进支队在琼纵总部直接指挥下，连战皆捷，相继攻下白沙的加叉、营根、番阳、水满等敌据点。至此，五指山中心根据地又重新建立和恢复起来。4月14日，琼崖特委和琼纵总部向党中央、中央军委报告了这一喜讯。4月29日，中央军委回电祝贺：“海南根据地在五指山的初步建立是一大胜利。”
5月间，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中共琼崖区第五次代表大会在五指山区白沙县红毛乡召开。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琼崖区党委，冯白驹当选为区党委书记，李振亚当选为区党委委员。7月，琼崖区党委决定成立东、西、南、北各地委和专署，以加强各地斗争的领导，李振亚兼任西区地委书记。10月，琼崖独立纵队第一次代表大会于白沙县便文村召开。由冯白驹、李振亚等五人组成主席团。在开幕式上，李振亚代表主席团郑重宣布：“这次大会的主要任务是：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建军思想，总结琼纵建军20年的历史经验，明确今后的努力方向，发展大好形势，夺取更大胜利。”会议期间，李振亚还向大会作了题为《十年来我军战术发展与经验总结》的报告，详细总结和阐述了军事问题、部队建设与部队政治工作等问题。
大会期间，中央军委电令广东省琼崖游击队独立纵队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琼崖纵队”（简称琼崖纵队），正式列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制，任命冯白驹为司令员兼政委，李振亚为副司令员。大会结束后，部队进行扩编，下辖三个总队、一个直属支队。第一总队总队长、政委由李振亚兼任。在冯白驹、李振亚等领导下，琼崖纵队进一步发展壮大，信心百倍地带领全琼人民为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争取全海南的早日解放而斗争。
1948年9月，琼崖区党委和琼纵司令部召开作战会议，对当前海南形势和敌我情况作了认真研究分析后，决定集中力量对驻琼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一次秋季攻势。鉴于陵水县一带敌人据点暴露在我五指山解放区附近，乃决定以陵水为突破口，然后挥师万宁、乐会等地，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扫除周围据点，使东南侧的解放区与五指山解放区连成一片。为了保证秋季攻势的顺利进行，区党委决定成立一个前线指挥部，由李振亚担任前线总指挥兼政委，并决定抽调五个支队的兵力投入秋季攻势战斗。
会议结束后，参战部队分别从各地日夜兼程，赶到保亭县祖关集结。9月17日，在李振亚的主持下，参战部队举行了誓师大会。接着，各支队相继出发，向陵水县城挺进。据情报，陵水县城仅驻有敌保七总队两个连，共约三四百人。但进军陵水途中，又接到了守城敌人已增至1000人的新情报。李振亚根据敌情变化，当机立断将原来进攻陵水县城的作战计划改为围点打援，以部分兵力包围兴岭敌据点，另派一部隐蔽于光岭一带，以狙击从陵水出援之敌，配合迂回部队歼灭敌人。
兴岭是国民党保亭县政府所在地，驻有100多名反动武装。光岭则位于陵水县城与兴岭之间，是陵水到兴岭的必经之地。9月18日晚，我军赶到兴岭，将兴岭包围起来；另一部分则抵达光岭一带埋伏。
次日早晨，包围兴岭的部队开始向敌据点佯攻。驻陵水县城的敌保七总队两个连闻讯即从陵城出发向兴岭驰援。当他们走到光岭附近时，遭到埋伏在那里的我军袭击，死伤不少，余部逃回县城。
战斗结束后，李振亚与其他领导人认真分析情况，认为敌人虽遭我截击，但决不会因此罢休，于是决定原作战部署不变。第二天，敌人果然又从陵水县城出动，兵力增至五六百人。当敌人进入我埋伏地时，李振亚一声令下，指战员即向敌军展开猛烈攻击，再次打得敌军死伤惨重。敌军余部拼命突围，逃回陵水县城再也不敢出城。
光岭战斗后，李振亚率部北上万宁，扫除万宁一带的敌据点，先后包围了中兴、牛漏、兴隆、米瑞塘、礼纪、贡举等六个据点。经过数天的英勇作战，至9月26日，除牛漏外，其余五个敌据点均已拔除。
9月27日，李振亚亲临牛漏阵地前沿观察，他手提机枪，向敌人据点打了一个点射，进行火力侦察。就在此时，敌人从碉堡里突然打来冷枪，射中李振亚的胸膛，李振亚当即倒在血泊之中。
次日清晨，李振亚的伤势恶化，光荣牺牲。在生命的最后一息，他仍反复嘱咐守护在身边的战友们说：“要把攻势继续下去……要搞好情报……要搞好战斗的部署……”
噩耗传来，琼纵上下十分悲痛，不少指战员们痛哭流涕，饭水不沾。
冯白驹下令部队，要克服一切困难，将李振亚的遗体抬回五指山根据地。前线指挥部派出一个排的兵力护卫，由八个战士轮流抬着，历经七天七夜的行军，将李振亚的遗体送回到琼崖区党委和总部机关所在地白沙县毛贵。琼崖区党委和总部机关召开追悼会后，将李振亚的遗体安葬在尖峰岭脚下塘岸村附近的毛阳河畔。中共琼崖区党委于10月5日将李振亚牺牲的消息电告中央，并于10月26日作出关于追悼李振亚同志的决议，高度评价了李振亚的一生，沉痛哀悼李振亚同志。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接到李振亚牺牲的消息后，于11月17日发出唁电：“琼纵副司令李振亚同志于陵万战役攻势行动中英勇牺牲，实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损失，特致悼念。并望告示琼纵全体同志，继续努力，为坚持解放琼崖而奋斗，以纪念李振亚同志永垂不朽。”
李振亚是一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人民解放军的卓越军事指挥员。他每次作战都亲临前线指挥，在关键时刻亲自带领战士冲锋陷阵；他英勇善战，指挥有方，在琼崖所指挥的罗蓬坡、白引、青草、罗任、风脚、鸡寮、光岭等较大的战斗中，都充分表现出了他出色的指挥才能。每当危急时刻，他总是挺身而出，扭转危局。李振亚艰苦朴素，爱护战士。他身为高级干部，在生活上处处与战士们同甘共苦，毫不特殊。副官处见他的衣服破烂不堪，一次又一次地从战利品中给他衣服，但他都转送给了战士们。他牺牲时，身上穿的还是那套补了又补的旧军装，脚上着的是用车轮外胎自制的六耳“海陆空”。在入殓时，是警卫员陈德新把他的衣服脱下，把自己穿着的衣服给他穿上；是部下梁居清把自己穿的球鞋给他换上。
李振亚有着高度的组织纪律性，严格要求自己。他从南到北，又从北到南，多次调动，都赤诚奉命，不讲价钱，他要求战士们做到的他自己总是率先躬行。在右江根据地时，覃应机和李振亚同在红七军第二纵队第二营营部。李振亚当时叫李荣，是营部副官、党的负责人、营士兵委员会负责人，而覃应机是营部的勤务兵、共青团员、营士兵委员会成员。李振亚有文化，他在营部组织战士们学文化、学军事。一次，他带领覃应机等战士练持枪瞄准，覃应机使用的是一支又长又重的双筒枪，心神有点不集中，瞄不准靶心。李振亚见了，一时发急，火冒三丈，抬手就给覃应机一巴掌。覃应机没敢吭声，硬着头皮照他的动作办。岂料在当晚的士兵委员会会议上，李振亚却宣布打人不对，谁打人都不对，官打兵不对，兵打兵也不对。官兵平等，要讲团结。从那以后，李振亚就照自己说的去做，而且做到了。以后他们分开七年，在陕西云阳镇重逢，两人亲密地拥抱，提起这件事来，两人都笑了。由于李振亚带了个好头，二纵二营从营部到连队，上下之间逐渐建立了战友的情谊。1942年反“扫荡”斗争中，总部刚转到澄迈县一区六芹山的时候，一次他外出侦察回来，因天气炎热，满身大汗，衣服湿透，便和警卫员、侦察员一起下河洗澡。事后得悉为了避免暴露目标，冯白驹总队长曾宣布严禁指战员下河洗澡。为了维护纪律的严肃性，他就罚自己在烈日下立正一小时。他勇于改正缺点错误，他常说：一个人不是神仙，一定会有缺点错误。在琼崖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上，他曾作过深刻的自我批评，受到了同志们的好评。
李振亚胸怀全局，毫无私心，从不计较个人的荣誉得失。中央派他到琼总两个月还没有安排职务，他照常工作。在琼崖战火纷飞的年代，他很少想到家庭，很少同妻子在一起生活。1941年，爱人王超在黎母山产下第一个女孩，他没有见过面就夭折了。1943年1月，王超在六连岭产下第二个女孩，刚八个月，李振亚也只见过一面就交给了别人。1945年，王超第三次怀孕，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为了让王超好好学习和工作，他同意王超服药流产。他对王超说：“战争时期，不允许我们养育子女，待海南解放后，我们再生一个好娃娃吧！”但是，谁会想到，海南尚未解放，他就牺牲了。
李振亚牺牲至今已50多年了，海南人民一直怀念他。万宁县牛漏街头，有一株饱经风霜年过百岁的红棉树，屹立在公路的正中间。解放初期，国防公路要扩大，欲把红棉树砍掉。首先是牛漏的人民不同意，万宁县政府也不同意。因为是李振亚牺牲地点的纪念树，也是海南人民怀念李振亚的标记。李振亚的遗体原来安葬在五指山尖锋岭脚下的毛贵乡塘岸村边的毛阳河畔，60年代初海南行署将李振亚的遗骸迁至海口市金牛岭烈士陵园安葬，五指山的黎、苗族人民，又在原冢位置培土成坟，同海口市人民一样，每到清明节，都到李振亚的原墓地添土扫墓。
1988年2月，覃应机到海南岛，去了李振亚当年率领琼崖纵队战斗生活过的地方，感慨万端。他述说道：“所到之处，只要提起李振亚，人们缅怀之情溢于言表。琼崖纵队的老战士们给我述说李振亚指挥作战的种种情景。他们说，当年打仗，只要听说是李振亚在指挥作战，指战员们就高兴，就放心；而敌人方面，只要听说是李振亚的部队打来了，他们就惊慌，就丧胆……如今，这些往事已经衍成故事传说，在琼崖根据地流传。在故事传说里，李振亚成了人民心中的‘常胜将军’——他活在人民心中，他将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本站内图片、文章未经允许不得转载、复制。
如涉及作品内容、版权和其它问题，请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删除内容！
教学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