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简青
发布时间：2021-03-10 浏览量：923 来源：中共梧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毛简青，1921年夏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学位。回国后于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到设在梧州的中国国民党广西省立宣传员养成所任教。后到南宁工作，不久奉派回湖南，曾任中共湖南平江县委书记、湖南省委委员、中共六大代表和六大主席团成员。1931年奉调湘鄂西工作，“肃反”时被错捕入狱，冤屈致死。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谢觉哉先后两次为他写传略，称赞他“爽朗、诚恳、耐艰苦，对革命坚定”，“是一个颇有学问和道德的人”。
毛简青，又名纶，字东成，湖南平江人。1891年农历十月生。父亲毛丰山，以经营槽坊及履泰商店致富，广置田产，年收租500余石，并在县城附近的金窝，营建一栋精致的别墅，成了当地有名的富绅之家。毛简青是独子，父母对他异常溺爱，尤望他长大成名，增光门楣。他6岁入学，读书认真，成绩较好。1907年，他考取了平江县中学。同年冬，转学到岳州中学，1912年毕业时已21岁。
中学时代的毛简青，在同学中以性格倔强、思想进步见称，无丝毫富家子弟纨绔习气。他从小爱打抱不平，遇有大同学欺侮小同学，总是挺身而出，同其较量。稍长，更有胆有识，敢说敢干。凡反对道台、鼓动学潮等事，他总是“一马当先”，“少不了有他的份”，因此，同学们都叫他“毛大炮”。他十分痛恨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也经常大骂清廷的腐败无能，而思致力于中国社会的改革。辛亥革命的胜利，给他带来了改造中国、改造社会、臻国民于富强的希望。他在岳州中学毕业后，婉拒了同学要他去考长沙岳麓高等师范的劝告，说“吾志不在此”。他是想自费去日本留学。他认为“中国民众，再不能愚昧无知了。要解脱愚昧的思想绳索，就必须多读书。毕业后回国，以知识唤醒民众，共谋民族之利益，这才不枉为中华子孙！”他的志愿，得到父亲的支持。1913年，毛简青带着妻子吴淑坤，与几位同学到日本东京求学。
毛简青到东京后，先租居几间房子，与同学凌霞新、凌炳等住在一起，补习功课。1915年，他考取了仙台第一高等学校，在第一部文科学习。这所学校，属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办的预备学校，对学生要求特别严格。凡考取这所学校和东京帝国大学的中国学生，每年还可享受本国政府的津贴。他在这所学校毕业后，又以好成绩考入东京帝国大学经济系。
毛简青在日本留学期间，学习刻苦，每晚总是读书到深夜或鸡叫；天一亮，又将同学叫醒，一起早读。他阅读了许多经济、政治方面的书籍，其中包括当时在日本能看到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他学会了日文、英文、俄文。他还留心留学生中各个派系的言论观点，有时也与同学一起讨论，阐述自己对社会改革各种问题的看法。
毛简青在日本长达9年的留学生活，既注重俭朴，讲究情操，又富有风趣。他有件冬夏两用的日本和服，冬天，填上棉花当棉袍；夏天，取出棉花当夹衣。同学们笑他：“你的经济学真是学到家了，连穿衣也这么讲经济！”他笑着说：“生活上艰难点有好处，把节下来的钱买书，不是更有意义吗？”同他住在一起的同学，开始大家还轮流做饭，上街买菜，后来这些事，包括同学的衣服浆洗，全由他妻子吴淑坤给包了，让同学有更多的时间用于学习。
1921年夏，毛简青在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得经济学硕士学位。回国后，与李六如在长沙任教。1922年，经李介绍参加中国共产党。在此后5年多的时间里，他都以学者的身份来掩护做党的工作。这时，他的性格已不像以前那样“火炮”了，而是“为人举止从容，性情爽直，言谈诙谐，平易近人，各阶层人士都乐于接近他”。在长沙期间，他当过湖南审计院的审计员；又当过省财政厅经济股股长，并在法政学校讲授经济学。他与李六如、方维夏、毛泽东、何叔衡等往来甚多。以致他住在荷花池的房东，误把他当毛泽东，曾劝他另迁住所，他笑着解释说：“我非毛泽东，乃润之之友耳。”他在长沙两年多的活动，知道情况的人不多。据李六如老人的回忆，也只能说他入党后，“革命性很强，忠于党的革命事业。在长沙文教界从事革命活动，十分积极”而已。
1924年5月，他被党组织选派到广州黄埔军校任政治教官。1925年，党组织通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派他到设在广西梧州的中国国民党广西省立宣传员养成所任教，秘密从事中共的活动。这年夏秋间，他带着妻室和两个孩子，一道到梧州，以养成所教员身份开展活动。毛简青的活动是卓有成效的。他与龙启炎、谭寿林等中共党员做了一系列工作，有力地推动了梧州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
1925年8月，抓《梧州民国日报》复刊。梧州被辟为通商口岸之后，帝国主义控制了梧州的经济命脉，民族矛盾甚是尖锐。1925年6月，一些进步人士在梧州办起了《梧州民国日报》，经常揭露帝国主义分子在梧州进行经济、文化侵略的罪行，尤其是副刊“冲锋”，办得尖锐泼辣，使得梧州当局非常害怕，报社被反动分子捣毁而停刊。8月，中共党员龙启炎到梧州工作，任《梧州国民日报》总编辑。这张为人们所喜爱的报纸复刊后，又以新的战斗面貌，展现在读者面前。毛简青与龙启炎、谭寿林为办好这张报纸重新组织了班子，谭寿林还兼任报社主任。报纸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国民革命，开办劳工夜校，发动群众声援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斗争，成了党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重要桥梁。
10月，建立中共在广西的第一个党支部——梧州支部，龙启炎任支部书记。12月，又成立了梧州地方执行委员会，谭寿林任书记。地委机关就设在毛简青住房的楼上。二楼是地委办公室和谭寿林、马英（共青团梧州地委书记）的住房；三楼是地委会议室，室外有一阳台，用篱笆围起，种上攀缘植物起遮挡作用，以免外人看到会议室的情景。由于毛简青是学者，声望高，大家叫他毛先生，当时的地方实力派和右派分子还没有怀疑他是共产党员，因而有力地掩护了党的活动。在梧州地委的领导下，南宁、桂林、柳州、桂平、郁林（今玉林）、东兰、怀集等地的党组织，都先后建立和得到发展。
12月，改组了国民党梧州市党部，着力发展群众组织，支持群众进行各种斗争。由于统战工作做得好，在国民党梧州市党部的改组中，新选的7名执行委员，共产党员就占了5名，掌握了领导权。市党部改组后，梧州实现了国共合作。这是在广西最早实现国共合作的城市。市党部成为梧州革命活动的领导机构。在市党部的领导下，一些工会、商会、学生及妇女等团体，组成了一个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整体，特别有力地支援了省港大罢工。1926年2月成立了梧州市各界援助省港罢工周委员会，春节期间组织了罢工周宣传和筹款活动。17日，梧州各界1万多人举行援助省港罢工周大会，国民党市党部工人部长周济（共产党员）为大会临时主席。谭寿林等在大会上发表演说。会后举行盛大的示威游行。同时派代表携奖旗赴穗慰问罢工工友，汇款5OO元接济罢工工友伙食。此后继续进行宣传和筹款活动，直至3月13日才告一段落。
利用中国国民党广西省立宣传员养成所，宣传党的主张，为党选择和培养了一批得力的干部。养成所名义上是国民党广西省政府为了“在广西养成一个革命中坚的队伍”，仿照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立宣传员养成所的办法创立的。但共产党人在所内起了重要的作用，养成所实质上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共两党在广西合作的产物。毛简青在养成所担任经济学课程，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讲授有关学科，进行革命宣传。并利用养成所的《火线月刊》这块阵地向青年进行思想教育，然后个别做工作，引导这些青年走上革命道路。他在《火线月刊》发表了《实行民生主义何以需要阶级争斗》的文章，分析了世界特别是中国的历史和现状，认为只有以阶级争斗的办法才能达到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的目的。他得出的结论是：“（一）主张阶级争斗，为实行民生主义最有力的方法；（二）现在不主张阶级争斗，反使革命战争延长；（三）主张阶级争斗，决不致使国民革命的力量减少。”他积极协助中共梧州支部书记龙启炎物色新学生社（广东区共青团的外围组织）的发展对象，介绍进步学员陈洪涛等去见龙启炎。陈洪涛在养成所先后加入了新学生社、共青团和共产党，后来与韦拔群并肩战斗，担任红七军二十一师（后改工农红军独立第三师）政委和师党委书记，1932年英勇牺牲。毛简青按照中央关于积极而慎重地发展党员的决定，直接介绍符合条件的进步学员入团入党，如柳州学员谭权入团，桂林女学员莫佩琼入党都是他介绍的。1926年1月21日是列宁逝世两周年纪念日，在梧州的列宁纪念周演讲会期间，毛简青作了题为《近代经济思想之趋势》的演讲，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思想。在毛简青、谭寿林等的努力下，养成所为培养革命人才起了重要作用。1926年，毛泽东在广州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时，要在广西招收40名学员，梧州养成所就选送了30名。有部分学员被送到黄埔军校学习，部分学员到国民革命军第七军政治部当北伐军宣传队员，部分学员到南宁军校政治部后组成宣传队到左右江等地宣传，部分学员回原籍工作，成为工农革命运动的骨干。
此外，1926年6月，在梧州人民反抗英舰封锁梧州港的斗争中，毛简青等也积极做了许多组织发动工作。在党组织领导和梧州人民抗议下，英舰被迫驶离梧州。
1926年夏秋间，受中共党组织的派遣，毛简青到设在南宁的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一分校（简称南宁军校）任教。他与另一位中共党员、教师陈曙风在该校发展了一批共青团员。秋天，部分团员转党，建立了中共支部，毛简青任书记，下辖两个党小组，有党员20人。
1926年12月，毛简青根据党组织的决定回到了湖南。这时，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在省政府主席唐生智的支持下，已在长沙教育坪办了省党校，唐兼任校长。中共曾选派谢觉哉、李达、郭亮、夏曦等去该校任教，毛简青也被派往该校任政治教官。在当时，这所党校实际成了中共培养革命干部的场所之一。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共湖南省委派毛简青回平江，领导当地党的组织，发动群众，扩充武装，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事变。他接受任务后，带着妻室儿女，又回到了平江老家金窝。这时，平江反革命当局正在策划一场对革命工农的大镇压。代理县长曹修礼，正式宣布关闭所有革命机关，还纠集还乡的土豪劣绅，组成所谓“拥蒋捧喝团”，公开宣布服从蒋介石的命令，并策划成立“救党委员会”，秘密制定了杀人计划，将共产党员和农会干部都列入黑名单。曹修礼还与国民党在平江的驻军十六军第四师相勾结，制造了抢夺农民自卫军枪枝事件。反动分子捣毁区农会、工会，逮捕农会干部的事经常发生。一场革命势力与反革命势力的更大搏斗即将爆发。
毛简青回到平江的首要任务是掌握武装。这时，早已秘密入党的县团防总局局长余贲民，掌握着团防总局的500人枪，成了省、县当局的拉拢对象。他们想诱骗余贲民接受政府军的改编。党内也有人错误地认为接受这种改编是“好事”。毛简青及时做了余贲民的工作，向他传达了省委的工作部署，并商讨如何保存这支武装力量等重要问题。反动派见余贲民没有上当，于是将余的母亲及亲属抓起来游街示众，扬言余不接受改编，就要杀死他的母亲。使敌人的恶毒手段，没有动摇余贲民坚持武装斗争的决心。
1927年5月ZI日，长沙发生马日事变，一场血雨腥风的大屠杀，立刻在全省各地展开。为了应付这瞬息万变的险恶局面，中共湖南省委书记郭亮到平江，在县城的培元学校召开县委紧急会议，改组县委，由毛简青任县委书记，并决定应变措施。会议还议定将县委机关设在毛简育的家里——浊水金窝，利用他父亲和他的社会地位掩护党的工作。
在县委的领导下，余贲民于6月19日，带领团防局的武装，突然包围了平江县政府，逮捕了代理县长曹修礼，给曹戴上高帽子游街。第二天，宣布成立县临时政府委员会。同时，还成立了特别法庭，公审了大劣绅江望南及县警察所的反动头目，判处了他们的死刑。
继入一南昌起义之后，毛泽东于同年9月间，在湘赣边区领导了秋收起义。余贲民指挥的平江工农义勇军参加了秋收起义，并随毛泽东上了井冈山，从事开辟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平江工农义勇军撤出平江后，国民党省政府对平江实行了残酷的“清乡”，将平江人民置于大屠杀的血海之中。清乡委员阎仲儒，县长王紫，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人们取其姓叫他们为“阎王清乡”。他们到处抓人杀人，抢物烧屋，罪行血债，擢发难数。在这种严酷的白色恐怖面前，毛简青无所畏惧，坚持斗争。关于他这一时期的工作情况，谢觉哉在《毛简青同志传》中有比较详细的回忆：“平江在大革命时期，为革命工作先进地区。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何键匪部，派阎仲儒所部驻平江，对共产党及工农积极分子大肆屠杀，有阎王之称。简青同志有几次几被所擒，但他毫无馁色，与罗纳川等同志一面恢复组织，先后于长寿、加义、献冲、安定、思村、虹桥、长庆等地建立区委及支部，并设暴委于根据地的献冲罗家祠，简青任县委书记，罗纳川任县委组织部长；一面扩大工农游击队，以东乡的长寿、加义、献冲，南乡的思村、安定，北乡的虹桥、长庆等地为根据地，不断打击国民党匪军及地主恶霸组织的反动武装挨户团。不数月，平江党的组织大量发展，革命武装及工农群众组织空前壮大。国民党匪军及伪政权，偏促于县城弹丸之地，不敢出城一步。”
这时，全县革命武装已有枪300多支，游击队员800余人。为了统一指挥，县委决定成立平湘游击总队，总队下设五个大队。这是平江继余贲民上井冈山后，重新组织起来的武装队伍。
平湘游击总队成立后，曾进行了两次大的战斗。一是消灭了盘踞长寿街的邱国轩团。秋收起义后，邱曾投靠革命。不久，他在长寿街的金坪叛变，使秋收起义部队受到损失。毛简青经过周密的部署，在长寿街将邱团一举击溃，并在加义杏树滩将邱捕获，然后召开万人大会将邱处决，为民除了大害。二是发动了著名的“二月扑城”战斗。这次扑城战斗，在党组织策划下，以罗纳川为主任的平江县暴动委员会具体领导。毛简青作为县委书记，为组织这次暴动，夜以继日，四处奔走，做了许多工作，很快把近1O万人的扑城队伍组织起来。
1928年3月16日凌晨，暴动部队根据县委和暴动指挥委员会的命令，从四面八方向县城进发。走在最前面的，是五花八门的化装队伍，其中，有和尚、道士、抬轿迎亲的、求神还愿的、做小买卖的、玩江湖把戏的，一路吹吹打打，后面还跟着许多看热闹的人，一起混挤，涌进城去。不久，攻城信号的松树炮打响，各路人马，一齐动手。城外的敢死队，奋起冲锋；城内的化装队，高呼响应，把敌人打得措手不及。下午，扑城部队快接近县政府所在地时，得知敌人增援的两个师，已到了离城只有5公里多的沉石。毛简青、罗纳川当机立断，下令扑城队伍抢在下午5时前全部撤走，使敌人包围县城的计划扑了空。这次战斗，虽然没有达到占领县城的目的，但这对敌人却是一次沉重的打击，显示了党领导的农民武装的巨大威力。
“二月扑城”的革命烽火，使得湖南省反动当局极其害怕。他们派出王东原、陈光中、李觉三个师的兵力，到平江“清剿”，叫嚷要“地翻边，人换种”，“血洗平江”。王、陈等部在长寿等所谓“赤色地区”驻有重兵，与挨户团配合，逐村逐屋，挨家挨户进行搜捕和屠杀。在龙门，他们一次就杀了1300余人。陈光中还给士兵分配杀人任务，以回交左耳记数。平江农村淹没在刀光血海之中。
屠杀吓不倒平江人民，也割不断平江人民同党的血肉联系。他们在党的领导下，仍然继续坚持战斗。敌人到处挂像悬赏搜捕毛简青、罗纳川等人，许多农民却冒着牺牲身家性命的危险来掩护他们。有次，毛简青被敌人追捕，走进一户农民家里，当这户农民认清他是县委书记时，立即将他藏在地窖里。结果，这户农民母子俩都死在敌人屠刀之下。此后，由于形势的不断恶化，毛简青不得不离开平江。
在平江，毛简青家虽是有名的富绅之家，但他和父亲从不以自己的财势去欺压群众，相反，还乐于资助别人，为人们排难解忧。人们说他生了一个富人的身，却长了一颗穷人的心。这次他回平江后，又把家里的资财，都作了革命的经费开支，只剩下一栋房子。他这次离开平江时，连路费也没有，只好向一位好友筹借。为了感谢这位好友的资助，他把一颗图章留赠作为纪念。他走后，敌人将他的房子也拆了，将砖石用去修碉堡。
毛简青离开平江时，穿起在日本制的那套西装，打扮成一位阔少，坐着轿子，带着随从，说是从省府来的巡视员，还有“清乡”委员会的特别通行证，加上他那副高傲的神气，把一些关卡的团丁都吓退了。就这样，他平安地到了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平江的情况，并请示今后的工作。
1928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湖南省委选举毛简青为省委委员和出席六大的代表。同去的湖南人有何叔衡、徐特立（由上海选派）、夏曦（浙江代表）等。毛简青被选进了周恩来、项英等21人组成的大会主席团。大会结束后，他回到上海，被安排在全国互济会工作，并从事日、英、俄等国文字的翻译。这时，他的妻子吴淑坤和孩子也到了上海。
1931年，党调他去湘鄂西工作。这以后的情况，只能从他的亲属和战友的回忆中，略知一二。
毛简青的堂弟毛玉，曾在1945年见到毛简青的夫人吴淑坤，吴转告毛简青在离开上海时对她说的一段话。当时，吴淑坤问毛简青：“你出去工作，其他都没有什么，只是孩子太小，这个家怎么办，还要不要？”毛简青一面亲着孩子，把一块银元塞在孩子手里；一面亲切地对吴淑坤说：“家，我当然要。作为每个人的一生来说，当然希望骨肉团聚，过着美好的生活。但我们干革命，正是为着家，特别是为了四万万人的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道理，是大家所知道的。现在我们国家面临亡国灭种之祸，使得我们随处奇迹，劳碌奔波，去日本，回长沙，赴黄埔，往梧州，回平江，来上海，经受了多少惊涛骇浪，忍受了多少困苦艰辛！特别是您同我顶风冒雨，同舟共济，为我做了许多掩护工作，真是茹苦含辛，始终不渝，这不正是为了实现革命的理想，为了爱护四万万人民的家吗？我这次去湘鄂西，是组织的决定，革命的需要。我们这次暂时的分手，也是为了你母子的安全。你们不要离开上海，有困难，党会照顾你们的！”当吴淑坤谈到他们夫妇这次分手，竟成了最后的永别时，忍不住悲痛地掉下泪来。
谢觉哉在1953年2月的《毛简青同志传》中也有关于毛简青在湘鄂西工作及牺牲经过的一些回忆：“我和毛简青同志一同工作了一个时期。1931年，我去湘鄂西（洪湖）苏区工作，不久，简青也来了。我编省苏维埃的《工农日报》，他编省委的《红旗日报》，都是一人兼编辑、采访、校对诸工作。洪湖地区低温，不适于简青同志的文弱身体，然而简青同志总是带病工作，未曾停止。我和简青同志工作时，他给我的印象是：爽朗、诚恳、耐艰苦，对革命坚定，这样一直到他的死。”
谢觉哉在另一份材料里，扼要地叙述毛简青的被捕情况：“……简青同志是一个颇有学问和道德的人，我和他在上海同居年多。虽因他出身大地主家庭，有些小资产阶级意识，但对于革命大道理，是完全了解，并愿意实干的。1931年，我和他先后来到湘鄂西苏区，我编《工农日报》（政府的），他编《红旗日报》（省委的），时常往来。直到他被捕那天翌晨，我跑到他房里，灯未熄，铺盖依然而人不见，旋知因肃反案入狱，但我想不出他之可疑之点。简青同志病死狱中，其案也未经宣布……”
毛简青是在当时“左”倾错误的迫害下被冤屈致死的。他牺牲在洪湖边的翟家湾，时年40岁。1945年，谢觉哉曾为毛简青写过传略，列入当时延安编的《死难烈士英名录》。全国解放后，谢老又一次为毛简青写传略。1951年，经内务部批准，毛简青的家属，按省一级烈士待遇进行优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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